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太戈尔在中国
| 追忆太戈尔在中国 作者：胡適 |
太戈爾先生到中國兩次，第一次是在1924年，住了幾個月，先到上海，後到北京。在北京住的稍久，曾作幾次公開演講。此次他來，似是北京尚志學會主持的。太戈爾似很重視此行，故他帶了他手創的Sentiniketan大學的幾位教員，——梵文學者Sen畫家Bose——和一位做他的秘書的英國信徒Elmhirst同來。Sentiniketan是太戈爾先生在Bolpur創辦的學校，全世界知名的學校，往往稱為太戈爾的“國際大學”。（Sentiniketan的梵文原意為“寂寞的鄉村”，此校中師生往往在樹陰下講談，有自由的學風。）
那時他的著作，已有中文譯本，如The Crescent Moon，Chitra等，徐志摩和他的朋友們發起的北京“新月社”，以及後來上海的“新月社”、新月書店、《新月》雜誌，起名都由於太戈爾的《新月集》（The Crescent Moon）。
1924年5月8日是他老人家六十四歲生日，北京的一班朋友發起給他祝壽，主要的節目是他戲劇《杞特拉》（Chitra）的用英文公演，林長民的女兒林徽音女士演主角Chitra，徐志摩、林長民諸君都參加。他老人家很高興。
我們觀察太戈爾那一次在中國最感覺煩惱（sad）的一點是當時的左派青年（那時中國共產黨已成立三年了）反對他的演講，在演講場上散發傳單攻擊他。有一次他在真光戲園演講，主持的人要我做主席，要我介紹他，並勸告大家尊重他老人家說話的自由。
有一天，他對我說：“你聽過我的演講，也看過我的稿子。他們說我反對科學，我每次演講不是總有幾句話特別讚歎科學嗎？”我安慰他，勸他不要煩惱，不要失望。我說，這全是分兩輕重的問題，你的演講往往富於詩意，往往側重人的精神自由，聽的人就往往不記得你說過讚美近代科學的話了。我們要對許多人說話，就無法避免一部分人的無心的誤解或有意的曲解。“盡人而悅之”，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他生日的前夕，我把我的一首《回向》詩寫成一條橫幅送他做生日賀禮，我把詩的大意說給他聽。他懂得我的意思是借此詩安慰他，他要我把此詩譯做英文，寫了送給他。“回向”是大乘佛教的一個思想，已成“菩薩道”的人，還得回向人間，為眾生努力。
那時溥儀還在故宮，他聽他師傅莊士敦（Reginal Johnston）說太戈爾想看看宮殿裡的景物，就請太戈爾和他同來的一行人進宮去吃茶。
太戈爾一行人也曾去遊覽長城、明陵各地的風景。
太戈爾第二次到中國，似是在1928年，或1929年，他旅行路過上海，上岸在徐志摩家裡休息了幾個鐘頭。（那一次同行的似也有Wh. Elmhvror。）那時我也住在上海，我帶了兒子祖望去看他。他老人家和我們在一起拍了照，照片上有志摩、小曼、Elmhirst等人。第二天早晨他的船開了，我們還去送他。
太戈爾先生用孟加拉語（Bengali）作詩作文，他的著作全用孟加拉方言寫的，他的成就使孟加拉語成為印度的一種傳誦的“文學語言”。所以他老人家最同情于我們的白話文學運動。他最愛徐志摩，待他同自己的親人一樣。
1961，2，4日追記
回向
民國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從濟南回北京，火車中讀晉譯《華嚴經》的《回向品》，作此解。
他從大風雨裡過來，
向最高峰上去了，
山上只有和平，只有美，
沒有壓逼人的風和雨了。
他回頭望著山腳下，
想著他風雨中的同伴，
在那密云遮著的村子裡
忍受那風雨中的沉暗。
他捨不得他們，
他又討厭山下的風和雨。
“也許還下雹哩。”
他在山上自言自語。
瞧呵！他下山來了，
向那密云遮處走。
“管他下雨下雹
他們受得，我也能受。”
十三年五月八日，印度詩人太戈爾六十四歲生日，北京新月社同人給他祝壽。我把這首詩寫成橫幅送給他。他要我譯成英文，我勉強譯了，抄在這裡。[1]
(收入《胡適手稿》第九集)
腳註 编辑
- ↑ 原編者按：此文是為印度加爾加答藝術學院於1961年5月1日舉辦的“詩人太戈爾紀念畫展”而做的，有行政院新聞局的英譯，在Free China Review(August Vol. XI No. 8)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