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太戈尔在中国

追忆太戈尔在中国
作者:胡適

  太戈爾先生到中國兩次,第一次是在1924年,住了幾個月,先到上海,後到北京。在北京住的稍久,曾作幾次公開演講。此次他來,似是北京尚志學會主持的。太戈爾似很重視此行,故他帶了他手創的Sentiniketan大學的幾位教員,——梵文學者Sen畫家Bose——和一位做他的秘書的英國信徒Elmhirst同來。Sentiniketan是太戈爾先生在Bolpur創辦的學校,全世界知名的學校,往往稱為太戈爾的“國際大學”。(Sentiniketan的梵文原意為“寂寞的鄉村”,此校中師生往往在樹陰下講談,有自由的學風。)

  那時他的著作,已有中文譯本,如The Crescent Moon,Chitra等,徐志摩和他的朋友們發起的北京“新月社”,以及後來上海的“新月社”、新月書店、《新月》雜誌,起名都由於太戈爾的《新月集》(The Crescent Moon)。

  1924年5月8日是他老人家六十四歲生日,北京的一班朋友發起給他祝壽,主要的節目是他戲劇《杞特拉》(Chitra)的用英文公演,林長民的女兒林徽音女士演主角Chitra,徐志摩、林長民諸君都參加。他老人家很高興。

  我們觀察太戈爾那一次在中國最感覺煩惱(sad)的一點是當時的左派青年(那時中國共產黨已成立三年了)反對他的演講,在演講場上散發傳單攻擊他。有一次他在真光戲園演講,主持的人要我做主席,要我介紹他,並勸告大家尊重他老人家說話的自由。

  有一天,他對我說:“你聽過我的演講,也看過我的稿子。他們說我反對科學,我每次演講不是總有幾句話特別讚歎科學嗎?”我安慰他,勸他不要煩惱,不要失望。我說,這全是分兩輕重的問題,你的演講往往富於詩意,往往側重人的精神自由,聽的人就往往不記得你說過讚美近代科學的話了。我們要對許多人說話,就無法避免一部分人的無心的誤解或有意的曲解。“盡人而悅之”,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他生日的前夕,我把我的一首《回向》詩寫成一條橫幅送他做生日賀禮,我把詩的大意說給他聽。他懂得我的意思是借此詩安慰他,他要我把此詩譯做英文,寫了送給他。“回向”是大乘佛教的一個思想,已成“菩薩道”的人,還得回向人間,為眾生努力。

  那時溥儀還在故宮,他聽他師傅莊士敦(Reginal Johnston)說太戈爾想看看宮殿裡的景物,就請太戈爾和他同來的一行人進宮去吃茶。

  太戈爾一行人也曾去遊覽長城、明陵各地的風景。

  太戈爾第二次到中國,似是在1928年,或1929年,他旅行路過上海,上岸在徐志摩家裡休息了幾個鐘頭。(那一次同行的似也有Wh. Elmhvror。)那時我也住在上海,我帶了兒子祖望去看他。他老人家和我們在一起拍了照,照片上有志摩、小曼、Elmhirst等人。第二天早晨他的船開了,我們還去送他。

  太戈爾先生用孟加拉語(Bengali)作詩作文,他的著作全用孟加拉方言寫的,他的成就使孟加拉語成為印度的一種傳誦的“文學語言”。所以他老人家最同情于我們的白話文學運動。他最愛徐志摩,待他同自己的親人一樣。

  1961,2,4日追記

  回向

  民國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從濟南回北京,火車中讀晉譯《華嚴經》的《回向品》,作此解。

    他從大風雨裡過來,

    向最高峰上去了,

    山上只有和平,只有美,

    沒有壓逼人的風和雨了。


    他回頭望著山腳下,

    想著他風雨中的同伴,

    在那密云遮著的村子裡

    忍受那風雨中的沉暗。


    他捨不得他們,

    他又討厭山下的風和雨。

    “也許還下雹哩。”

    他在山上自言自語。


    瞧呵!他下山來了,

    向那密云遮處走。

    “管他下雨下雹

    他們受得,我也能受。”

  十三年五月八日,印度詩人太戈爾六十四歲生日,北京新月社同人給他祝壽。我把這首詩寫成橫幅送給他。他要我譯成英文,我勉強譯了,抄在這裡。[1]

  (收入《胡適手稿》第九集)

腳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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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原編者按:此文是為印度加爾加答藝術學院於1961年5月1日舉辦的“詩人太戈爾紀念畫展”而做的,有行政院新聞局的英譯,在Free China Review(August Vol. XI No. 8)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