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琴》前记

我们不再受骗了 《竖琴》前记
作者:鲁迅
1933年
论“第三种人”
本作品收录于《南腔北调集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竖琴》。

  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

  这一种思想,在大约二十年前即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绍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之名,渐渐出现于文字上,并且陆续翻译了他们的一些作品,那时组织的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是上海的文学研究会,也将他们算作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的。

  凡这些,离无产者文学本来还很远,所以凡所绍介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唤,呻吟,困穷,酸辛,至多,也不过是一点挣扎。

  但已经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兴了,就招来了两标军马的围剿。创造社竖起了“为艺术的艺术”的大旗,喊著“自我表现”的口号,要用波斯诗人的酒杯,“黄书”文士的手杖,将这些“庸俗”打平。还有一标是那些受过了英国的小说在供绅士淑女的欣赏,美国的小说家在迎合读者的心思这些“文艺理论”的洗礼而回来的,一听到下层社会的叫唤和呻吟,就使他们眉头百结,扬起了带著白手套的纤手,挥斥道:这些下流都从“艺术之宫”里滚出去!

  而且中国原来还有著一标布满全国的旧式的军马,这就是以小说为“闲书”的人们。小说,是供“看官”们茶馀酒后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优雅,超逸,万不可使读者不欢,打断他消闲的雅兴。此说虽古,但却与英美时行的小说论合流,于是这三标新旧的大军,就不约而同的来痛剿了“为人生的文学”——俄国文学。

  然而还是有著不少共鸣的人们,所以它在中国仍然是宛转曲折的生长著。

  但它在本土,却突然凋零下去了。在这以前,原有许多作者企望著转变的,而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于是,有梅垒什珂夫斯基夫妇(D.S.Merezhi-kovskii Z.N.AHippius),库普林(A.I.Kuprin),蒲宁(I.A.Bunin),安特来夫(L.N.Andreev)之流的逃亡,阿尔志跋绥夫(M.P.Artzybashev),梭罗古勃(Fiodor Sologub)之流的沉默,旧作家的还在活动者,只剩了勃留梭夫(Valeri Briusov),惠垒赛耶夫(V.Veresaiev),戈理基(Maxim Gorki),玛亚珂夫斯基(V.V.Mayakovski)这几个人,到后来,还回来了一个亚历舍·托尔斯泰(Aleksei N.Tolstoi)。此外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新起的人物,在国内战争和列强封锁中的文苑,是只见萎谢和荒凉了。

  至一九二〇年顷,新经济政策实行了,造纸,印刷,出版等项事业的勃兴,也帮助了文艺的复活,这时的最重要的枢纽,是一个文学团体“绥拉比翁的兄弟们”(Serapionsbrü-der)。

  这一派的出现,表面上是始于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宁格拉“艺术府”里的第一回集会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场是在一切立场的否定。淑雪兼珂说过:“从党人的观点看起来,我是没有宗旨的人物。这不很好么?自己说起自己来,则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员,也不是帝制主义者。我只是一个俄国人,而且对于政治,是没有操持的。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尔塞维克,和他们一同布尔塞维克化,我是赞成的。……但我爱农民的俄国。”这就很明白的说出了他们的立场。

  但在那时,这一个文学团体的出现,却确是一种惊异,不久就几乎席卷了全国的文坛。在苏联中,这样的非苏维埃的文学的勃兴,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然而理由很简单:当时的革命者,正忙于实行,惟有这些青年文人发表了较为优秀的作品者其一;他们虽非革命者,而身历了铁和火的试练,所以凡所描写的恐怖和战栗,兴奋和感激,易得读者的共鸣者其二;其三,则当时指挥文学界的瓦浪斯基,是很给他们支持的。托罗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称之为“同路人”。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这名称,由那时一直使用到现在。

  然而,单说是“爱文学”而没有明确的观念形态的徽帜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也终于逐渐失掉了作为团体的存在的意义,始于涣散,继以消亡,后来就和别的同路人们一样,各各由他个人的才力,受著文学上的评价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国又曾盛大的绍介了苏联文学,然而就是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这也是无足异的。一者,此种文学的兴起较为在先,颇为西欧及日本所赏赞和介绍,给中国也得了不少转译的机缘;二者,恐怕也还是这种没有立场的立场,反而易得介绍者的赏识之故了,虽然他自以为是“革命文学者”。

  我向来是想介绍东欧文学的一个人,也曾译过几篇同路人作品,现在就合了十个人的短篇为一集,其中的三篇,是别人的翻译,我相信为很可靠的。可惜的是限于篇幅,不能将有名的作家全都收罗在内,使这本书较为完善,但我相信曹靖华君的《烟袋》和《四十一》,是可以补这缺陷的。

  至于各个作者的略传,和各篇作品的翻译或重译的来源,都写在卷末的《后记》里,读者倘有兴致,自去翻检就是了。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鲁迅记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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