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植之先生早年回忆录》序

《施植之先生早年回忆录》序
作者：胡适

　　1927年我在华盛顿第一次劝施植之先生写自传。那时他快满五十岁了，他对我说，写自传还太早。以后二十多年之中，我曾屡次向他作同样的劝告。到了晚年，他居然与傅安明先生合作，写出他的《自定年谱》作自传的纲领。又口述他的早年生活经验，由安明记录下来。安明整理出来的记录，从施先生的儿童时期起，到1914年他第一次出任驻英国全权公使时为止，——就是这一本很有趣味而可惜不完全的自传。

　　为什么没有全部完成呢？安明说：“施先生开始口述的时候，精力已渐衰了。到1954年秋天他大病之后，他的记忆力更衰退了，他的脑力已抓不住较大的题目了。所以这部自述的记录只到1914年为止，没有法子完成了。”

　　但是这本小册子还是很可宝贵的。因为这是我们这一位很可爱敬的朋友最后留下来的一点点自述资料。如果没有安明的合作，连这一点点记录都不可得了。

　　植之先生活了八十岁，安明的记录只到他三十七岁为止。这本记录可以分为两大段落：前一段是他在国内国外受教育的时期；后一段是他从美国回来之后在国内服务的时期（1902—1914）。

　　植之先生叙述在上海圣约翰书院的经验，就是很有趣味的教育史料。“信教学生免费。非教徒缴纳学费，最初每年八元，后增至十元，至余离校之时增为十二元。校方除供给食宿而外，每年另给小帽一顶，鞋子两双，青布长衫二件，棉袄一件。放学时并给铜钱百文为车费。书籍及医药费用亦由学校供给”。这种追记，和“卜舫济先生留长辫，衣华服，矩步规行”一类的记载，都是史料。

　　植之先生十六岁时（1893）就跟随出使“美日秘国”钦差大臣杨儒到华盛顿做翻译学生。他在美国留学九年（1893—1902）。他追记这九年的生活，比较最详细。其中最有历史趣味的是他叙述杨儒时代的驻美使馆的内部情形。这种记载，现在已很难得了。

　　在这九年之中，他曾被驻俄的杨儒钦差邀去俄京圣彼德堡帮了一年（1899）的忙。并且曾随杨儒到海牙出席“弥兵会议”。可惜他没有把这一年的观察和经验讲给安明记录下来。前几天夏晋麟先生邀我午餐，我说起我正在看安明记录的施植之先生的早年自传，夏先生的第一句话就问：“有没有他在圣彼德堡和海牙的记录？”我说：“可惜没有。”夏先生和在座的几位朋友都很感觉失望。

　　植之先生1902年在康乃尔大学得文学硕士学位之后，他就回国了。那时他二十五岁。此后他的生活共有三个时代：从1902—1914，这十二三年他在国内服务。从1914到1937年，这二十多年他在国外担负外交的重要任务。1937年以后是他退休的时期，虽然他还替国家做了不少的事。

　　我们现在所有的记录，除了他的教育历程之外，只有他在国内服务的十二三年的追忆。这十三年的记录里，最精采的只有三大段：第一段是他在武昌张之洞幕府里的经验。第二段是他做京汉铁道总办时期的改革。第三段是他在哈尔滨做滨江关道的二十六个月的改革。

　　在这三大段里，植之先生特别叙述一位毕光祖先生的为人，特别记载这位毕先生给了他很多的指导和帮助。植之先生说：

　　　　蓝皮……文案中有毕光祖先生，字枕梅，嘉定人。毕先生改正之后，往往为余详加解说。尝谓余曰：‘'文章贵在理路清楚，不必作四六骈体，但求辞简意明。古人所谓辞达而已矣。”

他又说：

　　　　毕先生劝余处事要脚踏实地，其公牍圆到，其为人赤诚，其见解高超，皆为余生平所服膺。余以一出洋学生，对国内情形隔膜，而能服官州县（滨江关道系地方官），数年得无陨越者，多有赖于毕先生匡助之力也。

这部自述里，屡次这样热诚的称许毕先生的助力。

　　植之先生在滨江关道任凡二十六个月，他的成绩是当时中外人士都很称赞的。他自己也说：

　　　　英国驻哈尔滨领事SIY尝告同僚云：此间交涉事项宜多迁就施道台，使其久于其任，施道台若离任，其规模办法必皆随之俱去。因其方法甚新，同时中国官吏不能行其法也。

我在许多年之后，也曾听美国朋友顾临先生（Roger S. Greene）说，当时他也在哈尔滨，亲自看见施先生的政治作风，他很佩服。顾临先生说：“那个时候（1908—1910年）离日俄战争才不过几年，中国官吏能在北满洲建树起一点好成绩，为中国争回不少的权利，是不容易的事，是值得留下一点永久的纪录的。”我也曾把顾临先生的话转告植之先生，作为我劝他写自传的一个理由。

　　现在，他的哈尔滨时期的回忆录有了安明的笔记，我们只看见植之先生处处归功于那位毕光祖先生。他说：

　　　　余在（滨江关道）任二十六个月。……经办事务烦而且重，前任后任无一终局者。余以出洋学生久任此职得无陨越者，得力于毕先生者甚大。就任之始，毕先生告余曰：道署之人，不必多换，“就生不如就熟”。只要长官不贪，下属焉敢舞弊？……余到任后，未换旧人，而前弊俱去。盖因余本人于薪俸公费之外，不纳分文额外收入。此亦得力于毕先生“脚踏实地”之教也。

他记载张勋的兵士正法一案，又说：

　　　　此案乃毕先生经办。其人思虑周详，文笔圆到。余任内重要公文皆出其手。时人多称道之，每谓余以出洋学生而公事熟悉如此，诚属难能可贵。实皆毕先生之功也。

　　我们读施先生称述毕先生“匡助之力”的几段文字，我们都觉得这位“为人赤诚而见解高超的文案先生确是很可以佩服的”。——但我们同时也不能不感觉这几段文字都可以表现出植之先生自己的伟大风度，他能认识这位毕先生，他肯虚心请他修改文字，肯虚心听他详加解说，肯虚心请他去帮他自己办公事，肯全权信任他至十多年之久，使他能够充分发展他的才能来做他最得力的助手；这都是植之先生一生最可爱的美德。我们看他四五十年之后还念念不忘的说：“我当年的一点点成绩实皆毕先生之功”，“实多有赖于毕先生匡助之力”。这样的终身不忘人之功，这样的终身把自己的成功归美于匡助他的朋友，——这种风度是足以使人死心塌地的帮他的忙了。

　　胡适　1958，10，22夜，在离开纽约的前七日

　　（收入《施植之先生早年回忆录），1958年台北施肇基遗族印本。又载1960年1月台北《自由谈》第11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