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翻譯的通信

來信

敬愛的同志:

你譯的《毀滅》出版,當然是中國文藝生活裏面的極可紀念的事跡。翻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名著,並且有系統的介紹給中國讀者,(尤其是蘇聯的名著,因為它們能夠把偉大的十月,國內戰爭,五年計畫的“英雄”,經過具體的形象,經過藝術的照耀,而供獻給讀者。)——這是中國普羅文學者的重要任務之一。雖然,現在做這件事的,差不多完全只是你個人和Z同誌的努力;可是,誰能夠說:這是私人的事情?!誰?!《毀滅》《鐵流》等等的出版,應當認為一切中國革命文學家的責任。每一個革命的文學戰線上的戰士,每一個革命的讀者,應當慶祝這一個勝利;雖然這還只是小小的勝利。

你的譯文,的確是非常忠實的,“決不欺騙讀者”這一句話,決不是廣告!這也可見得一個誠摯,熱心,為著光明而鬥爭的人,不能夠不是刻苦而負責的。二十世紀的才子和歐化名士可以用“最少的勞力求得最大的”聲望;但是,這種人物如果不徹底的脫胎換骨,始終只是“紗籠”(Salon)裏的哈叭狗。現在粗制濫造的翻譯,不是這班人幹的,就是一些書賈的投機。你的努力——我以及大家都希望這種努力變成團體的,——應當繼續,應當擴大,應當加深。所以我也許和你自己一樣,看著這本《毀滅》,簡直非常的激動:我愛它,像愛自己的兒女一樣。咱們的這種愛,一定能夠幫助我們,使我們的精力增加起來,使我們的小小的事業擴大起來。

翻譯——除出能夠介紹原本的內容給中國讀者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創造出新的中國的現代言語。中國的言語(文字)是那麽窮乏,甚至於日常用品都是無名氏的。中國的言語簡直沒有完全脫離所謂“姿勢語”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談話幾乎還離不開“手勢戲”。自然,一切表現細膩的分別和復雜的關系的形容詞,動詞,前置詞,幾乎沒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紀的余孽,還緊緊的束縛著中國人的活的言語,(不但是工農群眾!)這種情形之下,創造新的言語是非常重大的任務。歐洲先進的國家,在二三百年四五百年以前已經一般的完成了這個任務。就是歷史上比較落後的俄國,也在一百五六十年以前就相當的結束了“教堂斯拉夫文”。他們那裏,是資產階級的文藝復興運動和啟蒙運動做了這件事。例如俄國的洛莫洛莎夫……普希金。中國的資產階級可沒有這個能力。固然,中國的歐化的紳商,例如胡適之之流,開始了這個運動。但是,這個運動的結果等於它的政治上的主人。因此,無產階級必須繼續去徹底完成這個任務,領導這個運動。翻譯,的確可以幫助我們造出許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豐富的字匯和細膩的精密的正確的表現。因此,我們既然進行著創造中國現代的新的言語的鬥爭,我們對於翻譯,就不能夠不要求:絕對的正確和絕對的中國白話文。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語介紹給大眾。嚴幾道的翻譯,不用說了。他是:

譯須信雅達,

文必夏殷周。

其實,他是用一個“雅”字打消了“信”和“達”。最近商務還翻印“嚴譯名著”,我不知道這是“是何居心”!這簡直是拿中國的民眾和青年來開玩笑。古文的文言怎麽能夠譯得“信”,對於現在的將來的大眾讀者,怎麽能夠“達”!現在趙景深之流,又來要求:

寧錯而務順,

毋拗而僅信!

趙老爺的主張,其實是和城隍廟裏演說西洋故事的,一鼻孔出氣。這是自己懂得了(?)外國文,看了些書報,就隨便拿起筆來亂寫幾句所謂通順的中國文。這明明白白的欺侮中國讀者,信口開河的來亂講海外奇談。第一,他的所謂“順”,既然是寧可“錯”一點兒的“順”,那麽,這當然是遷就中國的低級言語而抹殺原意的辦法。這不是創造新的言語,而是努力保存中國的野蠻人的言語程度,努力阻擋它的發展。第二,既然要寧可“錯”一點兒,那就是要朦蔽讀者,使讀者不能夠知道作者的原意。所以我說:趙景深的主張是愚民政策,是壟斷智識的學閥主義,——一點兒也沒有過分的。還有,第三,他顯然是暗示的反對普羅文學(好個可憐的“特殊走狗”)!他這是反對普羅文學,暗指著普羅文學的一些理論著作的翻譯和創作的翻譯。這是普羅文學敵人的話。

但是,普羅文學的中文書籍之中,的確有許多翻譯是不“順”的。這是我們自己的弱點,敵人乘這個弱點來進攻。我們的勝利的道路當然不僅要迎頭痛打,打擊敵人的軍隊,而且要更加整頓自己的隊伍。我們的自己批評的勇敢,常常可以解除敵人的武裝。現在,所謂翻譯論戰的結論,我們的同誌卻提出了這樣的結語:“翻譯絕對不容許錯誤。可是,有時候,依照譯品內容的性質,為著保存原作精神,多少的不順,倒可以容忍。”

這是只是個“防禦的戰術”。而蒲力汗諾夫說:辯證法的唯物論者應當要會“反守為攻”。第一,當然我們首先要說明:我們所認識的所謂“順”,和趙景深等所說的不同。第二,我們所要求的是:絕對的正確和絕對的白話。所謂絕對的白話,就是朗誦起來可以懂得的。第三,我們承認:一直到現在,普羅文學的翻譯還沒有做到這個程度,我們要繼續努力。第四,我們揭穿趙景深等自己的翻譯,指出他們認為是“順”的翻譯,其實只是梁啟超和胡適之交媾出來的雜種——半文不白,半死不活的言語,對於大眾仍舊是不“順”的。

這裏,講到你最近出版的《毀滅》,可以說:這是做到了“正確”,還沒有做到“絕對的白話”。

翻譯要用絕對的白話,並不就不能夠“保存原作的精神”。固然,這是很困難,很費功夫的。但是,我們是要絕對不怕困難,努力去克服一切的困難。

一般的說起來,不但翻譯,就是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樣,現在的文學家,哲學家,政論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現現在中國社會已經有的新的關系,新的現象,新的事物,新的觀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倉頡”。這就是說,要天天創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實際生活的要求是這樣。難道一九二五年初我們沒有在上海小沙渡替群眾造出“罷工”這一個字眼嗎?還有“遊擊隊”,“遊擊戰爭”,“右傾”,“左傾”,“尾巴主義”,甚至於普通的“團結”,“堅決”,“動搖”等等等類……這些說不盡的新的字眼,漸漸的容納到群眾的口頭上的言語裏去了,即使還沒有完全容納,那也已經有了可以容納的可能了。講到新的句法,比較起來要困難一些,但是,口頭上的言語裏面,句法也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很大的進步。只要拿我們自己演講的言語和舊小說裏的對白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得出來。可是,這些新的字眼和句法的創造,無意之中自然而然的要遵照著中國白話的文法公律。凡是“白話文”裏面,違反這些公律的新字眼,新句法,——就是說不上口的——自然淘汰出去,不能夠存在。

所以說到什麽是“順”的問題,應當說:真正的白話就是真正通順的現代中國文,這裏所說的白話,當然不限於“家務瑣事”的白話,這是說:從一般人的普通談話,直到大學教授的演講的口頭上的白話。中國人現在講哲學,講科學,講藝術……顯然已經有了一個口頭上的白話。難道不是如此?如果這樣,那麽,寫在紙上的說話(文字),就應當是這一種白話,不過組織得比較緊湊,比較整齊罷了。這種文字,雖然現在還有許多對於一般識字很少的群眾,仍舊是看不懂的,因為這種言語,對於一般不識字的群眾,也還是聽不懂的。——可是,第一,這種情形只限於文章的內容,而不在文字的本身,所以,第二,這種文字已經有了生命,它已經有了可以被群眾容納的可能性。它是活的言語。

所以,書面上的白話文,如果不註意中國白話的文法公律,如果不就著中國白話原來有的公律去創造新的,那就很容易走到所謂“不順”的方面去。這是在創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的時候,完全不顧普通群眾口頭上說話的習慣,而用文言做本位的結果。這樣寫出來的文字,本身就是死的言語。因此,我覺得對於這個問題,我們要有勇敢的自己批評的精神,我們應當開始一個新的鬥爭。你以為怎麽樣?

我的意見是:翻譯應當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確的介紹給中國讀者,使中國讀者所得到的概念等於英俄日德法……讀者從原文得來的概念,這樣的直譯,應當用中國人口頭上可以講得出來的白話來寫。為著保存原作的精神,並用不著容忍“多少的不順”。相反的,容忍著“多少的不順”(就是不用口頭上的白話),反而要多少的喪失原作的精神。

當然,在藝術的作品裏,言語上的要求是更加苛刻,比普通的論文要更加來得精細。這裏有各種人不同的口氣,不同的字眼,不同的聲調,不同的情緒,……並且這並不限於對白。這裏,要用窮乏的中國口頭上的白話來應付,比翻譯哲學,科學……的理論著作,還要來得困難。但是,這些困難只不過愈加加重我們的任務,可並不會取消我們的這個任務的。

現在,請你允許我提出《毀滅》的譯文之中的幾個問題。我還沒有能夠讀完,對著原文讀的只有很少幾段。這裏,我只把茀理契序文裏引的原文來校對一下。(我順著序文裏的次序,編著號碼寫下去,不再引你的譯文,請你自己照著號碼到書上去找罷。序文的翻譯有些錯誤,這裏不談了。)

(一)結算起來,還是因為他心上有一種——“對於新的極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的渴望,這種渴望是極大的,無論什麽別的願望都比不上的。”更正確些:

結算起來,還是因為他心上——“渴望著一種新的極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這個渴望是極大的,無論什麽別的願望都比不上的。”

(二)“在這種時候,極大多數的幾萬萬人,還不得不過著這種原始的可憐的生活,過著這種無聊得一點兒意思都沒有的生活,——怎麽能夠談得上什麽新的極好的人呢。”

(三)“他在世界上,最愛的始終還是他自己,——他愛他自己的雪白的骯臟的沒有力量的手,他愛他自己的唉聲嘆氣的聲音,他愛他自己的痛苦,自己的行為——甚至於那些最可厭惡的行為。”

(四)“這算收場了,一切都回到老樣子,仿佛什麽也不曾有過,——華理亞想著,——又是舊的道路,仍舊是那一些糾葛——一切都要到那一個地方……可是,我的上帝,這是多麽沒有快樂呵!”

(五)“他自己都從沒有知道過這種苦惱,這是憂愁的疲倦的,老年人似的苦惱,——他這樣苦惱著的想:他已經二十七歲了,過去的每一分鐘,都不能夠再回過來,重新換個樣子再過它一過,而以後,看來也沒有什麽好的……(這一段,你的譯文有錯誤,也就特別來得“不順”。)現在木羅式加覺得,他一生一世,用了一切力量,都只是竭力要走上那樣的一條道路,他看起來是一直的明白的正當的道路,像萊奮生,巴克拉諾夫,圖皤夫那樣的人,他們所走的正是這樣的道路;然而似乎有一個什麽人在妨礙他走上這樣的道路呢。而因為他無論什麽時候也想不到這個仇敵就在他自己的心裏面,所以,他想著他的痛苦是因為一般人的卑鄙,他就覺得特別的痛快和傷心。”

(六)“他只知道一件事——工作。所以,這樣正當的人,是不能夠不信任他,不能夠不服從他的。”

(七)“開始的時很,他對於他生活的這方面的一些思想,很不願意去思索,然而,漸漸的他起勁起來了,他竟寫了兩張紙……在這兩張紙上,居然有許多這樣的字眼——誰也想不到萊奮生會知道這些字眼的。”(這一段,你的譯文裏比俄文原文多了幾句副句,也許是你引了相近的另外一句了罷?或者是你把茀理契空出的虛點填滿了?)

(八)“這些受盡磨難的忠實的人,對於他是親近的,比一切其他的東西都更加親近,甚至於比他自己還要親近。”

(九)“……沈默的,還是潮濕的眼睛,看了一看那些打麥場上的疏遠的人,——這些人,他應當很快就把他們變成功自己的親近的人,像那十八個人一樣,像那不做聲的,在他後面走著的人一樣。”(這裏,最後一句,你的譯文有錯誤。)這些譯文請你用日本文和德文校對一下,是否是正確的直譯,可以比較得出來的。我的譯文,除出按照中國白話的句法和修辭法,有些比起原文來是倒裝的,或者主詞,動詞,賓詞是重復的,此外,完完全全是直譯的。

這裏,舉一個例:第(八)條“……甚至於比他自己還要親近。”這句話的每一個字母都和俄文相同的。同時,這在口頭上說起來的時候,原文的口氣和精神完全傳達得出。而你的譯文:“較之自己較之別人,還要親近的人們”,是有錯誤的(也許是日德文的錯誤)。錯誤是在於:(一)丟掉了“甚至於”這一個字眼;(二)用了中國文言的文法,就不能夠表現那句話的神氣。

所有這些話,我都這樣不客氣的說著,仿佛自稱自贊的。對於一班庸俗的人,這自然是“沒有禮貌”。但是,我們是這樣親密的人,沒有見面的時候就這樣親密的人。這種感覺,使我對於你說話的時候,和對自己說話一樣,和自己商量一樣。

再則,還有一個例子,比較重要的,不僅僅關於翻譯方法的。這就是第(一)條的“新的……人”的問題。

《毀滅》的主題是新的人的產生。這裏,茀理契以及法捷耶夫自己用的俄文字眼,是一個普通的“人”字的單數。不但不是人類,而且不是“人”字的復數。這意思是指著革命,國內戰爭……的過程之中產生著一種新式的人,一種新的“路數”(Type)——文雅的譯法叫做典型,這是在全部《毀滅》裏面看得出來的。現在,你的譯文,寫著“人類”。萊奮生渴望著一種新的……人類。這可以誤會到另外一個主題。仿佛是一般的渴望著整個的社會主義的社會。而事實上,《毀滅》的“新人”,是當前的戰鬥的迫切的任務:在鬥爭過程之中去創造,去鍛煉,去改造成一種新式的人物,和木羅式加,美諦克……等等不同的人物。這可是現在的人,是一些人,是做群眾之中的骨幹的人,而不是一般的人類,不是籠統的人類,正是群眾之中的一些人,領導的人,新的整個人類的先輩。

這一點是值得特別提出來說的。當然,譯文的錯誤,僅僅是一個字眼上的錯誤:“人”是一個字眼,“人類”是另外一個字眼。整本的書仍舊在我們面前,你的後記也很正確的了解到《毀滅》的主題。可是翻譯要精確,就應當估量每一個字眼。

《毀滅》的出版,始終是值得紀念的。我慶祝你。希望你考慮我的意見,而對於翻譯問題,對於一般的言語革命問題,開始一個新的鬥爭。

J.K.

 一九三一,十二,五。 回信

敬愛的J.K.同誌:

看見你那關於翻譯的信以後,使我非常高興。從去年的翻譯洪水泛濫以來,使許多人攢眉嘆氣,甚而至於講冷話。我也是一個偶而譯書的人,本來應該說幾句話的,然而至今沒有開過口。“強聒不舍”雖然是勇壯的行為,但我所奉行的,卻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這一句古老話。況且前來的大抵是紙人紙馬,說得耳熟一點,那便是“陰兵”,實在是也無從迎頭痛擊。就拿趙景深教授老爺來做例子罷,他一面專門攻擊科學的文藝論譯本之不通,指明被壓迫的作家匿名之可笑,一面卻又大發慈悲,說是這樣的譯本,恐怕大眾不懂得。好像他倒天天在替大眾計劃方法,別的譯者來攪亂了他的陣勢似的。這正如俄國革命以後,歐美的富家奴去看了一看,回來就搖頭皺臉,做出文章,慨嘆著工農還在怎樣吃苦,怎樣忍饑,說得滿紙淒淒慘慘。仿佛惟有他卻是極希望一個筋鬥,工農就都住王宮,吃大菜,躺安樂椅子享福的人。誰料還是苦,所以俄國不行了,革命不好了,阿呀阿呀了,可惡之極了。對著這樣的哭喪臉,你同他說什麽呢?假如覺得討厭,我想,只要拿指頭輕輕的在那紙糊架子上挖一個窟窿就可以了。

趙老爺評論翻譯,拉了嚴又陵,並且替他叫屈,於是累得他在你的信裏也挨了一頓罵。但由我看來,這是冤枉的,嚴老爺和趙老爺,在實際上,有虎狗之差。極明顯的例子,是嚴又陵為要譯書,曾經查過漢晉六朝翻譯佛經的方法,趙老爺引嚴又陵為地下知己,卻沒有看這嚴又陵所譯的書。現在嚴譯的書都出版了,雖然沒有什麽意義,但他所用的工夫,卻從中可以查考。據我所記得,譯得最費力,也令人看起來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學》和《群己權界論》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這論,後來不知怎地又改稱為《權界》,連書名也很費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論》,桐城氣息十足,連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搖頭晃腦的讀起來,真是音調鏗鏘,使人不自覺其頭暈。這一點竟感動了桐城派老頭子吳汝綸(15),不禁說是“足與周秦諸子相上下”了。然而嚴又陵自己卻知道這太“達”的譯法是不對的,所以他不稱為“翻譯”,而寫作“侯官嚴復達忄旨”;序例上發了一通“信達雅”之類的議論之後,結末卻聲明道:“什法師雲,‘學我者病’。來者方多,慎勿以是書為口實也!”好像他在四十年前,便料到會有趙老爺來謬托知己,早已毛骨悚然一樣。僅僅這一點,我就要說,嚴趙兩大師,實有虎狗之差,不能相提並論的。

那麽,他為什麽要幹這一手把戲呢?答案是:那時的留學生沒有現在這麽闊氣,社會上大抵以為西洋人只會做機器——尤其是自鳴鐘——留學生只會講鬼子話,所以算不了“士”人的。因此他便來鏗鏘一下子,鏗鏘得吳汝綸也肯給他作序,這一序,別的生意也就源源而來了,於是有《名學》,有《法意》,有《原富》等等。但他後來的譯本,看得“信”比“達雅”都重一些。

他的翻譯,實在是漢唐譯經歷史的縮圖。中國之譯佛經,漢末質直,他沒有取法。六朝真是“達”而“雅”了,他的《天演論》的模範就在此。唐則以“信”為主,粗粗一看,簡直是不能懂的,這就仿佛他後來的譯書。譯經的簡單的標本,有金陵刻經處匯印的三種譯本《大乘起信論》,也是趙老爺的一個死對頭。

但我想,我們的譯書,還不能這樣簡單,首先要決定譯給大眾中的怎樣的讀者。將這些大眾,粗粗的分起來: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識字的;丙,有識字無幾的。而其中的丙,則在“讀者”的範圍之外,啟發他們是圖畫,演講,戲劇,電影的任務,在這裏可以不論。但就是甲乙兩種,也不能用同樣的書籍,應該各有供給閱讀的相當的書。供給乙的,還不能用翻譯,至少是改作,最好還是創作,而這創作又必須並不只在配合讀者的胃口,討好了,讀的多就夠。至於供給甲類的讀者的譯本,無論什麽,我是至今主張“寧信而不順”的。自然,這所謂“不順”,決不是說“跪下”要譯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譯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說,不妨不像吃茶淘飯一樣幾口可以咽完,卻必須費牙來嚼一嚼。這裏就來了一個問題:為什麽不完全中國化,給讀者省些力氣呢?這樣費解,怎樣還可以稱為翻譯呢?我的答案是:這也是譯本。這樣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訣,是在避去熟字,刪掉虛字,就是好文章,講話的時候,也時時要辭不達意,這就是話不夠用,所以教員講書,也必須借助於粉筆。這語法的不精密,就在證明思路的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胡塗。倘若永遠用著胡塗話,即使讀的時候,滔滔而下,但歸根結蒂,所得的還是一個胡塗的影子。要醫這病,我以為只好陸續吃一點苦,裝進異樣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後來便可以據為己有。這並不是空想的事情。遠的例子,如日本,他們的文章裏,歐化的語法是極平常的了,和梁啟超做《和文漢讀法》時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來信所說,一九二五年曾給群眾造出過“罷工”這一個字眼,這字眼雖然未曾有過,然而大眾已都懂得了。

我還以為即便為乙類讀者而譯的書,也應該時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語法在裏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爾遇見,而想一想,或問一問就能懂得為度。必須這樣,群眾的言語才能夠豐富起來。

什麽人全都懂得的書,現在是不會有的,只有佛教徒的“”字,據說是“人人能解”,但可惜又是“解各不同”。就是數學或化學書,裏面何嘗沒有許多“術語”之類,為趙老爺所不懂,然而趙老爺並不提及者,太記得了嚴又陵之故也。說到翻譯文藝,倘以甲類讀者為對象,我是也主張直譯的。我自己的譯法,是譬如“山背後太陽落下去了”,雖然不順,也決不改作“日落山陰”,因為原意以山為主,改了就變成太陽為主了。雖然創作,我以為作者也得加以這樣的區別。一面盡量的輸入,一面盡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傳下去了,渣滓就聽他剩落在過去裏。所以在現在容忍“多少的不順”,倒並不能算“防守”,其實也還是一種的“進攻”。在現在民眾口頭上的話,那不錯,都是“順”的,但為民眾口頭上的話搜集來的話胚,其實也還是要順的,因此我也是主張容忍“不順”的一個。

但這情形也當然不是永遠的,其中的一部分,將從“不順”而成為“順”,有一部分,則因為到底“不順”而被淘汰,被踢開。這最要緊的是我們自己的批判。如來信所舉的譯例,我都可以承認比我譯得更“達”,也可推定並且更“信”,對於譯者和讀者,都有很大的益處。不過這些只能使甲類的讀者懂得,於乙類的讀者是太艱深的。由此也可見現在必須區別了種種的讀者層,有種種的譯作。

為乙類讀者譯作的方法,我沒有細想過,此刻說不出什麽來。但就大體看來,現在也還不能和口語——各處各種的土話——合一,只能成為一種特別的白話,或限於某一地方的白話。後一種,某一地方以外的讀者就看不懂了,要它分布較廣,勢必至於要用前一種,但因此也就仍然成為特別的白話,文言的分子也多起來。我是反對用太限於一處的方言的,例如小說中常見的“別鬧”“別說”等類罷,假使我沒有到過北京,我一定解作“另外搗亂”“另外去說”的意思,實在遠不如較近文言的“不要”來得容易了然,這樣的只在一處活著的口語,倘不是萬不得已,也應該回避的。還有章回體小說中的筆法,即使眼熟,也不必盡是采用,例如“林沖笑道:原來,你認得。”和“原來,你認得。——林沖笑著說。”這兩條,後一例雖然看去有些洋氣,其實我們講話的時候倒常用,聽得“耳熟”的。但中國人對於小說是看的,所以還是前一例覺得“眼熟”,在書上遇見後一例的筆法,反而好像生疏了。沒有法子,現在只好采說書而去其油滑,聽閑談而去其散漫,博取民眾的口語而存其比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為四不像的白話。這白話得是活的,活的緣故,就因為有些是從活的民眾的口頭取來,有些是要從此註入活的民眾裏面去。

臨末,我很感謝你信末所舉的兩個例子。一,我將“……甚至於比自己還要親近”譯成“較之自己較之別人,還要親近的人們”,是直譯德日兩種譯本的說法的。這恐怕因為他們的語法中,沒有像“甚至於”這樣能夠簡單而確切地表現這口氣的字眼的緣故,轉幾個彎,就成為這麽拙笨了。二,將“新的……人”的“人”字譯成“人類”,那是我的錯誤,是太穿鑿了之後的錯誤。萊奮生望見的打麥場上的人,他要造他們成為目前的戰鬥的人物,我是看得很清楚的,但當他默想“新的……人”的時候,卻也很使我默想了好久:(一)“人”的原文,日譯本是“人間”,德譯本是“Mensch”,都是單數,但有時也可作“人們”解;(二)他在目前就想有“新的極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希望似乎太奢,太空了。我於是想到他的出身,是商人的孩子,是智識分子,由此猜測他的戰鬥,是為了經過階級鬥爭之後的無階級社會,於是就將他所設想的目前的人,跟著我的主觀的錯誤,搬往將來,並且成為“人們”——人類了。在你未曾指出之前,我還自以為這見解是很高明的哩,這是必須對於讀者,趕緊聲明改正的。

總之,今年總算將這一部紀念碑的小說,送在這裏的讀者們的面前了。譯的時候和印的時候,頗經過了不少艱難,現在倒也退出了記憶的圈外去,但我真如你來信所說那樣,就像親生的兒子一般愛他,並且由他想到兒子的兒子。還有《鐵流》,我也很喜歡。這兩部小說,雖然粗制,卻並非濫造,鐵的人物和血的戰鬥,實在夠使描寫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嬌百媚的佳人的所謂“美文”,在這面前淡到毫無蹤影。不過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樣,以為這只是一點小小的勝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來紹介,至少在後三年內,有關於內戰時代和建設時代的紀念碑的的文學書八種至十種,此外更譯幾種雖然往往被稱為無產者文學,然而還不免含有小資產階級的偏見(如巴比塞)和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偏見(如辛克萊)的代表作,加上了分析和嚴正的批評,好在那裏,壞在那裏,以備對比參考之用,那麽,不但讀者的見解,可以一天一天的分明起來,就是新的創作家,也得了正確的師範了。

魯迅

 一九三一,十二,二八。


PD-icon.svg 1996年1月1日,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國家或地區屬於公有領域,之前在美國從未出版,其作者1936年逝世,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屬於公有領域

这部作品也可能在本國本地版權期限更長,但對外國外地作品應用較短期限規則的國家以及地区,屬於公有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