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与民望

一致与民望
作者：李大钊　1917年

1917年2月21日

　　余前为一文，登之本报，旨在申明国人不惟不可以外交问题为攻诘政府之具，同时亦不可以外交问题为攘夺政权之具。盖恐有强附联立内阁之名以求自效于政治者，故以此论促其觉悟也。此之自效，或即本爱国之念而发，吾侪对之，亦深所仰佩，但当外交吃紧之际，因此又增一层纷扰。究之由更迭所获之利益，尚在不可知之数，而由更迭所增之纷扰，乃确呈于吾人之目前。其得其失，惟望明达之士，稍一审思，即可立证。此实吾人立言之本旨也。

　　论者不以其为出人意外之议论而弃之，辄复加以评判，并为之详为析论曰：“今吾国政治势力之中心，既不属于政党，虽阁员中之一部分，亦有营政党生活或带政党彩色者，即在局中，己不无适从何来遽集于此之感。此等了无痕迹之集合，他日甲去乙来，亦不过进退更迭之常，况与政党无与，于联立二字尤无与，更何得失之足云乎？”由斯以谈，联立内阁在吾国今日，绝无是物，为其本非政党内阁之国也。此其为言，颇足释余之疑虑。惟论者告余，吾既非政党之国，而论者又复推论，及于政党之垄断政治与军人之武断政治无择，谓为政党之责。此其出人意外，不几视余论强附联立内阁之名之得失者为尤甚乎？

　　论者又云：“今日国势，千钧一发，原有阁员，能否举此责任，诚属疑问。”斯言余亦云然。盖以中国今日之国势，即请古今中外之著名政家，为吾治理，其能举此责任与否，亦罔不为一疑问，况于原有之阁员。但将原有阁员更迭之后，继任阁员之能否举其责任，宁独不为疑问乎？如其果为疑问，以继任者与原有者相较，能保其不犹吾大夫崔子或更等而下之乎？

　　论者又云：“万一必欲变更，则与其著眼于政党，毋宁注重于民望。”余于斯言，亦以为然。惟余所欲问者，则民望之表示当以如何之形式耳？以余言之，吾国表示民望之形式，即在国会对于政府提出之国务员投同意票与否之行为也。得同意者自为民望所归，遭否决者即为民望所弃，舍此更无表见民望之道也。若必离于国会而言民望，则甲将曰吾为民望所归也，乙亦将曰吾为民望所归也﹔甲派将曰乙某为民望所弃也，乙派亦将曰甲某为民望所弃也。此亦一民望，彼亦一民望，纷呶喧争，莫衷一是，而民望斯真无凭矣，而民望斯真无一致之道矣。苟余言为不谬，则试问原有之阁员，果真“适从何来遽集于此”，而为“了无痕迹之集合”者乎？以余所知，则殊不然。盖原有之阁员，皆经国会同意而后集合于此者，此殆其一致之证。盖其云一致者，即一致于国会之同意也。论者若曰：此非真实之一致，当以别种方法，改组内部一致之内阁，则舍“适从何来遽集于此”、“了无痕迹之集合”外，谅无别法。然则以表见于一定之形式者为非民望所足征，而其他庞杂特殊各自冒托之民望反足取以一致，于国会同意之集合为非一致，而“适从何来遽集于此”、“了无痕迹之集合”反能一致。余诚不知其何说，而亟欲就教于明达者也。

　　总之，当此外交吃紧之际，吾人欲政府及国民，以一致对外之精神处理此事，乃论者与余辈之所同。苟其应时势之必要，或有社会真正之要求，且不致惹起纷扰，致国民及政府之精神又分于疏通调和、争执应付之间，余辈亦非绝对以改组内阁为不可。而若无此必要，无此要求，适以增加一层纷扰，纷扰之后，又难保其非犹吾大夫崔子，徒因一二人之急于自效，而不惮犯此纷扰以为之，此其人之无论为以政党之资格而来，抑以所谓民望之资格而来，余终期期以此为爱国之士所当审慎自处而后动者也。

　　1917年2月21日

　　《甲寅》日刊

　　署名：守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