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太戈爾在中國
追憶太戈爾在中國 作者:胡適 |
太戈爾先生到中國兩次,第一次是在1924年,住了幾個月,先到上海,後到北京。在北京住的稍久,曾作幾次公開演講。此次他來,似是北京尚志學會主持的。太戈爾似很重視此行,故他帶了他手創的Sentiniketan大學的幾位教員,——梵文學者Sen畫家Bose——和一位做他的秘書的英國信徒Elmhirst同來。Sentiniketan是太戈爾先生在Bolpur創辦的學校,全世界知名的學校,往往稱為太戈爾的「國際大學」。(Sentiniketan的梵文原意為「寂寞的鄉村」,此校中師生往往在樹陰下講談,有自由的學風。)
那時他的著作,已有中文譯本,如The Crescent Moon,Chitra等,徐志摩和他的朋友們發起的北京「新月社」,以及後來上海的「新月社」、新月書店、《新月》雜誌,起名都由於太戈爾的《新月集》(The Crescent Moon)。
1924年5月8日是他老人家六十四歲生日,北京的一班朋友發起給他祝壽,主要的節目是他戲劇《杞特拉》(Chitra)的用英文公演,林長民的女兒林徽音女士演主角Chitra,徐志摩、林長民諸君都參加。他老人家很高興。
我們觀察太戈爾那一次在中國最感覺煩惱(sad)的一點是當時的左派青年(那時中國共產黨已成立三年了)反對他的演講,在演講場上散發傳單攻擊他。有一次他在真光戲園演講,主持的人要我做主席,要我介紹他,並勸告大家尊重他老人家說話的自由。
有一天,他對我說:「你聽過我的演講,也看過我的稿子。他們說我反對科學,我每次演講不是總有幾句話特別讚歎科學嗎?」我安慰他,勸他不要煩惱,不要失望。我說,這全是分兩輕重的問題,你的演講往往富於詩意,往往側重人的精神自由,聽的人就往往不記得你說過讚美近代科學的話了。我們要對許多人說話,就無法避免一部分人的無心的誤解或有意的曲解。「盡人而悅之」,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他生日的前夕,我把我的一首《回向》詩寫成一條橫幅送他做生日賀禮,我把詩的大意說給他聽。他懂得我的意思是藉此詩安慰他,他要我把此詩譯做英文,寫了送給他。「回向」是大乘佛教的一個思想,已成「菩薩道」的人,還得回向人間,為眾生努力。
那時溥儀還在故宮,他聽他師傅莊士敦(Reginal Johnston)說太戈爾想看看宮殿裡的景物,就請太戈爾和他同來的一行人進宮去吃茶。
太戈爾一行人也曾去遊覽長城、明陵各地的風景。
太戈爾第二次到中國,似是在1928年,或1929年,他旅行路過上海,上岸在徐志摩家裡休息了幾個鐘頭。(那一次同行的似也有Wh. Elmhvror。)那時我也住在上海,我帶了兒子祖望去看他。他老人家和我們在一起拍了照,照片上有志摩、小曼、Elmhirst等人。第二天早晨他的船開了,我們還去送他。
太戈爾先生用孟加拉語(Bengali)作詩作文,他的著作全用孟加拉方言寫的,他的成就使孟加拉語成為印度的一種傳誦的「文學語言」。所以他老人家最同情於我們的白話文學運動。他最愛徐志摩,待他同自己的親人一樣。
1961,2,4日追記
回向
民國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從濟南回北京,火車中讀晉譯《華嚴經》的《回向品》,作此解。
他從大風雨裡過來,
向最高峰上去了,
山上只有和平,只有美,
沒有壓逼人的風和雨了。
他回頭望著山腳下,
想著他風雨中的同伴,
在那密雲遮著的村子裡
忍受那風雨中的沉暗。
他捨不得他們,
他又討厭山下的風和雨。
「也許還下雹哩。」
他在山上自言自語。
瞧呵!他下山來了,
向那密雲遮處走。
「管他下雨下雹
他們受得,我也能受。」
十三年五月八日,印度詩人太戈爾六十四歲生日,北京新月社同人給他祝壽。我把這首詩寫成橫幅送給他。他要我譯成英文,我勉強譯了,抄在這裡。[1]
(收入《胡適手稿》第九集)
腳註
編輯- ↑ 原編者按:此文是為印度加爾加答藝術學院於1961年5月1日舉辦的「詩人太戈爾紀念畫展」而做的,有行政院新聞局的英譯,在Free China Review(August Vol. XI No. 8)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