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论文集》自序

《瞿秋白论文集》自序
作者：瞿秋白
1927年2月17日

一九二七年初，瞿秋白将他在此以前（一九二三年一月至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在《向导》、《新青年》、《前锋》、《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主要的文章汇集在一起，编为《瞿秋白论文集》，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曾排出一部分校样，由于“四一二”政变未能出版。本文是他为文集写的序言，未发表过。本书根据手稿刊印。

　　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

　　中国的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已经很久；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只有陈独秀同志在革命的实践方面，密切的与群众的社会运动相联结，秋白等追随其后，得在日常斗争中间，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所谓国情。至于戴季陶先生，虽然他首先以马克思主义来探求“中国之乱源”，胡汉民先生，虽然他首先以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中国上古（战国）的哲学思想；然而现在他们早已公开的抛弃唯物史观……这难道是偶然的？

　　中国无产阶级处于世界革命的时代及国民革命的中国，他一开始自己的运动，便不得不直接参加政治斗争，决不能限于改善自己生活的经济斗争。“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的”。这句话在西欧和俄国仿佛有一时期还是比较抽象的说明，在中国却是异常明显而具体的真理。既然如此，中国无产阶级自然急切的需要自己的政治思想的代表。

　　然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刚从宗法社会佛、老、孔、朱的思想里出来，一般文化程度又非常之低，老实说这是无知识的知识阶级，科学历史的常识都是浅薄得很。中国无产阶级所涌出的思想代表，当然也不能自外于此。只是革命实践的需要，正在很急切的催迫著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之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这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形。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一九二三年回国之后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我现在收集四年来的著述付印，目的是在于呈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用革命理论于革命实践上的成绩，并且理出一个相当的系统，使读者易于找著我的思想的线索。固然，无产阶级之革命思想的指导，当然是集体的工作，然而我确是这集体中的一个个体，整理我的思想，批评我的思想，亦许对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不为无益。况且集体的革命工作之意义，正在于其自我批评的发展；而集体的革命思想之形成，亦正在于其各个个体之间的切磋。固然，我这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理论里，可以有许多没有成熟的、不甚正确的思想，然而我始终亟亟乎将我的成绩同著我的错误一齐汇集发表，正是因为要发展中国社会思想的自我批评：我们的著作是想要利于革命的实践的，而并非想“藏之名山，传诸其人”的。列宁说：“自然……与其要革命，毋宁做革命。”我们固然很愿意从事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巨著，但是在现时革命潮流汹涌的时机，既不应幻想明窗净几闭户著书的馀暇，那么，仅只我这些马克思主义的试作，“做革命”的一部分的成绩之汇集与整理，也就未始无益哩。于是瞿秋白的论文集便出版了。

　　论文集分八类：（一）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二）帝国主义与中国；（三）买办阶级之统治；（四）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五）北京屠杀后国民革命之前途；（六）世界社会革命的问题；（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八）赤化漫谈。

　　第一、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于中国国情，自然要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经济状况中的资本主义的趋势，以及中国革命史上的策略战术问题。可是尤其重要的，是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之职任；五卅以前无产阶级应当参加国民革命，准备取得其领袖权，认定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在于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独裁制，而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合流直达社会主义；五卅以后，无产阶级领袖国民革命的问题，更加成了实际斗争的现实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已经因农民问题的要求切实解决而不能久持了，五卅屠杀后之无产阶级，实在已经实际的直接的开始了国民革命。

　　第二、帝国主义与中国——中国国民革命的使命，在于推翻世界帝国主义，因为不但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国际殖民地，而且中国国民革命简直是直接的由世界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所提携起来的。虽然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不是所谓半殖民地的，而是次殖民地，这句话确有鼓动的意义；然而真实的情形，却在“国际殖民地”。所谓国际殖民地的意思，便是说中国没有成为某一帝国主义国家之直接统治地，而是列强互争的对象。这中间包含著充分的帝国主义列强互相冲突的原素。因此，中国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最脆弱的地方，亦就是十月革命之后，世界革命最容易爆发而胜利的地方。中国国民革命之为世界社会革命的一部分，于此更加有深一层的意义。虽然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程度很低，还只有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的需要，而且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的建设比俄国还要困难好几倍，然而中国国民革命不胜利则已，如果胜利则必定是颠覆世界资本主义而创造社会共产主义的一支流。因此，我们以前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方式及中国革命反抗帝国主义的策略之研究，是很重要的。

　　第三、买办阶级之统治——这是我一九二三至二四年的时论之总题。当时临城案、贿选案、承认苏俄问题及广州买办军反革命叛乱等现象，显然表示是买办阶级（帝国主义）稳固的统治全国，并且压迫孙中山政府之时期。反右派的斗争已经开始，尤其是在广州商团叛变时；中山北上的第一次北伐，已经提出国民会议之主张（我当时有一篇《论革命战争之北伐》，惜因《向导》不载，已经遗失，未能收入此集），——这时期已经是无产阶级争革命领袖权之胚胎。

　　第四、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这是我一九二五年的时论之总题。当时北京政变（冯玉祥倒戈），国民会议始成全国革命平民的旗帜，继之以上海小沙渡罢工，五卅屠杀后的伟大革命运动，直到反奉战争中“变军阀战争为平民推翻军阀战争”之呼号与“为国民会议而战”之要求，对抗吴佩孚之法统主张。总之，五卅而后，无产阶级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已有具体的初步表现。这一期的时论，可以《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一文总其成。

　　第五、北京屠杀后国民革命之前途——这是我一九二六年的时论之总题。北京屠杀后，国民军败退之时，大致都认为是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反赤胜利之反动局面。然而五卅以来农民奋起，小资产阶级的左倾，他们不但积极起来反抗买办士绅阶级，并且渐渐脱离资产阶级之民族改良主义的领导，急切的要求反守为攻，尤其是革命战争的北伐，以直接继续反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革命平民，尤其是农民已进一步而要求平民政权。同时，民族资产阶级攫取领导权，而向妥协政策方面去，因为农民及无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对于他们自身都发生危险了。列宁说：“俄国资产阶级很恨俄皇政府，但是他是因为俄皇政府的政策会惹起革命。”（列宁引考茨基语）中国资产阶级在五卅以来真的走上这条路；他们恨帝国主义，正是恨他的惹起革命。所以如果革命平民要求北伐，是为著建立革命的平民政权，那么，资产阶级之赞成北伐，却是为著要求买办阶级之小小让步，以便结束革命，制止平民的民权主义之发展。这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已经迫近成败存亡的紧要关头。这一时期的时论，可以《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及《世界的及中国的赤化与反赤化之斗争》二文作为纲领。

　　第六、世界社会革命的问题——中国的国民革命发展于世界社会革命的时代里，我们不能不在世界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勇猛斗争；中国的无产阶级，甚至于一般的劳动平民解放的目的，都在于共产主义。所以关于共产主义国际、共产主义少年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世界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斗争、俄国无产阶级之胜利与经济改造事业、以及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如土耳其），我亦曾竭我的能力译述，以供国人的研究，兹汇集于此。

　　第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理论、主义的问题，当然不能离开实践，所以我在上海大学教课的讲义，大半都没有收入此集。固然，集中很有几篇文章关涉到较深的纯理论的问题，然而大致与中国现时社会思想的阶级斗争是有关系的，如东西文化、科学玄学的争辩等。还有与革命实践密切相关的理论上的争辩，则已分别归入其他各类。思想的战线上，我们不能不对于当代“伟人”梁启超、章行严、梁漱溟、张君劢、戴季陶、胡适之、《独立青年》派，以及帝国主义御用的曾、左、李（并非满清贵族御用的曾、左、李，乃是《醒狮》的国家主义派）下无情的攻击。这不但是中国无产阶级之最高命令，不能不服从；而且是中国民族——国民革命之利益所要求的。如果说我喜欢得罪伟人，那么，我可以顺便在这里“道歉”一声，只好根据于孔夫子的圣经贤传，说声“大义灭亲”了！况且我这些文章公布已久，从不看见他们公开的直接的答复，足见已是理屈辞穷，不敢接受我的挑战。“伟人与可笑的人相差原只有一步嗬。”

　　第八、赤化漫谈——这是我文艺杂著等的汇集。自五四运动中国宗法社会的思想崩溃以来，至今还是遗留著；好象恶疮似的，从阴处逐渐腐烂，非常之延缓迟滞，其痛苦可想可知。尤其是妇女问题、青年问题，甚至于在已经开始斗争的无产阶级之中，还保存许多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的旧观念。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要高呼“持续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之可宝贵的遗产”！这种可宝贵的遗产，便是无情的彻底的反抗宗法社会及一切舶来的反动妥协的文艺思想。再则，我这些杂著中也还反映些国际革命运动中工人阶级及被压迫民族之实际斗争，如二七流血，叙利亚、摩洛哥的血战，以及《革命运动年表》与《战壕断语》等。因此，我虽自知文艺稚弱，杂著庞乱，也还敝帚自珍，将他们存留在此。

　　《瞿秋白论文集》之出世，正当革命战争剧烈之际，中国革命大踏步的前进，中国历史的轨道正在将转弯未转弯的时期，亦许，不久便须更深一层更进一步的研究，我希望论文集很快的变成陈旧的文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