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说
诗序非诗人所作，亦非一人作之。盖自国史明变，太师达雅。其所作之意，必相授于作诗之时，况圣人删定之后，凡在孔门居七十子之列，类能言之。而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汉兴，得遗文于战国之馀，诸儒相与传授讲说，而作为之序，其义必有所授之也。于是训诂传注起焉，相与祖述而为之说，使后之学者释经之旨而不得，即以序为证。殊不知序之作亦未得诗之旨，此不可不辨。
夫鲁之有颂，词过于实。《宫》之诗有曰：“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以《春秋》考之，许即鲁朝宿之邑也。自桓元年，郑伯以璧假许田，至僖公时许已非鲁所有。常地无所经见，而先儒以为常即鲁薛地。若难考据，而诗称居常与许，为能复周公之宇。何也？盖此诗之作，自“俾尔昌而炽，俾尔寿而臧”，以下至“天锡公纯嘏，眉寿保鲁。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皆国人祝之之辞，望其君之能如此也。序诗者徒得其言，而未得其意，乃为之言曰：“颂僖公之能复周公之宇。”以为僖公果复常、许，若未可信也。《鱼藻》言：“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鱼大大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镐？饮酒乐岂！乐鱼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镐，有那其居！”言鱼何在！在藻尔。或颁首，或莘尾，或依蒲，自以为得所也，然特在藻在蒲而已，焉足恃以为得所，犹之幽王何在，在镐尔。或岂乐而后饮酒，或饮酒而后乐岂，若无事而那居自以为乐者。然徒在镐饮酒，湛于耽乐？而不恤危亡之至，亦焉足恃以为至乐？此诗人所刺也。序诗者徒见诗每以鱼言物之多，故于此亦曰：“万物失其性。”以镐为武王所都，故于此曰：“思武王。”恐非诗之旨也。《清庙》之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位冢宰，正百官而已，未尝居摄也。汉儒惑于荀卿与夫《礼记》之说，遂以谓周公实居摄。然荀卿之言好妄，而《礼》所记，杂出于二戴之论。于此附会其说曰：“周公即成洛邑，朝诸侯，以祀文王。”然则成洛邑者，周公也；至于朝诸侯，率以祀文王，使周公为之，不几乎僭乎？《将仲子》之序曰：“小不忍以至大乱。”以《春秋·左传》考之，祭仲之谏庄公以“不如早为之所。”庄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又曰“无庸，将自及。”又曰：“不义不匿，厚将崩，终至于伐诸鄢。庄公之志，不早为之所，而待其自毙，盖欲养成其恶而终害之故也。故《春秋》讥之，而左氏谓之郑志，以郑伯之志在于杀也。《将仲子》之刺，亦恶乎养成其恶而终害之。序诗者曰：“小不忍以致大乱，”盖不知此观庄公誓母姜氏于城颍，则庄公之用心岂小不忍者乎？《召旻》所刺，“刺幽王大坏也。”始曰：“旻天疾威”，又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思召公之辟国，特其一事耳。而序诗者遂以旻为“闵天下无如召公之臣。”焉足以尽一诗之意？《淇奥》所美，“美武公之德也。”武公之德如诗所赋，无施不可。序诗者徒见诗言曰：“有匪君子”，即称其“有文章”，武公所以为君子，非止文章而已；见诗言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即称其“又能听其规谏”。武公所以切磋琢磨，非止听规谏而已。是言也，又似非能文者所为，即此观之，诗之序非汉诸儒相与论撰者欤？不然，何其误诗人之旨尚如此！至如《载驰》、《抑》诗，称作诗者谥；《丝衣》引高子及灵星以证其说。若此之类，序非诗人作明矣。如《江有汜》言：“美媵也，勤而无怨，嫡能悔过也。”辞意并足矣，又曰：“文王之时，江汜之间，有嫡不以其媵备数；媵遇劳而无怨，嫡能自悔也。”如《式微》言：“称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而《旌丘》曰：“责卫伯。”因前篇以见意足矣，又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卫，卫不能修方伯连率之职”云云，何其辞意重复如此！若此之类，序非一人作明矣。
或者谓如《江有汜》之为美媵，《赍》之为锡予，《那》之祀成汤，《商武》之祀高宗，疑非后人所能知而序之者。曰：不然，自诗作以来，必相授于作之之时，况圣人删定之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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