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清代学人书札诗笺》十二册

跋《清代学人书札诗笺》十二册
作者:胡适

第一跋

  这十二册里保存的是清代一百四十七位学者、文人、书画家的信札一百零六件,诗笺一百件,杂帖十八件,总共二百二十四件。我在日本东京山本书店买得,计价日金七万五千圆。

  这二百多件信札与诗笺,其中绝大多数是写给海宁拜经楼主人吴骞(槎客、兔床、葵里)和他第二个儿子吴寿旸(苏阁、虞臣、嵎臣)的。有一小部分是嘉兴张廷济(叔未)家出来的,如五册蒋元龙手稿三件都有他的题记印章,又九册张谦诗,五册徐渭仁札,都是写给“叔未先生”的。

  吴骞生在雍正十一年(1733),死在嘉庆十八年(1813),活了八十一岁。吴寿旸是写定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的人,蒋生沐刻题跋记,有管庭芬道光二十七年的跋,说:“岁己亥(道光十九年,1839)余客别下斋,时苏阁明经没已数年。”寿旸死时约当道光十五年(1835)。张廷济也活了八十一岁,死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从吴骞之生到张廷济之死,——这一百十多年正当乾隆、嘉庆、道光三个时期学术文艺最盛的时代。册中通信寄诗的人,大多数是吴家的朋友姻亲,地域以杭州、嘉兴两府为最多,其次是湖州、苏州,其次是扬州、徽州。

  但册中所收作者并不限于这一百年,如查士标(1615—1698)、姜宸英(1628—1699)、朱彝尊(1629—1709),都是十七世纪的人。如史大成是顺治十二年状元,汪士𬭎是康熙三十六年会元,汪绎是康熙三十九年状元,王式丹是康熙四十二年状元,王世琛是康熙五十一年状元,金甡是乾隆七年状元,这些人都是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前期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十二册里的作者包括从明末到鸦片战争,前后两百年的学人、文士、画家、书家。最早的有生在万历晚年的查士标,最晚的有活到道光后期的张廷济、阮元(1760—1849),还有身经太平天国之乱的高夀学人宋翔凤(1776—1860)。

  这十二册都有金尔珍(吉石)的印章。金尔珍字少之,号吉石,秀水人。《海上墨林》说他“向居上海,精鉴古,工行楷,五十后专学东坡,更号苏盦。偶写山水,仿麓台(王原祁)、墨井(吴历)两家”。

  我猜想大概是金尔珍收到了拜经楼吴氏、清仪阁张氏两家旧藏的名人手迹,稍稍加上编排考订的工夫,装裱成这十二册,前七册题作《国朝名人书翰》,后五册题作《国朝名人诗翰》。题签作隶字,也是金尔珍写的,八册有梁文泓小传,也是隶字,可互证。

  这十二册每册首页有目录,各家书札诗签的旁边或上方,往往有金尔珍手写的小传,虽然很短简,大致都有依据,字迹很秀逸可爱。可惜有小传的止有六十人。

  这十二册大概从金家散出,就流传到日本了。各册有“乐山堂文库”楷字长印,又第一册有篆字向黄邨珍藏印(贵池刘世珩在光绪二十八年刻的《景宋宝祐本五灯会元》卷一首叶也有“向黄邨珍藏印”篆文章,与此完全相同)。末册有光绪癸未(九年,1883)杨守敬的题记,说这十二册“近年为黄邨先生所得,甚珍惜之,属余为之记”。癸未到今年已七十一年了。

  书店主人山本先生指示我,向黄邨是向山黄邨,本姓一色,名荣,通称荣五郎,是一色真净的儿子,是向山源太夫的养子,故改姓向山。他生在文政九年(1826),死在明治三十年(1897)。他是日本幕府时代的一个遗老,能作汉诗,有《游日光小草》。

  去年一月我在山本敬太郎的书店里看见这十二册,曾抄出鲍廷博信里代卖戴震自刻的《水经注》的一段。今年四月七日,崔万秋先生陪我重到山本书店,买得这些很可爱又很可珍贵的名人手迹。带回纽约寓处之后,我把这里面的一百四十七人做了一个姓名标音引得,改正了原目的几个小错误,又改正了金尔珍的一个大错误。第二册的答东卿先生(叶志诜)信稿,金君的目录与小传都认作吴骞写的,我考定是吴寿旸写的。我很高兴我能给拜经楼的藏书题跋记的编定人发现这一叶信稿。

  1954年5月22日

第二跋   前跋写成后,两三个月以来,我陆续发现了这十二册里有一些不可靠的文件,故写这第二跋。

  这十二册里最可宝贵的是吴骞父子同时往来通讯、赠答、唱和的人的信札诗笺。其次是他们同时的名人,虽然未必往来,但因为时代接近,真迹流传很多,容易辨认,——如金农、刘墉、阮元、宋翔凤诸人,——他们的札笺也是可信的。但这里面有几件清代初期——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前期——的名人信札,是很可疑的,或是显然伪造的。

  第一册里有汪士𬭎、汪绎、姜宸英、王式丹、王世琛五人各一札;第二册有李良年一札;第三册有查士标一札,梁佩兰一札;第六册有查昇一札,——以上九札都刻在吴修的《昭代名人尺牍》里,但我仔细比勘,不能不断定这九札不是吴刻的原本,乃是用吴刻作底本,用旧纸临摹来冒充真迹的。如汪绎札,吴刻署名作“制弟绎稽颡”,而此本作“制弟绎顿首叩上”。王式丹札“敬附谢”,吴刻敬字下有“领”字。王世琛札“实深惶悚”,吴刻作“实切”,又“一把晤”,吴刻作“一游”。吴刻都是钩摹上石,不会改动原本。故我们可以推断这九札都是临摹吴修石刻,临摹的人也许就是那位会写各家字体的金尔珍。

  又第一册有“朱彝尊”家信两件,信里说他出门捐纳、候补,第二信说他已在江西都昌县做官了,这都不是朱竹垞的事,故此两札与他无干。第二札尾“竹垞”二字印章的铃印是作伪的人做的。

  又第一册有“愚弟麟”一札,原目题作龚翔麟,第三册也有“愚弟麟”一札,原目题作汪懋麟。这两札都是寄给“同人三兄大人”的,字也是一个人写的。这都是有意假托清初的名人。“龚”札麟字左边原有小印章,被剪挖去了,更可见诈欺的痕迹。第一册里还有寄给“同人仁兄”的一札,“款署弟嵰”,原目题作吴嵰,小传说是常熟监生。又有寄“尊少老爷同人”一札,款署“愚兄诗庭”,原目题作陈诗庭,小传说是嘉定陈孝廉诗庭。陈诗庭是嘉庆四年(1799)进士。此札中说:“《孟子》六本……足下需之,……将来还书,或致客槎,或仍交诗处。”客槎当即是吴槎客。这位“同人”先生是一个能校勘古本书的学人,而年辈稍晚,故陈诗庭称他“少老爷”,可能就是嘉定钱家的钱侗,字同人(1778—1815),他是钱大昭的儿子,钱大昕的侄儿。总之,这位“同人”是十八世纪晚年到十九世纪初年的人,决不会收到十七世纪的名士汪蛟门、龚蘅圃的信札。

  又第三册有一札款署“锦”字,原目题作诸锦。札中说本人在山西办城工,又调任榆次,已年六十,这都不是诸锦的事迹。此札也是假托的。

  以上共剔出了十四札,但集中所收其他清初人的手迹好像都是可信的。如第八册朱昆田《次韵奉答蘅老长兄》,此诗刻在《笛渔小稿》卷一,题作《次韵答蘅圃》,与手迹相校,异文有二十字之多,皆胜于手写本。这可见手迹是寄给龚蘅圃的初稿,刻本是改定本,这就有校勘学的价值了。

  大概金尔珍当时收到了拜经楼出来的一大批信札与诗笺,他嫌这些札笺时代太晚,所以他加上了一些清初名士的诗笺杂帖,但尺牍还不够古,他就从吴修刻的尺牍临摹了九个清初大名手的短札,又假托了朱竹垞诸人的五札,——这样就可以整批作古董出卖了,因为这十二册里的材料绝大部分是真实可靠的,所以七八十年前向山黄邨、杨惺吾都受了金尔珍的小欺骗,毫不足奇怪。

  1954,8,13夜

  “八·一三”的第十四周年

  (原载1960年7月31日台北《大陆杂志》第21卷第1、2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