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宰相书 (郑樵)
十一月十二日，兴化军布衣郑樵，以衰老之病，不任道途，再行遗书献于相公钧座：樵生为天地间一穷民而无所恨者，以一介之士，见尽天下之图书，识尽先儒之阃奥，山林三十年，著书千卷。以彼易此，所得良已多，而斯心所不能自已者，其说有三。[1]故人曾入京华，载书诣相府。其一为樵暮龄馀齿，形单影只，铅椠之业甫就，汗简之功已成。既无子弟可传，又无名山石室可藏，每诵白乐天“恐君百岁后，灭泯人不闻。赖藏中秘书，百代无湮沦”之句，未尝不呜咽流涕。会兹天理，不负夙心，仰荷钧慈，果得就秘书省投纳。蓬山高迥，自隔尘埃；芸草芬香，永离蠹朽。百代之下，复何忧焉！其二为兵火之后，文物荡然。恭惟相公拨灰烬而收简编，障横流而主吾道，使周孔之业不坠于地。士生此时，宁无奋发！樵也愿讨理图书以自效，使东南之图书已尽，今古之图谱无遗，金石之文，鼎彝之志，莫不陈于前。前年五月十三日投纳，是月二十七日伏蒙提省之晨，特与嘉叹。既岁终，会计指挥，收入校雠之籍，与先儒之书等。嗟乎！伯牙之琴，为审音而鼓；冯驩之铗，为知己而弹。此某所以甘心焉。其三为修书自是一家，作文自是一家。修书之人必能文，能文之人未必能修书，若之何后世皆以文人修书！天文之赋万物也，皆不同形，故人心之不同犹人面。凡赋物不同形，然后为造化之妙；修书不同体，然后为自得之工。仲尼取虞、夏、商、周、秦、晋之书为一书，每书之篇语言既殊，体制亦异；及乎《春秋》，则又异于《书》矣。袭《书》、《春秋》之作者，司马迁也，又与二书不同体。以其自成一家言，始为自得之书。后之史家，初无所得，自同于马迁。马迁之书，迁之面也，假迁之面而为己之面，可乎？使迁不作，则班、范以来，皆无作矣。按马迁之法，得处在《表》，用处在《纪》、《传》。以其至要者，条而为纲；以其滋蔓者，釐而为目。后之史家既自不通司马迁作《表》之意，是未知迁书之所在也。且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仲尼之为书也，凡典、谟、训、诰、誓、命之书，散在天下，仲尼会其书而为一。举而推之，上通于尧舜，旁通于秦鲁，使天下无逸书，世代无绝绪，然后为成书。史家据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书而修，不能会天下之书而修，故后代与前代之事，不相因依。又诸家之书散落人间，靡所底定，安得为成书乎？樵前年所献之书，以为水不会于海则为滥水，途不通于夏则为穷途，论会通之义，以为宋中兴之后，不可无修书之文，修书之本不可不据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万一使樵有所际会，得援国朝陈烈、徐积与近日胡瑗以一命官本州学教授，[2]庶沾寸禄，乃克修济。或以布衣入直，得援唐蒋义、李例，与集贤小职，亦可以较仇，亦可以博极群书，稍有变化之阶，不负甄陶之力。噫！自昔圣贤，犹不奈命，樵独何者，敢有怨尤！然穷通之事由天不由人，著述之功由人不由天。以穷达而废著述，可乎？此樵之志，所以益坚益励者也。去年到家，今日料理文字，明年修书。若无病不死，笔札不乏，远则五年，近则三载，可以成书。其书上自羲皇，下逮五代，集天下之书为一书。惟虚言之书，不在所用。虽曰继马迁之作，凡例殊途，经纬异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观《春秋地名》，则樵之《地理志》异乎诸史之《地理》；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诸史之《艺文》；观樵《分野记》、《大象略》之类，则《天文志》可知；观樵《谥法》、《运祀议》、《乡饮礼》、《系声乐府》之类，则《礼乐志》可知；观樵之《象类书》、《论梵书》之类，则知樵所作字书非许慎之徒所得而闻；观樵之《分音》、《类韵》、《字始连环》之类，则知樵所作韵书，非沈约之徒所得而闻；观《本草成书》、《尔雅注》、《诗名物志》之类，则知樵所识鸟兽草木之名，于陆玑、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长；观《图书志》、《集古系时录》、《校雠备论》，则知樵校雠之集，于刘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长。以此观之，则知樵之修书，断不用诸史旧例。明验在前，小人岂敢厚诬君子！然樵虽林下野人，而言句散落人间，往往家藏而户有。虽鸡林无贸易之价，而乡校有讽诵之童。凡有文字属思之间，已为人所知；未终篇之间，已为人所传。况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竹头木屑之积，亦云多矣，将欲一旦而用之可也。呜呼！术业难成，风波易起，深恐传者之误，谓擅修国史，将无容焉。〈《夹漈遗稿》卷三。又见《莆阳文献》卷八，乾隆《仙游县志》卷四八，光绪《莆阳文辑》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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