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后中国职工运动之新现象

“五卅”后中国职工运动之新现象
作者：邓中夏
（署名：中夏）
1926年2月7日

本作品收录于《人民周刊》

中国职工运动历史是很短的，然而他却有惊人的进步，特别是在此次五卅运动中可以显明的表现出来。现在把五卅屠杀后的几种新现象指出，就可以知道了。

第一种新现象，工人阶级事实上取得国民革命的领袖地位。

在一年以前，我们曾说：“工人阶级在社会革命中不消说是领袖，就在国民革命中他也是领袖。”当时也不过是一种理论。此理论一出，一般所谓“高等华人”和大学教授以及短见的知识界青年，无不嗤之以鼻，以为工人阶级又在吹牛。可是经过此次五卅反帝国主义之空前大运动，我们的理论，却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件事实在上海、广东两地罢工证实得格外明白。当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共同组织“工商学联合会”，为总指挥机关，其中有“上海总工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及“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在此我们应该注意“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是中等商人的组织，一般大商买办阶级，另有其团体，叫做“上海总商会”，是未曾加入“工商学联合会”的。大商买办阶级简直没有诚心和勇气参加此次反帝国主义运动，虽然在运动初起的时候，曾经参加过，然而他们参加不是自动的，是受工人和学生用恐吓式的乞求才做的。在“工商学联合会” 中，“上海总工会”做了中坚势力，差不多一切政策，都是“上海总工会”定的，商人、学生及一切民众都只跟著走。此次运动维持数月，其中表示最有力量的，只有工人；学生罢课，不能给帝国主义以要害的打击，就是教会学校学生罢课也不能使帝国主义受何等重大的影响；商人罢市虽给帝国主义以有力的打击，然而仅仅二十三天，他们就开市了，半途退出战线了，软化而妥协了；只有工人罢工，坚持三个月之久，誓死奋斗，奋斗到援尽粮绝，方忍痛罢休，因而失业者数千人。由此可见工人阶级革命精神是何等猛勇而坚决。广东方面尤其显然了，省港罢工中，香港全体工人罢工，学生只有一部分罢课，商人则漠然不动。在广州只有沙面工人罢工，教会学生没有声息，商人更不用说了。工人差不多孤军奋斗，至今七个半月，始终不敢言疲。举此二大例，便可证明工人阶级在事实上已经取得国民革命的领袖。从前一般高等华人、大学教授及短见的知识青年笑我们理论为吹牛的，现在也很小心的恭顺的在他们的报纸上承认工人阶级的领袖地位了。因为事实还是事实，虽有百喙，是抹杀不去的。五卅屠杀后的时局，确是国民革命运动发展和扩大的极好的动机，我们敢担保此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当益见崇高而巩固。

第二种新现象，各地工人群众需要一个地方的总组织。

“五卅”以前，工人群众需要一个地方的总组织，还不是普遍的现象，湖南、湖北各有一个工团联合会，广东、香港虽有总组织并未统一。此次反帝国主义运动，事实上无处不一致行动，于是团结二字在工人群众中已无形中承认其必要，而要求一个地方的总组织。如上海工人在此次运动中，组织了一个“上海总工会”；河南工人组织“河南全省总工会”；济南工人组织“济南总工会”；天津工人组织“天津总工会”；就是历为帝王之都专制压迫成为惯性的北京工人也组织了“北京总工会”。这些地方的总组织，从前都没有的，都是在“五卅”后才发生的。就中尤以“上海总工会”为最有成绩。上海从前招牌工会倒不下二、三十，实际上有工人群众的只有一个海员工会，一个印刷工会，五个纱厂工会，两三个地方主义的联合会，和一个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南洋职工会与资本家合组，严格说起来，算不得纯正的工会。那时上海有组织的工人不过二万人。 “五卅”后，工会增加至七十馀个，组织工人实数增加至十二万馀人，同性质的产业工会还组织联合会，如纱厂总工会、铁厂总工会、印刷总工会之类。这些工会统统在上海总工会统率和指导之下。河南、天津、济南、北京各地的总工会，亦皆名实相副，有许多新旧工会为其基础。就是广东、香港亦有一种新气象，大家都知道广州有“工人代表会”、“广东总工会”之分，香港有“工团总会”、“华工总会”之别，而且香港还有许多大工会还未加入总组织。各树一帜，互不相谋。但自省港罢工后，而统一工会之呼声随之而高，异口同声要求一个统一的地方总组织。由此可知工人群众不仅要一个自己产业的或职业的组织，而且要一个联合各业工会的地方总组织，集中势力，谋全国的大联合了。

第三种新现象，资产阶级更深刻觉悟而向无产阶级进攻。

本来资产阶级在争政权或反对国内外压迫势力于他们自己有利益的时候，会与工人阶级携手的，如法国革命、俄国二月革命，资产阶级曾利用无产阶级，可是一达到自己阶级的利益或工人行动与自己利益冲突时，则压迫无产阶级之事便发生了。再则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同携手反抗外力的时候，如果无产阶级同时要求自己经济的利益和法律上的权利，他们就立刻压迫工人，宁可抛弃民族利益而与敌人妥协，如印度资产阶级就是一个好例子。中国资产阶级与世界各国资产阶级是一样的。这次五卅运动，资产阶级赞成反对帝国主义，因为抵制日货、英货，抵制外国轮船，都是于他们有利益的，所以开始时赞成罢工。后来发现工人阶级势力膨胀了，又且工人有为改善经济地位向中国资本家罢工的倾向，所以他们越发害怕起来了。论理，无产阶级为一般民族利益而奋起争斗，当然同时便不能不力争改善自己的经济的和法律的地位，即就国民革命的观点说，亦是应该的，且是必要的。此一层道理，资本家因为于他自己荷包有损失，固然不懂得，就是大学教授也不懂得（如北京《现代评论》），国民党右派也不懂得（如戴季陶之反对阶级斗争论）。他们这些“对外好了何必对内”、 “为了阶级斗争，打破国民革命”幼稚得可怜荒谬得可惊的议论，却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护身符，而压迫工人则愈演愈凶了。河南豫丰纱厂罢工，穆藕初公然用武力打杀工人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罢工，也出其酷辣手段摧残工人了，资本家“仁受的性能”那里去了？不但如此，资产阶级还有更深一层要求政治势力的觉悟，譬如上海华界政治势力向在军阀手里，及奉张败退浙孙入沪之时，上海大商买办阶级因利乘便，不仅拥有保卫团的武力，而且居然取得警察厅长，又握有警察的武力，一朝权力在手，于是对于工人之集会、结社及一切爱国运动，压迫得比奉系军阀在沪时尤为利害，尤为惨酷。一方面扣著各处为罢工寄来的大批捐款不发给工人，以经济困之；一方面又利用权力公然暗中枪毙工人领袖刘华，不宣布其是何罪犯，以政治势力压之；再一方面又招集一班流氓组织暗杀团，专门伺击工人领袖及捣乱工人集会，以法西斯团摧残之。资本家比军阀聪明得多，利害得多呵！

第四种新现象，工人阶级战术进步已有压迫不下的战斗力。

“五卅”以前中國工人組織固然薄弱，戰術亦極幼稚，什麼是政策，在工人腦筋中是沒有這件東西的。如京漢“二七”之役，一經嚴重慘殺，遂至無法再與軍閥鬥爭，差不多經過一年才漸漸復蘇。自前年北京政變曹、吳倒台以後，工人階級乘時為恢復工會之運動，應用他們已有之經驗與知識，於是而戰鬥能力突增，經此次五卅運動，他們的戰鬥能力更為充分表現出來了。如此次上海與省港兩地之大罷工，他們不僅知道緊嚴自己的組織，集中自己的勢力，而且知道應用一切於罷工有利的政策，並且應用政策亦極適當而完滿。在上海方面，開始便聯合學生及中等商人一致脅迫大商人共同參加愛國運動，並成立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為反帝國主義之總指揮機關。隨後大商人中途妥協而反動，工人能密切聯合學生及中等商人以作對抗。當時工人所最感痛苦的，是帝國主義勾結奉系軍閥加以政治的壓迫；大商買辦階級把持各處捐款加以經濟的窘困；以及走狗、流氓、工賊搗亂總工會暗殺工會領袖加以暴力的脅擊，然而工人對於此等橫逆之來，皆能應付裕如，終至維持戰線迄三月而不潰。隨後江、浙戰起，奉軍被孫傳芳趕走，大商買辦階級隨聯孫而攫取上海政權，起而代之。一班人總以為孫傳芳反奉通電，曾以奉軍壓迫愛國運動為奉張之罪，孫軍到滬，人民愛國運動當可自由，孰知適得其反，而且變本加厲。大商買辦階級是很聰明而精細的，地方情況既周知無餘，壓迫方法亦推陳出新。禁止示威巡行，禁止派散傳單，禁止當街講演，禁止聚眾開會，這是軍閥亦想得到，不足為奇，不過大商買辦階級更為厲害些嚴厲些罷了。最出奇的，是組織法西斯團狙擊工人領袖，嚴拿共產黨，確係大商買辦階級的拿手好戲。但是工人卻並不因此而畏縮，再接再厲，屢僕屢興。上海總工會被封一次，又要求啟封一次，甚至副委員長劉華被殺，同時他們卻自動啟封總工會，繼續辦公。一個重要領袖之死，是如何可以驚心動魄的事，若在“五卅” 以前，工人處此險惡情形之下，早已豕突狼奔紛紛潰散了，然而現在他們並不如此，一面因為領袖被殺抱無限之悲憤，一面卻努力恢復總工會作從容之應付，泣血飲恨，待時復仇。這是何等沈毅勇決的工夫，豈無訓練的工人所能夢想得到的嗎？在省港方面，工人所用政策皆根據特殊環境規定出來，自工商聯合善後條例出，而帝國主義之聯合戰線乃破，日、美輪船直來廣州，商店遷出沙面。自經濟獨立滬航溝通之策定，而工商之聯合戰線愈固，廣州商務遂見暢旺，黃埔開埠指日可期。自肅清反革命派之議起，而工人與政府之合作益密，東江收復，南路敉平，廣東統一，北伐有望。種種政策，不僅穩固了罷工營陣，而且大有造於廣東發達，這豈是“五卅”以前工人所能夢想得到的嗎？無怪香港帝國主義以武力干涉廣東之恫嚇政策，勾結反革命派之謀亂政策，欺騙中國商人之挑撥離間政策，著著歸於失敗，而罷工維持八月而不疲。其餘如天津、湖北、北京等處，工人皆有同樣的表現。根據種種事實，可斷言中國今日之工人，決非昔日之工人可比了，越加壓迫，越起反抗，況乎帝國主義與軍閥勢力日就崩潰，要想撲滅工人勢力如“五卅”以前一樣，黃河西流，白日東逝，那裡有可能哩。

第五种新现象，工人阶级需要政党。

从前中国工人不仅听著共产党三字要谈虎色变，就是听著“国民党”三字也要掩耳而走（自然广东除外）。自孙中山先生北上以后，国民党算是不令国人那样可怕了。然而共产党仍然令人可怕。帝国主义者诬蔑共产党为“过激派”。一般人心目中想像过激派不知是如何凶猛的怪物。况且在西文报上往往看见过激派的影片，大抵蓬首垢面，胡须鬑鬑，与原始时代的野人相差不多，一望不禁令人生畏。其实这些照片多是所谓过激派出狱时所摄的，被捕下狱，动经十年八载，须发不加修剪，西人故多须，年长不剃，自然毛松松一个了，一般人见此类照片，以为过激派皆是如此（其实过激派固不少美秀而文的少年哩，一笑！），乃其错觉之过。并且帝国主义者的报纸，对于所谓过激派，故以神来之笔，加以灵动描写，真是过激派不知是什么一种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一般人为帝国主义者的反动宣传所迷惑，分明是为民众利益而奋斗牺牲的战士，对之反表示深恶痛绝的样子。从前一般工人自然亦不免有此错误的见解。但是自经共产党历年来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而牺牲，兼且为一般民族利益而奋斗而牺牲，京汉罢工杀了施洋、林祥谦，此次五卅运动，上海杀了何秉彝、刘华，青岛杀了李慰农，安源杀了黄静原，其馀被杀被捕者尚难指数。共产党是革命前线的先锋队。工人群众觉得共产党是很可亲爱的，觉得共产党所指导的政策是很好的，是对工人阶级有利益的。所以不论“反共产”的潮流是如何高涨，然而愈坚定工人对于共产党的信仰。你不看见现在反共产党的症菌弥漫了全中国吗？帝国主义为反共产之指使人，不待说了。军阀方面，在南方，杨希闵、刘震寰反共产，陈炯明、邓本殷反共产；在北方，张作霖反共产，吴佩孚反共产；买办阶级大地主方面，广东陈廉伯、陈恭受反共产；上海张謇、虞洽卿、穆藕初反共产；官僚政客方面，研究系交通系外交系反共产，国民党中反革命派如邹鲁之流反共产；知识阶级方面，北京一部分大学教授反共产，上海一部分遗少的国家主义派反共产。论理在这种四面包围严重压迫之下，共产党早应摒诸四彝，绝迹于中国了，然而此种反共产之呼声，不仅无损于共产党的毫末，而且增进了共产党的信用，特别在工人、农民一方面。工人群众从前觉得毛松松的过激派可怕，现在他们自己也很兴奋的要做毛松松的一个了，相率要求加入共产党，因为他们自己知道只有共产党是真为工人阶级谋利益谋解放的党，所以他们对共产党关系之亲切，简直超过他的家庭以上了。

第六种新现象，中国工会与各国革命工会发生直接关系。

此次五卅运动，以工人阶级为中坚势力，而且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所属的上海总工会直接指导之下，以致造成震动一世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使帝国主义受空前未有的要害打击。原来工人阶级由经济关系悟到政治关系，这其间有一个长距离，很不容易跳过的，只有一九 ○五年之俄国革命有过一次。况乎由工厂的经济关系悟到国际的政治关系，尤其不容易了。中国职工运动历史虽短，然而他却跳过这一个长距离。此次五卅运动，起因于上海日商纱厂里之经济事件，打死工人顾正红，不久发生南京路之大屠杀，遂急转直下变成国际间之政治事件（民族事件），于是而引导全中国人民一致作反帝国主义广大的剧烈抗争。这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最重要之一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最重要之一页。中国工人阶级在此次运动中确实表现了它的惊人的能力，亦因有其相当的组织与训练，和有全国联合的集中的总组织，所以它的能力才能这样充分表现。这一点是值得全世界无产阶级表示同情和欣赏的。此次五卅运动苏联及各国无产阶级都曾有过精神上物质上的援助，不用说了。赤色职工国际为全世界革命工会之大本营，曾为中国此次运动对所属各国工会发了一道训令，其文曰：

“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团与苏联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团，由中国和日本回来后，报告云：'中国的职工运动，现已大有进步，而且已有政治的成熟，与赤色职工国际，完全相同。'代表们又报告许多事实，皆足证明帝国主义者和中国一部分资产阶级，都尽力压迫这种幼稚的职工运动。

本执行委员会以为苏联全国总工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两者近来的密切接触，即是使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国际职工运动的大进步。所以本执行委员会想要所属各国的工会，与在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直接联合，并预备各国无产阶级，对于中国幼稚的工会运动，给以敏活的帮助。 ……中华全国总工会万岁！打倒帝国主义者！ ……”

这一篇短短训令，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上，是一个最可宝贵的纪念。因为中国职工运动已有数年了，从未得过赤色职工国际这样使各国工会与中国“直接联合”的训令，由此可以证明中国职工运动自“五卅”后确在世界上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赤色职工国际训令各国工会与某国工会发生直接关系，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一定要它那一国职工运动确有相当成熟的能力，才能与各国工会发生直接关系。中国工会从此经常的与世界革命工会相见了，这也是“五卅”后发生的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