跋《清代學人書劄詩箋》十二冊

跋《清代學人書劄詩箋》十二冊
作者：胡適

第一跋

　　這十二冊裡保存的是清代一百四十七位學者、文人、書畫家的信札一百零六件，詩箋一百件，雜帖十八件，總共二百二十四件。我在日本東京山本書店買得，計價日金七萬五千圓。

　　這二百多件信札與詩箋，其中絕大多數是寫給海寧拜經樓主人吳騫（槎客、兔床、葵里）和他第二個兒子吳壽旸（蘇閣、虞臣、嵎臣）的。有一小部分是嘉興張廷濟（叔未）家出來的，如五冊蔣元龍手稿三件都有他的題記印章，又九冊張謙詩，五冊徐渭仁札，都是寫給“叔未先生”的。

　　吳騫生在雍正十一年（1733），死在嘉慶十八年（1813），活了八十一歲。吳壽旸是寫定拜經樓藏書題跋記的人，蔣生沐刻題跋記，有管庭芬道光二十七年的跋，說：“歲己亥（道光十九年，1839）余客別下齋，時蘇閣明經沒已數年。”壽旸死時約當道光十五年（1835）。張廷濟也活了八十一歲，死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從吳騫之生到張廷濟之死，——這一百十多年正當乾隆、嘉慶、道光三個時期學術文藝最盛的時代。冊中通信寄詩的人，大多數是吳家的朋友姻親，地域以杭州、嘉興兩府為最多，其次是湖州、蘇州，其次是揚州、徽州。

　　但冊中所收作者並不限於這一百年，如查士標（1615—1698）、姜宸英（1628—1699）、朱彝尊（1629—1709），都是十七世紀的人。如史大成是順治十二年狀元，汪士鋐是康熙三十六年會元，汪繹是康熙三十九年狀元，王式丹是康熙四十二年狀元，王世琛是康熙五十一年狀元，金甡是乾隆七年狀元，這些人都是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前期的人。

　　所以我們可以說，這十二冊裡的作者包括從明末到鴉片戰爭，前後兩百年的學人、文士、畫家、書家。最早的有生在萬曆晚年的查士標，最晚的有活到道光後期的張廷濟、阮元（1760—1849），還有身經太平天國之亂的高夀學人宋翔鳳（1776—1860）。

　　這十二冊都有金爾珍（吉石）的印章。金爾珍字少之，號吉石，秀水人。《海上墨林》說他“向居上海，精鑒古，工行楷，五十後專學東坡，更號蘇盦。偶寫山水，仿麓台（王原祁）、墨井（吳曆）兩家”。

　　我猜想大概是金爾珍收到了拜經樓吳氏、清儀閣張氏兩家舊藏的名人手跡，稍稍加上編排考訂的工夫，裝裱成這十二冊，前七冊題作《國朝名人書翰》，後五冊題作《國朝名人詩翰》。題簽作隸字，也是金爾珍寫的，八冊有梁文泓小傳，也是隸字，可互證。

　　這十二冊每冊首頁有目錄，各家書札詩簽的旁邊或上方，往往有金爾珍手寫的小傳，雖然很短簡，大致都有依據，字跡很秀逸可愛。可惜有小傳的止有六十人。

　　這十二冊大概從金家散出，就流傳到日本了。各冊有“樂山堂文庫”楷字長印，又第一冊有篆字向黃邨珍藏印（貴池劉世珩在光緒二十八年刻的《景宋寶祐本五燈會元》卷一首葉也有“向黃邨珍藏印”篆文章，與此完全相同）。末冊有光緒癸未（九年，1883）楊守敬的題記，說這十二冊“近年為黃邨先生所得，甚珍惜之，屬余為之記”。癸未到今年已七十一年了。

　　書店主人山本先生指示我，向黃邨是向山黃邨，本姓一色，名榮，通稱榮五郎，是一色真淨的兒子，是向山源太夫的養子，故改姓向山。他生在文政九年（1826），死在明治三十年（1897）。他是日本幕府時代的一個遺老，能作漢詩，有《遊日光小草》。

　　去年一月我在山本敬太郎的書店裡看見這十二冊，曾抄出鮑廷博信裡代賣戴震自刻的《水經注》的一段。今年四月七日，崔萬秋先生陪我重到山本書店，買得這些很可愛又很可珍貴的名人手跡。帶回紐約寓處之後，我把這裡面的一百四十七人做了一個姓名標音引得，改正了原目的幾個小錯誤，又改正了金爾珍的一個大錯誤。第二冊的答東卿先生（葉志詵）信稿，金君的目錄與小傳都認作吳騫寫的，我考定是吳壽旸寫的。我很高興我能給拜經樓的藏書題跋記的編定人發現這一葉信稿。

　　1954年5月22日

第二跋 　　前跋寫成後，兩三個月以來，我陸續發現了這十二冊裡有一些不可靠的文件，故寫這第二跋。

　　這十二冊裡最可寶貴的是吳騫父子同時往來通訊、贈答、唱和的人的信札詩箋。其次是他們同時的名人，雖然未必往來，但因為時代接近，真跡流傳很多，容易辨認，——如金農、劉墉、阮元、宋翔鳳諸人，——他們的札箋也是可信的。但這裡面有幾件清代初期——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前期——的名人信札，是很可疑的，或是顯然偽造的。

　　第一冊裡有汪士鋐、汪繹、姜宸英、王式丹、王世琛五人各一札；第二冊有李良年一札；第三冊有查士標一札，梁佩蘭一札；第六冊有查昇一札，——以上九札都刻在吳修的《昭代名人尺牘》裡，但我仔細比勘，不能不斷定這九札不是吳刻的原本，乃是用吳刻作底本，用舊紙臨摹來冒充真跡的。如汪繹札，吳刻署名作“制弟繹稽顙”，而此本作“制弟繹頓首叩上”。王式丹札“敬附謝”，吳刻敬字下有“領”字。王世琛札“實深惶悚”，吳刻作“實切”，又“一把晤”，吳刻作“一遊”。吳刻都是鉤摹上石，不會改動原本。故我們可以推斷這九札都是臨摹吳修石刻，臨摹的人也許就是那位會寫各家字體的金爾珍。

　　又第一冊有“朱彝尊”家信兩件，信裡說他出門捐納、候補，第二信說他已在江西都昌縣做官了，這都不是朱竹垞的事，故此兩札與他無干。第二札尾“竹垞”二字印章的鈴印是作偽的人做的。

　　又第一冊有“愚弟麟”一札，原目題作龔翔麟，第三冊也有“愚弟麟”一札，原目題作汪懋麟。這兩札都是寄給“同人三兄大人”的，字也是一個人寫的。這都是有意假託清初的名人。“龔”札麟字左邊原有小印章，被剪挖去了，更可見詐欺的痕跡。第一冊裡還有寄給“同人仁兄”的一札，“款署弟嵰”，原目題作吳嵰，小傳說是常熟監生。又有寄“尊少老爺同人”一札，款署“愚兄詩庭”，原目題作陳詩庭，小傳說是嘉定陳孝廉詩庭。陳詩庭是嘉慶四年（1799）進士。此札中說：“《孟子》六本……足下需之，……將來還書，或致客槎，或仍交詩處。”客槎當即是吳槎客。這位“同人”先生是一個能校勘古本書的學人，而年輩稍晚，故陳詩庭稱他“少老爺”，可能就是嘉定錢家的錢侗，字同人（1778—1815），他是錢大昭的兒子，錢大昕的侄兒。總之，這位“同人”是十八世紀晚年到十九世紀初年的人，決不會收到十七世紀的名士汪蛟門、龔蘅圃的信札。

　　又第三冊有一札款署“錦”字，原目題作諸錦。札中說本人在山西辦城工，又調任榆次，已年六十，這都不是諸錦的事蹟。此札也是假託的。

　　以上共剔出了十四札，但集中所收其他清初人的手跡好像都是可信的。如第八冊朱昆田《次韻奉答蘅老長兄》，此詩刻在《笛漁小稿》卷一，題作《次韻答蘅圃》，與手跡相校，異文有二十字之多，皆勝於手寫本。這可見手跡是寄給龔蘅圃的初稿，刻本是改定本，這就有校勘學的價值了。

　　大概金爾珍當時收到了拜經樓出來的一大批信札與詩箋，他嫌這些札箋時代太晚，所以他加上了一些清初名士的詩箋雜帖，但尺牘還不夠古，他就從吳修刻的尺牘臨摹了九個清初大名手的短札，又假託了朱竹垞諸人的五札，——這樣就可以整批作古董出賣了，因為這十二冊裡的材料絕大部分是真實可靠的，所以七八十年前向山黃邨、楊惺吾都受了金爾珍的小欺騙，毫不足奇怪。

　　1954，8，13夜

　　“八·一三”的第十四周年

　　（原載1960年7月31日臺北《大陸雜誌》第21卷第1、2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