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
今使执涂人而问之曰：“而知曹操乎？而知刘备乎？而知阿斗乎？而知诸葛亮乎？”必佥对曰：“知之。”又问之曰：“而知宋江乎？而知吴用乎？而知武松乎？武大郎乎？潘金莲乎？杨雄、石秀乎？”必佥对曰：“知之。”更问之曰：“而知唐明皇乎？杨贵妃乎？而知张生乎？莺莺乎？而知柳梦梅乎？杜丽娘乎？”必又共应曰：“知之。”又问以“曹操、刘备、阿斗、诸葛亮为何如人”？则将应之曰：“曹操奸臣，诸葛亮忠臣，刘备英主，阿斗昏君。”问以“宋江、吴用、武松、武大郎、潘金莲、杨雄、石秀为何如人”？则将应之曰：“宋江大王，吴用军师，武松好汉，武大郎懦夫，潘金莲淫妇人。杨雄、石秀、潘巧云之徒，则事等于武松、潘金莲，而又大不同。”至问以“唐明皇、杨贵妃、张生、莺莺、柳梦梅、杜丽娘为何如人”？则又无不以“佳人才子”对。至“佳人才子”之行事品目，则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尤为江湖名士与村学究所聚讼，呶呶然千载不可休者也。数千百年之事，胡、越、秦、楚悬隔千里，而又若存若亡、杳冥不可知之人，皎皎乎若亲至其人之庭，亲炙其为人，而更目睹其生平前后数十年之事者，盖莫不然。昔孔子弹琴见文王之容，夜梦则见周公；隋智者亦亲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凡此神迹，说者以为圣贤之学，时量既破，不复成古今，故古人皆可见而恒在也。此说云云，疑信者半。异哉！何观于贩夫巿贾、田夫野老、妇人孺子之类，指天画地，演说古今，喜则涎流吻外，怒则植发如竿，悲与怨则俯首顿足，泣浪浪下沾衣襟，其精神意态，若俱有尼山、天台之能事也，是可怪矣！是可怪矣！闻之师曰：“地球之博，八九万里；古今之长，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尾，浑芒无本剽。自提符尼安，以放哀卢维恩，其横目戴发，圆颅方趾称为人者，若统稽其数，则为十为百，为千为万，为亿兆，为恒河沙，乃至算数譬喩所不能尽，莫不仰而见光，俯而见土，生不知其所自来，去不知其何往也。”人生于世，固若是之芒乎？及其姓氏称于人口，臧否、善恶见知于同时，而同时之人援为口实，如此者盖百不一二。不然，则生则称，没则已焉。求其人已往，其名不湮没，里居姓氏载在图书，博雅之士，专门之业，笃志稽古，钩沈考佚，或时时一及之，能及此者，此其人亦远矣，如此者又百无一二。若夫声音笑貌，性情心术，千古之后，万里之外，风靡六合，智、愚、贤、不肖罔不习知之而熟道之，则亿兆人中之一二人矣。与此数者，必其人有过人之行，遍胜独长之处，而使天下之人，怪叹骇汗、怨慕流连不能自止者，而后此一人者之性情心术、声音笑貌，乃能常留于亿兆人之脑气筋中而传而益远、久而不淡也。抑又闻之，凡为人类，无论亚洲、欧洲、美洲、非洲之地，石刀、铜刀、铁刀之期，支那、蒙古、西米底、丢度尼之种，求其本原之地，莫不有一公性情焉。此公性情者，原出于天，流为种智。儒、墨、佛、耶、回之教，凭此而出兴；君主、民主、君民并主之政，由此而建立。故政与教者，并公性情之所生，而非能生夫公性情也。何谓公性情？一曰“英雄”，一曰“男女”。何谓“英雄”？最古之时，人处于山林箐泽，豺虎之与游，鸱鹫之与栖，未有衣裳，未有宫室，未有城郭，更未有所谓纲常政典。凡其自毁齿至于白首，终其百年之身，所目注心营、劳苦险难、几死而后得之者，其间大事，不过与禽兽争饮食，与禽兽争居处而已。然而人无天然之利器以自卫，以言乎目，不知鸺鹠、鹰隼；以言乎耳，不如狐狸、蝙蝠；以言乎鼻，不如犬。推之爪牙之利，远逊于狮虎；皮骨之坚，不及乎犀象；回翔进止，从容如意，不如飞鸟之属；不饮不食，长生伏蛰，不如众凉血之类。凡此诸端，悉不若彼，而欲于彼中分其馀沥，践其馀地，草间偸活，聊息须臾，吾知其难矣。更何望其烈山焚泽，驱除攘剔，使瞳能舒敛者、爪能伸缩者、舌有倒刺者、长角如兵者、足能践雪者、能数月不食者、一举九千里者，与夫伏者、钻者、援者、奔者，诙诡之种，殊能之性，若斯之伦，初则奔走窜逸，遁匿恐后，继则俯首帖耳，扶犂服轭，任重致远，鞭棰鼎镬，莫不惟命是从，而芒芒一大行星，遂为人之私产哉？吾人于是考僵石之层，验山林之迹，视古初所传之器物，读初有文字之遗书，而知古人之所以胜庶物，而得以自存者，一在于能合群，二在于能假器。蚂蚁有群，蜜蜂有群，鸦鹊雁鹜有群，海狗有群，野豕有群，山羊有群，象有群，猴有群，凡其群之部勒、条教愈分明者，则其族愈强，而其种之传愈远。既有群，必有一群之长，一群之长，必其智慧血气之冠乎一群者也，君主之始也。而人之合群，则尤大于众物，其合群所推之长，必即其始为假器之人。请举中国之古书明之：始为网罟，以佃以渔，于是乎有包犠氏之王天下；斵木为耜，揉木为耒，始为交易，于是乎有神农氏之王天下；始为礼乐文章，垂衣而治，仍不外假器也，而器稍进繁矣，于是乎有黄帝、尧、舜之王天下。推之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服牛乘马，引重致远，重门击柝，以待暴客，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作为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作为棺椁封树丧葬祭之礼，与夫丧葬祭之礼之等作为书契，铭之金石竹素，凡创一艺、成一器，为古人之所无、而后人所不能不有者，则其人皆尊为圣人，而立为天子。《六易》所载，孔子所述，凡在儒者，谅不能为之诬；其他《山海经》、《穆天子传》、墨子书、屈原赋等古术之书，印度、希腊、波斯、阿？伯等殊方之说，证之吾说，大略相同。观圣王之迹，可以知古人之自处矣，物竞是也。比而观之，最朔之时，灌莽未辟，深昧不可测，禽蹄鸟迹，交于中国，于是乎有豪杰之士，析木以为棰，摩石以为刃，以战胜于狰狞骇跳之伦，得以食其肉而衣其皮，昔之为害者，今转而为利，而天下重赖英雄矣。及其继，林莽渐开，川原日辟，人之游踪日以远，涉大河，逾雪山，遍及旱海之外、万山之内，而人与人之从古不相见者，至此而相见。衣冠不同，言语不通，而各行其所志，则必有争，于是乎有英雄起，铸金石以为锋刃，合弦羽胶漆以为弓矢，教之击刺射御，教之坐作进止，使夫异族之民，非臣仆而为吾役，即远徙而不敢与吾争？，而天下益知重英雄矣。洎乎民智开、教化进，大地之众，彬彬相见，斯时之人，固无禽兽之足虑，即生番、黑人低种之氓，其澌灭夷迟，降为臣仆，不复齿人之数，亦数千年于此矣。惟此文明之种与文明之种，相持不下，日以心竞，而欲定存亡于上帝之前，则其局愈大，其机愈微，其心愈挚，而豪杰愈为天下家国所不可一日无。由前之说，则自洪荒之世，未有文字之先，各种之民，由中亚细亚之大平原初分支而未再合之时，其时无书也。下观石史，旁推生物，可知其时之民所为之事，并居此界。由继之说，则从中古之世起，至前二百年止，征之我国，则黄帝北逐荤粥，曁虞夏之有苗，殷周之𤞤狁，汉之匈奴，魏、晋之鲜卑、乌桓、氐羌，南北朝之突厥、蠕蠕，唐之吐蕃、回纥，宋之契丹、女真，蒙古元人威加亚细亚全洲？各种之民，无有敌者，而见阻日耳曼之种。考之外域，则初见于希腊与秃累之争，再见于以色列人与厄日多之争，三见于尼布甲尼撒与埃及、犹太、亚述之争，四见于波斯与巴比伦狄撒之争，五见于希利尼人与波斯之争，六见于马基顿与希腊、波斯、印度之争，七见于罗马与非尼基之争，八见于德意志种与罗马之争，九见于沙兰生人与欧洲诸种之争，十见于特穆津与中亚细亚并欧东诸国之争，十一见于撒马儿罕与突厥之争，十二见于突厥与东罗马之争。夫醉饱之怨，目怒之仇，伏尸一人，流血五步，聚一城、一邑、一国之众，历一月、一年或十年之期，此并微事不数矣。数其荦荦大者，而伙颐沉沉，多至于此，相持至数十百年，地之绵亘数千里，为此而死者其人至数兆，其甚者一种之人，建国千年，视乎一战以为存灭，机深祸惨，莫过于斯，未尝不叹人之所为若是其大而烈也。及深观万变，蔽以一辞，不过即上所云“人之游踪日以远”，此种之人与彼种之人相见各争其利，则其事必出于相灭而后可以自存耳。此则从有文字以来，至前二三百年，其间之民，所为之事，约居此界。由后之说，则自倍根创学、欧人进化以来，于是人之为物，其聪明智虑始得显明其在万物之上，而最初所行生番、野人之性情风气，昔之视为只此一途别无他说者，至此始渐悟其非而去之。盖人于是始知有生人之乐矣，亦几几乎太平之治、文明之化，无所谓争矣，即无所用英雄矣。虽然，太平之治，文明之化，若有教门之谬论不复兴，格致之学问不中止，而又无恒星光变、慧星过界、地心火灭、养气用尽诸变以阻之，则千年之后，其庶几乎？若夫今日，格致之理虽启，而未尽明也，獉狉之族虽衰，而未尽灭也；开化之民，合五洲计之，则为数甚少也；地利之所生，人工之所造，资本之所出，若全地之人，皆欲遂其生，而又使将来之孶息，各遂其生，则此数不能给也。天下之民，风化不齐，最下之人，野蛮如虎兕，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如此者不能不御之以锋刃；稍次之民，则昏昏如家畜之禽兽，驯良固其分，而奔蹄泛驾，或时时一见之，如此者不能不驭之以羁勒；半开化之国，稍有学问之民，习俗未尽，政体未善，往往以兼人之国、夺人之利以为得计者，既与此国并列于世，则不能不待之以海陆之军，持之以飞箝钩楗之术。如此则必有争，盖去太平之世尚远也。百馀年来，大彼得、华盛顿、拿破仑夺匹夫，建大业，固以兵得天下矣；其后有若南北花旗之战、俄土之战、普法之战，器械之精，士卒之练，攻战之惨，胜负之速，皆为古之所无。然此犹白种与白种战耳。而白种之人，又于其间西驱红种而得其地，北开悉毕尔，东略亚细亚，南据阿非利加、五印度，东南踪迹遍于各岛，以及澳洲，凡夫地球所载横目之民，无不识有欧罗巴之人，而推白种为诸种之冠，虽曰文治，抑亦未尝不由师武臣力也。至于路得之改教，倍根之叛古，歌白尼之明地学，奈端之详力理，达尔文之考生物，皆开辟鸿濛，流益后世，视拿破仑、华盛顿为更进一解矣。盖血气之世界，已变为脑气之世界矣，所谓天衍自然之运也。由吾生之前数百年，至吾生之后数百年，大约并居此界。嗟乎！上帝既生人，而又使人不能无五官四体之欲，又使其所欲者必假物而后成，而物又常不给于用，遂使此无边之土、无边之时、无边之众，各领略其无边之苦。咄哉！上帝何其多事乎？往者不可作，来者茫茫无终极，但见大瀛之内，血气所同，各有其所谓英雄，所谓之事业。其人若生，小则为帝王，大则为教主，使天下之民，身心归命，不敢自私；其人已往，则金石以像之，竹素以纪之，歌舞以陈之，其身心归命、不敢自私者，犹其人之生也。英雄之为人所不能忘，既已若此，若夫男女之感，若绝无与乎英雄。然而其事实与英雄相倚以俱生；而动浪万殊，深根亡极，则更较英雄而过之。当其由火轮、风轮、金轮而有植物，植物之初，其始分身而已；至于莓苔，遂以稍繁；至有桃李梅杏，而植物之官品大成。植物传种之法，由于交媾；或则树各为雌雄，其雄树之粉，飞著于雌树，而雌树以实；或则于一花中自具雌雄，花须之粉为雄，花蒂之瓣为雌，须之黄粉落著花蒂，而树以实。再变而为兔葵、星鱼、海胆、海参、海蜇、海菌、海梳，以至诸凉血、圆节之类，而动物雌雄之界渐明，彼此相待之法亦以渐显。圆节之类，雌为最贵，雄者次之，而又有不雌不雄之一类，蜂与蚁是矣。方蜂之成窠，蚁之成穴，雌者为王，一巢祗一枚，不能有二，二则必分争；雄者数稍多，均饱食无事，与雌者交而已；不雌不雄者数至多，亦至贱，为兵为工，皆其所执。凉血之类，觉识最微，尚未闻有部勒之法，故亦不知其雌雄相待之礼。热血中能飞类往往各有其偶，雌雄各一，不相携贰，其道平等，颇为文明。热血之哺乳类，则其性与人近，大率以力为尊，故雄率贵而雌率贱，有一雄而制数十雌，生杀惟所命者，哥栗、拉倭兰、乌丹是矣。洎乎衍哺乳之一种而有人。人者，哺乳类中今日之至繁者也。然而其初，则与猿狙为至近。非洲黑种之氓，美洲红色之种，澳洲马来细，与夫中国之苗、蛮、僮、黎诸族，獉狉相承，去猴未远。大都男尊女卑，男役女若役牲畜。其酋恒蓄姬妾数十人，等威之别，当夕之规，至繁且密，彼固自以为天秩、天叙也，盖未开化之人例如此矣。中古之时，基督之徒，起于西极，凡其宗旨，姑不深言，而其一男？可娶一女之条，不得不谓为人之进境。至于浮屠之说，分为四教，其大乘不复言此，小乘言此，而有天人之别。人则始于郁单越，种种差别，制各不同，要皆为千年以后之事，而非今人脑气所能思。吾党所能思者，独往事耳。问尝发陈编，考前事，见夫兴亡之迹，波谲云涌，而交柯乱叶，试讨其源，大都女子败之，英雄成之；英雄败之，女子成之；英雄副之，女子主之；英雄主之，女子副之。事莫难于取人之天下，而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武、高、光，以至列朝之令主，莫不以得内助而兴；祸莫惨于失天下于人，而桀、纣、幽、厉、哀、平以及后世乱亡之主，又莫不以眷一女子，因而不恤其国，不恤其家，其卒也不恤其身。中国之事，人知之矣，请言西史。西之学始于希腊。希腊之和美尔有书曰：海王尼利亚斯有五十女，皆美，而德梯司称最。德梯司嫁德沙利王子，名佩理亚。方其嫁时，海王会诸神，云车风马，恍惚毕集。有女神名伊栗斯，司人间反目之事，因其不吉，未为邀致。而此神遂怒，现身于座而谓众曰：“吾有金苹果，惟天下之最美者受之。”有三女神最美：第一额拉，乃太岁后；第二雅典，主智慧文明；第三阿勿洛的帝，主因缘。各自负，争苹果不能决，乃相与谋曰：“盍就人间之美丈夫所断之？”乃同适秃累，见其王子巴黎斯。王子方牧羊，王女仙人佥谓之曰：“若认我为至美，我即以我所握之福赐之。”巴黎斯之意，天下之福莫得美妇若也，即认阿勿洛的帝为最美。阿勿洛的帝遂默导以往希腊。斯巴打王美那拉斯之后希利拿者，国色也，以神之佑，见巴黎斯而悦之，与之逃归。希人恶之，倾国以伐秃累，索希利拿。其时军中，攸利时以谋著，亚气黎以勇著，与秃累血战十年，而亚气黎为巴黎斯所射死。巴黎斯既射死亚气黎之后，复为非洛特毒箭所伤。此是神箭，无人能医，惟巴黎斯前妻名婴讷尼者能医之。但巴黎斯既得希利拿之后，遂逐前妻，前妻恨之，不复与药，而巴黎斯死于伊打山，即往之牧羊处。牧人用希礼作木塔，烧巴黎斯尸，婴讷尼见之，亦自投火山，与之同死。其后以攸利时计，秃累终破，迎希利拿归，而用兵已十年矣。欧洲上下千古之局，关键于罗马；前后三雄之际，又罗马之关键也。昔埃及女王克里倭巴土拉，生于汉地节元年，为前王多禄某女，姱容修态，冠绝古今，而读书浩博，通七国语言，于斐洛素非为尤邃。甘露三年，多禄某死，克里倭与其弟亦名多禄某者同嗣位，为共和治。至黄龙元年，为其弟所逐。克里倭求纳于罗马皇恺撒，于是罗马胜埃及，杀多禄某，复与其幼弟为共和治，继复往罗马，与恺撒共居。初元五年，罗马人布鲁达杀恺撒，克里倭惧祸返埃及。而恺撒旧臣安敦尼伏尸誓众，竟报恺撒之仇，杀布鲁达。于时，罗马人不更立专王，分国政为三部，号鼎足治，而安敦尼主东方安息、条支各土事。克里倭奔之，由海道往安息，楼船千艘，所费钜万。安敦尼磊落喜功名，一见克里倭而悦之，为去其故妻阿太维亚，妻弟兴兵伐安敦尼，而安息与埃及连兵拒之，然终为妻弟所败。克里倭走埃及，安敦尼从之，中途讹传克里倭死，安敦尼自杀，克里倭闻之，亦自杀。至奥古士多兴，罗马又为帝政。其在中国也若此，其在西方也若彼，非常之原，俟其一决。安危系于千古，倂千夫之命，不能为之谋；汗青之简，朦瞍之讴，千载留遗，不能为之讳；而枢机之发，常在于衽席之间，燕闲之地，无古今中外一也。而况于匹夫匹妇，不得其意，缠绵怨慕，与天无极，诚贯金石，言动鬼神，方其极愚，又岂不肖之名、杀身之患所能可阻者哉？甚哉！男女之情，盖几几乎为礼乐文章之本，岂直词赋之宗已也。观乎电气为万物之根源，而电气可见之性情，则同类相拒，异类相吸，为其公例。相拒之理，其英雄之根耶？相吸之理，其男女之根耶？此理幽深，无从定论。论其必然之势，则可以二言断之，曰：非有英雄之性，不能争存；非有男女之性，不能传种也。六合之大，万物之繁，其问境界，难以智测，其亦有勿具此二性者乎？则吾虽不敢知，然可决此物之不足以存于世，即幸而暂存，而亦不能传至今也。夫若此，此其所以斯世之物之无不具此性，岂偶然哉？明乎此理，则于斯二者之间，有人作为可骇、可愕、可泣、可歌之事，其震动于一时，而流传于后世，亦至常之理，而无足怪矣。不宁惟是，谓英雄必传于世，则古来之英雄何限；谓男女之事之？异者必传于世，则古来缠绵悱恻之事亦何限。茫茫大宙，有人以来，二百万年，其事伙矣，其人多矣，而何以惟曹、刘、崔、张等之独传，而且传之若是其博而大也？生平孤露，早迫饥驱，尝溯长江，观六代之故都，北至长城，西度函关，观秦、汉、唐之遗迹，凭吊其兴亡；而岁时伏腊，乡邻赛社，萍踪絮迹，偶然相值，未尝不游于其巿，讯其风俗，而恍然于中原教化之所以成也。何以言之？古人死矣，古之人与其不可传者俱死矣，色不接于目，声不接于耳，衣裳杖履不接于吾手足，然则何以知有古之人？古之人则未有文字之前赖语言，既有文字之后赖文字矣。举古人之事，载之文字，谓之书。书之为国教所出者，谓之“经”；书之实欲创教而其教不行者，谓之“子”；书之出于后人一偏一曲，偶有所托，不必当于道，过而存之，谓之“集”：此三者，皆言理之书，而事实则涉及焉。书之纪人事者，谓之“史”；书之纪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谓之“稗史”。此二者，并纪事之书，而难言之理则隐寓焉。此书之大凡也。然则古之人恃何种书而传乎？古之人莫不传，而纪事之书为甲。然而同一纪事之书，而传之易不易则各有故焉，不能强也。书中所用之语言文字，必为此种人所行用，则其书易传，其语言文字为此族人所不行者，则其书不传。此一也。即此语言文字为本种所通行矣，而今世之俗，出于口之语言与载之纸之语言，其语言大不同。若其书之所陈，与口说之语言相近者，则其书易传；若其书与口说之语言相远者，则其书不传。故书传之界之大小，即以其与口说之语言相去之远近为比例。此二也？即其书载之文字之语言，与宣之口舌之语言弥相近矣，而语言之例，又大不同：有用简法之语言，有用繁法之语言。简法之语言，以一语而括数事，故读其书者，先见其语，而此中之层累曲折，必用心力以体会之，而后能得其故。繁法之语言，则衍一事为数十语，或至百语、千语，微细纤末，罗列秩然，读其书者，一望之顷，即恍然若亲见其事者然。故读简法之语言，则目力逸而心力劳；读繁法之语言，则目力劳而心力逸。而人之畏劳其心力也，甚于畏劳其目力。何以证之？譬如有一景于此，或绘之于画，或演之于说，吾知人必乐观其画，甚于乐观其说，盖说虽曲肖详尽，犹必稍历于脑，而后得此景，不若画之一览即知为更易也。惟欲传一事，始末甚长，画断不能绘至无穷之幅，而且事之情状反复幽隐，倏忽万变，又断非画所能传乎？故说仍不能废，而繁言亦如画焉。若然，则繁法之语言易传，简法之语言难传。此三也。即用繁语观之，不劳心矣，而所言之事，有相习不相习。天下之民，其心能作无限曲折、而至极远之限者恒少，狃于目前、稍远即不解者恒多。若其所言，其界极远，其理极深，其科条又极繁，加以其中所用之器物、所习之礼仪、所言之义理、所成之风俗、所争之得失，举为平时耳目所未及而心力所未到，则必厌而去之；必其所言服物器用、威仪进止、人心风俗、成败荣辱，俱为其身所会历，即未历而尚有可以仰测之阶者，则欣然乐矣。故言日习之事者易传，而言不习之事者不易传。此其四也。事相习矣，天下之事变万端，人心之所期与世浪之所成，恒不能相合。人有好善恶不善之心，故于忠臣、孝子、义夫、烈女、通贤、高士莫不望其身膺多福，富贵以没世；其于神奸、巨蠹、乱臣、贼子，无不望其亟膺显戮，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上帝之心，往往不可测；奸雄得志，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穷凶极丑，晏然以终；仁人志士，椎心泣血，负重吞污，图其所志，或一击而不中，或没世而无闻，死灰不燃，忍而终古。右斯之伦，古今百亿，此则为人所无可如何，而每不乐谈其事。若其事为人心所虚构，则善者必昌，不善者必亡，即稍存实事，略作依违，亦必嬉笑怒骂，托迹鬼神，天下之快，莫快于斯，人同此心，书行自远。故书之言实事者不易传；而书之言虚事者易传。此其五也。据此观之，其具五不易传之故者，国史是矣，今所称之《二十四史》俱是也；其具有五易传之故者，稗史小说是矣，所谓《三国演义》、《水浒传》、《长生殿》、《西厢》、《四梦》之类是也。曹、刘、诸葛传于罗贯中之演义，而不传于陈寿之志；宋、吴、杨、武传于施耐庵之《水浒传》，而不传于《宋史》；玄宗、杨妃传于洪昉思之《长生殿传奇》，而不传于新旧两《唐书》；推之张生、双文、梦梅、丽娘，或则依托姓名，或则附会事实，凿空而出，称心而言，更能曲合乎人心者也。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三国演义》者，志兵谋也，而世之言兵者取焉；《水浒传》者，志盗也，而萑蒲狐父之豪，往往标之以为宗旨；《西厢记》、《临川四梦》，言情也，则更为专一之士、？春之女所涵咏寻绎。夫古人之为小说，或各有精微之旨，寄于言外，而深隐难求，浅学之人，沦胥若此，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本馆同志，知其若此，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或译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文章事实，万有不同，不能预拟，而本原之地，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自以为亦愚公之一畚，精卫之一石也。抑又闻之，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构之史，而今日人心之营构，即为他日人身之所作，则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若因其虚而薄之，则古之号为经史者，岂尽实哉？岂尽实哉？
按：本文为严复、夏曾佑所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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