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
《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
1967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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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原有校领导干部十一人（党委书记兼校长一人，党委副书记五人，副校长五人），原有党委副部长、党总支副书记、行政副处长、系副主任以上中层干部一百四十五人。原有教职工党支部副书记、教研组副主任以上的基层干部四百余人。共计干部五百多人。

自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工作组进校宣布“夺权”，代行党委职权后，原有校、系、教研组的党政干部，全部“靠边站”。在学生班上的政治辅导员、党支部书记（乃至支部委员），也不例外。

工作组进校后，对待干部的作法，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六月九日工作组进校到六月二十三日。工作组对所有干部，全部“撤职罢官”，统统靠边，并赶“上楼”。然后，大搞人人过关检查。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第二个阶段──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七月十五日。工作组大搞所谓“反蒯”。同时，“反蒯”与干部检查“下楼”交叉进行，利用干部整群众，煽动干部围攻革命左派，“将功赎罪”。

第三个阶段──从七月十六日到八月初，工作组撤出为止。工作组大搞所谓对黑帮的“批判”、“斗争”。干部继续检查“下楼”，把一部分干部“挂起来”。

工作组的具体作法是：

（一）对干部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排斥、一概打倒

工作组进校后，六月十一日上午，由副组长杨××召集全校干部大会，宣布工作组来清华“夺权”，并要到会干部“老实交代”。

他们还在同学中散播：“蒋××坏了，那么从党委、团委到系总支、分团委、党支部也都坏了，各级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清华是黑窝”，“整个清华的党组织是一个庞大的保皇党”。甚至说：“清华党是黑党”，“清华干部是铁板一块”，“清华干部八年也改造不过来”。

工作组不准干部看大字报，不准参加运动和任何会议，让他们完全与群众隔绝，成天在屋子里读《修养》。工作组向干部提出，要多读《修养》一书，对照着写“下楼”检查，说“你们过去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读这本书读得太少了”。

系总支书记、支部书记全由工作组兼任或指派，指派的多是他们心目中的“左派”。

七月十二日，机械系临时党总支成立，大会上先由工作组宣布并通过贺××、胡××、张××转正（贺、胡二人转正提前两个月），然后任命贺××为副书记，张××、胡××、张××为总支委员。宣布时连张××本人也很“突然”，群众问她，她不承认，以致传为笑话。

在自控系，工作组急急忙忙让刘×提前转正，并指派她任系临时党总支副书记，群众意见纷纷。

（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对一般干部作敌我矛盾处理。数力系党支委以上、教研组主任以上干部五十五人，被工作组打成“黑帮”、“黑线”的三十九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该系党总支委员十二人，百分之一百被打成“黑帮”。

工作组刚进校，有同学贴出对干部的《十条通令》大字报，工作组说这张大字报“长无产阶级志气，灭资产阶级保皇派威风”，并在全校广播，分别在各系宣布、传达到全体干部。其主要内容是：

（１）必须彻底交代“黑组织”；

（２）必须交代假起义，交代幕后策划人；

（３）六月十四日以前向工作组交出“黑名单”；

（４）没有工作组的许可，都留在宿舍里，随叫随到，等待审问；

（５）绝对服从工作组的命令；

（６）不准动工作组同志一根毫毛。

这样一来，所有干部都被关在屋子里，成天写检查，写思想汇报、活动汇报，交代材料。出校门要请假，连学生辅导员、级主任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工作组对于一小撮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极力保护。蒋××在高教部一直未回校。王××七月二十三日对工化系“十七人小组”（蒯大富同志所在的化９０２班内反蒯的十七名学生组成）讲：“蒋××性质还未定”。刘×（校党委第一副书记），胡×（校党委副书记）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八日在北京饭店开市的三级干部会议，何××（校党委副书记）则在香山休养，直到七月十八日才返校。刘、胡二人回校后，只斗了一次。对在校的艾××（校党委副书记）多方保护，由于群情激愤，工作组才草草斗了一下。（⑴⑵）

（三）在基层干部中大搞人人检查“下楼”

凡是干部一律靠边站。群众形容：“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不感到孤立。

在基层干部中大搞人人检查“下楼”。某某人在六月十八日给刘×指示：关于党员干部“下楼”的问题，让各班同学讨论一下是不是对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批评，让他们作检讨。于是，叶×等在六月二十日给市委的报告中明确规定：对基层干部（辅导员、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一般的采取自我检查，群众批评帮助的办法。”机械系有的级主任检查多达四、五次，才勉强过了关，甚至有的团支委、积极分子，也被工作组确定为“下楼”对象。

工作组对待基层干部的方针，用他们的话说：

“层层剥皮”（层层往上剥，先揭基层，后揭党委）；

“先扫外围，后打黑线”；

“小鬼揭大鬼”（由下到上）；

“顺藤摸瓜，内查外调”。

工作组在群众中散播：“清华的干部都是‘牛’字号的”（意即牛鬼蛇神），清华下面和上面的干部结成“死党”，甚至说“下面比上面更坏”。

干部检查“下楼”时，有几条标准：

检查错误 交代罪行

自觉上纲 挖出黑心

所谓“上纲”就是要上升到“自觉地执行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自觉反毛泽东思想”、“自觉反党反对党中央”。

对基层干部检查“下楼”会，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使下，工作组副组长杨××亲自作了布置：“要注意煞威风与攻心战相结合，大会煞威风和小会攻心短兵相接相结合。”他说：对干部不能“宽容”，要“尽最大的力量，不漏掉一个坏人”。

检查“下楼”的范围，实际上几乎是全部党员。工作组提出：“党员凡是原来盲目执行前市委指示的，要检查”；“党员凡原来盲目执行校党委的指示的，要检查。”例如机械系共二百零二个党员，确定不准“下楼”的五十九人；经过检查“下楼”的一百一十五人；挂起来的二十八人（据七月十二日工作组宣布的数字）。

这样一来，群众说：清华是“党员不如团员，团员不如群众”。

在数力系竟发生这样一件怪事：工作组进校不久，要数力系一个党外“老教授”杜××（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召开数力系的总支委员会。当时杜在会上说：工作组叫你们老实交代。工作组还派了一个党员作杜的秘书，去作记录。

（四）利用干部整革命群众

六月二十四日──七月十五日，工作组进行所谓“反蒯”斗争，这时他们又利用干部把矛头对准革命群众。

工作组利用干部急于要“下楼”、“解放”的心情，鼓动干部“反蒯”，说这是干部“触及灵魂”、“将功赎罪”的“大好机会”。曾××是蒯大富的班主任，因“反蒯”需要，工作组就让他提前“下楼”了。

有的干部检查多次，工作组都说不行，但“反蒯有功”，就能迅速“下楼”。例如工程物理系，过去有个“保蒋”的“打手”，因“反蒯”积极，很快“下了楼”。为了“反蒯”，王××要干部“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工作组”，要在与蒯大富“辩论”时，恢复党团组织，要党员表态，“下楼”。如不“反蒯”，就让干部长期“挂着”，无法“下楼”。

七月十日，王××说：只批判少数典型，从而教育了大多数，这样并不矛盾，同时在斗争中提高了，也就解放了一些党员、干部。

工作组撤走之后，在工作组一手扶植起来的清华“三临”（文革临时筹委会、“红卫兵”临时总部、临时主席团，都是由贺××、刘×主持的）掌权期间，继续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以反工作组对干部“右倾”为名，继续散布“打倒一切”的舆论

他们提出：“清华大学修正主义是一棵黑树，树干是校党委，树枝是下面所有的干部”，因此，应该“全部打倒”，否则“不能除根”。他们在教师、干部吃饭的食堂门口贴了一幅对联：

氦氖氩氪氙惰性十足

一群混蛋

吃喝玩聊睡不问国事

（二）组织所谓“黑帮劳改队”，大刮“劳改风”

他们把干部分为三类：

黑帮分子──校一级干部、总支书记、副书记；

黑线人物──总支委员、支部书记；

黑帮爪牙──总支办事员、积极分子。

然后组成三个劳改队：

第一劳改队（八月二日──十一月初）：参加人为校一级干部、总支书记、系主任；

第二劳改队（八月二日──十一月初）：参加人为总支副书记、分团委书记；

第三劳改队（八月底──十月底）：参加人为支部书记、委员。

有些政治教师、政治辅导员，也被劳改。

学校十三个单位中，总支委员以上被劳改的，有九个单位是百分之一百，其他单位都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党委各部、学校各处负责人，被劳改的，在十四个单位中，有九个单位是百分之一百。

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劳改的占百分之七十，没有劳改的大多是年老，有病；有的基层干部，是群众抵制不让劳改的。

（三）对干部体罚

八月二十五日晚上，前清华“红卫兵”的一些人，在阶梯教室用皮鞭抽打“劳改队”的干部，被打的多是党委副部长、总支书记、副书记，半夜叫去，边走边打。有的人脸被打肿，打了以后，又把他们集中关在“生物馆”里面，有两个星期左右才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