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工运动史 (一九一九——一九二六)

中国职工运动史
（一九一九——一九二六）
作者：邓中夏
1930年

著者申明

本书原定三十章：前三章为“中国工业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形成”，“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后十四章为“广东时代极盛期”，“反奉战争”，“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海罢工期”，“北伐期中两湖职工运动之发展”，“上海三次暴动”，“武汉时代极盛期”，“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国民党叛变后”， “广州暴动”，“大革命失败后的消沉期”，“职工运动的转机”，“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总结”。但中国革命新高潮之日益高涨，使著者不能不立即回国，因此，只得把已写成的定为上卷，先行出版，前三章也只得日后再补。其馀定为下卷，将来有暇时再写。

本书缺乏材料参考，大部分都是凭记忆所及，秉笔直书，脱漏及错误之处，在所不免，望读者加以匡正，以便再版时加以补充和修改。

列宁说过：“因为作出‘革命底经验’总是比论述‘革命底经验’更为愉快，更为有益。”^{[注 1]}所以著者对于本书虽因未能及时完成引为恨事，然而却因为回国参加革命实际工作又引为莫大的快事。

邓中夏一九三○年六月十九日于莫斯科

第一章　原始的职工运动

中国劳动者的旧式组织

中国“现代式的”工会运动，是一九二○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注 2]}以后才开始的。虽然中国劳动者的团体，有它自己的特殊历史，有种种特殊的形式，但无论如何是不能与“现代式的”工会同日而语的。中国产业工人阶级还是很新的阶级，大家都知道这一阶级只是在欧战期间因中国工业相当发展才形成。在此以前，中国很少产业工人，主要的都是手工业工人和苦力。因此在工人中也就只有行会，只有帮口，只有秘密结社。我们来说明这三种东西：

一　行会

“中国劳动者的组织，从前是一种神权的行会式的组织，这当然都是手工业的组织，其中雇工学徒和业主是混合组织的。业主在这些组织之中，自然是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这样组织的任务，实际上就是'同行公会'的任务，即所谓生产者对付消费者的组织。例如木匠的组织，大家公约木匠工作的价钱和条件，一致的对付雇主。同时这也是业主对付雇工学徒的组织，大家公约木匠收学徒的条件、学徒的年限等等。这些行会的公约，都请一个神来保证，例如木匠的神，便是鲁班（行会的神都是道教的）。雇工和学徒在这种组织之中，只有听从业主的决定：每年工资或每次工资的多少等等；不过这里所谓工资，往往在形式上都带著分红的性质，而且行会的组织总有业主'团结'自己的雇工对付消费者的幻梦，使雇工和学徒觉得业主的事业和营利，就是自己的事业和营利似的。“（见瞿秋白《中国职工运动的问题》一书）

二　帮口

“再则还有一种会馆式的组织，这种组织本是绅士阶级的组织。例如北京有各省甚至各县的会馆，每省或一县的人住在外乡做事，他们之中最大的绅士官僚就收集金钱，建设会馆，准备同乡人暂时居住的地方，碰著同乡之中有争端发生，或者受著外县人的欺侮，'会馆'的主持人物，就要出来调解或者'争面子' 。苦力和劳动者在外乡做事，当然受不著这么许多的帮助。但是，因为苦力和劳动者极大多数是离著家乡很远，并且很难找著工作，所以他们自己也有这一类的组织，例如上海工人之中的安徽帮，宁波帮，湖北帮等；这种组织当然不是阶级的组织，而是同乡性质的组织，其中小商人小官吏也有加入的，而且总是头脑。这也是很自然的——苦力的同乡组织也要靠'有权有势'的同乡（工头，包探，'有面子的人'）。同乡的帮口是互相帮助寻找工作，和别帮人争夺工作的组织。这不仅是一种什么地方主义，而且是极残酷的苦力生活的反映，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实际上这些同乡帮口，都只是大小绅士的工具。……”（见同上）

三　秘密结社

“中国'下等社会'之中，还有一种组织，便是'秘密结社'性的组织，例如青帮，洪帮，哥老会，三合会等。这种组织的历史很长，此地不能叙述。比起同乡性质的帮口来，这种组织更进了一步：他们有一定的头目，一定的系统，秘密的暗号等。加入这种组织的人，一定要经过许多神秘的手续。这是一种斗争的组织：破产失业的流浪生活，使'下等社会'里的人找著组织方式，互相帮助著反抗官厅的追捕，保护自己的生命；同时也可以为豪绅资本家利用，去反对自己的仇敌，他们这种组织往往是用武力斗争的办法，打架，械斗等等。他们的首领，也大半是职业的刑事犯。……这种组织的系统，是极严格的宗法社会的形式：'大龙头'，'二龙头'，师父徒弟的辈份分得极清，纪律极严。'下等社会'的组织都模仿著'上等社会'的帝制主义，族长主义。自然他们的群众，要变成首领互相械斗的炮灰和谋利的工具。……”（见同上）

最早的罢工

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无疑的发生很早，辛亥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工人参加革命斗争的事实，但都已湮没不可考，我们这里只来叙述两个为老一辈的工人所知道的罢工运动：

一个是一九一三年汉阳兵工厂的罢工。这时中国已经推翻满清帝制，改建“民国”，黎元洪为当时的湖北都督。汉阳兵工厂为中国最大兵工厂之一，却于此时发生一次罢工。这次罢工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纸币跌价，工人反对以贱价纸币发给工资。罢工只数小时，便被黎元洪用武力压迫而失败。领导这次罢工的刘某，他是以老君会（一种秘密结社的会名）为中心，他们的目的在于暴动，但结果这位领导罢工的英雄被处了死刑。现在武汉老一辈的工人尚能记得他。

再一个是一九一五年安源煤矿的罢工。这次罢工的原因，是工人反对一个德国工程师，因为工头极端剥削工人，这位工程师却袒护工头殴打工人，工人大动公愤，相率罢工。主持这次罢工的也是秘密结社性的洪帮。结果也被军队当作土匪用武力镇服了，杀了一个工人领袖。

辛亥革命后与职工运动有关的政治派别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由专制政体改为共和，当时政党组织纷纷而起。就中与职工运动有关的有两个政党：

（一）无政府党——首领刘师复，在中国南部宣传无政府主义，发行刊物多种。他反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又反对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攻击不遗馀力；特别反对江亢虎，出有“伏虎集”。他在广州首创理发工会和茶居工会。相传理发工会当时有基金十万元。茶居工会则至今犹存。

（二）社会党——首领江亢虎，是一卑鄙下流的政客。当民国成立，选举国会，江亢虎为了要多得选举票，想拉拢工人替他捧场。因此派出党徒，倡言组织工人团体。据说浦口码头工人和北方有几处铁路工人，有一部分是被他们组织起来了。民国二年，袁世凯专政，解散国会，江亢虎所组织的工人团体也就昙花一现，无影无踪了。

除此之外，国民党中包含各种的派别，就中有谭人凤组织自由党，收买秘密会社哥老会的群众，即流氓无产阶级；戴天仇（季陶）则在上海办民权报，亦鼓吹组织劳动党，但都与职工运动无关。

上述的社会党，对于工人的影响，自民国二年后就丧失得干干净净；无政府党对于工人的影响，的确延长十馀年，特别在广州，一直到一九二五年，还成为共产党斗争的对手（大革命时无政府党纷纷解体，几乎完全投入国民党；国民党叛变后，不用说这些分子也做了“助桀为虐”屠杀工人的刽子手）。

欧战后自发的罢工斗争

欧洲大战后一九一八年，中国曾有一度自发的罢工斗争，如在上海日华纱厂便继续有四次罢工；三新纱厂、上海第二纱厂各有两次罢工；厚生纱厂有一次全体罢工。其他如英美烟厂、祥生铁厂、冷作铁工、沪宁铁路小工、电车司机以及手工业工人亦发生零碎罢工。就中尤以黄包车夫的罢工，参加者八千辆，两三万人，规模最为雄伟。其他各地如苏州之机织工人，杭州之络经女工，汉口之笔工等，皆有罢工。此外尚有不少的罢工，可惜报纸失载，我们无从稽考了。

“五四”运动中的爱国罢工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九一九年赞助“五四”运动的爱国罢工。什么叫“五四”运动呢？当一九一九年各帝国主义列强在法国巴黎开大战后的所谓“和平”会议，这个会议是战胜国的帝国主义处分战败国的德国的会议，亦即重分世界市场的分赃会议，在这会议上中国山东问题也是被处分的一个。先是欧战以前，德国帝国主义侵略山东，租借青岛，建筑胶济铁路，并取得铁路附近之采矿权。欧战起，德国无力东顾，日本帝国主义以协约国资格，乘机攻陷青岛，强迫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但当时中国既对德宣战，则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自应完全归还中国。然而帝国主义列强的巴黎和会，却硬把山东处分给日本。此消息传至中国后，全国震惊，群情愤激，于是首先在北京发生空前未有的群众大示威运动。发动此次运动的是北京学生，时为五月四日，是谓“五四”运动。当日群众示威，愤怒之下，放火烧毁亲日派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公馆，又殴打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当向政府提出要求：“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和会条件”，并“罢免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官职”。政府当然不允，学生再接再励，六月三日，举行全城沿街大讲演，政府下令逮捕学生一千馀人。消息传至上海后，上海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为北京学生声援。

此次参加罢工的：纺织厂方面，有内外棉第三、四、五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及叉袋角日本纱厂数家。金属业方面，有祥生船厂，船坞铜匠铁匠，江南船坞，铜铁机器工人，浦东和平铁厂，锐利机器厂，札新机器厂等。运输方面，有沪宁沪杭两路机师工人，浦江各轮船水手，沪南商轮公司等。市政工人方面，有南市电车，英美电车公司，全埠汽车夫，全埠马车夫，华洋德律风公司（属英国）接线人员，中国电报局，公共租界清道夫。其他的工人，有亚细亚美孚煤油栈，叉袋角大有榨油厂，荣昌火柴第一、二两厂，华昌梗片厂，华章造纸厂，商务印书馆印刷工厂，英美烟公司烟厂，礼查饭店工人，以及漆匠，泥水匠，洋行住户及西人饭店之执业者。总共人数无确实统计，大概有六七万人。罢工日期参差不齐，有从六月五日罢工的，亦有在十一日才罢工的，十一日已得北京释放被捕学生和罢免曹、章、陆消息，于是商人开市，学生开课，工人开工。

其他各地工人参加此次运动不详，据我们所知道的，京奉铁路的唐山和京汉铁路的长辛店是加入了的，他们不仅仅有过大示威游行，而且还组织了团体，当然还只限于爱国的意义。

“五四”运动的发动者是青年学生，民族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也参加了。民族资产阶级之参加此次运动，显然是因为这一运动与他自己的利益适相符合；特别是反日更为他们所绝对需要。当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曾有一个比较发展时期，因为欧洲帝国主义那时不暇东顾，减少了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压迫；但是东邻的日本帝国主义却于此时在中国与民族工业作猛烈的竞争，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认日本是他们当前的大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资本家对于此次反日的爱国罢工不但不反对而且赞成，不仅赞成而且鼓励（此次罢工据说有些简直是资本家命令罢的）。但资本家这种办法，一方面固然利用工人给了他们的竞争者一个打击；可是另一方面却也相当的启示了工人，认识罢工的威力，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开始于这一次，后来中国工人阶级能发展自己阶级的独立力量与独立斗争，显然的此次罢工有很大的影响。自然后者是为当初资本家所不及料的。

这里还要附带说到一件事。就是工人是向来为所谓“上等社会”的老爷先生们所瞧不起的，但在此次运动中工人却表现了相当的力量，于是使得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感觉这是一种力量，自然他们就想要来影响工人归附于他。首先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开破天荒的公开讲演大会，头一个题目就是“劳工神圣”。另有一个留日归国学生黄介民，在上海著手组织工业协会。这一类事实，无疑的是资产阶级欺骗工人，争取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的企图。

当然，还另有一种浪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学生，或者可说是急进民主派的学生，他们却因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感觉到自己孤立，须要找一个共同奋斗的同盟军，这一同盟军在他们的实际经验中认为就是新兴的工人阶级。真的“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学生，自然接近于无产阶级，后来趋向于共产主义，以至于加入共产党。

南方工会的发生

南方工会为什么首先发生？这里不能不略略叙说当时的政治状况。原来辛亥革命形式上虽成功，实际上却因当时革命派与封建势力妥协而失败。帝制虽倒，代之而起的为封建军阀。当时封建军阀的代表者就是袁世凯。革命之第二年袁世凯就削平当时革命派各省的政治军事势力，而大权独揽。后来解散国会，再后来帝制自为，于是当时革命派起兵讨袁，而有所谓“护国战争”（一九一六年）。不久袁死，起而代之者为段祺瑞，取消帝制，恢复共和。后来段又解散国会，于是当时革命派又起兵讨段，而有所谓“护法战争”（一九一八年）。从此南北分裂，国会南迁于广州，自建所谓护法政府。但既号称护法政府，政治不能不略取开明，故人民颇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南方工人就因此得以组织工会。

这里须得指出的，就是南方工会，严格说来，仍然算不得“现代式的”工会。首先说到孙中山领导下的工人团体，简直不能算做工会。孙中山奔走革命流亡海外时，曾以乡谊关系与海洋轮船上之粤籍海员发生不少关系，以救国为号召，鼓吹海员组织团体，有所谓联义社群益社等等组织，这些组织当然不是阶级的组织，只是为了孙中山自己的目的。的确孙中山在南方几次军事行动，得到此等团体为孙中山秘密购买和运输军械。再则当时还有谢英伯曾大辟等发起的华侨工业联合会和手工业者组织的广东总工会，都还不是阶级的工会。就是有名的机器工会，也是广州办理市政的资本家，利用他们从南洋群岛招来的技术工人组织成的，为的是好和其他的资本家抢生意，至多只能说是行会工会的“欧化”。这种欧化是很自然的，因为广州邻近香港，香港为英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不免多少渲染英伦职业工会（Trade Uion）的影响，香港那时就有这类欧化的行会工会，这种影响于是由香港间接及于广州。相传广州当时共有六十二个工会。

南方工会当时的真相就是这样。

第二章　职工运动黎明期

世界革命高潮

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无疑的是受了世界革命高潮的影响。我们这里不能不略述当时世界革命高潮的形势。欧洲帝国主义大战以后，接著就发生了一次掀天动地的世界革命高潮，首先就是一九一七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列宁党的领导之下，在最短时间内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成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与地主的统治，建立光芒万丈的工人国家，这样一个事实，是如何鼓舞全世界劳动群众的精神呵！从此就开展一个极其猛烈的革命高潮时期，尤其是在欧洲各国。如一九一八年三月芬兰的工人革命，同年十一月奥地利和德国的革命，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一九一九年三月德国巴维里亚苏维埃的建立；一九二○年土耳其的民族革命，九月意大利工人夺取工厂；一九二一年三月的德国革命。就在远东，一九一八年八月的日本米荒运动和一九一九年二月^{[注 3]}的高丽暴动。至于当时欧洲各国的罢工运动，更是蓬蓬勃勃，多至不可胜计，例如英国，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四年之内，罢工多至四千馀次，参加人数达到五六百万人。很明显的，这样一个革命怒潮，以其锐利的形式表现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过程。一九二○和一九二一年世界革命发展到最高度，到一九二三年年底才受挫折而低落，因为一九二三年的秋天，保加利亚的暴动和德国无产阶级革命，都遭到了极大的失败。

中国职工运动就是在这个世界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因为革命怒潮导源于俄国，泛滥于欧洲，很快的也就浩浩荡荡的冲到远东，中国的万里长城堵不住了，中国的工人群众被这种潮流惊醒了。

世界革命潮流的消息当时在中国报纸上真是“日不绝书”的，中国工人的文化程度虽然落后，虽然百分之九十是不识字不能直接看报，然而街谈巷议，工人们是听著的。中国工人经济生活那样极人世间少有的痛苦，迎受世界革命潮流，不用说是很自然的；特别是俄国十月无产阶级大革命的胜利，更使得中国工人受到深刻的影响和强烈的鼓励。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职工运动开始它的黎明期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九二○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当然不是偶然的，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工人运动的革命产儿。它产生的时期，在国际上，有资本制度崩溃过程中的世界革命；在国内，有资本主义工业相当发展中的原始自发的罢工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确已开始趋向于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个阶级的基础上生长起来。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便能表现它在工人运动中伟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工人阶级从此有了他们自己的政治领袖，开始引导他们走向革命斗争的大道。

中国共产党做职工运动的起点

中国“现代式的”职工运动，无疑的是从中国共产党手里开始。有了共产党，然后才有“现代式的”工会，从此中国的工会才渐次的相当具有组织性、阶级性以至于国际性。我们这里来叙述中国共产党做职工运动的起点。

一九二○年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即开始出版工人小报，上海出版的叫“劳动者”，北京出版的叫“劳动音”（后改名仁声），广州出版的叫“劳动声” ，都是周刊。上海还另外有一个专门对店员宣传的小刊物叫“伙友”，这几个刊物大都只出了几个月便停版了。

组织工人工作是从一九二一年开始。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北京党部开始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长辛店是京汉路北段的一个总站，距北京四十里，这里有一大工厂，工人三千馀人。张特立（即叛徒张国焘）和邓中夏同志在上年底到此地与工人接头，筹划在此地开办学校，那时还是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与几个觉悟工人几经磋商，经过相当的筹备，遂决定这年元旦开学。这里要指明的，当时发起学校之中，还拉拢了几个有力工头，因为开始必须得到他们的赞助才行。学校经费是由募捐得来。教员都是用北大学生会名义派去的。先只常驻教员一人，即吴雨铭（叛变）。后来教务发达，增加教员数名，也任用非党同志。这个学校分日夜两班，日班是工人子弟，夜班是工人，但多青年工人，老一点的工人不愿读书。

这个学校当然只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果然不到半年，五月一日劳动节，长辛店公然发生了一个中国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

参加游行的竟有一千馀人，并且在群众大会上通过成立工会。但工会通过成立，实际上并未切实组织，不用说是我们当时经验欠缺所致。的确工人的觉悟从此日益提高了，首先表现工人与工头的斗争。上面说过发起学校时还包含有工头，但是工人觉悟日益提高，于是工人内部便发生分化，工头表现反动，而工人便和他斗争。这种斗争是不断的发生，而且愈斗争愈激烈，有几个工头竟被工人强迫工厂开除，驱逐出境。这样一来，工人更感觉得组织团体的重要了。开始组织工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实际上是工会之变名。为什么不叫工会而叫俱乐部呢？工人们说，工会是工头共同发起的，现在我们独立组织了，不要那个名称，要由另外一个来分别。这种话在现在看来是可笑的，但由此可见当时群众的情绪。真的，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初期，“工人俱乐部”这一名称，相习成风，成为当时全国各地（广州除外）工会通用的名称。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加入者日益加多，取得群众很大的信仰。工人有了团体觉得自己的力量了。譬如以前乘火车自长辛店至北京，照例如常人一样须买车票：此时都不买票了。查票员询问时，工人瞪著眼说：“票吗？我是俱乐部的会员，有徽章在此。”查票员只得一声不响过去了。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影响所及，自北而南，蔓延到各站，有好几处也成立了工人俱乐部，特别是南段总站江岸的工人俱乐部组织最强。

此时，共产党北京党部出了一个《工人周刊》，主编者为罗章龙，介绍国内外劳动消息，并极力鼓吹组织工会。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一切活动，当然在此刊物上尽量宣布，这样一来，使得北方各铁路工人知道长辛店有个俱乐部，大家不觉油然而生羡慕之心；在当时工人们仿佛觉得长辛店是工人的“天国”，于是各处纷纷派代表前来长辛店参观。这当然不用说给了我们更好的机会，乘时宣传，各地代表归去后也模仿长辛店组织起俱乐部了。因此，北方各铁路开始都有了工会组织的萌芽。

共产党上海党部在一九二一年亦开始做组织工作，首先在沪西小沙渡。此地是上海纱厂集中区域之一。著手也是开办劳动补习学校，主持者为李启汉同志（牺牲），其影响当然不及长辛店，但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上仍有它的意义。

长辛店和小沙渡两地都是中国共产党最初做职工运动的起点。此外共产党的武汉党部、湖南党部、济南党部、广东党部也开始了职工运动的工作。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上海，开始成立中央委员会。大会以后，成立一公开的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定名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是张特立，干事为李启汉，李震瀛（脱党）等。发行《劳动周刊》。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之后，对于上海，确有相当影响，因为上海工人经过这个机关，也逐渐有了组织了，并且还领导了不少的工人斗争。

罢工运动之蔓延

在此时期中，全国自发的罢工斗争仍不断发生，间亦有为共产党所领导的，总计大小罢工不下九十馀次。这里只略述几个大的罢工。

（一）香港机器工人的大罢工。一九二○年四月，香港机器工人，因米价太贵，生活困难，又因外国资本家常借口营业衰减，辞退工人，遂宣布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参加罢工的五千馀人。结果，由劳资双方代表谈判。计罢工二十五日。这里须指出，香港机器工人给予香港海员不小的刺激，因而有一九二二年赫赫有名的大罢工。

（二）上海杨树浦日商纱厂大罢工。先是一九一九年长江下游一带米粮歉收，但奸商却运输出口前往日本，因此，上海米价飞涨。日本资本家在杨树浦所办的第一、第二、第三纱厂工人，因米价高涨，难以度日，要求每月每人加工资一元，厂方不允，遂于一九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宣布罢工。结果，由厂方允许每月售与每人最上籼米三斗，不论市价如何，每斗取价八角，至米价平定为止。计罢工十三日。

（三）广州机工大罢工。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广州机工万馀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罢工时与粤汉、广九、广三三条铁路上之机工一致行动，经当地政府调停，结果，加工资百分之二十至五十。计罢工三日。

（四）上海英美烟厂新旧厂大罢工。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因新厂机车间与监工冲突，发生罢工。参加者万馀人，结果，双方会议，和平解决。计罢工三日。

（五）粤汉铁路武长段大罢工。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三日，发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由北京政府交通部调查，结果，工人胜利。计罢工五日。

（六）陇海路铁路机工大罢工。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发生罢工，全路停车。要求撤换洋总管若里，并要求恢复原薪及最发材料。结果胜利。计罢工十日。

（七）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大罢工。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发生罢工。反对车行增加车租。哄动了租界内五国领事，商量对付之策。此次罢工甚为壮烈，车夫被捕，乃举行了大示威游行，与租界巡捕冲突，以至流血。后经各国领事、商会、基督教青年会、洋车行经理、夏口县知事、洋务所长等会议：决定两星期不加车租，再由青年会研究善后办法，被捕车夫释放，计罢工七日。

以上七大罢工：上海英美烟厂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参加去领导的；汉口人力车夫和粤汉罢工完全为共产党武汉党部所领导的，陇海铁路罢工，共产党北京党部闻讯派人驰往参加则已解决。由些可见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下半年的确渐能领导罢工了。特别是武汉因铁路工人与人力车夫两大罢工，开了当地一个新纪元，职工运动从此有一个顺利的进展。主持者为林育南（牺牲）和施洋同志。

罢工运动中最早的思想斗争

我们这里首先略述当时中国知识阶级的思想斗争的概况：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阶级思想为之崭然一新，相率竞为新文化运动。开始尚为德谟克拉西的宣传，继而为社会主义的研究。后来社会主义的信仰者日胜一日，首先引起资产阶级学者的抗议，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之）以与社会主义信仰者挑战，于是在北京方面发生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经过一场激烈斗争后，结果，在形式上算是主义派取得了胜利。但社会主义信仰者在当时派别是极为纷歧的：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此外还有夹七夹八的什么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等。因此“问题与主义” 之争以后，接著又是社会主义各派别的斗争。在此次混战中，马克思主义派在形式上曾将各派各个击破，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有最老的资格和相当的深厚的基础，特别是在广东，于是就在广东方面发生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争。结果，也算马克思主义派取得了胜利。这思想上的斗争，对于当时的工人阶级，自然没有若何的直接的关系，但对于当时从事职工运动的知识分子确有很大的影响，也就经过后者以影响前者。

就职工运动本身来说，只无政府党在南方工会中有很大影响，其馀各派社会主义者只是清谈并未实际参加职工运动，故北方及中部工会中的确多部分或者完全是共产党的影响。但值得我们注意的，当时职工运动中却有另一种特殊的现象，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市侩的或流氓的工会主义。这种现像在上海特别明显。你如说当时上海没有工会吗？有的是！工会的招牌有好几十，自然群众是一个都没有。这都是市侩和流氓办的。他们假借工会招牌，在劳资斗争起来的时候，招摇撞骗，从中捣鬼。这种市侩的或流氓的招牌工会，的确是当时工人组织自己阶级工会的极大障碍物，也即是中国共产党的当前大敌。所以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初期中，共产党会有一次反对招牌工会的剧烈斗争，这种斗争是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著成效的。

第三章　中国第一次罢工的高潮

高潮的总形势

一九二二年一月起开始了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这个高潮一直到一九二三年二月才告终结。经过继续到一十三个月之久，大小罢工当在一百次以上，参加人数当在三十万人以上。我们先来叙述这个罢工高潮的总形势。

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海员大罢工是高潮的第一怒涛，接著就是长江海员罢工和上海邮差罢工与日华纱厂罢工。五月，全国劳动大会后，广州发生盐业工人罢工，上海日华纱厂继续发生罢工，澳门全体华人发生总罢工，于是高潮又起了一个波峰，至六月而低落。七月，汉口钢铁厂发生罢工，工潮又高涨，此时劳动立法运动普及到全国，工人阶级有了一个目前的斗争纲领，更推进高潮上升。首先表现在八月的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接著是汉阳兵工厂罢工，上海丝厂女工罢工。从此以后，因长辛店罢工的胜利，影响波及北方各大铁路与两湖，高潮的趋势更加奔腾澎湃。九月粤汉铁路武长段再次罢工，京奉铁路山海关罢工，安源煤矿罢工，汉口扬子机器厂罢工，十月京奉铁路唐山罢工。至十月末，开滦五大煤矿大罢工，而工潮达到最高峰。开滦罢工失败，工潮已开始表示低落的征兆。上海方面所谓金银业，日华沙厂，英美烟厂工人三角同盟罢工，就一败涂地，工潮在上海表示先退。虽然如此，但在北方各大铁路与两湖，工潮仍回旋荡漾于铁路方面，十月发生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十二月发生正太铁路石家庄罢工，次年一月发生津浦路浦镇罢工，次年一月发生花厂罢工，英美烟厂再次罢工。湖南方面发生水口山铅矿罢工。粤汉铁路武昌段第三次罢工。武汉方面，十一月发生汉口英美烟厂罢工，直到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发生“二七”惨案，为这次罢工高潮最后的一个怒涛。从此以后，中国职工运动暂时进于消沉期了。下面我们来分别叙述各个工潮。

海员罢工潮

海员罢工，开始于香港，波及于长江，前后约经四个月。香港海员大罢工，我们准备一章详细加以叙述，这里只略述长江海员罢工。香港海员罢工胜利后，影响及于长江，于是长江亦起而斗争，原因是香港海员罢工争得的加资条约，上海中国轮船公司不肯履行，宁波海员公所乃派代表朱宝庭到香港要求海员总会派人援助。总会乃派林伟民到上海，著手组织海员工会上海支部，向中国轮船公司提出履行加资条约，资方不允，遂宣布罢工。招商局和三北公司等约二三十只轮船加入，时为三月下旬。罢工坚持两星期之久，结果胜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对长江海员罢工虽未取得领导，确曾加入援助。

铁路罢工潮

在这里须略略提到过去的事，中国铁路最早的罢工，要算一九二○年十二月粤汉铁路南段全路工程部罢工（主因在索欠薪），和于次年三月该路全体车务工人罢工（因军队殴打工人），但因偏在南方对北方铁路毫无影响。对于北方铁路有影响，当然要算一九二一年粤汉铁路的武长段罢工和陇海铁路机工罢工，我们在上章已叙述到。除此以外，还有这样的事，即一九一九年京汉、京绥两路旧交通系职员因反对丁士元将两路合并为汉库路而罢职，一九二○年京绥路员司因请求发薪致发生冲突而罢职（这些罢职，虽然是上层老爷们的勾当，于工人无若何关系，但这种为“罢”的群众，却相当印入工人脑中）。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从事铁路工人运动后，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中国铁路上早有一种政治集团叫做交通系。以梁士贻、叶恭绰为首领。北京政府内阁虽屡有更换，但交通总长差不多总是该系充当，该系爪牙布满了各铁路，国家铁路变为该系私产。该系在铁路上的势力确已根深蒂固。此时刚在直皖战争之后，交通系得奉天军阀张作霖之助，组织内阁，总理便是梁士贻，交通部总长便是叶恭绰。共产党在长辛店开办工人学校和工人俱乐部，影响亦日益澎涨，该系岂有不知之理。因此，该系应付共产党的政策：第一便是由交通部在各路开办学校以为抵抗，他们的计划拟办学校三十馀所，凡是大站都有。交通部特设职工教育委员会，开办职工教员养成所，为实行这个计划之用。首先该系便在长辛店开办职工学校，和共产党的劳动学校恰恰两相对垒。第二便是交通系指使他的爪牙（员司），以同事同乡的关系拉拢一部分工人组织团体，如在京汉路之郑州便组织“交通传习所”，粤汉路之徐家棚组织“天津同乡会”。这个团体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俱乐部，又恰恰两相对垒。很明显的，共产党与交通系成了争取铁路工人生死仇敌。不用说共产党如要争取铁路工人，首先须将交通系打倒，因此不断发生剧烈斗争。

适逢其会，一九二二年直奉战争，直胜奉败，交通系内阁随之倒台，代之而起的为直系军阀吴佩孚御用内阁，于是交通系的职工教育计划未能实现。吴佩孚新胜之馀，收买人心，通电发表四大政治主张，其中一项便是“保护劳工”。吴佩孚知道交通系在铁路上有长远的势力，同时又知道共产党在铁路上有新兴势力，于是他就企图利用共产党铲除交通系。当时共产党北京党部明知道吴佩孚的利用，然而亦乐得相互利用一下，因为在铲除交通系这一点上对于工人阶级是有利的。经过李守常同志向吴佩孚御用内阁交通部总长高恩洪建议每路派一密查员，得其允许，于是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都有一个密查员（守常同志荐去的共产党员）。这样一来，第一，我们可以免票来往坐车不用花钱，并且任何同志都可利用免票乘车；第二，六个密查员却有百元以上的薪水，除一定生活费外其馀归党。此时，正因职工运动费用支绌，得此不无小补；第三，密查员是各路现任职员最害怕的，因此共产党员得著护符，不仅不怕人而且使人怕，得以往来各路，通行无阻。这六个密查员，当然不对任何人宣布，实际上即是职工运动特派员，主要的是在各路工人群众中活动，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进行斗争。对于交通部则选择某地为工人所最痛恨的交通系的职员，胪列其营私舞弊的罪状，作成报告送去。再则这六个密查员对交通部虽是有固定的人名，但出发各路可换别的同志，真的，这样一来，我们在铁路上的工作得到顺利的发展，差不多六条铁路都建立了相当的基础，特别是京汉铁路沿路都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共计十六个之多。

现在来说我们当时曾被吴佩孚利用没有呢？没有的，用事实证明是没有的，就在那个时候，北方各铁路发生风靡一时的罢工斗争，并不因恐遭吴佩孚的疑忌而来束缚自己的行动，后来京汉铁路大罢工与吴佩孚血战，更证明我们对吴佩孚没有任何的幻想和任何的让步。我们再连带说到一事，就是奉直战争以后吴佩孚想企图影响工人，甚至于制造自己的肖像徽章发给京汉铁路北段的工人，说工人帮助战争有功。是的，堂堂“大帅”赠送“下等社会”人以徽章，这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当时确有不少的工人把大帅的徽章佩带起来，引为荣耀，我们怎样办呢？我们向工人宣传：“吴佩孚也是军阀，工人佩带军阀的肖像，是可耻的”。这样一来，工人就不佩带了，有带者必受同伴的耻笑或捽毁。这可见就在相互利用政策之下，我们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准备和吴佩孚斗争的。

这里必须指出，当时中国共产党确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以现今共产主义叛徒陈独秀做代表，他当时对于吴佩孚确有很大的幻想，而有所谓“孙吴联合” 的主张。北京方面李守常同志确是同意此种主张的。吴佩孚四大政策之“保护劳工”一项，确是李守常同志经过他的老友白坚武（吴佩孚幕下的政治处长）建议于吴佩孚的。但是这种倾向，对于当时做职工运动实际工作的同志确是不生丝毫影响。叛徒陈独秀在京汉罢工失败以后，他在上海用共产党的名义发表宣言，说什么“不反对那些开明一点进步一点的较开明较进步的党派和势力”采用假仁假义的“保护劳工政策”“有时并须帮助这支势力”，这只是陈独秀把自己机会主义的观点全盘托出罢了，于当时职工运动的实际政策毫无关系。

现在要来说到铁路罢工潮了。

首先是八月二十四日长辛店的罢工，这次罢工是北方铁路罢工潮的起点。这次罢工参加者有三千多人，支持两日，绝断南北交通，虽有军队干涉，但工人毫无所畏，终使路局屈服。胜利条件如下：

（一）开除总管郭福祥，另有数人查实撤革。

（二）工人俱乐部有推荐工人之权。

（三）北段自九月起，中段自十月起，南段自十一月起工人每日加薪一角。

（四）短牌换长牌，从九月起，凡作工过二年者一律改为长牌。

（五）司机工薪凡递进至最高工薪者即为头等工资。

（六）凡奉直战争开车升火工人，应开单候奖。

（七）北京琉璃河，高碑店等处，须盖立官房，以便开车工人休息。

（八）长辛店酌筑休息官房。

（九）工人因公受伤者，在害病期内，不得扣薪；并承认在罢工期内不扣薪。

这里须特别指出的，即中段与南段的工人并未参加罢工，然而罢工胜利的条件，连带使中段南段的工人亦得增加工资，不消说，这使全路工人发生休戚相关的深刻印象。这就可以解释统一全路总工会为什么首先成为京汉铁路工人的迫切要求，以至于为了成立总工会，不惜与军阀搏战，作最大的牺牲。

长辛店罢工胜利后，很快的就传染到了各路。

接著就是九月四日京奉铁路山海关机器厂工人的罢工。火车未停。工人要求斥革工头，改良生活。结果路局与工人代表会议承认条件，计罢工八日。

再接著是九月八日粤汉铁路武长段全路的罢工。因监工虐待工人而起，军警干涉，伤毙并逮捕工人。工人得各路工人及武汉工团之助，结果监工查办，被捕工人释放，并承认工人要求，分别加资。计罢工二十七日。

与山海关约定同时并举的本有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工人，因准备不及，延于十一月罢工，火车并未停，参加者二千馀人。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承认工会等。结果，相当胜利，惟承认工会一项未得。计罢工八日。

十月二十七日京绥铁路全路车务工人罢工，参加者一千馀人，亦系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结果完全胜利。计罢工二日。

十二月十五日，正太铁路石家庄机器厂工人罢工，火车全停，参加者一千馀人。要求与京绥路大致相同，惟多提承认工会，结果完全胜利。计罢工二十一日。

一九二三年一月九日，津浦铁路浦镇机器厂工人联合浦口码头工人罢工。南段火车停止，参加者二千馀人，要求大致与上相同，结果相当胜利。

一月六日，粤汉路徐家棚工人罢工，参加者二千馀人，要求增加工资，结果相当胜利。

此外还有一月十六日京汉铁路刘家庙车站因反对兵士殴伤工人而罢工一日。

最后便是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全路总罢工，下面第七章再专门叙述，此处不赘。

总起来说，除东三省云南广东不计外，北方及中部各铁路，只沪宁、沪杭、胶济、南浔未发生罢工，京汉路和粤汉路武长段均全路加入。京奉路只山海关、唐山两处罢工，甚至并未停车。无论如何，铁路罢工潮激动了每个工人的心胸，数千年麻痹自卑的劳动者到此时的确逐渐觉醒起来了，也就因此迅速的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一跃而到反对军阀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这一跳跃的具体表现，就是最后发生的京汉铁路大罢工（详后）。

矿山罢工潮

此时矿工罢工的共有三处，直隶的开滦五大煤矿，江西安源煤矿和湖南水口山铅矿。

首先是安源煤矿罢工。安源煤矿为汉冶萍公司之一部。汉冶萍公司为中国有名的钢铁企业，在大冶取铁，在安源取煤，运到汉阳炼造。安源有工人一万二千人，每日可出煤共二千多吨，其中烟煤约七八百吨。共产党湖南党部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在此地设立工人补习学校，主持者为李能至（立三）同志。过两月即筹备工人俱乐部，至五月一日正式成立。七月间汉阳钢铁厂罢工胜利消息到后，因其同属一个产业，故感受极大的影响。遂于九月十三日罢工，株萍铁路为该矿专门运煤所筑亦同时罢工。在罢工中表示群众高度的热忱与勇气，经过五日，终使路局屈服，承认工人十三条件，最主要的是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及增加工资，完全胜利。

十月二十三日开滦五大煤矿罢工，更是光芒万丈，下面第六章再专门叙述，此地不赘。

继安源而起的有十二月水口山铅矿罢工，其雄壮不亚于安源，其条件大致与安源相同，结果胜利。主持者为蒋先云同志（蒋同志死于武汉北伐之役^{[注 4]}，时为张发奎军队团长之一）。

武汉罢工潮

在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于武汉方面发现一个令人不可逼视的狂潮，以工业中心城市的罢工潮而论，当时应首推武汉。

一九二一年冬粤汉铁路和人力车夫两次罢工，便预报潮汛之将至。到一九二二年下半年，罢工运动澎湃一时。这里只叙述几个大的罢工。

首先是七月汉阳钢铁厂罢工。上面叙述安源罢工便已说到汉阳钢铁厂是汉冶萍公司之一部，它与汉阳兵工厂是武汉两大五金工厂，自然在武汉方面有举足轻重的势力。这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与改良待遇。该厂有大规模的熔铁炉，如继续一星期不升火，便会凝冻作废，也就因此迫得资本家不得不承认工人条件，故只五日便已解决。接著就是八月十三日汉阳兵工厂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军队干涉，伤工人若干名，毙三名，工人炸毁一部分机器，结果相当胜利。

九月二十三日，汉口扬子机器厂罢工，帮助粤汉铁路罢工外，并提出增加工资条件，结果亦得胜利。

随后就影响到轻工业。十月十九日汉口英美烟厂罢工，参加者三千馀人，亦要求增加工资，得到胜利。计罢工十三日。后来因厂方不履行条约，于次年一月作第二次罢工，又得胜利。计罢工二十八日。

一月十一日汉口花厂罢工，参加者三千馀人。起因为厂主反对工人组织工会，工人罢工对付，结果胜利。计罢工八日。

此时局部的小罢工很多。最后就是二月援助京汉铁路的全市总同盟罢工，包括各业工人，其详叙于第七章中，不赘。

武汉方面所有的罢工，几乎全为当地共产党所领导，未遇见任何竞争者。

湖南罢工潮

与武汉争辉并美的，便是湖南罢工潮。湖南本非工业区域，比之武汉相差很远，此地除一个纱厂外，尚有造币厂、黑铅炼厂数家，其馀则有三个大的矿山：安源之煤矿、水口山之铅矿和安化之锡矿。

如说共产党在武汉方面没有遇著竞争者，那么，在湖南方面就恰恰相反，劈头就遇著竞争者——而且是非常强固的竞争者。

先共产党湖南党部还未成立之时，便有无政府党人在此活动，其首领为黄爱、庞人铨。一九二○年他们便组织湖南劳工会，两年以后约有工会二十，会员七千人。

一九二一年共产党湖南省党部成立之后，便著手与黄、庞携手合作，真的，黄、庞那时候曾倾向过共产党，在他们被杀之前二月确曾介绍过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黄、庞被杀后，无政府党人争著黄、庞是纯粹的无政府党，不是共产党。其实黄、庞不失为为工人阶级利益而牺牲的有价值的战士，而无政府党人后来借黄、庞之死，在外敛钱自肥，以致晚节不终，投降杀黄、庞的军阀，实属可耻）。湖南劳工会的基础便是那个唯一的纱厂（华实纱厂），一九二二年一月发生罢工。

罢工的原因在于工人要求奖金和一个月双薪。参加者二千多人。华实纱厂实际即政府企业，省长赵恒惕派兵镇压罢工，开枪击伤工人数十名。虽然如此，但工人依然坚持，赵恒惕不得已承认酌给奖金。罢工工人虽然胜利了，但他们的首领黄爱、庞人铨却于罢工解决之后，被赵恒惕逮捕，推至浏阳门外斩首。黄、庞因此便做了为工人阶级牺牲的英雄。

黄、庞被杀后，湖南劳工会亦遭封闭。但黄、庞被杀却引起社会的不平，因为当时湖南省刚刚宣布省自治。赵恒惕制定什么省宪，亦曾冠冕堂皇规定人民得有什么自由权利的条文，这样一来省宪的假面具完全揭开（本来赵恒惕宣布省自治就只是军阀割据的护符）。

共产党湖南党部便发起“驱赵恒惕运动”。这一运动不仅限于湖南，而且波及省外各埠，影响甚大。

黄、庞被杀以后，职工运动遭一顿挫，所谓湖南劳工会分子皆逃亡在外，但共产党员却并不跑，在白色恐怖之下做极困苦艰难的工作。过数月后，开始罢工斗争，最大的当然是安源煤矿和水口山铅矿的罢工。我们在上面已经叙述过了。总之，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是湖南罢工潮最澎湃的时期，手工业工人和苦力几乎全部罢过工，而且是联合全市小作坊小铺店的同盟罢工。罢工大半胜利。湖南罢工潮也因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而归于停止。

上海罢工潮

上海本为全国工商业中心，但在此次罢工高潮中，却不及内地远甚。其原因：第一、上海为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帝国主义在本国已积有百数十年压迫罢工的经验，对付中国新生的幼稚的罢工运动自然是优有馀裕。真的，我们要承认那时真不是他们的敌手。至于内地，我们固然幼稚，军阀官僚资本家对于压迫罢工也同样没有经验，所以当时罢工往往在内地胜利，而在上海则否。第二、上海工人成份比起铁路工人来，女工童工极为充斥，如纱厂百分之九十是女工，丝厂则常常是百分之九十九，而且其中有一半是童工。女工童工的觉悟力与战斗力当然不及成年男工。那时帝国主义对付罢工最主要策略有三：（一）无论如何不让罢工胜利，不与工人订立条约，宁愿听其多罢几天工，宁愿罢工解决后由厂方自动加资，意思就是加资不是由工人斗争得来的，而是由于厂方“恩赐”。 （二）无论如何不让工人组织工会。 （三）即使有时对工人让步，但以开除罢工领袖为交换条件，自然开除工人领袖多以别项美名（如“调工作”，“自动辞职”等）为欺骗。我们遇著这样的强敌，真使我们难于应付。虽然如此，但上海工人阶级仍曾表现其好身手，仍是屡跌屡起的前进，最明显的例子，是日华纱厂两年之内发生八次罢工。我们这里来叙述一九二二年的罢工潮。

二月上海有两个纱厂的大罢工。一个是上海第二纱厂，因为工人家属送饭时资本家恐怕偷纱，不许入厂，工人大愤，二日起罢工，参加者一千四百多人，计罢工三日。另一个是三新纱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十一日起罢工，参加者共六千多人，结果被租界巡捕压迫而失败，计罢工二十日。

四月十六日，日华纱厂罢工，参加者三千八百多人，要求加资，结果胜利。

四月二十四日，邮差罢工，参加者七百馀人，反对增加保证金及储蓄金，并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结果胜利，罢工二日。工人组织工会。

这两个胜利的罢工，可说给上海工人及附近的工业城市，如苏州，无锡等处不少的影响，数月之内发生无数的罢工。

全国劳动大会后，五月二十日，日华纱厂又发生罢工，因经纱间要求按件付工资不遂而起。工人组织工会，巡捕拘捕工人，上海南京各团体纷纷援助。结果前一次加资一律有效，罢工期内发二日工资，经纱间女工技精者按件计资，但工人领袖自动辞职，工会不准存在，计罢工十五日。

罢工潮既日盛一日，上海工部局查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逮捕李启汉同志，罪状是“煽动罢工”、“扰乱秩序”。判处徒刑三月，永久驱逐出租界。帝国主义驱逐李启汉同志，并不是真驱逐，而是递解中国官厅，并授意中国官厅，将他永远监禁。当时上海护军使何丰林仰承帝国主义意旨，不加审问，将李同志脚镣手铐送入大狱，时经两年，百计营救无效，直到一九二四年江浙战争起，李同志始被放出来，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要以李启汉同志为第一人。

八月五日，丝厂女工大罢工，参加者一万馀人，要求增加工资及减少工作时间，结果被警察干涉。罢工只三日而失败。

从此，罢工便趋向低落了，最后发生的所谓三角同盟罢工，即金银业、日华纱厂、英美烟厂三罢工是也。

十月七日，上海金银业罢工，参加者数千人，要求改良待遇，承认工人俱乐部，增加工资，减少学徒年限，废除包工制等，支持二十七日而失败。

十一月一日，日华纱厂又罢工，参加者三千多人，要求启封工会，被军警压迫而失败。

十一月二日，英美烟厂罢工，参加者九千多人，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和启封工会，结果，亦遭军警压迫而失败。这三个罢工失败后，上海罢工工潮遂一蹶不振了。

广东罢工潮

广东罢工潮比上海还要落后，其原因是共产党广东党部很弱，而且夹有极大机会主义成份。代表人物即现今国民党改组派的陈公博。他当时主张“联陈倒孙”，后经共产党中央派人前往纠正，开除陈公博及其信从者出党，自经此事变后，党部方稍能对外发展，但领导罢工仍属软弱无力，广东自发罢工也有，均无若何结果，大的罢工有两次，即盐业罢工和澳门罢工。

五月十二日，广州盐业工人罢工，其时为国民党政府，中国有名的老外交家伍廷芳为省长，但此次罢工却是经伍廷芳之手压迫下去了，甚至于还实行取缔工会条例。

五月二十九日，澳门全体华人总罢工。澳门系葡萄牙帝国主义的租借地，此次罢工因西人侮辱中国妇女，有华工见而殴之，被租借地政府拘捕，华人请愿释放，遭枪击，大愤，全体华人罢市罢工。由广东政府交涉，但广东内部不久发生政变，无结果，罢工自行溃散。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罢工高潮中的领导作用

全国罢工高潮的状况我们已大致叙述过了，现在来叙述当时工人组织的状况。

首先须叙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罢工高潮中的领导作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后简称书记部）在当时中国工人群众中的确有很大的威信，在第一次罢工高潮中确起了先锋的作用。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劳动大会（后面第五章还要专门叙述）就是由它发起的，而且在这次大会上通过它为全国总通信机关，俨然成为全国工会的总领袖。在大会以后，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改为总部，总主任为邓中夏同志。并于上海、武汉、湖南、广东、济南设分部，上海分部主任为袁大时（现已叛变），武汉分部主任为林育南同志，湖南分部主任为毛泽东同志，广东分部主任为冯菊坡（一九三一年已离开了党），济南分部主任为王尽美同志（现已死）。书记部迁往北京，为的在当时罢工高潮中，北方铁路做了骨干，迁往便于就近指挥。真的，书记部当时确成了罢工的唯一领导者，在那样紧张罢工潮中，书记部的工作不用说是万分忙碌，差不多天天有特派员派出，遑遑于火车轮船道中；书记部的总机关报即为《工人周刊》，其他分部亦有机关报。第一次劳动大会的缺点，在于没有一个工人目前斗争的纲领，书记部是补救了这一缺点，其时适值国会重开，书记部乃发起劳动立法运动，提出劳动法，实际即斗争的纲领，并号召全国工会为此纲领而斗争（参看后面第五章），也就因此把全国工人罢工斗争的意志统一起来；而同时全国的罢工，差不多都得了书记部（总部或分部）的指导，因此书记部的信仰越发增高起来，有不少的地方罢工胜利后，由工人群众提议捐助书记部的经费，即此一端可概其馀了。

两大地方组合与两大产业组合

在罢工高潮中，固然，多数是先有组织而后罢工，但亦有不少组织成立不到数日便罢工的，或罢工时开始成立组织的，甚至还有罢工前后均无组织的。这样一个大的缺点，当然是书记部首先须以全力克服的。除在各地帮助工人组织当地工会外，书记部特别注意是组成地方总工会和产业总工会。

最先成立的是武汉工团联合会，它包括有汉阳钢铁厂工会、汉冶萍轮驳工会、大冶钢铁厂工人俱乐部、下陆矿厂工人俱乐部、花厂工会、人力车夫工会、香烟厂工会、扬子机器厂工会、武汉缝纫业工会、武汉轮驳工会、江岸铁路分工会、徐家棚铁路分工会、武昌机器工会、机器缝纫工会、蛋厂工会、西式皮鞋工会、武汉电话工会、洗衣工会、武汉调剂工会、建筑工会等二十个工会，会员三万馀人。

其次成立的是湖南工团联合会，它包括有粤汉铁路岳州分会、粤汉铁路长沙分会、造币厂职工俱乐部、铅印活版工会、黑铅炼厂工人俱乐部、人力车夫工会、土木工会、理发工会、缝纫工会、笔业工会、安源矿工俱乐部、水口山铅矿工人俱乐部等等十四工会，会员亦达三万馀人。

再其次成立的是汉冶萍总工会，包括汉冶萍总公司整个企业，计有汉阳铁厂工会、大冶钢铁矿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俱乐部、下陆铁厂工人俱乐部、汉冶萍轮驳工会，于十二月十日开成立大会。

最后就是筹备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这里有一个困难，即各路工会组​​织发展是不平衡的。北方京汉铁路算是沿路经我们的手组织起来了。但京奉则只有唐山、山海关、天津、丰台有我们的组织，关外没有。津浦路只南段的浦镇、浦口和中段济南有我们的组织，其馀各站不是没有组织，便是工头组织。泰安工头某承交通系的意旨还宣布成立全路总工会。京汉路则机务车务机器厂分成三部，车务和机器厂有我们的组织，而机务则在交通系走狗之手。陇海路上的罢工，本为工头领导，故工会亦为工头把持，分化的结果，洛阳完全为我们所有，其馀各站则我们的影响极微。正太路只石家庄、阳泉有我们的组织。道清路粤汉路和株萍路北段则全有我们的组织。其他如沪宁、沪杭，全无我们的影响。在这样状况下，马上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当然时期尚早。开滦大罢工起，书记部召集各路代表开会于北京，本为讨论援助开滦罢工，但开会时开滦已失败，于是讨论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当成立筹备委员会。并决定于最短期间内成立各路总工会，然后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后来京汉铁路大罢工便为成立该路总工会而起。 “二七”失败后，全国铁路总工会之成立遭一顿挫。

自然那时我们在上海和广东均有这种总组织的企图，上海是没有成功，广东虽然挂起“广东工团联合会”的招牌，但实际上没有基础。

海员工会方面，香港则因我们南方党部太弱未能打入，上海虽由李启汉同志打进去了，旋因被捕，工作也就停顿。

工会组织的内容

无疑的在那样紧张那样迫切的罢工环境之下，对于组织无论如何是不精密的，又何况那时我们的经验实在太少。一般的说，那时工会只有上层组织，没有下层组织，每一工会内大概有一主任或委员长，文书、组织、宣传、庶务、调查、交际各部。大会，代表会议，委员会议都是有的，但在组织的运用上的确模糊不清。一般的说，工会的秘书，确是我们派知识分子去充当，自然经过工会的同意，这个秘书帮助工会办事，久而久之，信仰巩固，往往不知不觉的变成“秘书专政”，这是有的。至于由我们派去的同志充当工会主任，那时还是极少，有几个同志确因在罢工斗争中表现他的勇敢和能干，为群众所拥护，至选举时，群众便选举了他，并非党的委派。

工会与党

这里我们提出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我们在当时确做了一个极大错误，这个错误不在党与工会的关系，而在于当时做职工运动的同志，未曾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最大错误是党的关门主义，大家有这样的观念，以为工人觉悟程度还不够加入共产党，把许多斗争中表现很好的积极分子，都推到党的门外。介绍个工会会员入党，常郑重要经过数月的考察。还有这样的可笑事，介绍工人入党必先介绍入书记部，书记部成了工人入党的经过机关。这样一来，工会与党的发展成了非常奇怪的形式，极不相应。自然当时工会中的党的组织普遍是没有，只有共产党员个人，也就因为如此对于工会的领导，只是个人式的英雄领导，而不是党的组织领导。后来，“二七”失败，工会被封，我们党在工人群众中除政治影响外，什么也没有了，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个错误明显的是十足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个遗毒一直到一九二三年，北方铁路工会还有残留。

我们已经对于一九二二年的罢工潮流，有了一个一般的叙述，现在可以把当时职工运动里最大的几件事，分章的详细说一下：海员罢工，第一次劳动大会，开滦矿工罢工和京汉铁路的“二七”屠杀。

第四章　香港海员大罢工

海员的生活状况

中国海员的生活状况，其最感痛苦的有四：第一，是工资的微薄。普通工资每月大概在二十元以下，而物价又逐年飞涨，譬如米，一九二二年时，上海增加到百分之一二．五，香港增加百分之一五。因此，海员工资不够单身维持生活，若有家属更是困苦颠连了。故中国海员中往往有因生活艰难而做偷运军火的冒险事业。但这种事业，幸而不被破获，可得微利，不幸而被破获，本人必须潜逃，否则必须被捕坐监或被杀。第二，是包工制的剥削（粤语叫包工为“洗马沙”）。海员中有所谓 “馆口”，约有三种：一种叫“洗马沙馆”，由包工头设立，与船东勾结，包揽介绍海员工作。凡找工作者必须贿赂工头数十元不等，上船作工后，海员工资中抽扣十三元或十五元归包工头。一种叫“君主馆”，由个人设立，营业性质，亦与船东勾结。凡加入者须纳入馆费数十元，方有候工资格。在馆食宿，由馆主收饭钱和征收其他种种名义用费。介绍工人上船作工，并不按先后秩序轮流，而是由馆主个人意志支配。一种叫“民主馆”，亦名“兄弟馆”，海员合股组织，系公共宿舍性质，自然比较公平；但海员多不识字，故必请知识分子做馆中管理先生，此管理先生积久则把持馆务，从中渔利，剥削工人。上述三种馆口，香港一处便有一百三十馀处之多。自然以前两种为最有势力，很显然的，因包工者与船东勾结，海员不经过他则得不到工作；既得工作如不经常报效他，又随时可以取消工作，因此海员只有忍气吞声受包工制的剥削。第三，是待遇的不平等。中国海员与白种海员虽做同样工作，并不能得同等工资，普通是十与二之比。一切待遇更是悬殊。譬如住房，白种海员，一二人一间房，中国海员则须五六人一间；而且中国海员住房不是火舱附近，便是空气与光线不足之处。沿海内河轮船大半没有海员住房，货堆上、通路傍、煤炭里，便是他们的卧处。其他凌辱打骂及罚金等酷虐待遇，不可胜计。第四，是失业恐慌。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手工业与农业破产，沿海一带，失业农民及手工业工人，群趋大都市找寻工作，于是大都市里经常的有广大的劳动后备军。船东与包工者恃有此经常的广大劳动后备军，得肆无忌惮的对在业海员施行无情的剥削。你如不愿受此剥削，就把你挤出于轮船之外。香港一处，海员失业的经常总有一两万人。海员失业后，就只有饿肚皮，睡马路。

罢工的准备及其爆发

海员的经济生活状况既如上述，基于经济痛苦，他们就有起来斗争的可能，又何况当时世界革命潮流非常汹涌。海洋轮船来往东西洋，他们受此潮流的激动，独得风气之先，那有不发生阶级觉悟的道理？就是内地亦发生不断的自发的罢工斗争，香港机器工人罢工更给海员以眼前的实例。因此香港海员首先便掀起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第一怒涛了。

一九二○年有宝泰办馆者，企图包揽英国昌兴公司轮船的海员雇用权，引起海员的公愤。其时海员中有苏兆征林伟民等积极分子，从此便乘机开始从事宣传与组织。一九二一年三月六日便成立海员工会，定名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但中国海员籍贯既殊（最多的是广东人和宁波人），方言亦异，乡土观念帮口观念又深，当时很难团结，工会依然还是空的。但工会此时已明白，要工会取得群众信仰必先从小斗争做起，于是用工会名义向轮船办了几次交涉，如抗议殴打海员，和要求恢复海员工作等，结果皆得胜利，因此群众对工会的信仰日益加深，而加入者亦渐渐多起来了。不久，工会更进一步提出增加工资的问题，准备大罢工，组织“增加工资维持团”专办此事。另组织“征求队”、“劝进队”、“宣传队”、“防护破坏罢工队”、“交通队”以及各种秘密机关；并在广州设立办事处，预备罢工后工人回广州，因罢工后事实上工人必须离开香港回广州。关于罢工经费亦著手募集。又发出工人生活表及要求条件到各埠各船给海员传观，同时并派人到各埠各船报告工会情形及罢工准备情形。另外还联络外国海员要求援助；联络中国其他运输工人要求援助；各国工会凡知道地址的便发信要求援助。兹将要求条件列举于下：

（一）工资十元以下者加五成；十元至二十元加四成；二十元至三十元加三成；三十元至四十元加二成；四十元以上者加一成。

（二）工会有支配工人权（按即职业介绍权）。

（三）雇工合同签定时，工会有派代表权。

一九二一年九月，工会向资方提出加资要求，资方不答；十一月又提出，又不答；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第三次提出，并申言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否则罢工。当工会第三次提出要求前，已约定对工会有信仰的轮船海员为领导罢工的中坚。果然不到十二小时，罢工便爆发了。凡香港开往广东内地的广州、江门、澳门、梧州的轮船以及到港的英、荷、法、日、美各国的海洋轮船，霹雳一声，一致罢工。当时数约一千五百人。

罢工实施后香港政府甚为失惊，因为这是出乎它的意料之外。当晚便派华民政务司（这是专门管理中国居民的官员，当然是英国人）到海员工会，带半讥讽半威吓的劝告，叫海员回船作工，工资将来慢慢商量。工会坚持非答认条件誓不上工，此时群众挤满工会内外，大家高呼罢工口号，华民政务司只得狼狈退回。

次日，罢工海员搭火车回广州。其他轮船继续到港，陆续罢工。这种形势，很快的影响到新加坡，暹逻，上海等口岸。汕头亦随即加入罢工。有些船在半路便罢工。有些船不敢开来香港。一星期之内，罢工海员已达六千五百人。罢工总办事处设于广州，于香港设分办事处，并设秘密机关。汕头另设办事处专管汕头。

香港政府的恐慌

罢工之势既成，香港政府极为恐慌。一月十六日，宣布戒严令以恫吓罢工工人。十七日又出一通知，内中提出船主的条件以期缓和罢工。其条件如下表：

轮船种类	海员要求 百分	船主的还价 百分	相差 百分
（一）沿海轮船	三五·○	一五·○	二○·○
（二）内河轮船（中国）	三二·五	二五·○	七·五
（三）其他中国的轮船	三二·五	二五·○	七·五
（四）省港澳轮船（英国）	二五·○	一五·○	一○·○
（五）其他英国轮船	二五·○	一五·○	一○·○
（六）爪哇线	一七·五	一二·○	五·五
（七）太平洋线	一七·五	七·五	一○·○
（八）欧洲线	一七·五	七·五	一○·○
（九）澳大利亚线	二○·○	一○·○	一○·○

由上表看来，海员的要求与船主的还价相差实在太远，于是海员不理，锐意扩大罢工。

的确，海员罢工可以致香港于死命。因为香港是一个孤悬海口的小岛，它的海上转运业，虽在远东是首屈一指，但是本地的出产，不能供给五十二万八千零九十的人口之用，所有一切粮食及一部分日用必需品从中国内地运来。譬如梧州的鸡鸭，广州的猪肉、牛肉，汕头的水果，上海的纺织原料和服装用品，此类日用品，都得仰海运的供给。海员罢工后，食物就骤形停顿，而物价则突然飞涨，看下表便知。

十三种食物市价表

食物（以磅计）	一月十日	一月二十四日	增加百分数
	价目（以元计）
米	○·一三（元）	○·二二（元）	六九·二
鲑鱼	○·四○	○·六○	五○·○
鲤鱼	○·一三	○·三二	一四六·○
鲟鱼	○·二四	○·二八	一六·七
龙虾	○·三二	○·四○	二五·○
蟹	○·三六	○·四○	一一·一
猪肉	○·二○	○·二六	三○·○
羊肉	○·三四	○·四○	一七·六
牛肉	○·二○	○·三○	五○·○
牛肉排	○·一九	○·三○	五七·九
鸡肉	○·三四	○·四二	二三·五
鸡肉排	○·三二	○·四四	三七·五
鸭	○·二八	○·三二	一四·三

香港运输工人同情罢工

至一月底有香海运输工人同情罢工的事。当海员罢工时，本拟联络其他运输工会一致罢工。但运输工会非常复杂，大半由工头或小买办做中心，故当时尚意存观望。后来轮船越停越多，事实上他们已无工可作，经海员工会之活动，不到半月他们就同情罢工了。从前有一两只船偷偷摸摸起落货物逃去，到运输工人全体罢工，则完全停顿。于是罢工人数增至三万人以上。此时正值中国旧历年关，香港形势更形严重。

二月一日，香港政府下令封闭海员工会及其他同情罢工的运输工会，逮捕罢工领袖和工人，并架大炮对住海员工会，将工会招牌拆去，理由是：“海员工会打算陷本殖民地生命于危险之境”。

调停与破裂

香港运输工人既一致罢工，使香港政府更为困难，对付罢工政策，软硬兼施既均无效力，不能不出于托人调停之一道。首先嗾使华工总会到广州协同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国航业公司向海员工会调停。海员工会说：“这次罢工，香港政府不但不居中调停，反而采用高压手段，封闭我工会，逮捕我工人，野蛮之极！我们只有坚持到底！”这一场调停遂无结果。

华工总会调停既失败，香港政府又嗾使东华医院用街坊名义出面调停，写信到广州请海员工会派代表到香港（东华医院，乃留居香港的中国绅商之大集团，其名义是一医院，其实是一社会集团，不用说是一仰承帝国主义颐指气使的洋奴组织。故在香港颇有政治势力）。海员工会派了五个代表去，于是东华医院调停之一幕喜剧便开场了。

此时因香港政府封闭工会，拆去工会招牌，故海员工会的要求首先提出恢复工会为先决条件。绅士们说：恢复工会是可以，是要改变招牌，添多或减少几个字。因为香港政府煌煌文告宣布封禁，你们是知道的，这是政府的威信所关。海员代表说：“工会招牌——'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一字也不能增，一字也不能减，而且要给还原有招牌。”绅士们见话不投机，乃改变态度，说起妙语来了：你们罢工我们不反对。但你们要顾念现在香港的粮尽食绝，岂不把几十万留居香港的中国同胞活活地饿死。海员代表说：“是的，香港居民将绝食，这是实情。我们早已预计到的，而且早已挂念著的。但是，我们挂念香港居民，而你们却一点也不挂念海员，我们海员老早就有几十万要饿死了。我们此次罢工，更苦得要命，天寒肚饿，你们为什么不曾说一句救济的话呢？”说来说去，不著边际。海员代表声言：“增加工资，改良待遇，是天经地义的事。而香港政府反把工会封闭，且把同情罢工的工会也封闭；还要逮捕工人，拘禁领袖，是何道理？你们为什么只替政府说话？政府既没道理，你们为什么不帮助我们。你们若有本事叫政府给还我们工会招牌，就有话可说，否则我们即刻回广州去。”海员代表立起身来要走。绅士们知难挽回，便说：我们同去华民大人处说情，可以不可以呢？海员代表表示拒绝，后经绅士再三要求，海员代表方允许。

到华民政务司后，华民司说：“因为你恐吓他人罢工，故政府封闭工会，现在不能把工会招牌还给你们。恢复工会可以，但名称要改。加资问题，你们是知道的，各船情形不一样，将来或增或减，我们举出代表按照公道评判，看那船该加，那船该减。”海员代表说：“恐吓他人罢工，有何证据。用莫须有的罪名，用机关枪拆去我们工会招牌，抢去我们工会家具，还说我们恐吓。中国海员罢工是多么文明哟，你看，香港自罢工后，秩序比前好得多（按意即谓市面萧条） 。英国煤矿铁路海员三角罢工，我们中国海员去到伦敦，他们还要我们一共参加。现在我们还没有邀请各国工人同情罢工哩。说到加工资，如果香港政府主持公道，早就应该调解。我们三次向资方提出要求时，同时通知政府，而政府看不起中国海员，全然不管，因此激成罢工。说到将来举出代表公道评判解决加资问题，那我们'唔领过的咁ロ既哟' （按即不上这个当的意思）。现在的问题很简单，第一送还工会招牌，第二承认加资条件，我们立刻上工。如工会招牌要改，那么加资问题也不必谈了。”海员表示明天回广州去，华民司说：“西人商会要找你们谈话。”

当晚上海银行大班，渣甸洋行大班，wion燕梳公司大班等请海员代表谈判，非常秘密，不许傍听。他们问：“你们愿意华民司参加吗？”海员代表说：“有什么不可以。”华民司亦一同参加。洋资本家说了一套与华民司相类似的话，海员代表亦用与答复华民司相类似的答复。说到恐吓罢工一事，海员代表否认，华民司说：“是事实，现在许多人愿回香港做工，你们强迫他们不许回来。”海员代表说：“省城太远了。拿香港来说吧，有馆口一百三十馀间，每间总有数十人，为什么他们不肯上工？是谁恐吓他们。”说到加资一事，海员代表说：“找公正人调查评判，我们不能接受，只有说定加多少，大家签了条约，才是实际。”说来说去，说了几个钟头，海员代表坚持恢复工会给还招牌为先决条件。他们说这事要请示“兵头”（按即香港总督，他有统率香港海陆军的全权，故俗称之为兵头）。

一场谈判无结果而散。

到此时已是山穷水尽了，香港政府暗使华商总会约海员代表去谈话，劝他们明日莫回广州，等西商请示“兵头”看有什么商量？有罗旭初者，香港著名的大绅士，约海员代表到他的写字楼去，他说：“今天的事你几人帮助我一下就可解决。”海员代表说：“什么叫帮助？你不来帮助我们，反叫我们帮助你！”他说：“一切都在你们身上，你们说什么就可解决。”海员代表已料定罗旭初有行贿的意思，乃说：“我们什么都取决于罢工工人，那能说在我们几人身上。”说毕不顾他的强留而走了。

第二日华民政务司叫海员代表去，拿出公文来，大意与华民司昨日所说相同。海员代表立即拒绝。说：“工人委托我们要恢复工会给还招牌为先决条件，现既办不到，带此公文何用？”既而说：“带回公文也可以，但我们在此郑重声明，并不是接受了公文上的什么条件。”

香港政府布置了这一个天罗地网，假使海员代表不得其人，真的，是会落在他们的圈套中的。你不看中国的大绅士、西商大老板、华民大老爷，从前眼角都不瞧工人的，今则这样和顺与谦恭，甚至于表露行贿的意思，如果海员代表稍一动摇，全盘糟了。然而海员代表却不激不随，坚持到底，应付裕如，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海员代表之一便是苏兆征，说话亦以他为最多。

双方的鏖战

调停破裂以后，香港政府乃改变了策略，进行破坏罢工。派人到上海、菲律宾、印度等处招集新工。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得此消息后，便纠合宁波海员公所阻止招募新工行动，李启汉便因此被捕入狱。但在上海所招得来的新工几百人，经过汕头时便给汕头罢工办事处说服了一大半，一小半到了香港。有几只船是给新工开走了，但技术不好，在海上发生了危险。在菲律宾印度招募得来的新工，情形大致相仿佛。海员工会除通电各处工人团体请求制止招募新工外，并派“防护破坏罢工队”暗杀招募新工者，在香港刺杀梁玉堂一名（行刺的工友被捕，工会替他打官司，一直打到伦敦理藩院，终被判决死刑，绞绝）。因此香港政府这一新策略又告失败。

罢工海员方面的政策，便是更加加紧封锁香港。扩大纠察队的组织，分派到各海口去，禁止粮食运往香港，到处受农民工人的帮助，甚至小商人和土匪也起来帮助了，此时真是一茎菜，一粒米都不能到香港，香港粮食更行恐慌。从此双方对峙的局面更加严重。二月中旬罢工的船只有如下表：

英国	八二只	五八、三六八吨
中国	三六只	三○、一六六吨
日本	一五只	三六、四七四吨
荷兰	一一只	二七、四一七吨
美国	八只	一四、五二九吨
挪威	七只	八、七九八吨
法国	四只	三、○五三吨
丹麦	一只	一、四五六吨
葡萄牙	一只	一、一四五吨
暹逻	一只	九九八吨
总计	一六六只	一八二、四○四吨

这次罢工实在太可怕了，好像时疫一样，传染得异常迅速，只要那船上有中国海员，并不要工会的命令，他们便自动的离船上岸。所以各地轮船都认香港好像一时疫区域，不敢开来，或者只在港外稍停便走，或者径直不停，由西来的直达上海，由东来的直达新加坡或小吕宋。

香港全市工人同情总罢工

调停破裂以后，香港其他工人及一般平民对香港政府皆表示愤激而同情海员。先是香港各工会曾开联席会议，议决海员罢工，我们要大家同情援助，如运输工人同情罢工不能胜利，则我们一致举行总同盟罢工。海员工会此时便根据此一决议向各工会大肆活动，工会都表同情。但不能立时即罢，因香港一般习惯，工人须到月底才能取得工资，此时正是二月中旬，不能不略等些日子。各工会共派出七个代表，到广州与海员工会商议筹备一切，并组织“全港同情罢工办事处”。他们只提出援助海员，并未附加自己条件。

虽然如此，当前却来了一个障碍，就是香港政府得知全港工人准备同情总罢工的消息后，便嗾使机器工会（本名“华人机器会”，是香港政府御用的机关），向工人宣传说：“海员罢工我们应该援助，海员现在最需要的是经济援助，我们可以捐款，不必急于罢工。”又说：“海员罢工势成骑虎下不得背，我们应该援助他们下背。我们可组织'全港工人调停海员罢工会'来援助他们，这才是实际。”这种宣传居然发生极大效力。海员工会得此消息后，即派在广州筹商总罢工的七个代表回港制止调停会之实现。同时海员工会召集大会，宣言：“我们工人若同情就加入罢工，不能说什么调停？调停就是妥协”。大会一致决议不受什么工人调停，要香港工人切勿组织调停机关。群众异常激昂，高呼“工人兄弟团结一致”“打倒调停机关”口号。此消息在报上布露流传香港后，港工人憬然觉悟，取消调停会，并将调停会的招牌和印信打得粉碎。从此便一意准备罢工，毫不动摇了。

二月二十七日，香港政府知全市总罢工就要到来，宣布欧战时一样的戒严令，把中国各口岸所有的英国军舰调集香港，禁止火车通行，加岗巡查街道，离港者要铺保。香港变成战时状态，谣言四起，罢工海员率性放火烧了香港三个贮藏粮食的货仓，于是全市更起恐慌，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

但香港政府虽下战时戒严令，然而工人并不害怕，月底领得工钱后，大家收拾被袱乘夜过海，预备天亮步行回广州（因火车已停）。邮局，银行，酒店，茶居，街市（按即菜场）一律罢工，连住家的使役，女仆，厨司，轿夫，园丁以及水底电线工人，山顶电车夫，报馆，印刷局，轮渡夫役，饼干店伙友，面包工人，公事房使唤人，牛奶房工人都加入罢工。弄得财主佬家里，饭没有人烧，火炉没有人发，小孩啼哭没有人理，全市关门闭户，秩序大乱，全港居民都感觉是危在旦夕。然而香港政府终无如之何。只得调遣全部海陆军警巡查街道，加紧戒严。

沙田惨杀

十馀万罢工工人步行回广州，三五成群，络绎于道。行到沙田地方，该处有大队英国军警驻扎，禁止工人通过，并开枪向工人射击。工人非常勇敢，大声高呼：“不要怕，前进，去啰去啰！”一呼千应，声震山岳。英兵放枪扫射，当时死四人，伤数百人，后因重伤致死者二人，是为“沙田惨杀”。工人被英兵开枪击散后，有绕山背回广州者，亦有迷失路途绕回的，也有中途闻讯退回的。但是退回并不上工，散住街上空地或楼底，军警见三四十人一堆的便枪击驱散。政府禁止饭店借给成堆的工人煮饭。

香港政府满拟此项铁血政策可以奏效，而殊不然，反因此更促起工人愤激，不肯开工，香港居民亦更同情工人。

沙田惨案发生后，罢工海员更形愤激，誓死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一面督促广东政府向香港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一面通电国内外请主持正义予以援助。

罢工海员的精神及其生活

我们这里要来约略说说罢工海员的精神及其生活。当工会准备罢工时，本已筹备经费，但为数极微。所得之数不够罢工海员回广州的火车费。陆续回广州的海员人数不下五万人，后来又加上同情罢工的运输工人和香港工人，其人数更众多了，罢工经费当然拮据万状。幸而此时广东政府每日借出数千元，前后共计约十万元，罢工经费赖有此源源接济得以支持（其时广东的政像是这样：一九二○年北洋军阀发生内讧，而有所谓“直皖战争”，段祺瑞倒台，而成奉直的联合政府。南方护法讨段之目的既失，于是岑孙分裂，岑去孙来，另建立政府，自为总统，继续抗北。但孙之部将陈炯明势力益大，与孙不睦，孙不得已以广东交陈而自去广西之桂林督师北伐。海员罢工时孙陈冲突愈益紧张。陈炯明是知道孙中山在海员中有相当影响的，此次海员罢工，所以他极力表示帮助，其用意不用说是在减削孙中山的影响而欲利用之以帮助自己倒孙的事业。不然，陈炯明何至有那样慷慨？罢工海员亦非常明白这个内幕，却利用陈炯明的经济接济，而始终未被陈炯明利用去作政争）。

罢工经费虽每日有数千元接济，但人数众多，工人生活仍然是很痛苦。每日饭食两顿，每顿一毛。除饭食外，什么都没有，时值隆冬，只发棉衣一件，后来棉衣买不起，就发给麻包。工人都在地上打铺，又无被盖。刚刚此时下雨又多，道路泥泞，工人连鞋也没有穿。冷不过了，只好烧柴火取暖。大家互相鼓励著说：“顶硬上，兄弟！米俾人睇小！”（粤语，按即“坚持到底，兄弟们，不要给人看轻”之意）只对外省海员（如宁波海员）稍为优待，住小旅馆，有棉被，每日发五分钱买香烟。

广州罢工总办事处分总务科、财政科、粮食管理处、纠察队、宣传队、慰问队、骑车队、招待处等机关。设立宿舍数十所，饭室则设海中紫洞艇上。办事很有条理，颇能照顾全局。罢工开始时苏兆征便是总务科主任。后来，会长陈炳生因犯私人刑事被捕，由大会公举苏兆征代理会长。

此时还不知组织俱乐部扮演新剧等，罢工工人无可消遣，不下雨时就舞狮打球。后来在观音山附近开修一条马路，定名海员罢工路。

外界的援助

香港工人同情罢工援助，足见其阶级同情之深。广州工人援助亦极勇跃。就是远在北方的铁路工人，亦热烈的援助，京奉、京汉、陇海、正太、京绥等路工人，发起 “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曾举行许多次大会，并发出许多次通电和文告，一面向铁路工人宣传休戚相关之义，一面捐款援助海员罢工。最有趣的，是京汉路火车头上竖起“援助香港海员”的大旗，从北京一直飘扬到汉口，从汉口回转来又飘扬到北京。这是北方军阀专制政府下破天荒的英勇的一举。在国外的华侨捐款也不少。各国工会也有许多电报表示慰问及援助，但均被香港政府扣留。其时广东有一华俄通讯社，系苏联所组织，海员工会和它建立密切关系，每日以罢工消息报告，请其转达各国。那时海员工会便常致电法国《人道报》——共产党的机关报，请其转告各国工人阶级予以援助。

此时中国阶级分化还不明显，小资产阶级不用说表同情，就是资产阶级，亦有对海员罢工表示同情，竟至以物质相援助的。

香港政府的日暮途穷

香港政府对于罢工的策略，先之以欺骗，继之以压迫，三之以调停，四之以破坏，最后出之铁血，然而均不能奏效，至香港全市工人同情罢工后，更见狼狈万状，不得已只得令沙面英领事并派副华民政务司到广州要求广东政府出任调停。很哀怜的说：“香港几十万中国居民没有粮食，必会饿死，我们白人在那边并不多呢。”要求海员工会先准香港船来广州自由采买粮贪。海员工会说：“可以，你叫船来，但买不到粮食不关我们事。”果然第二日香港用海军开一船来，但来了一天，一块肉一粒米都买不到手。叫艇艇不来。他们没有丝毫办法，只得把空船开回香港去。

海员工会知道提出解决办法的时机已到，二月七日召集大会通过下列决议案：

（甲）暂时办法如下：

一、工人月薪在十五元以下的加百分之四十。

二、工人月薪在二十五元以下的加百分之三十。

三、工人月薪在二十五元以上的加百分之二十。

四、必首先承认后面丁项原则，然后可谈暂时办法。如果船主承认此项暂时办法，海员全体即刻复工，由公断处商议（丁）项决议案。

（乙）公断处设在广州。

（丙）公断处由下列人员组织之：

一、广东政府代表，二、英国总领事代表，三、西船主代表，四、华船主代表，五、海员代表。

公断处人数，由广东政府和香港政府商议后决定。这个公断处有讨论解决罢工之权。

（丁）中国海员工会提出下列八条，请求公断处讨论。

一、工人工资在每月三十元以上的加百分之三十，在三十元以下的加百分之四十。

二、罢工之后，复工的工人不能加以任何理由歇业或降职。

三、工资增加适用于现在香港停泊的轮船，和从各埠向香港开驶的轮船。

四、船主雇用海员，须由海员工会介绍，以免经手人克扣工钱。

五、签立雇用海员合同时，须有海员工会派证人到场，否则无效。

六、无论海员或海员工会的职员不得因无相当理由递解出境

七、加工资日期由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起。

八、中国海员复工之后，雇主须加以平等待遇，不得苛虐。

决议之后，电告香港政府，并于（丁）项所列八条之外，再加一条，“恢复中华海员工业总会原状，及现被封各工会与被禁之办事人。”

罢工的解决

香港政府此时除接受罢工海员的要求外，再也无路可走，七十年来赫赫弈弈的大英帝国主义终于在中国海员的威力之下屈服了。香港政府接到海员工会电报后，叫沙面英领事要求海员工会派代表到香港谈判。海员工会派出代表四人和广东政府交涉署代表一人去香港。香港政府承认组织公断处。此公断处屡次在香港和广州开会，到三月五日，把条件议妥，签字解决。全文如下：

下列条件经各签字于条约者同意，认为解决双方争执的办法：

（一）兹将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正月十二号在香港应支之工价，须由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一月一号起增加如下：

甲、华人内河轮船	加三成
乙、其余华人轮船在一千吨以下者	加三成
丙、省港轮船公司	加二成
丁、其余英人轮船公司 （以省区港澳轮船公司之工资为底）	加二成
戊、沿岸轮船	加二成
己、来往渣华轮船	加二成
庚、来往太平洋轮船	加一成半
辛、来往欧洲轮船	加一成半
壬、来往澳洲轮船	加一成半

（二）须订定一日期，以便各船员一律回船，由离工日起至一律回工之日止，工金照新定之价折半支给。各船东须用回其船员在其公司之船供职，又如双方允肯，则安置其在别船供职亦可。如各船回工无席位，则于无席位用他期内，须折半支给工金予他。惟以由一律回工之日起计，不得过五个半月为限。此项折半之工金款项，另委管理人管理之。

（三）各船东允愿襄助实行一个新的雇用船员办法，以便尽量减少一切关于付船员工金之弊病。

关于工资一项，其百分比，结果如下表：

	解决条件	海员要求	相差
一、沿海	二○·○	三五·○	一五·○
二、内河（中国）	三○·○	三二·五	二·五
三、其他中国船	三○·○	三二·五	二·五
四、省港澳（英国）	二○·○	二五·○	五·○
五、其他英国船	二○·○	二五·○	五·○
六、爪哇线	一五·○	一七·五	二·五
七、太平洋线	一五·○	一七·五	二·五
八、欧洲线	一五·○	一七·五	二·五
九、澳大利亚线	一五·○	二○·○	五·○

除上列条件之外，恢复原有工会，释放被捕工人，沙田惨案死者每人优恤一千元，也答认了。

总而言之，此次罢工算是得到胜利。自一月十二日起，至三月八日止，共罢工五十六天。

庆祝罢工胜利

罢工胜利之后，工友们自然欣喜奋发，首先就在广州举行庆祝大会，随后回香港又举行庆祝大会。会中情形，略而不叙，我们这里只简单叙一事，即启封工会时之盛况。海员工会招牌曾被香港政府拆去，三月六日，香港政府只得明令取消二月一日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工会招牌亦只得恭恭敬敬地给还海员。当重行挂上工会招牌时，罢工全体海员及香港全市工人都来庆贺，人数不下十馀万人，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在高呼“海员工会万岁”的欢声雷动中，一致仰著头，看招牌徐徐地挂上去。爆竹连天，声震全港。

这次罢工的教训

香港海员此次罢工，其性质虽纯系要求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然而其实际却带著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意义，因为中国航业几乎全系外国资本经营，中国民族资本，远洋船一条也没有，沿海内河船也不及外资公司三分之一。所以中国海员与帝国主义有不可避免的冲突，成了直接的仇敌。这是中国海员斗争的特殊意义。

此次罢工胜利的原因，在客观上当然是当时国内外革命潮流的激荡，是一个利于斗争的环境；在主观上则为罢工有相当准备；选择的时机适当（中国旧历年关），群众完全了解并兴奋；团结力甚强；领导者聪明而坚决；援助力量有莫大的作用（运输工人甚至全港工人的同情总罢工）；应付策略的适宜（特别是封锁香港的饥饿政策）等。

此次罢工的弱点，不在于罢工时而在于罢工后，罢工胜利了，一般领袖和陈炳生、翟汉奇之流，由骄傲而至于腐败，再进而把持会务，盗用会款，变成工贼了，工会变成空虚无力。帝国主义见此弱点故敢把亲手签定的条约悍不履行，实际上胜利条约等于一张废纸。以致到了后来一九二四年，工人群众不能不起来做驱逐工贼运动，而把苏兆征（罢工胜利后仍回船作工）从船上叫了回来整顿工会，方逐渐恢复旧观。但胜利条件帝国主义却至今仍未履行。

虽然如此，此次罢工在当时总算是胜利的，它的影响，及于全国，所以它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历史上的意义便特别重大了。

这次罢工还有另一结果，就是影响广东政府把中国刑律中关于罢工治罪之条文明令取消。

第五章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及劳动立法运动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召集

中国共产党见当时罢工高潮之到来，认为有召集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必要。于是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发起召集。共产党召集此次大会的原则是这样的，不分何党何派，只要是工会便邀请其参加。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便发出通告，一面登报，一面发公函，邀请全国各工会派代表到广州，于五月一日开会。

通告上宣布此次大会的目的凡四：

（一）纪念五一劳动节；

（二）融合并联络全国劳动界之感情；

（三）讨论改良生活的问题；

（四）讨论各代表提案。

大会情形

此次到会的代表共一百六十二人代表十二个城市，百馀工会，二十七万会员^{[注 5]}。代表当然以广州香港两地点为最多，因其近便，占全体百分之八十。其来自北方及长江一带者，据记忆所及，铁路方面有长辛店、江岸、陇海、粤汉北段各工会；矿山有开滦、安源各工会；城市方面有上海、武汉、长沙、济南、太原、江西等各处工会。

五月一日，劳动大会全体代表偕同广州市工人群众数万人举行示威大游行，领头的一面大旗便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巡行到第一公园，开大会，群众极为热烈。当晚劳动大会开幕。

大会代表成份非常复杂，就其大者而言，有共产党派，有国民党派，有无政府党派，有毫无主义和信仰的市侩的或流氓的招牌工会派，甚至还有工商合组的团体。在这样一个复杂成份的大会中，不消说会要发生冲突。就在举行开幕那一次会上，为了主席团名单的问题，便发生了剧烈的斗争，几乎把大会捣乱。主席团名单是共产党拟定而由一建筑工会的代表提出。这名单之中，共产党为了联合各派，故各派都有人在内。就中有谢英伯的名字。谢英伯隶属国民党，为一无聊政客，但此时他为广州互助总社社长，该社确已包括有几十个手工业工会，举为主席团之一，确也应当。可是就因谢英伯的问题引起很大的纠纷，特别是无政府党人，那时反对“在朝”的国民党，更反对政客式的谢英伯，他们提出理由，却是从另一方面说话，主张根本不要主席团；本来“主席团”这个东西是新从苏联搬去的，中国开会旧例只有一个主席，没有什么主席团，因此不为大会群众所了解，而无政府党就利用这一点企图捣乱会场。为了主席团名单问题，争辩数小时，无结果而散。

但是共产党在大会中是有威望的。共产党的基本力量，就是北方及长江一带的工会代表（只江西和上海少数代表除外），人数虽少，却是外省来的，因此引起广州香港代表相当的尊敬。再则共产党在当时确尚非各派反对的目的物。所以大会场的布置，完全赤色，三大口号，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各派均未提出异义。也就因为共产党在大会中有极大的威望，主席团名单问题，后来成了不解决之解决。由一个共产党员主席到底，各派均无异言。

主席团问题虽然是不解决之解决了，但大会过程中却在别种问题上仍是不断的发生冲突。就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五月五日为孙中山就大总统周年纪念，国民党工会代表提出全体到总统府庆贺。共产党工会代表主张自愿者去，无政府党工会代表根本反对，引起一场其势汹汹的大争论，结果，还是照共产党的​​主张通过。本来国民党当时所需要的只是这个“面子”问题，那时国民党并未注意这个大会，因为国民党那时根本只看见军事势力，而未看见民众势力。那一天讨论时，国民党工会代表甚至暗怀手枪入场，这可见他们是如何有决心争取这个“面子”啊。国民党工会代表之所以如此决心，当然有他的背景，因为引领工人去庆贺，可以在孙中山面前邀功，做猎官的阶梯。

大会一共开了六天，会场上虽常发生冲突，但大体总算顺利过去。大会上给了工商组合团体的代表一打击，因为实际上他是资本家，虽则是小，所以当他登台发言时，工人们指著会场的悬额说：“这里明写著'工人讲坛'不是商人讲坛，请下来吧！”

此时工会确还没有分化，广州、香港工会分明包含许多极坏的成份，然而那时他们对于外省来的代表确是“相敬如宾”，故在大会的数天内，每天晚上都有几起欢迎劳动大会代表的茶会、宴会或演剧。比方现在最反动的机器工会和广东总工会，那时也是极其客气的。而且每次欢迎席上总是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代表及外省来的代表提前演说。但这里也有一个例外，就是海员工会的欢迎席上，前十名都请的是国民政府要人演说，记得轮到邓中夏时，已经是十三名了，其馀工会代表签了名而竟不被主席邀请。海员工会在五一节那一天在海旁街口扎了一座雄伟奇丽的花牌楼，左右一付对联，就是“拥护三民主义”，“实行五权宪法”。这次欢迎会是用西式大餐，满屋悬挂青天白日旗。这些事实，都可看出那时海员工会对国民党信仰到了如何程度，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海员罢工当时的确得国民党政治上和物质上切实的帮助（请参看第四章），于是也就把阶级意识模糊起来了，又何况当时会长便是现在为全体海员痛恨的著名的工贼陈炳生，欢迎会上不把工人代表放在眼里，自非偶然。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证明当时共产党对于海员工会的影响又是如何的薄弱！

还有一点须补说的，国民党员在欢迎席上宣传说：“劳动大会能在广州自由开会，这就证明只有国民党才给工人以自由”。当时我们的答复是“自由是天赋的，不是什么人给我们的”。这种见解现在看来虽觉可笑，然而也可见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取工人影响的斗争。

大会决议案

现在我们来说到大会决议案了，可惜得很！原文完全丧失。凭能记忆的写在下面：

大会决议案共九个：

（一）八小时工作制度（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启汉提出）；

（二）罢工援助案（同上）；

（三）工会组织原则案（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会代表邓中夏提出）；

（四）铲除工界虎伥案（上海机器工人联合会代表许白昊提出）；

（五）统一全国工会旗帜及徽章案（提出人未详）；

（六）规定黄、庞死难日为纪念节日案（湖南劳工会代表提出）；

（七）规定海员罢工沙田烈士死难日为纪念节日案（香港海员工会代表苏兆征提出）；

（八）明年五一节在汉口召集第二次劳动大会案（大会临时动议）；

（九）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承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大会临时动议）。

这些决议案一望而知不是太局部，便是太技术，然而当时大会的代表的智慧确只有此限度。不过其中须指出的，就是罢工援助案，工会组织原则案，铲除工界虎伥案，成为大会最热心讨论的问题。这是很明显的，在那样罢工的高潮中，这三样东西都是工人群众所迫切需要的。

三案的内容大致如下：

罢工援助案　理由之外，胪列具体办法：一、凡每地罢工发生，须通知各地工会，特别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须负此通知责任。二、各地工会得到罢工通知后，就须广为宣传，通电慰问，捐款援助，并致函该罢工工厂资本家，威责其接受罢工工人条件；又各致函各地官厅，责成催促罢工工厂资本家从速解决。三、如罢工工厂资本家执迷不悟，先由附近及有连带关系之工厂举行同情罢工；如不解决则举行当地全市总同盟罢工；再不解决，举行全国总同盟罢工。这些援助办法在今日看来虽有可议之处，但确为当时大会代表讨论的结晶。

工会组织原则案　主要的是确定工会组织以产业组合为原则，只手工业工人方能斟酌采用职业组合。这个原则成为后来中国革命工会组织的根本观念。中国革命工会一开始就依次成立以产业为标准的组织，比之西欧工会还有一日之长，当非偶然。

铲除工界虎伥案　什么叫“虎伥”呢？中国有一故事，人为虎吃，这人的鬼魂须为虎效劳，为它另找一人给虎吃，然后才能超生。这鬼魂就叫做“伥”，譬喻一个人替恶人效劳，叫做 “为虎作伥”。当时还没有工贼这一名称，其实“工界虎伥”就是工贼。这案的内容就是规定如何对付压迫工人和破坏罢工的工贼。

这次大会的成功

这次大会的成功，无疑的引导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全国团结的道路，虽然这次大会有极大的缺点，但无论如何它给予全国工人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我们只看大会以后，中国罢工高潮便发展到最高度，就可证明。

这次大会之另一意外的成功，就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地位的抬高。大会通过“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事实上便是公认它为全国唯一的领袖。再则每个决议案差不多都有“大会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如何如何”字样，根据这些议决案，实际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已有指挥全国职工运动之权。

劳动立法运动

第一次劳动大会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准对著罢工高潮制定一个目前斗争纲领，弥补这一缺点，则为七八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所领导的劳动立法运动。

我在第三章便已说过，从一九一八年起，广东便已建立与北京对立的政府，以护法为号召，迁国会于广州，从此南北完全分裂。一九一八年后，南北政府双方都发生不少的政变与战争，此地当然不能详细叙述，只能略述一九二二年即罢工高潮时的政治状况，那年夏天，南北皆发生战争，北方为奉直战争，南方为孙陈战争。奉直战争的结果，张作霖失败，吴佩孚宣言恢复国会；孙陈战争的结果，孙中山被逐，陈炯明宣言取消南方护法政府；因此，国会在广东不能立足，应吴佩孚之召，重回北京，而有所谓“法统重光”的滑稽剧。国会重开，进行制宪，其实这些猪仔议员，那里能够制什么宪法！但他们既已进行，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利用，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乘时号召全国工会举行劳动立法运动。

劳动法大纲

书记部拟定劳动法大纲如下：

（一）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权。

（二）承认劳动者有同盟罢工权。

（三）承认劳动者有缔结团体契约权。

（四）承认劳动者有国际联合权。

（五）每日昼间劳动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夜工不得超过六小时，每星期应予以连续二十四小时的休息。

（六）十八岁以下的男女工人及剧烈劳动之劳动时间，不得过六小时。

（七）禁止超过法定工作时间，如有特别事故，须得工会之同意，方可延长之。

（八）农业劳动者之工作时间，虽得超过八小时，但对于超过时间之工资，须以八小时制为标准而计算之。

（九）以法律保障农民（不掠夺他人的劳动者）之生产品价格，由农民代表提出，以法律规定之。

（一○）剧烈有害卫生及法定之工作时间外之劳动，不得使十八岁以下之男女工人为之。

（一一）对于需要体力女子劳动者，产前产后予以八星期之休假，其他女工应予以六星期之休假，休假中工资照给。

（一二）十六岁以下的男女工人不得雇佣。

（一三）为保障劳动者最低工资计，国家应制定保障法；制定此项法律时，应许可全国劳动总工会代表出席，公私企业或机关之工资均不得低于最低工资。

（一四）各种劳动者有由产业工会或职业工会选举代表参加政府之经济机关、企业机关及政府所管理之私人企业或机关之权。

（一五）国家对于全国公私各企业，应设立劳动检查局。

（一六）国家对于劳动者，应予以完全参加劳动检查局之权利。

（一七）一切保险事业规章之订立，均应使劳动者参加之，俾可保障政府、公共及私人企业或机关中劳动者所受到的损失，其保险费完全由雇主或国家分担之，不得使被保险者担负。

（一八）各种劳动者，一年劳动期间中应有一个月之休假，半年中应有两星期之休假，其期间有受领工资之权。

（一九）国家以法律保障男女劳动者享受补习教育的机会。

劳动立法运动之扩大及其影响

书记部以劳动法大纲通知全国工会，并号召其进行此项劳动立法运动。首先响应的是唐山铁路、矿山、纱厂、洋灰厂各工会，组织“唐山劳动立法大同盟”，为大规模的示威大巡行，并通电全国各团体及国会，要求通过书记部提出的十九件劳动法大纲。继起者为郑州铁路工会，通电全国工会一致进行，并电国会，谓书记部提出的劳动法大纲为我等工人最小限度的要求，务须完全采入宪法中。长沙亦举行劳动立法大会，并组织劳动立法的大同盟。其他各处均有大同小异的运动，皆电国会一致要求，与书记部遥相呼应。

书记部见各处劳动立法运动已发展，乃召集北方铁路工会代表到北京开会，并招待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作广大的宣传。

其时因吴佩孚通电中有“保护劳工”一项，于是国会议员亦有借此投机者提出保护劳工法案，当然他们所提出的与书记部提出的恰恰相反，书记部遂于招待国会议员席上作无情的批评，特别是工人代表的发言，声色俱厉，以致议员不得不当面谢过。

但国会议员历年来的无恶不作，声誉狼藉，早为全国人民所齿冷。此次宣言制宪，无非为恢复已失之声誉，根本就无意制宪，书记部所提出之劳动法当然不能望其通过。虽然如此，而这十九条劳动法大纲却深入了工人群众之中，变成了罢工高潮中斗争的纲领。

第六章　开滦五矿大罢工

开滦矿工的生活状况

开滦五矿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中最主要的罢工之一个，所以我们特别提出来加以叙述。

中国采用新式技术开采矿山，就是从开滦开始。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开滦便已开工。此矿起初虽系中国政府独立经营，但后来因资本关系，借贷英款，变为中英合办，实际上也就变成隶属英国帝国主义的一个企业了。

开滦系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唐家庄五矿而成，全年约产煤四百馀万吨，占全国煤的产额百分之二十。矿工共约五万人。

矿工的生活状况：工作时间虽名为八小时，实则十六小时，因为工人必须连作两班，方能维持生活。甚至有这样的情形，矿工在井下工作有继续一星期不出的。中国矿山大抵都采用包工制，开滦当然不能例外。工人都在包工头之下作工，因此，工人虽卖劳力，不能与资本家直接交易，中间还须经过包工头之剥削，如井下工人，矿局所给工资每人每日可合银洋二角，而包工头给工人的，则每人每日只可合铜元二十枚（中国兑换市价，银洋一角可换二十枚至三十枚）。包工头从工人工资中剥削一半以上。再则发给工资时，又得剥削其尾数，如工资一元以上只给一元，其尾数被扣去，如不上一元者则仅以不足数之铜元付给之。他如歇工扣伙食，误事罚工资，重利盘剥等事，无所不有。包工头还公开放赌，工人往往在井下连续工作一星期所得的工资，不到半日便输光在赌博场上。不赌又不行，因为包工头可以借故开除不赌的工人工作。包工头经常藉钱给工人赌博，利息特重，因此每个工人都负债累累，无法脱离包工头的利爪。工人因公致死者恤金二十元，但死马一匹须损失六十元，所以该矿有“人命一条不如一马”之诮。其他凌辱打骂，更是不用说了。

罢工的爆发

开滦矿工以前亦曾因不堪其苦发生过小小斗争，但都是旋起旋灭。一九二二年的罢工高潮，必然激荡了开滦矿工，特别是唐山、山海关两处铁路工人罢工的胜利，为他们所目见的事，于是引起他们迫不及待的要求罢工。

十月十六日，矿工联名向矿局提出要求。其重要条件如下：

（一）工人每月工资在十五元以下的加百分之三十，在十五元以上的加百分之二十，在五十元以上的加百分之十。

（二）每年年底每一工人应得一个月花红。

（三）工人服务满二十五年的应另加一个月花红。

（四）工人在受雇期内受伤不能工作，应由局中担任医药费，并酌贴津贴。

（五）工人在受雇期内死亡，应由局中给以五年工资之恤金。

条件提出后，矿局拒绝，工人大愤，于是召集大会，继续提出两条：

（一）工人现时正在组织俱乐部，应由矿局承认。

（二）非经俱乐部赞同，矿局不得开除工人。

这样形势愈趋严重，矿局为缓兵计，于二十日宣布无论矿局直接雇用或包工雇用之工人，每月工资在三十元以下的增百分之十。工人不满意，于二十三日首由唐山、赵各庄、林西、唐家庄四处同时罢工，二十六日马家沟亦罢工。整个开滦煤矿都陷于完全停顿的状态，开前所未有的创举。

矿局门首的喋血

罢工开始时，矿工声势甚壮，当组织纠察队，巡逻要地，维持秩序，并监视破坏者之私自复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有两个特派员在此指挥，唐山铁路、纱厂、洋灰工人皆起而援助，交通大学学生亦罢课上街募捐。

矿局方面，除有英国兵舰调集印度兵到唐山镇压外，并有直隶警察厅杨以德由天津调派保安队驰赴唐山，于是宣布戒严，如临大敌。二十五日，工人聚集矿局门首示威，高呼“打倒资本主义”、“要求经济解放”。军警开枪射击，当场死数人，伤五十人。登时解散工人纠察队，封闭工会，铁路、纱厂、洋灰各工会也同时被封，并严厉禁止工人开会。开始逮捕罢工工人领袖，书记部特派员彭礼和（牺牲）同志亦被捕。

罢工工人的坚持

屠杀发生以后，罢工指挥机关不能在市内生存，乃移于附近农村，同时罢工领袖发生恐惧，甚至罢工总领袖不久便卷款潜逃，因此，罢工失其领导。书记部当时有一错误，即未多派得力同志前往，固然当时因各地罢工纷起，到处需人，应付实感困难，但无论如何开滦罢工关系至钜，就有如何困难，亦应多派得力同志前往才对。自罢工总领袖潜逃后，书记部特派员大感困难，重新提拔新领袖，一时又来不及，但领导虽失，工人群众却非常坚持，他们并不因喋血而气馁，只看当时竟无一人私自复工，便可证明。

最后的失败

开滦罢工事前毫无准备，事起仓卒，罢工经费当然没有。书记部在北京方面借款，一时不能到手。罢工人数又多，每人发一角，每日便须五千元。罢工工人忍饥受饿，一直坚持到二十日之久，最后由当地军队师长和滦州县知事出面调停，其结果如下：

（一）工人每月工资在十五元以下者加百分之十。

（二）每年年底加给半月工资。

（三）工人在罢工期内受伤不能工作者，由矿局担任医药费，并酌给津贴。

这个调解条件当然与罢工工人原来要求条件相去太远，但罢工旷日持久，的确工人再不能支持下去，不得已于十一月十六日方始忍痛逐渐复工。

书记部对于此次罢工的确异常重视，曾召集全国铁路工会代表到北京会议，拟以全国铁路总罢工为开滦声援，但等到代表到京，开滦已最后失败，来不及了。

这次罢工的教训

这次罢工的失败，客观上当然是帝国主义军阀协同出兵以铁血镇压，使罢工不能不失败，但这仍非失败主要的原因，主要原因还在主观上的错误，举其大者如下：

（一）准备太不充分：这次罢工是被当时罢工高潮所刺激，工人们迫不及待而宣布罢工的，因此，一切最低限度的必需条件，都未准备，如工会就是在罢工前数日才组织的，关于罢工经费，事前更是作梦也想不到。

（二）组织太糟糕：领导机关只有一个上层组织。开滦五矿范围数百里，岂是一个机关所能指挥！最低限度至少每矿须有一个指挥的机关，那时没有，其他可知了。

（三）领袖非人：其时罢工总领袖本一投机分子，未有任何斗争经验，我们当时未能于广大群众中选拔多数积极的骨干分子，以致领袖一跑，便难于为济。

（四）罢工经费不足：矿工生活既苦，那有积蓄，罢工下来，如无金钱接济，便只有挨饿。这一点是对于矿工罢工更要留意的。

第七章　京汉路大罢工——“二七”惨杀

总工会筹备的经过

京汉铁路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最后一个怒涛。这个罢工显然为中国职工运动开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阶段。这次罢工有莫大的历史意义，共产国际当时致中国铁路工人书中说得对：“确实说，你们的行动，是已经走到世界无产阶级的队伍里”，中国工人阶级从此在世界革命的场合中，做了一员能征惯战的战将。我们这里将这个光荣的罢工加以叙述。

这个罢工是为成立全路总工会而起，我们提前略略叙述总工会筹备的经过。

一九二一年以来，京汉铁路各站工人陆续组织分会（当时都叫工人俱乐部），到一九二二年底，全路各站皆组织就绪，共得十六个单位——长辛店、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顺德、彰德、新乡、黄河、郑州、许州、郾城、驻马店、信阳、广水、江岸等处。组织的原则是这样，每站工人过百人以上的即组织分会，不足百人的则隶属于附近分会。四月九日，在长辛店召集全路代表开第一次会议，筹商组织总工会，决定先整饬和划一全路的组织。八月十日在郑州召集全路代表开第二次会议，成立总工会筹备委员会。长辛店罢工胜利，更促进工人对于成立总工会之迫切要求。一九二三年一月五日，筹备委员会在郑州开第三次会议，认为全路组织确已统一（此时即交通系御用的“交通传习所”亦自动取消，原有之百馀工人悉数加入工会），成立总工会之时机确已成熟。当即草定总工会章程，并决定二月一日在郑州正式举行成立大会。

附录 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

第一章　宗旨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京汉铁路总工会。

第二条本会的宗旨是：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工人的利益，得到共同幸福；二、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地域界限，排解工人相互的争端；三、增进知识，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四、联络全国各铁路工人，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业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的关系。

第三条　本会地址设郑州，于长辛店，江岸，设总工会办事处，总工会及其办事处的地址得由执行委员会随时议决迁移之。

第二章　会员

第四条凡京汉铁路的工人，不分司机、升火、机匠、学徒、小工等名目；不分车务、工务、机务等职务；也不分老少、地域、国籍的差别；只要赞成本会宗旨，遵守章程，缴纳会费，服从本会及所在地分会命令者，皆得为本会会员。

第五条　凡京汉路的下级员司，欲加入本会者，须得两个工人会员的介绍，及所在地分会执行委员会的通过。

第六条　凡真实热心赞助本会的人，在某站分会执行委员会的通过，或经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的直接认可，均得为本会名誉会员。

第七条本会会员之权利如下：一、会员对于本会有发言权，有表决权，选举和被选举权；二、本会谋得的一切利益，本会会员均有享受之权；三、会员得享本会一切教育机关（如学校、讲演、书籍报纸等）、经济机关（如消费合作社等）、娱乐机关（如音乐戏剧等）所规定之应有权利；四、本会会员有享受本会的补助权。

第八条本会会员之义务如下：一、有必须遵守本会章程、规约及各种议决案之义务；二、有尽力拥护本会，为本会尽忠服务之义务；三、有受执行委员会之委托，办理本会各种事务之义务；四、有缴纳会费及捐助本会之义务。

第九条　名誉会员与会员有同等之义务，但只有发言权。

第三章　组织

第一○条每站或数站联合有工人五十人者举代表一人，每增加五十人者加举代表一人，组织全路代表大会；每年由本会执行委员定期开会一次，遇特别事件发生，得由执行委员会召集临时代表大会。

第一一条　每次代表大会，举定十五人组织执行委员会，每四个月由委员会召集开会一次，并得开临时会。

第一二条　由执行委员会互举正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二人，任期一年，但随时得由执行委员会改选之。

第一三条　由执行委员会派定干事若干人，组织干事局，设总干事一人，其馀干事分作秘书、调查、庶务、教育、交际等科办事。

第一四条凡人数满百人的车站，须组织分会，名曰“京汉铁路总工会某站分会”，凡人数不满百人者，举出代表，加入临近的车站分会，设立执行委员会，其组织法，由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另行审定之。

第四章　职权

第一五条　本会代表大会，为本会最高机关，审议本会预算、决算案及一切重大进行事件。

第一六条在两代表大会之间，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其职权如下：一、决定预算案；二、执行大会议决事件；三、决定代表大会未决定的一切问题；四、征收会费；五、议决对外交涉事件；六、帮助全国铁路工人和全国工人组织工会。

第一七条　正副委员长常住总工会所在地，代表本会，总理本会经济及一切事务，执行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案。

第一八条　干事局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委员长命令，办理一切事务。

第一九条　各分会执行委员执行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办理本会所在地一切事件。

第五章　规约

第二○条　凡举行全路罢工事，必须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全体会员过半数的通过，才能举行。

第二一条　下级机关须服从上级机关的命令，如不服从时，得令其改组。

第二二条　某分会反对委员长时，由执行委员会判决之，反对执行委员会时，由代表大会判决之。

第二三条　各分会彼此不得相争，如遇争端，由本会执行委员会或委员长解决之。

第二四条本会会员必须遵守的规约如下：一、不得违反本会章程及各种议决案；二、不得分出地域、界限、职位等次及其各种规则；三、不得顾全个人私利，违反公共利益；四、不得破坏本会和有碍会员的言动；五、不得迟缴或不缴会费；六、不得彼此互相争斗，排斥倾轧；七、不得无故退会。

第六章　经费

第二五条　本会会员每人每月须缴纳半工工资，特别捐临时规定。

第二六条　全体会员每月所缴会费，各分会每月用百分之四十；总工会用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四十五，存作本会基本金。

第二七条　本会基本金非因罢工或特别重大事件，经执行委员会通过，不得支用。

第二八条　本会经费由执行委员会征收，正副委员长共同保管之。

第七章　附则

第二九条　本会会议细则、执行委员会细则、干事局细则及各分会组织大纲均另定之。

第三○条　本会章程经代表大会过半数之通过，得修改之。

第三一条　本会章程经各站分会通过，执行委员会宣布，自宣布之日起才能实行。

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

军阀吴佩孚的处心积虑

我们在第三章便已说过，奉直战后，吴佩孚四大政治主张中有“保护劳工”一项，不用说这只是军阀对于工人阶级的一种欺骗。吴佩孚后来对于工人阶级还有不少的欺骗手段，如宣传设立劳工局呀，赞成劳动立法呀，颁发肖像奖章呀，延见工人代表并赠送川资呀，无往而不企图笼络工人。但工人却不如官僚政客之易笼络，他们却不顾吴佩孚的意志，八月间在长辛店干了一次罢工，这次罢工，无疑的使得吴佩孚疾首痛心，因京汉铁路收入为吴佩孚军饷的唯一来源，长辛店罢工的结果，使得吴佩孚每月损失六万元，每年损失七八十万元（长辛店罢工胜利条件，每人每月增加三元，京汉铁路全路工人约二万人，故路局每月须多开支工资六万），再则工人气焰日益增高，变生肘腋，又为意中之事。原拟利用共产党，而共产党却“另有异图”。因此吴佩孚决计准备对付工人。吴佩孚这种准备表现得最明显的，一是组织 “学兵队”，学习开车；二是嗾使南段段长冯沄组织“同人通谊会”，分裂工人。但吴佩孚这些方法，收效甚微，首先是“学兵队”遭著工人猛烈的反对；“同人通谊会”只有员司加入，而工人则一个也没有。一九二三年二月工人公然要组织全路总工会了，实逼处此，所以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也再不能耍了，爽直的实行屠杀。

总工会成立大会的前夜

在本会方面，未尝不知与吴佩孚终不免有一日决裂，但未料及有如是之速。故二月一日总工会的成立大会，纯取公开态度，将开会宗旨及地点，登载各报；并向路局局长赵继贤报告，得其允许，赵继贤当时还特准二事：一，一月二十八日之星期例假，准其改在二月一日，俾便工人赴会；二，开会日，北段赴会者准予发给免票，南段赴会者准予挂头二等车各一辆，以便运送代表及来宾。工会方面以为如此公开，当不致酿成巨大误会，岂知一月二十八日，意外消息到了，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来会声明，谓吴大帅禁止开会，该会受此意外压迫，甚为情激，决计不顾军阀干涉，依然筹备二月一日开会。三十日，忽得吴佩孚电，召工会代表赴洛阳计议，工人派五人前往。

代表当日到洛阳，吴辞不见，次日早才得见吴佩孚，吴佩孚说：“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你们想，什么事我不帮助你们？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岂能开会？你们不开会不行吗？改期不行吗？改地方不行吗？其实会过餐也可开会；在屋里也可开会，我是宣言保护你们的，岂和你们为难？这是你们局长来的报告，我已经允许了他，我已经下了命令要制止开会。我是官长，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我以后保护你们的日子正多咧！你们说开会没有什么，我亦知道；不过——你们若是要非开会不可，我亦没有办法了……。”工会代表据理力争，吴佩孚但是“顾左右而言他”。明以告之，使其不备；激之使进，而假手爪牙以歼灭之，其手段真不愧为一大奸雄。以后伏尸流血大惨剧，遂伏于吴佩孚这次谈话的微笑中。

悲壮激昂的大会

三十一日，代表赶向郑州，报告与吴佩孚交涉经过，各站到会代表与各地工会来宾，皆异常愤慨，对于一面高唱“保护劳工”，一面尽力压迫开会，言不顾行，绝无信义的吴佩孚，都说“无注意的必要”，工人开会根据民国约法，不受非法干涉。于是悲壮激昂的大会，于原定的二月一日在普乐剧园开幕了。

先是各路及各处工会接到京汉铁路总工会开成立大会的请帖，无不兴高采烈，纷纷派遣代表到郑州庆贺。共计来宾约一百三十馀人。

本路各分会代表完全到齐，共六十五人。

二月一日清晨，代表及来宾全体整队向会场出发。但此时市面已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关店闭户，行人断绝。代表来宾无不笑军阀小题大做，又无不恨军阀妄自干涉人民自由，都说：“必须开会，不为武力所屈。”整队前进，以军乐前导，以各路各处工会所送匾额等次之。各人手执红旗，顺序而行。郑州铁路工人，则全体齐集普乐剧园，出发迎接。代表及来宾队伍到距会场不远处，被军警包围，瞄准示威，阻止前进。全体大愤，先推代表再三理论，终不允许，相持二小时久，最后乃不顾生死，冲开阵线，拥入会场。

当时由主席宣布开会，说明总工会宗旨，及此次被强权压迫的可恨。并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群众大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 是时会场已被军队包围，黄殿辰百般威吓，迫令解散大会，但是群众更加激昂，奏乐欢呼，声如雷鸣。延至下午四时，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

总罢工之决定及其宣言与要求

是日下午，代表及来宾所住旅馆，皆被重兵包围，不许偶语，总工会在酒馆所定的酒席也不准开售。代表及来宾完全失去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匾额对联等，也尽被捽毁，弃置道旁。总工会会所，被军队占领，驱逐职员，捣毁一空。工人问兵士何以如此强暴？兵士说：“是奉吴大帅命令。”

在这样极端侮辱与压迫之下，工人们知毫无挽救之馀地和退守之可能。各路各地工会来宾目击此种情形，极为愤慨，当晚离开郑州时，致函京汉铁路总工会谓：“京汉铁路总工会之能否健全，实全国工人共同问题。我们希望京汉铁路总工会必能为争取自由而取最后奋斗之手段，各工团誓必为实力的后盾。”

总工会当晚召集秘密会议，决议：

“我们为力争自由起见，决于本月四日午刻宣布京汉路全体总同盟大罢工。同时为事实上便利起见，总工会决移江岸办公。一切进行事务，于总罢工期内，完全听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决无退后！”

又议决提出五项要求，并即日正式发表宣言。其原文如下：

“全国工友们！各界同胞们！我们京汉铁路的工人，本著国家约法上所赋予的自由，和保障自身利益的宗旨，组织工会，一年多以来的努力，成立了全路十六个分会。我们的总工会筹备了半年多的工夫，耗费我们许多的精力、时间和血汗的金钱，惨淡经营才得到组织完备，定二月一日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期前邀请各业工团代表及各界人士参与盛典。届期来宾到会数百人，一切设备完全，准备开会。

“唉！意外的悲惨发生了！黑暗的势力横来了！万恶的军阀爪牙，郑州军警长官，用武力横加压迫，禁止开会，封闭会场，阻止我们和来宾在街上行走，所有各工团所赠送的匾额和对联，均被毁弃道旁，我们神圣最高机关——京汉铁路总工会——已被军警占据了，会场中文件杂物，均被抄查捣毁。各工团代表及来宾均被监视，言动不得自由，并勒令出境。酒席也被禁止了，满街军警林立，旅馆都有军警驻扎。一时狂风惨雾，郑州全市陷于黑暗之境。工友们！同胞们！你们想想：这种暴横无理之来，怎么不教我们愤激痛恨啊！这种事，凡是有血性有人心的，谁也不能忍受啊！

“我们考查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实由本路局长赵继贤、南段段长冯沄丧心病狂，捏造谣言，伙同军阀吴佩孚，命令郑州军警当局所致。工友们呀！被压迫的同胞们呀！你们要看清楚，压迫我们的、剥夺我们的自由的、解散我们的工会的、侮辱我们的人格的，是误国殃民的军阀和他们的奸险的爪牙呀！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仇人，我们不能忍受这种欺侮和宰割呀！我们要紧紧的团结，反抗我们的仇人，向我们的仇人进攻呀！反抗呀！进攻呀！我们是没有一点恐惧的，因为仇人——军阀和其走狗— —的势力，都在我们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的手里。被穷苦压迫而去求生的警士和兵士，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兄弟朋友，他们明白了，他们决不会帮助仇人压迫我们，我们无产阶级有最大的权力，我们劳苦群众的团结是我们最大的权力，我们还有最精良最坚强的武器，我们现在为反抗我们仇人——万恶的军阀，为保障我们的人格，为争回我们的自由，我们要向前进攻了，工人们！同胞们！我们郑重的宣言：'从本月四日正午起，京汉路全体一律罢工，不达到下列的条件，决不上工。'我们要求的最低的条件是：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沄；要求吴、靳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

（二）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六千元。

（三）所有当日在郑被军警扣留之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地方长官军警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住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复挂起，一切会中损失郑州分会开单索偿，并由郑州地方官到郑州分会道歉。

（四）要求每星期休息，并照发工资。

（五）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亦照发工资。 ”

总罢工的经过

果然，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全体总同盟罢工实现了。那天上午九时，中段罢工；十时南段罢工；十一时北段罢工。不到三个小时全路罢工了。至十二时，所有全路客车货车一律停止。

江岸方面

罢工的第二日（五日），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参谋长张厚生到江岸，先使该地警官，以强硬态度，要挟工会交出重要领袖，工会答以“如有对曹吴及交通部正当负责人来，总工会当然有全权代表与之正式谈判，否则，恕不接待”。延至午刻，忽探报厂内已被大批军队占领，张厚生在工人家内拘去开车工人，强迫开车。总工会当派纠察团进探，一时集及厂门者约二千馀人，冲破军队防线，将二工友抢回。正午，又拘去纠察团工友三人，总工会派人要求释放。

罢工的第三日（六日），武汉各工会各派代表数百人，共二千馀人持旗帜到江岸慰问，即在江岸举行慰问大会，到者万馀人。首由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申述感谢慰问代表的盛意（杨德甫于罢工失败后便反动了，现为国民党的走狗），继由各工会代表数十人演说，无不慷慨激昂，最后向总工会秘书长李震瀛致答词，略谓：“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们全劳动阶级运命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而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权利的保卫者，工友们！我们京汉工人的责任是如何重大呀！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熏染了，工友们！在打倒军阀的火线上，应该我们去作前锋，前进啊！勿退却！”群众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武汉工团联合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啊！”群众于愤怒之馀，遂举行游行大示威，由江岸经过汉口租界以抵华界，历二小时方散，此种闯入租界示威，实为创见。

长辛店方面

罢工第一日（四日）早，召集全体大会，到者三千馀人。主席报告总工会命令毕，群众热烈赞成，呼声动天地，均愿为自由而战，会毕即罢工。工人待遇旅客极有礼貌，男子为代雇车马，女子则延至工人家里住宿，次日护送至京。故当时社会人士对罢工工人均表好感。

罢工第二日（五日），北京铁路管理局茶役亦举行罢工。赵继贤此时已得吴佩孚命令，令其严厉处置，乃发出威胁布告，限工人于十二小时内复工，但工人不理，赵又派人到长辛店威迫工会单独交涉，工会答以“只知总工会命令，不知其他。”午后，曹锟派兵到长辛店，宣布戒严，全体工人亦遂前往示威，并向兵士宣传，士兵有为之感动至泣下者。

罢工第三日（六日），调查队报告，军队行动极为可疑，涿州有大军将要开到。一时全市突然紧张，但工人态度仍不稍变。正午，赵继贤由塘沽运来新工百二十名，另挑选五百兵士，随同学习开车，并宣言罢工工人如不复工，当一律解散，押解出境。工人仍置之不理。京兆尹及宛平县知事前来劝说上工，工人答以“由总工会作主”。下午，涿州军队开到。

郑州方面

罢工第一日（四日），总罢工后，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召集工会代表谈话，靳见面大骂，勒令开车。工会代表答以“须有总工会命令才能开车”，拒绝之。

罢工第二日（五日）晚，靳云鹗拘捕工会委员三人。工人闻讯大愤，敌忾之心，更为坚决。

罢工第三日（六日），又捕去工会委员两人，上午靳将被捕五人推至车站威吓工人，工人不惟不惧，反更愤激。下午，警署鸣锣招呼工人上工，工人置之不理。

总之，全路各站罢工工人都非常一致，“不得总工会命令，不开工”，成为当时工人唯一的口号。

“二七”惨杀

京汉铁路总罢工后，北京公使团召集紧急会议，议决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警告，不用说是意在怂恿政府立即用武力解决罢工。

在汉口的英国领事，更活跃了，六日，召集萧耀南代表及洋资本家在领事署开会，讨论应付罢工之策。其时群众示威游行正经过该领事署，谁知此时也就是帝国主义正在指导军阀屠杀工人的方略，果然第二日（七日），军阀便开始血肉纷飞的屠杀了。

吴佩孚本已准备好屠杀工人，此时又得帝国主义之指点，遂下令于七日南北一齐下手。

江岸方面，数日来张厚生用了许多诱骗方法，拟先将总工会领袖一网打尽，但均被总工会识破。总工会提出调停谈判之先决条件十一条，并要求以对等负责之会议为标准，下午二时有一警官来说：“奉萧督军命令，特来请求总工会派全权代表开会谈判，如得允许，张参谋长即来。”并说：“张参谋长来时拟穿便衣，以示诚意。”又说：“条件均可完全承认，惟请先将全权代表名单开示。”其言甚甘，总工会已起疑心，乃开一假姓名名单予之。不久警官又来，约总工会全权代表于下午五时在会所相候，参谋长准到，匆匆别去。至五时二十分钟，全权代表正准备到工会相候，半途忽闻枪声大发，于是流血惨案就开幕了。原来警官之来此，为诱敌之计，以为时候已到，重要人物皆在工会，张厚生率领军队二营急驰而到，先将总工会包围，开枪环击。当时纠察队有数百人在总工会门首守候，但皆赤手空拳，无以抵御，当被乱枪击死者有曾玉良等三十二人，伤者共二百馀人。工人犹死守工会，相持至数十分钟，得总工会退却命令，方渐次退散。同时军队包围工人宿舍，搜捕工人，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同志亦被捕。被捕工人数十皆缚于车站电杆上，张厚生亲自提灯找出林同志，回顾段长说：“此人是否工会长？”段长答：“是！”张乃令刽子手割去绳索，迫令林同志下上工命令，林同志不允，张乃令刽子手先砍一刀，然后再问道：“上不上工？”林同志抗声说：“不上！”张又令再砍一刀，怒声喝道：“到底下不下上工命令？”林同志忍痛大呼：“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的头可断，工是不上的！”张复令再砍一刀。此时林同志鲜血溅地，遂晕，移时醒来。张狞笑道：“现在怎样？”林同志切齿大骂：“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账忘八蛋的军阀手里！”……张听了大怒，不待林同志说完，立令枭首。林祥谦同志就此慷慨成仁了。如此至死不屈，从容就义，纪律严肃，也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才能有此。

同日长辛店方面亦有惨杀的事情。六日晚军队便搜查工人宿舍，时值严冬，深夜奇寒，兵士连搜带抢，杂以拷打，工人妇孺，哭声露天。当捕去史文彬、吴汝铭等十一人，剥去衣履，加上镣铐，准备天明解往保定。天明，工人群众三千馀人齐集军营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一致高呼：“还我们工友！还我们自由！”军队向群众开枪，弹如雨下，继以马队践踏，数千工人遂纷纷倒地，结果死四人，重伤者三十馀人，轻伤者无数。军队更乘机大抢，任意杀人，居民纷纷闭门，全市秩序大乱。

其他各站亦有惨杀情形。

施洋同志亦因此被杀。施洋同志本一律师，年来努力职工运动，在武汉各个罢工斗争中，皆亲身参加，因此得到工人群众极大的信仰，被武汉工团联合会聘为法律顾问。京汉罢工，施同志当然是最出力之一人，湖北督军萧耀南，将其拘捕，于二月十五日上午七时，杀于武昌。

惨杀以后

江岸惨案发生以后，武汉工人无不悲愤填胸，武汉工团联合会当晚即下罢工命令，计实行罢工的，有徐家棚铁路，汉阳钢铁厂，汉冶萍轮驳，丹水池，扬子机器厂……等工人（电灯，电报，自来水，因准备便遭压迫，未罢成）。萧耀南宣布特别戒严，各帝国主义海军亦全数登陆，市面极其恐怖，形势甚为严重。延至九日，罢工情绪日非，工人战线已被军阀击破，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武汉工团联合会乃联名下复工令，劝工人忍痛复工，准备再举，复工命令的要点如左：

“我们的敌人既用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复工。本会深知昨日各业工友因敌人袭击，痛哭流泪者不知凡几，切齿痛恨者不知凡几，愤不欲生者不知凡几，但本会极希望我亲爱的工友镇静忍痛，不因此灰心，不因此出厂。须知吾人此时惟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誓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誓死必打倒，唯其如此，所以我们忍痛复工，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

“二七”惨杀以后，军阀用军队捆绑工人强迫上工，不上工处以严刑。虽然如此，但工人终未完全复工，至接总工会劝工人忍痛复工命令后，方开始恢复工作。

这次罢工，被军阀以铁血镇压而失败，当时死者四十馀人，伤者数百人，被捕入狱者四十馀人，被开除流亡在外者一千馀人，是中国职工运动上最大的损失。

各路及各地工会的援助

这里须得略为补述各路及各地工会援助的情形。原来各路代表离开郑州时，便相约如京汉罢工三日不得解决，即实行同情罢工援助。这个公约可说是实现了。

道清路　二月一日郑州大会，该路工会派五人前往庆贺。代表回去后，报告经过。该路决定与京汉同时罢工。他们支持九日之久，方才复工。

正太路　二月四日京汉罢工，该路工人召集群众大会，议决七日即举行罢工。此时火车房尚未加入工会，但接工会传单后，亦纷纷到工会要求加入，愿取一致行动。七日正午果然罢工。曹锟由保定派往一旅军队，工人不为所慑。八日，该路还不知“二七”惨变，京汉虽然开车，但全为军人来往，故不相信京汉失败。于下午三时召集大会，决议“非接到京汉总工会开工电报决不复工”。九日晚京汉路正定分会派人通知，谓京汉工潮已被武力压迫上工，请贵会明日复工，免遭意外，该路方于十日复工。

津浦路　津浦路工会此时尚未一致。该路浦镇工会代表，自郑州回到本路径赴天津、沧州、泰安、德州各站下车，拟联络各路一致罢工，因此迁延时日，于十三日方开始由南段罢工，此时还不知京汉路已被武力压迫上工，后来消息证实，遂宣布复工。

粤汉路　八日与武汉各工会同时罢工，亦被军队压迫上工。

京奉路本拟七日罢工，因经费问题一时未解决，拟等数日支领双薪后再行发动，不料他们的计划为铁路局看出，派军队监视工人，旋京汉路复工消息到来，遂未罢工。召集全路代表会议，对京汉事件，议决善后办法六条并开“二七”被难烈士追悼大会。

京绥路　该路代表尚未从郑州回到本路时，吴佩孚便已电致该路军事长官，若工潮发生即以武力解决。于是工会行动完全丧失自由。三日，代表归后，召集秘密会议，于七日召集全路代表会议，但京汉路失败消息已至，故同情举动，也就停止。

除各路之外，其他各处援助运动亦不少，这里只说两个大的城市。

北京　北京电气工人曾暗中准备罢工援助京汉，迄未实现。但北京市民却有过大的示威游行运动，并组织京汉罢工后援会，向政府提出六项要求。 “二七”惨杀以后，北京又举行五千馀人的追悼大会。

上海　“二七”惨案传到上海后，当地各工会开会援助，准备罢工，上海护军使何丰林宣布戒严。吴佩孚恐何丰林力量不足，派其副官到上海，协同防卫。租界内帝国主义防卫更严。罢工未能实现。

这次罢工的教训

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给予中国职工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不能在北京立足，部址被查抄，职员被通缉，逼不得已不能不迁往上海。北方各铁路工会及武汉工会一律被封闭，领袖被通缉。两年来共产党所惨淡经营的工会组织，除广州湖南尚能保存外，其他各地皆完全倒台。中国职工运动从此便进入于消沉期了。

这次罢工的教训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还是当时没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总参谋部，如果工人阶级没有它自己阶级的政党——共产党，那么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第三章便已经说过当时做职工运动的同志有一极大错误，便是没有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京汉铁路总罢工无疑的是共产党所领导，然而亦只有高高在上的领导，而下层群众中很少共产党的作用。总计当时铁路工人的共产党员不到五十人，这样一个渺小的数目，如何能够指挥那样广大的群众！

再则就是工会组织还未完善。各站工会虽然都组织起来了，但多半还是草创，自然说不到如何严密。

的确，假使当时有强大的共产党和严密的工会组织，势力虽不足抵敌持枪带炮的军队，也不至受摧残到如此地步。

至如罢工本身亦有几个缺点：

（一）对于武汉总罢工准备不充分而且发动太迟。武汉总罢工应该在京汉罢工之第二天至迟第三天便应实行，这样才能给京汉路巨大的援助，“二七”惨杀发生以后方宣布罢工，实行太迟了，一方面敌人此时已经准备好，另一方面工人亦已表现恐怖；因此，武汉总罢工以致不能发动更宽广的群众。这为事实所证明了的。至于九日下复工令，这倒是很对的。

（二）对于兵士没有进行工作。那时我们对于兵士运动的确不懂，工人对于兵士还是仇视的态度，因此军阀得利用军队枪杀工人。

（三）没有占领电讯机关。罢工后，工会方面，南北完全断绝消息，倒是军阀得利用电报电话调兵遣将，准备屠杀工人。再则电报电话司机生，虽是员司，但所得薪水极低。工会方面当时未对司机生做相当联络工作，因此司机生竟未丝毫帮助工会。也因没有占领电讯机关，以致消息不灵，总工会事实上只指挥了江岸一处，各站都是各干各的。假使当时工人没有“不得总工会命令不上工”的信念，罢工还不能有如此坚持。

（四）共产党政治领导的错误。从前共产党利用吴佩孚势力反对交通系，虽然在组织工人的初期，因为有六个暗藏的共产党员做了全国铁路的密查员，得以顺便到各路各站活动联络，开始找著线索，但是在政治的立场上，对于吴佩孚亦因此而明显了，——就是劳动立法运动之中，已经显露这种弱点。等到“二七”屠杀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的宣言之中，居然说：“所以中国共产党前此无须戳穿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只望京汉各铁路工人，极力进行工会的组织，一步一步成就劳工阶级的势力与使命……”这真正是可耻到极点的机会主义。

第八章　职工运动消沉期

“二七”失败后之残破局面

“二七”惨变后，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受到这样浩大的损失，无疑的要转到一个消沉期。我们现在来检查“二七”惨变所遗留下来的残破局面。

京汉路和武汉三镇的工会，不用说是完全被封了，其他各路工会也由公开的而转为秘密的，当时尚称完好的只有广州和湖南。

“二七”失败，死者、伤者、入狱者、逃亡在外者既那样众多，书记部此时的当前责任，便是救济问题，这种救济事业，有极重大的意义，不但直接安慰被难者，实亦间接安慰全体工人。书记部一面在国内募捐，一面派人向世界的赤色工会要求援助，并组织专门委员会，经过京汉铁路总工会驻沪办事处，以其捐款散发被难者。

就全国情形而论，此时工人阶级确已陷于消沉状态，虽然有少数零星的自发的罢工，甚至还有千人以上的罢工，如上海三月中之恒大纱厂一千馀人的罢工，装订工人一千五百人的罢工，五月中之皮箱业工人一千馀人的罢工，六月中之豆腐作数千工人的罢工，十一月中之漆匠四千馀人的罢工等。但无论如何，这些罢工一大部属手工业工人，且多数失败，故给予当时的影响是不大的。

硕果仅存的安源工会

在此消沉期中，特别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真为“硕果仅存”。

一九二二年，湖南工人运动就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猛烈地开展了起来，使得赵恒惕对于工人不能不稍为和缓，所以“二七”失败后，各地工会（广东除外）都遭封禁，而湖南却一时尚能支持，一九二三年六月二日至四日，长沙市民举行收回旅大示威（旅顺大连湾原租给旧俄，日俄战后转给日本，到此年租借期满，故当时各地有收回旅大运动），日本兵舰水手枪杀码头工人，全市工人曾举行一次抗议惨杀的总罢工，由此可见当时湖南工人虽处防御地位，而其势力尚得公开存在。直到这年冬季十一月三十日，水口山工人罢工失败以后，湖南职工运动才完全进于秘密状态，因为赵恒惕不仅以铁血摧残水口山工人，连带亦以强力封禁湖南所有的工会。

但安源煤矿，那时却好似工人的“世外桃源”。工会仍旧巍然独存，本来“二七”惨变后，安源路矿局亦接北京交通部来电，嘱其封闭工会，但路矿局不敢下手，其原因是安源工人势力集中，产业又极重要，工人组织力与战斗力亦相当丰富，若封闭工会，无疑的必遭到工人决死的反抗，于矿山生存实有重大危险。路矿局方面深明于此，故不敢遽尔压迫；而工会方面亦极十分注意防范，所以能一直支持下去而不溃。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此时期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有两点值得指出：

（一）真正打破包工制。安源煤矿包工头的收入，真是骇人听闻，工头从工人身上剥削所得，超过工人工资一倍以上，甚至有超过三四倍的，工头每月收入有银洋七八百元者，有上千元者。工头每月收入如是之丰，欲其相安无事，势必须分与职员若干以塞其口，工头与职员双方勾结，一方面尽力剥削工人，一方面又做“吃点”、“买空” 、“做窿”、“买灰”等弊（“吃点”就是工头向矿局领取三十人的工资，而只雇二十人，其馀十人的工资即归工头腰包。“买空”就是如出产只九百吨，而工头虚报一千吨，此一百吨之价值即归工头吞没。“做窿”就是工头扣发做窿应用之材料与人工，使窿湫隘难行，而工头向矿局虚报，从中攫取利益。“买灰”，该矿设有化验处，特延化学专家任其事，每日出煤必经化验，燐灰轻者奖，重者罚，灰定分数。工头为求奖免罚起见，便贿买化学专家，金钱一到，燐灰立减，不爽毫厘）。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罢工胜利以后，工头职员不能剥削工人了，于是密谋破坏工人俱乐部，被工人所知道，加以重惩，此时工人俱乐部更进一步废除包工制，改为合作制，议定合作条约，工头每月工资自十元起至三十元止，工人工资照罢工时条约不改，其馀各项消耗费，归合作账内开支，所得红利，工头占百分之十五，管理处占百分之五，馀百分之八十由工人平分，真的，这样一来，该矿二十年来的包工制被打破了，不仅使工人不受中间阶级的剥削，并且为矿局廓清积重难返的弊病。

（二）建立自下而上的代表会议制度。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基本组织，是十人团，选举十代表一人，再由十个十人团选举百代表一人，每工作处选举总代表一人。总代表会议（总代表五十一人）为俱乐部最高决议机关，百代表会议（百代表一百三十一人）为俱乐部复决机关，十代表会议（十代表一千三百八十二人）则听俱乐部之报告。至于全体部员大会，一年开一次，如有要事，临时召集，再由百代表会议选举主任四人（总主任一人，窿外主任一人，窿内主任一人，路局主任一人），组织主任团，总理俱乐部一切事务，主任团下设干事会，为俱乐部办事机关，这种组织，可说是议会制与苏维埃制的混合组织，诚有可议之处，但无论如何，当时该矿全体工人，是已经完全组织在一个严密系统之下。

安源工人俱乐部当时确有很多的成绩，最大的为消费合作社、工人教育等，可惜这里为篇幅所限，不能详述了。

共产党内的取消主义倾向

“二七”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内发生右倾的取消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现今共产主义的叛徒陈独秀，陈独秀从“二七”失败所得的结论是工人阶级没有力量，于是他的整个机会主义的理论就在此时完全形成了。我们这里不能详细说到整个陈独秀主义，而只就其与职工运动有关者略略提及。陈独秀说：“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见一九二三年四月出版的《向导》周报第二十二期刊载的陈独秀所作《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 〉又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又说：中国工人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脱离神权帝王之迷信”，所以他断定：“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见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出版的《前锋》月刊第二号刊载的陈独秀所作《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 〉这样，陈独秀把资产阶级恭维得很高，把工人阶级看得一文不值，不用说应用到实际工作上便是取消职工运动。不仅取消职工运动，他当时还主张取消共产党呢！他当时公开的说：“混蛋的中国，便有混蛋的无产阶级。混蛋的无产阶级便有混蛋的共产党，共产党不该早成了几年，所以弄成一个三不像的共产党。”真的，陈独秀此种观点是得到一部分中央委员的拥护，于是另一中央委员就说：“劳动运动吗？这一名词根本不能成立，现时只有一个国民运动，即是要劳动运动也只能与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量齐观，而共同的隶属于国民运动之下，做国民运动之一部分。”在这种取消主义的观点之下，无疑的中国职工运动要遭到巨大的不幸。真的，“二七”失败后差不多有一年，陈独秀的中央，实际上对于职工运动不闻不问，或者怠工。

陈独秀这种叛卖阶级的取消主义的观点，曾受著抵抗的。比如邓中夏当时在《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以及党报上，就曾经作文章批评过这种观点，在党报上而且是指出这位“家长”陈独秀的名字公开批评的。

陈独秀的中央，对于职工运动的取消主义的倾向，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共产党的扩大会议上，才纠正过来，也就是从此以后，共产党对于职工运动才重新又做起来。

国民党的改组及其工人政策

这里须说到国民党的改组及其工人政策，因为它与职工运动有很大的影响。

国民党未改组以前，本无所谓工人政策，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一月改组，才明白规定。

国民党在辛亥革命时，确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时还叫同盟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相号召。革命成功以后，改名国民党，此时新加入的成份更为复杂，贵族官僚，将军政客，无所不有；因为那时国民党拟与袁世凯争权，企图建立所谓“政党内阁”，故广为延纳，以扩党势。癸丑（一九一三年）反袁战争，国民党一败涂地，于是该党党员纷纷向袁投降，党遂瓦解。孙中山逃亡海外，另组中华革命党，继续革命。到后来南方举行所谓护法战争，孙中山回粤，恢复国民党名称，上添加中国二字，以示区别。其实孙中山那时醉心军事运动，所谓“党”也不过粉饰门面，实际党的组织荡然无存。正确些说，那时无所谓国民党，只有孙中山。国民党当时在民众中的信仰，不用说是渺乎其小的。俄国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的党取得了政权，这确是给孙中山一大启示。 “五四”运动以后，政治团体纷纷出现，各树一帜，就中以共产党最为猛进，隐然握有全国思想界之权威。此时中国革命新的浪潮，日益紧张，事实上需要一个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军阀的统一的民主联合战线，就是说需要各阶级联合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为统一民族革命的战线，遂命令自己的党员加入国民党（自然共产党自己的组织须完全保持独立），并帮助国民党改组，因此共产党以改组国民党建议于孙中山，孙中山亦因屡败之馀，觉悟其党不行，于是接受共产党的提议，国民党遂于一九二四年实行改组了。

国民党在改组以前，只有简单的口号，而无充实内容的政纲；此次改组，得代表新的革命势力的中国共产党员之参加，才釐定政纲，发表宣言，对于孙中山夹七夹八的三民主义，给以改头换面，加了一番新颖的解释，这里只摘录其中关于工人政策的几段于下；在宣言中说：

“中国以内，自北至南，自通商都会以至于穷乡僻壤，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感受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

又说：

“又有当为工人告者，中国工人之生活，绝无保障。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辅而行之性质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

在它的政纲中则说：

“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

国民党经共产党帮助它改组以后，的确气象一新，它的组织范围，也就不限于广东一隅，而扩张到中部与北方，国民党各级委员会均设工人部，这部秘书与干事，在初时期，多半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充当，因此，大有助于职工运动。

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成立与挫折

在消沉期中有一事特别值得注意的，便是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成立。 “二七”失败，已隔一年，检阅我们当时在铁路上的力量：计京汉路工会各重要车站尚有数人至数十人之秘密组织；京奉路唐山工会尚秘密存在，暗中拥有实力，工会基金亦有一千馀元；京绥路车务工会也颇有进步，有会员一千五百馀人；正太路工会依然存在，工人尚能团结一致；粤汉路工会亦秘密存在，但会员略有减少；津浦路浦镇有五千馀人的秘密组织；株萍路工会如旧，且极有进步；此时有一新生势力为“二七”时所没有的，就是异军特起的胶济路工会，该会在中国工人阶级大受打击之后，居然能起来组织工会，会员发展到一千五百馀人，不能不算是难能可贵。北京工人周刊，依然继续秘密出版，也算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事。

共产党估计了此种状况，于是决定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在北京召集各路代表大会，计到者九路代表，二十馀人。通过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发表宣言，其全文如下：

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宣言：

“前年十月间开滦五矿罢工时，全国各铁路工会代表曾于北京集会，除计议援助开滦矿工外，并产生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之正式成立。自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进行极为顺利，本拟去年三月间召集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不幸'二七'事变发生，京汉工友大遭屠杀，京汉和各路工会多被捣毁封禁，筹备委员会及各路重要分子，死伤的也有，监禁的也有，逃亡失业的也有，那么一来，进行就极为困难，因此一年之内，除救济死伤失业被害者外，简直没有馀力去精密的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幸赖筹备委员会和各路领袖都具热忱毅力，所以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事宜，没有停顿，这不能不说是不幸中之大幸！
“我们经过这一年多的艰难筹备，直至如今，我国全国各路工会代表，才于本年二月间集会，正式宣告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章程制定好了，机关也设立了，负责人员也推选出来了。那么全国铁路总工会，便形成而实具了。全国铁路总工会之成立，简直是我全体铁路工友于痛苦不堪之中得著一颗光芒万丈的救星。
“全国铁路总工会怎么是我全体铁路工友的救星？我们只要看总工会的宗旨，便知道了。总工会的宗旨是什么呢？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铁路工人之福利；二、联络感情和实行互助，化除境域界限，排解工人互相争端；三、提高知识以促成工人阶级的自觉；四、帮助各路工人组织各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界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关系。这四条宗旨，写得多么明白，那一句一字，不是为我全体铁路工人谋幸福呢？
“总工会既然有了宗旨，办法又怎样呢？我们要谋得幸福，首先便要有团体，所以这次成立大会已经制定了全国铁路组织计划，务使已经组织好了的各路工会，团结更加严密，各路工会被封禁了的，设法恢复，还有没有组织的，从速成立团体。死伤被捕的失业工友，总工会当力图救济；各路工会互相关系，总工会当力谋密切；从前各路罢工已要求到之条件，总工会当力争实行；并决定加入万国运输工人联合会，实现全世界联合之目的。我总工会既系全体铁路工友的机关，当然以谋全体铁路工人之利益为第一要义，但工人亦国民一分子，所有救国救民、以及反抗军阀官僚之横暴和外人之侵略等国民运动，亦当视能力之所及，参加而促进之。我工友若参加此种国民运动，必首先提出争自由和恢复工会等要求，如有为恢复工会而斗争者，吾人必同情之。
“这些办法，如果能够一一做到，不但总工会的宗旨实现了，我全体铁路工友的幸福也就不小了。
“总工会既然有了很好的宗旨和办法，最可注意的，还有各路工会代表的精神。各路工会代表都抱定坚强的志愿，牺牲的魄力，大家约定非实行互助不可，非组织坚固的总工会不可，非奋斗以解除痛苦谋到幸福不可。这种全体代表一致的精神，便是铁路工人万众一心的表示，也就是总工会团结坚固之表证。如果我全体铁路工友能以代表之精神为精神，那我们前途的希望，就很远大了。
“全国铁路工友们！全国铁路总工会是代表我们全体铁路工友的，我全体铁路工友务必拥护我们的工会，务必依照总工会的宗旨和办法做去，并须在总工会指挥之下，一致团结起来奋斗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除痛苦，获得幸福哩。全国铁路工友们！我们的总工会已经成立，从此一致团结，一致奋斗，并一致庆祝全国铁路总工会万岁！”

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之后，各路组织，颇有显著之进步，如胶济路会员之大增加，京绥路车务工会会费之确能收齐，正太路工会组织之大加整饬等。

不料五月间武汉发生拘捕工人领袖杨德甫（叛变）、许白昊（牺牲）、罗海臣（未详）、周天元（未详）、黄子韦（未详）及律师刘芬（未详）等六人的事件，牵连所及，全国铁路总工会北京秘密会所亦被抄封，干事张特立、彭立和、李斌（未详）等同时被捕（系杨德甫供出），不久，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后消极）亦在石家庄被捕，胶济路工会因举行大会而被封，领袖郭恒祥（未详）等四人则被开除，后来又被通缉。一时各路领袖被开除者、被通缉者，共计四十馀人，都不能在本地立足，逃亡在外，于是铁路工会又遭一次挫折。

流氓工会的招摇

消沉期中，还有一特殊现象，就是流氓工会的兴起，“二七”失败后，有几个曾与武汉工会发生过关系的知识分子的共产党员，潜逃上海，闲居无聊，由动摇以至于叛变，于是遂与湖南劳工会残馀分子及上海招牌工会分子，联合起来，形成流氓工会的大联合，发起成立“上海工团联合会”，时在一九二四年春。起首他们还标榜无政府主义，提出“只问面包，不问政治”，“工会自治，不许政党过问”，“穿长衫的，快滚出去”等口号。他们反对的对象，不用说是共产党，所提口号即是针对共产党而言（其实他们自己就是穿长衫的，呵！是穿西装吧）。这些口号，很明显的是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所需要的，那时帝国主义在租界极端严禁共产党活动，吴佩孚正在诰诫铁路工人：“不要为学生政党利用”；萧耀南正在通令各工厂，勒令工人具结“永不加入政党”，这些流氓得帝国主义的谅解与保护，在上海公开活动，不用说他们当时是共产党的一个敌人，我们却和他们作过坚决的斗争。

国民党改组后，革命势力逐渐团结与开展，国民党内立即起了分化，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首先起来反对改组，形成第一批右派，与共产党和当时的国民党左派处于敌对地位。流氓工会于是又与国民党右派相结合，实行反动。

这些流氓工会，当时在上海专做破坏工人事业的勾当，如勾结丝厂厂主破坏丝厂女工罢工，勾结南洋烟厂厂主破坏工人复业运动，甚至殴打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代表等。

这种流氓工会，曾经有过企图，要组织全国工团联合总会，他们曾派人到北方一带活动，但是他们这种企图，却被一九二五年“五卅”的反帝高潮所淹没了，他们在上海的组织也从此就烟消云散了。

困苦艰难中的工会工作

消沉期中，我们的工会工作，确实困难万分，从上面叙述中，已可看到我们在当时的工作范围是如何狭隘，完善的仅安源矿工工会。铁路工会又稍起即仆。在上海方面，我们只有一个印刷工会，一个机器工人俱乐部和一个金银业工人俱乐部，后来成立一个店员工会，人数却是很少。武汉方面，只有人力车夫工会、花厂工会等。此时给予我们最苦恼的问题，就是在困苦艰难中如何组织的问题。赤色职工国际恰于此时派代表到中国，我们与他讨论的结果，于是决定以“工厂小组”为此时组织的中心工作，就是在每个工厂的工作处，成立若干个十人以下的秘密小组，这些小组，视环境而决定相互关系，如环境好的地方，各小组组长可以发生关系或开联席会议，否则，各小组彼此不发生关系，其组长与工会的组织员接头。这个新组织路线，的确在当时收到部分的成效。

此时国民党已经改组，当时国民党左派领袖确有意思改造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党，一个接近民众的党，但这种事他们却不在行，不得不依靠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分子，共产分子当时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工作的不少，特别是工农两部大半为共产分子主持。国民党自改组后，经共产党的宣传与提携，此时声誉日起，共产党当时的职工运动，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也用国民党的旗帜去做，如在上海，我们曾用国民党的名义，在杨树浦、小沙渡、吴淞、浦东等处开办工人补习学校，这种工人教育运动，的确给了我们公开工作的可能，找出不少线索，于是不久就成立工人团体，如杨树浦，我们成立了“工人进德会”，小沙渡，我们成立“沪西工人俱乐部”等。

职工运动之转机——沙面罢工

自“二七”失败后，消沉状态直到一九二四年上半年还未改变，七月广州沙面发生大罢工，才表示著这种消沉状态应该中止了。

在沙面没有罢工以前，中国工人遭受三大惨剧：第一是上海祥经丝厂烧死女工一百馀人；第二是山东坊子煤矿，淹死工人七十五名；第三是唐山煤矿压死工人五十三名。这些惨案，应该激起工人的奋起，但当时工人竟无丝毫表示，这可见当时消沉到如何程度了。此外有几个罢工影响亦不大，如五月间湖南湘潭的锰矿罢工，九江的日清码头工人罢工和六月的上海丝厂女工罢工，均不得结果。

沙面为帝国主义在广州的租借地，此时颁布一新警律，自八月一日起，沙面华仆出入租界，概须携带执照，照上须贴主人相片，每晚九时以后，华人非带执照不能入境两次，但西人、日本人、印度人、安南人却均可自由，这分明是对中国民族的侮辱！于是引起沙面华人愤怒，于七月十五日宣布罢工，后来华捕亦加入罢岗，一直相持至八月十七日方解决，取消新警律。

沙面罢工却给了帝国主义相当打击，不消说给了中国人以劳动运动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要意义，而为后来省港罢工有力的启示了。此次罢工确哄动了广州与香港，并且影响还及于中部与北方。

此时广州确有一新的革命气象，工人运动固然勃兴，就是农民运动也发展起来，海陆丰一九二三年便有过农民减租斗争，此时广宁又发生抗租斗争，以至与地主武装冲突，农民协会已在好几县成立起来，广州工人代表会在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直属之下成立起来，此时工人还成立了工团军，农民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正在此时孙中山因广东商人反对他，感到地位困难，见此新生的工农势力拥护他，一时颇为左倾，十月十五日孙中山坚决的举兵削平商团，即受工农运动的影响。 “商团之变”是广东当时一件大事。商团为香港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与佛山大地主陈恭受所组织，受香港帝国主义指示，阴谋推翻孙中山，自建所谓商人政府。在国外私购大批军火，被孙中山发觉扣留，商人两次罢市要挟发还，并开枪射击十月国庆日之游行群众，孙中山十月十五日举兵将商团击溃，是为“商团之变”。

此时广州还开一个太平洋运输工人会议，有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出席，到中国、爪哇、菲律宾、日本、新加坡等处运输工人代表，这是太平洋运输工人的第一次联合，当然给予中国职工运动之转机以很大的影响。

广州以外，九月八日上海有南洋烟厂工人罢工，参加者七千馀人，因反对厂方反悔旧有条约另定苛刻条约而起，结果失败，失业者一千七百多人，这次罢工失业，引起广州工人之不平，相率抵制南洋烟草入粤，相持数月。我们在上海差不多两年没有领导过大的罢工了，这算是第一次“复业开张”。在这次罢工中，为援助罢工问题，我们与国民党右派发生激烈的斗争。

此外汉口发生八千多人的人力车夫罢工，苏州发生一万多人的机织工人罢工，浙江馀姚发生一万多户的盐民罢工，广州有报馆排字工人罢工，这些都表示中国职工运动复兴的朕兆。

第九章　职工运动复兴期

北京政变

中国职工运动到一九二四年冬的北京政变显然由消沉转到复兴期了。从此中国职工运动很快的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开“五卅”运动的先声，亦即开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先声。

“北京政变”就是冯玉祥倒戈驱逐总统曹锟的事件。先是一九二二年奉直战后，直系军阀即欲拥曹锟为总统，其所以未即实现者，只因直系军阀内部分为缓急两派：缓进派以洛阳吴佩孚为首，主张暂时利用黎元洪为傀儡，直系取得实际的政权，然后再利用国会，制定宪法，选举其义父曹锟做表面的总统；急进派以天津曹锐为首，当时虽然反对吴佩孚主张，但吴佩孚势盛，只得屈从。一九二三年七月，急进派一方面经过外交系顾维钧得到美国帝国主义全力的帮助，一方面得到直系冯玉祥兵力的帮助，遂不顾吴佩孚意志，实行驱黎拥曹。后来贿买国会，逼选曹锟为总统，于是全国大哗，各界宣言否认北京政府。孙中山被陈炯明驱逐离粤，蛰居上海时，曾与皖系军阀段祺瑞，奉系军阀张作霖，缔结反直的三角联盟，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反直战争便开始，首先发生江浙战争，接著便发生山海关战争。当时英、美帝国主义助直，日、法帝国主义则助奉与皖。战争正在难解难分之际，日本运动冯玉祥倒戈，从前线回到北京，举行政变，于是曹锟被囚，吴佩孚败走湖北，是谓“北京政变”。北京政变之后，“二七”大屠杀的祸首曹、吴倒台，代之而起的是张、段，又在北方企图从新巩固军阀专政的局面。但他们相互间的冲突更日形剧烈，因此无暇注意妨碍工人的行动，在客观条件上，给予职工运动的复兴以极大的便利。也就因此，共产党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恢复工会运动。

恢复工会运动

首先是救出“二七”以来被捕入狱的工会领袖，保定、北京、天津及其他各处被捕的工会领袖皆救援出狱。其次恢复“二七”以来各铁路失业工人的工作；其时唐山铁路工人在战争中被裁汰三千馀人，至此亦恢复工作。同时乘机进行恢复各铁路及武汉工会的工作：如京津、正太、陇海、胶济、京绥、京奉各路工会，或恢复全部，或恢复一部，差不多恢复到“二七”以前的局面。此时最伟大的成绩，是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共开四天，计到十二路代表，共四十五人，议决要案十馀件。这次大会特别注重进行方针，其纲要如下：

（一）恢复所有曾经组织之工会；

（二）整顿现有工会，建立巩固的组织基础；

（三）力谋工会之统一；

（四）确立经济基础；

（五）救济失业；

（六）要求以前罢工争得条件之实行；

（七）争工人切身的经济利益；

（八）争集会言论罢工之自由；

（九）参加国民革命，并参加国民会议；

（十）训练并教育工友群众。

大会还听了太平洋、汉堡、莫斯科三个国际运输会议的报告，接受美满的同情，尤其以汉堡国际运输会议中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战斗事实，指示了中国工人阶级防制工贼之方略。

罢工斗争蜂起

在此复兴期中，各地罢工斗争亦随著蜂起。就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上海破天荒的日本纱厂二十二家四万馀人的大罢工，其次就是青岛日本纱厂大罢工，我们在下一章须专门加以叙述，这里只略述各地的罢工。

首先是胶济铁路罢工。一九二五年二月三日，该局工会提出承认工会为工人代表机关，恢复因办工会失业工人的工作，加工资三元，每年发免票二次，立发奖金等五条件，举行罢工。结果相当胜利，计罢工八日。即正式成立胶济铁路总工会。其他各铁路未曾罢工，但皆提出恢复“二七”以前的条件，发生普遍斗争，有些地方，完全胜利。

此时最饶兴趣的是北京的罢工。北京虽为首都所在之地，而近代工业可说绝无仅有，但此时该地的罢工斗争，却呈空前未有之现象。一月电车罢工。三月织布厂罢工，财政部印刷局一千八百人罢工，菜园工人三百九十八家罢工，隆华造纸厂工人罢工，铁铺工人罢工，瓦木匠罢工。四月，瓦作工人六千馀人罢工，北京附近之宣化皮行工人五千馀人罢工。这些罢工均系要求增加工资与改良待遇。

再说到武汉的罢工。此地虽仍为直系军阀最后根据地，但其统治力已不如前巩固，工人乘机而起。三月，汉口人力车夫罢工，英美烟厂罢工。四月，武汉三镇糟房工人罢工，汉口汉阳织巾工人一千馀人罢工。五月，汉口和记蛋厂一千馀工人罢工，英美烟厂四千馀人罢工，武昌印刷工人罢工。这些罢工，亦系经济斗争性质。

再说到广东的罢工。广九粤汉两铁路和兵工厂皆发生罢工，最出奇的，是民船三千馀只的罢工，和顺德生丝女工十万馀人的罢工，声势极为浩大。

其他各地如唐山纱厂的罢工；杭州布厂一万馀人罢工；苏州、长沙、南京、宜昌的人力车夫罢工；甚至于奉天亦有几个工厂发生罢工。

总而言之，这些都是表现中国职工运动已经进到复兴期了。

国民会议运动与工人阶级

此时有一事不能不说到的，就是国民会议运动。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欢迎孙中山北上，张作霖段祺瑞亦不便出头反对，于是孙中山离粤北上。共产党向孙中山建议，发表北上宣言，“召集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两大主张，当时得全国群众之热烈同情与拥护。及孙中山抵京，段祺瑞则以“善后会议”代替“国民会议”，于是国民会议遂停而不行。共产党乃于段祺瑞召集善后会议之同时，另行召集全国民众团体开“国民会议促成会”于北京，以与段祺瑞之善后会议对峙。此次国民会议促成会，各地工会皆派代表积极参加，做了会议中的主干。虽然此次会议的决议，并未发生效力，而且不久因孙中山逝世，国民会议运动事实上归于停顿，但工人阶级却受了此次运动不小的影响，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做了政治舞台上的一员最强悍的战将。

第十章　上海日本纱厂大罢工（附青岛日本纱厂大罢工）

日本在华的纺织业

日本在华设立纱厂，是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经济侵略的一个有力的手段。它在华设厂的原因：一、是因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二、是不要纳付关税，便可将生产品卖给中国人，以占取中国的市场；三、中国残酷的军阀政治，绝对禁止工人的集会及一切政治自由，而且在租界内更纯然是外国政府，对待中国“下等人”可以用对待牛马的法子。这都是日本资本家在他们本国求之不得的。所以日本资本家乐于在中国开设工厂。

一九二五年，日本在中国境内的纱厂共有四十一家；在上海有二十七家，在青岛有九家，在满洲有五家，总共用中国工人八万八千馀人：在上海约五万八千人，在青岛约二万二千人，在满洲约八千人。与中国本国纱厂相比，日本纱厂数与雇用工人人数皆占三分之一（华商纱厂七十六家，雇用工人一十五万八千馀人；英国纱厂三家雇用工人二万人）。这可以看出日本纱业在中国的势力，特别在上海更为庞大。

并且日本纱厂差不多是国家资本，譬如内外棉株式会社总共有一十九个工厂，在日本的仅只三厂，其馀的在上海有十一厂，青岛三厂，满洲两厂。所谓“内外”即指国内国外而言。这样一个雄厚的国家资本企业（就是其馀的日本纱厂亦有国家银行做后盾），幼稚的华商纱厂那里是它的敌手！所以欧战时中国民族纱业本有一度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敌不过日本资本之竞争与压迫，到一九二二年以后，便发生剧烈的恐慌，中国人自己办的纱厂，有许多被日本人吞并了去。这也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在那个时期发生反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的高度情绪的原因。

日本资本家对于中国工人的压迫

日本纱厂对于中国工人非常苛待，不打即骂，惨无人道，甚至打死童工的时候都有。工作时间是日夜轮班，每班十二小时，夜工并不加钱。工资很低；最少的只二百余文一天，合银币不过一角。工人住的房子，是三四家甚至七八家合住于一间小屋，重床叠架，隔以薄帏，吃的是喂猪的食料。甚至于厂中还有这样的情形，大便也受限制，须领照牌方能去大便，但五百人用二个照牌。另外还有一种“储蓄费”，每月在工资里扣除，但工人死伤疾病的时候，却并不发还，只有每月另发很少的“储蓄费”（俗称“红簿子赏”），然而差不多个个工人每次领工资时，都要被厂里借故克扣，结果所谓“储蓄费”仍旧扣去。再则其中童工女工很多，所受欺压更甚：成年男工总要比较强硬些，因此，厂里更有一个极奸狡的阴谋，另外专养一批男女幼童叫做“养成工”，平日施以奴隶教育，等到长成之后，便想一批一批的将他们调换成年男工，把那些“不安分”的成年男工开除出去，使全厂都是些自己养成的女人小孩子，可以随便虐待剥削而不反抗。这次罢工，便是因为有一厂开除一批男工，将“养成工”去替调，并且拘捕工人代表所引成的。

罢工的爆发

在一九二四年的夏季，我们在小沙渡办了一个工人日夜校，不久便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由孙良惠同志主持。成立数月，加入的不过七八十人，但都是各厂先进分子。我们在此地也发展初步的党的组织。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内外棉第八厂因粗纱部男工整批被厂家开除，自动罢工（俗称“摇班”）。我们知道了，劝工人暂行停止，先去领取工资。四日等工人到厂中去领工资，日本人不但不给工资，并且又拘去工人的代表。工人们忍无可忍，遂一致罢工。沪西工友俱乐部向厂家提出的条件是：一、以后日本人不准打人；二、增加工资二成；三、第八厂辞退的工人须完全复工；四、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五、罢工期内工资照付；六、以后职工非犯通奸斗殴等事者，不得无故开除。当时把这条件并做成传单发给各厂工人。厂方面当然置之不理，并布置侦探，陆续捕去工人活动分子，工人愈愤，二月九日大罢工遂爆发了。

内外棉第五厂东西两厂首先发动，九日下午当日夜班换班的时候，工人高呼“摇班”蜂拥而出，厂中即将厂门关闭，群众则将巨木碎门而出，或爬墙而出。出来之后，即渡浜（小溪）到潭子口田野间集合（此地为中国地界，为一荒僻旷野，仅有田舍数家，与租界一水之隔），开群众大会，并有各厂夜班工人亦在半路闻讯随同参加，约万馀人。首先一杆白布大旗，就是“反对东洋人打人”。群众异常兴奋，在我们热烈演说中，工人将其头上之帽撕毁掷地，加以脚践，大家说：我们中国人不戴东洋帽了（按此帽为厂中所发）。我们当即宣布纱厂工会成立，并叫群众听工会的命令，明日仍来开大会，群众欢呼赞成。当即组织队伍在各路口劝夜班工友勿去上班（俗称“拦摆渡口”又称“断口子”），工会连夜办公。

罢工的蔓延

影响所及，九日晚，第九、第十三、第十四厂继续起来响应罢工。十日，第三、第四厂亦罢工，还有几个未罢工的，于是群众自动带队“打厂”，公然又打下几厂，相率罢工（这是上海一特别现象，此厂罢工，彼厂工人本欲响应，但不敢发动，希望已罢工者前去打厂，一打便罢，此风传染至今，尚未完全停止）。十二日，曹家渡的丰田纱厂亦自动响应。后来这种影响传到杨树浦，又有数家日本纱厂罢工。总计罢工者有二十二厂。小沙渡方面，为内外棉共十一厂（所有内外棉在上海之厂全罢工）、日华全厂、同兴两厂、及制麻布袋一厂，曹家渡丰田一厂，杨树浦方面为大康两厂、裕丰一厂、公大一厂、东华一厂。参加人数共四万馀人。在上海日本纱厂，只有浦东的日华两厂与杨树浦的上海纱厂三厂、东华两厂共七家未波及。总而言之，在上海的日本纱厂差不多都要转入漩涡。

日本帝国主义的胆战心惊

在上海发生这样一个破天荒的伟大罢工，自然出乎日本帝国主义意料之外，真使得帝国主义胆战心惊。

初起时，日本“小鬼”还只利用豢养的包探诱捕工人中的活动分子，但工会系在对河华界，不在租界，他们无计可施。有些包探混过来时，反被工人发觉，饱以老拳，因此包探相戒不敢再来。

日本“小鬼”再来一计，收买所谓“上海工团联合会”这一班工贼，以援助名义前来参加，并用“反共产主义男女劳动同盟”大发其传单，骂共产党，但革命情绪异常之高的群众，那里相信那些鬼话？工人气势汹汹，赶著追逐，那班工贼也不敢来了。

于是日本“小鬼”就放谣言：一面说此次罢工是中国资本家从中挑拨和资助，一面又说此次罢工是赤化，是受了苏俄的津贴。总而言之，他是一方面想藉这些谣言和其他帝国主义结成联合战线，共同对付中国人，一方面则藉赤化谣言，威吓中国军阀压迫工潮。不过帝国主义虽然一致，如租界巡捕房确实每天在帮日本人捕拿工人。但群众都在华界，他们无可奈何。至于中国官厅均奉系军阀，初至上海见舆论同情工人，亦不敢公然断行压迫。

日本“小鬼”急了，一面由日本调来几艘军舰来华实行武装示威，一面由日本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国际交涉。于是劳资争议一变而为国际交涉。惟此时全国国民会议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气焰正高，段祺瑞政府亦不敢公然袒日仇民，又无多大效果。此次罢工的确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寝馈不安，上海“日本纱业联合会”天天会议应付，上海日本报纸天天宣传，是不用说；甚至于惊动了日本本国纱业界，不断地派人来华援助，后来连日本纱业联合会总领袖亦不得不亲自来华了。

总一句话，此次罢工造成一个震动远东的严重事件。

罢工的战术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在上海做职工运动，但是，总做不起来，做起来一点，便又覆灭。一九二二年冬，日华纱厂、英美烟厂与金银业的所谓三角同盟罢工失败以后，什么也没有，仅仅还保有很小一部分的印刷工人和机器工人，再加上一部分店员。 “二七”失败的消沉期中，简直没法活动。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党方有相当的活动，开始参加丝厂罢工与领导南洋烟厂罢工。这次日本纱厂罢工之来，党当然认为是生死关头，于是由中央组织专门指挥这次罢工的委员会，指定李立三同志和邓中夏同志负总责，并命令上海党部全体动员，但当时上海党员人数非常之少，不过百馀人。要领导这样一个规模伟大的罢工，不能不于罢工战术上去求胜利，我们这里略略叙及。

这次罢工可以说是突如其来，是群众自动的发动，而不是党预先的筹划。二月二日第八厂发动后，党才开始讨论，但那时党便紧紧地抓住这一个机会。但当时还不知道日本纱业亦发生恐慌这一回事（中国纱业恐慌当然知道）。罢工之时，正是纱价低落、美棉奇涨的时候，假使是中国纱厂，罢工一来，便有乘机闭厂的可能，然而日本纱厂究竟资本雄厚，足以维持，并且此时正是日本纱厂加紧打击中国纱厂的时候，自然不愿因罢工而闭厂。我们在罢工中，知道日本纱业恐慌时，就是如此估计，所以我们一直进攻到底。

罢工既由群众先行自动，所谓组织，仅仅只沪西工友俱乐部的七八十人，很显然的，罢工开始时完全是原始状态，劈头的一问题，就是如何领导群众，能有组织的作坚决的斗争。所以“激发士气”，和“稳定战脚”是目前当务之急。我们在这一点上花费不少气力。我们那时差不多每日一次群众大会，每日有几种新闻式的而且是俚歌式的传单。群众是切忌死板生活，所以每日必花样翻新，然后群众方觉得新鲜活泼而更兴奋，我们开大会不仅讲演，而且把群众编排起来，首先是各厂归各厂排队，举出代表来，组织代表会议，随后又由群众队伍中挑出若干人编成纠察队，立时教以简单的训练，派到各处守卫及在各要隘劝阻工人上工。这样一来，群众渐渐有了组织，而工会才能真实指挥。

虽然如此，如无新的生力军加添，群众必至感觉孤立无助而动摇。所以我们那时尽量扩大罢工，差不多罢工的前半期，每日必有新的工厂罢工加添，有些是自动的罢，有些是被煽动宣传而罢的。到后来罢工风潮波及于杨树浦，我们倒有一度迟疑，​​因为小沙渡与杨树浦一样是原始状态，如若兼顾，势必顾此失彼。但杨树浦工人迫不及待，情绪异常之好，我们也毅然决定罢了。因罢工一扩大，给此次罢工以巨大的影响。

再则就是取得外援，我们联络小资产阶级社会团体发起“罢工后援会”，慰劳，捐款，并请求舆论援助，因此群众更觉得势力不孤。

上海是流氓的渊薮，应付流氓亦是当时任务之一。就是工人中亦有不少的流氓，当时有力的工人领袖，不少是青帮洪帮，他们是有老头子的，罢工时自然不能不争取他们，必要时甚至还须请老头子吃吃茶，讲讲“抱义气”。因为罢工的口号是“反对东洋人打人”，流氓中多少有点民族观念，因此，亦有不少老头子表示赞助。自然罢工在阶级斗争中的意识格外明豁，原是青帮洪帮工人此时也不大听老头子的话了。如流氓明显破坏罢工时，群众不客气便以老拳奉送。在此紧张空气中，流氓有的变好，有的畏缩，有的反动被群众加以重惩，流氓亦起分化。

罢工工人在潭子口闹得太凶了，帝国主义在对河眼睁睁地无可如何，自然逼迫中国官厅取缔。群众每日开大会，练队伍，无人过问。忽一日，上海警察厅派来武装警察数百，蜂拥而至，将群众包围，实行解散群众，我们在墓堆上（因为墓堆就是讲台）大声高呼：“我们被东洋人压迫了。中国人不要压迫中国人！”群众和声如雷，声震天地，警察见群众气盛，只得退处一旁。

这次罢工的范围完全限于日本纱厂。中国纱业资本家因年来被日本资本排挤、压迫，积不相容，仇日极盛。我们看清了中日资本家冲突这一点，一面暗中散布空气，说这次罢工与中国纱厂是有利益的，中国纱厂应该起来帮助工人取得胜利，一面公开提出“抵制日货”、“日本纱厂搬回日本”的口号。此时中国纱业资本家确有利用工人报复日本的意思，他们居然用华厂工人的名义捐了一千元与罢工工人。这样一来，日本纱厂更恐慌了。

这里须说到我们一次的失策。罢工约十日，虽然日本帝国主义曾暗示小沙渡中国的商界联合会以街坊名义出任调停，但没有结果，罢工延长下去。打厂之事，工会认为可一不可再，约束群众不能再做。因为第一次做时或可乘其不意，攻其不备。如果再做非碰上钉子不可，有损锐气。但群众则不然，天天问工会：“喂！我们总是文对之，到底几时武对之？”有一天群众自动要求非要闯入租界不可，我们同志亦有主张非去不可的。我们当时对他说：“不可去，你要去谁负责？”那个同志说： “好！我负责！”这样，群众便如潮水般浩浩荡荡向租界冲去了，还没到租界口，中国警察上前拦阻，工人大愤，扭打起来。警察便乘机借口工人殴打警察，派出大队警察持棒打得工人落花流水，群众溃散，被捕者五十馀人。邓中夏同志当日亦被捕。

调停与解决

但工人虽遭打击，却仍坚持如故，虽然潭子口的群众大会因受警察干涉不能再开，但却因社会舆论同情工人，故警察不敢封闭工会。故罢工之事，仍得进行。同时罢工工人因受了十馀日的训练，已由原始状态进于组织状态。 “听工会的命令”，这一口号已深入于群众脑中，因此得以支持。

至后，上海总商会出任调停。二月二十五日，日本纱厂代表与调停者总商会会长、交涉使、淞沪警察厅等共同商议，并约工人代表出席，当时工人代表提出条件是：

（一）严禁殴打工人；

（二）增加工资一成；

（三）工资每两周发给一次；

（四）回复辞歇的四十人之职务；

（五）罢工期内工资照付；

（六）公司规定奖励勤勉的工人，废止储金的制度；

（七）无故不得辞歇工人；

（八）释放被拘工人。

日本资本家对于上面的条件的解答是：

（一）对于第一项，公司的日本人，对于中国的职工，是有同情亲切的态度的，公司方面，严禁殴打的事情，将来也与此取同样的方针。

（二）公司所给工资，比较中国厂与外国所营的工厂为多，所以不能增加。

（三）第三项无异议，公司正在实行中。

（四）辞职的工人，不能复职。

（五）第五项不能同意，但在罢工之初，曾声明上工者每日支付罢工期内工资三成。

（六）第六项职工略有误解，此种储蓄制度，与工资无关系的，是因增进职工福利起见，而任意赏给的。

（七）无理决不解雇工人的。

（八）第八项是工部局警察厅所拘禁的，释放工人，在公司权限之外。日本帝国主义的答解真聪明，把工人的要求推得一干二净。上海总商会便出卖工人了，它以为第二、四、五、七及第八项不必提出，遂取消而以下列的条件代之：

（一）不虐待工人，如有虐待情事，可禀告工场长，以待工场长公平的解决。

（二）工人复工者，可照以前的办法。

（三）储蓄奖金依公司规定，满五年者可以支付，中途退职由公司规定，如成绩佳良者照给。

（四）工资两星期一发。

最后的结果：

（一）不许无故打人；

（二）依照工作的勤惰增加工资；

（三）不许无故开除工人；

（四）发还储蓄金（原本公司押下的工资预备十年后发还的押金，如果工人被开除是不发给的）。

由这四个条件看来，可说工人完全失败，但在精神方面，工人是胜利的。因为罢工总算得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在工人看来，是由他们奋斗得来的。从此他们相信团结的重要了，相信工会了，于是加入工会的大大地增加了，数日之内，小沙渡由千人增加到六千人，杨树浦增加到三千人，各工会也产生了工会小组的组织。

“五卅”事件的导火线

工会仍在潭子口存留，由刘华同志主持。刘华同志便是在此次罢工中训练出来的，他原系一印刷工人，后来入上海大学附中做半工半读学生，在此次罢工中表现异常勇敢勤劳，而且善于鼓动，甚为工人所爱戴。此时，我们按各厂企业组织工会，如内外棉纱厂工会、日华纱厂工会、同兴纱厂工会、丰田纱厂工会、太康纱厂工会、公大纱厂工会等等；并于各厂设立工厂委员会（实际上即分工会，于是后来有同志误会说“工厂委员会中国早就有了”，其实它不仅无苏联工厂委员会的性质，抑且无西欧各国工厂委员会的作用），其下并按各工作处组织支部。从此我们在上海才立下一个空前未有的工会组织基础。会务发达，蒸蒸日上。

工会日益发达，在另一方面则引起日本资本家的恐慌，他们以为如果任工人这样下去，那么，那将来的祸患是不堪设想的。厂中纠纷又层出不穷，工会硬出头代表工人利益与厂家交涉。工会的用意，是这样办成习惯，即使工会在条文上未得到明白的规定，但在事实上已被厂家所承认。日本资本家于是决心反对工会了。五月七日那一天，会集了日本纺织同业会，商议取缔方法于下：

（一）主义者指挥工会，强制劳动者加入，每为惹起斗争的原因，所以日本纺织同业会，不能承认；若职工有所要求，可直接提出于工厂，不能组织工会。

（二）若因此决议，而工会唆使工人罢工者，同业会决取强硬的态度，处置工人，并可锁闭工厂。

（三）关于第二项决议，当十分取缔工会的活动，与上海工部局及中国官厅交涉。

工人知道后，内外棉第三第四厂工人首先不服，发生罢工，第八厂也略有波动，但工会知道时机不好，叫工人在此时期内只能取怠工的方法（怠工的方法很多，如做得慢，做得坏，损坏机器，损坏货物等都是），不用罢工的手段，所以十一日无条件复工了。日本资本家方面从此益加强硬，以为如不开除不良分子，那么劳资争议事件总是不会停止的，五月十四日第十三厂开除工人两名，因此引起工人第二次罢工，到第二天，第五厂响应，第七厂发生枪杀工人顾正红的惨剧，于是成为“五卅”事件的导火线，以至于激起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

青岛日本纱厂罢工

这里须附带叙述青岛日本纱厂罢工。青岛日本纱厂罢工不用说是上海日本纱厂大罢工的直接影响。日本自从在欧战时由德国手中攫取青岛后，经营不遗馀力。在工业方面，就纱业而论，在四方有内外棉三厂，大康、隆兴各二厂。在沧口（距离四方二十五里）有富士、钟渊、长崎各一厂。共有工人二万二千馀人。除纱厂而外，如火柴、面粉、榨油等厂约四万人，合计青岛日本工厂有六万馀人。此时名义上虽经中国收回，但实际政治上和经济上日人仍有支配和操纵的权力。北京政变以后，奉军南下，山东归其掌握，但此时山东尚有直皖两系军队，军事行动尚未停止，故奉系势力还未稳定。

青岛日本的纱厂劳动条件与上海日本纱厂不相上下。所稍异者，只此地工人成份，其中女工占百分之十，童工占百分之六十，男工占百分之三十，比上海略略好些。

青岛日本纱厂和上海日本纱厂因为多在同一个企业之下（如内外棉、大康），关系自然密切，小职员和工人时有调换情事，所以青岛纱厂工人很容易直接受到上海的影响。四方这个地方又是胶济铁路机器厂所在地，其时胶济铁路正成立了总工会，铁路工人以全力提携纱厂工人，于是纱厂工人又得到眼前的一副兴奋剂。

开首就是一般练习生最为活动。先是大康纱厂在济南招了一班练习生到厂内工作，这班练习生大半都有高小毕业和中学一二年级的程度，他们向具狭义爱国反日的思想，复感日本资本家苛待压迫的痛苦，今受上海纱厂罢工和胶济铁路罢工的影响，于是暗中联络工人组织工会。

四月初旬纱厂工人便起来组织工会。不幸关于组织工会的文书及加入工会的名册等，为日本资本家发见，资本家乃极力压制，如大康厂主得了上海的教训，就先发制人，武力压迫，实行搜查工人宿舍及身体，开除工会发起人，捕拿活动分子，甚至非刑拷打。但这样一来，反而激起工人的愤怒，工友会议决提出下列各条件：

（一）日工十小时，夜工八小时；

（二）取消房价；

（三）每年发给花红；

（四）每年准工人告假一月；

（五）每日增加工资一角。日本资本家当然不能容纳，工人遂召集紧急会议，议决二十一条，限厂方二十四小时答复：

（一）承认工会；

（二）日工加资一角；

（三）包工加资百分之三十五；

（四）夜工饭钱，自本月起，一律加倍；

（五）取消压薪制；

（六）取消二割引制（按即二成储蓄，只大康纱厂特别规定）；

（七）因公受伤，工资照付，医药在外；

（八）一律免收房费；

（九）延长吃饭时间至一小时；

（一○）不得打骂华工；

（一一）每年内给假期一月，假期内不得开除工人；

（一二）规定保护女工，每月给生理假二日，工资照给；

（一三）减少童工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过八小时；

（一四）如工人违犯厂规，由工会同意后方可处分；

（一五）公司罚工人之款，应交给工会作为工人教育费；

（一六）以后不得借故开除工人代表；

（一七）应当规定工人有得花红的利益；

（一八）此后公司待工人一律平等；

（一九）罢工期内不扣工资；

（二○）公司承认此项条件后，应该双方订立合同，签字，盖章；

（二一）订立合同应该有证人作保。

四月十九日首由大康纱厂罢工，至二十三日内外棉纱厂亦继续响应，二十四日隆兴、日清两纱厂也卷入漩涡。各工厂工人所要求的条件，除“工人死亡时给予一年工资抚恤遗族”一条之外，馀均与大康的二十一条大略相同。罢工人数约一万名，同时其他各厂也有跃跃欲动之势。青岛日本丝厂恐遭波及，不得已让工人在工潮未解决以前，停止工作；凡要回乡的，由纱厂发给旅费。二十六日沧口铃木丝厂也罢了工，工潮益形扩大。随后银月钟渊各厂又罢工，富士厂亦觉不稳。

日本资本家方面当大康罢工开始时，态度非常强硬，绝断工人伙食，而工人只吃六个铜板的大米。又用军队包围工人宿舍，而工人就在街上露天的睡。到二十三日日本资本家方面才向工会代表提出下列三条：

（一）面粉由公司廉价供给；

（二）现在规定的吃饭时间三十分钟外，无论日工夜工给与十五分钟的休息；

（三）无论日工夜工各加补助金一钱（日金，不及华币一毫）。

工人不满意，仍旧支持下去。内外棉、隆兴、日清等罢工之后，日本公使向中国政府要求取缔风潮。一直到后来工潮扩大到沧口各厂，日本资本家方著实恐慌了，催促中国官厅禁止，一面逮捕工人领袖，一面解散罢工后援会。此时我们的战术，有许多是利用上海的经验。由上海纱厂工会派出代表前往援助。青岛历年受日本的压迫，一般市民痛恨已深，又值收回青岛运动之后，民气极为激昂，此时工人罢工，地方各团体多表同情，青岛大学学生联合各团体成立罢工后援会，捐资援助。同时我们还放了威吓资本家的空气说：“如果厂方不承认青岛工人的要求，上海就要同情罢工。”上海纱厂工会公开宣言及致函日本资本家道及此意。上海大罢工的馀威犹存，于是日本资本家害怕了，终于不能不承认青岛工人相当的条件。

最后由青岛日本领事同中国商会等出任调停，召集劳资双方，议决条件如下：

（一）改善工人待遇；

（二）食费加给一钱（日金）；

（三）工作中受伤的工人，支给工资及药费；

（四）吃饭时休息三十分钟；

（五）休息时间昼夜勤务各为十分，在午前三时及午后三时以后；

（六）复工的工人支给两日工钱，但五日不复工的工人不在此限；

（七）工钱从速支付；

（八）工人赏钱，公平办理；

（九）不殴打及辱骂工人，有犯过的给予相当戒饬。

工人于五月十日复工，计罢工二十二日之久，当上工的时候，又起了冲突，因为资本家宣布于早晨复工，而工会宣布晚间复工。这个办法在斗争上是有很大的意义，一则可以表现工会的威力，二则可以预防上工后资本家再来压迫，结果还是晚间复工。

工会组织从此益加巩固，但就因此而遭日本资本家之大忌，要求中国官厅解散。中国官厅听从日本人的要求，拘禁工会办事人员，工人大愤，于五月二十五日第二次罢工。大康、日清、内外棉厂等都一齐发动。日清纱厂工人虽然停止作工但并不退出工场，仍在工场中高唱劳动歌，当时督办虽有训谕，但毫无效果。二十八日日本驱逐舰桦榉两舰，从旅顺入港，中国官厅也派奉军到了青岛，同时保安队消防队，也奉了戒严司令部的命令出防，厂主遂借了军队的势力实行闭锁工厂，勒令工人出厂。在纷乱的时候，军队发枪射击工人，死者二名，重伤者六名，轻伤者十馀人^{[注 6]}。同时中国官厅封闭工会，尽力检查压制，工人无从活动。后来工人为生活所迫，同时亦有少数为厂方所诱，于六月十四日，三厂同时开工。起初时上工的工人还不多，后才渐渐增加；第二次罢工风潮遂在血泊中镇压下去了。

第十一章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

大会的发起与召集

一九二五年上半年中国职工运动进到复兴期以后，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观察，显然有许多征兆预示著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快要到来。共产党当时的任务，无疑的首先需要扩展和巩固自己阶级的力量，因此召集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成为再不可缓，遂决定于五月一日在广州召集。

依照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劳动大会的决议，这个大会应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召集。但共产党当时对于召集问题，颇费一番斟酌，原因是自从国民党改组一年以来，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固然日有增高，然而同时“反工农”、“反共产”、“反苏联”之反革命口号也日益普遍。 ——革命斗争的剧烈和阶级分化的过程是相并而行的。最明显的是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他们在当时非常嚣张，他们并且还积极破坏工人运动，收买一部分工贼，组织什么“劳工反共产救国同盟”等。真的，他们还有这样一种企图，就是拟用工贼工会的名义召集全国工会大会，组织所谓“全国工团联合总会”，他们当时在天津确已发行一种报纸，专门躲在“工会”名义之下反对共产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当然是他们攻击的目标。他们说书记部就是“过激派”，过激派这一名称，在当时许多落后工人中确是莫名其妙，而且有相当的恐惧，如用书记部名义召集，有可能使这一部分落后工会观望不前。再则“二七”失败以后，我们已不常用书记部的名义去做职工运动，因为我们此时最注意的是去成立产业总工会，凡属某产业的职工运动即用产业总工会去做。在事实上我们已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和汉冶萍总工会。因此，共产党决定没有必要用书记部名义召集此次大会，而由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邀同海员总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共同发起，适海员总工会赴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之代表苏兆征同志经过上海（苏同志也就是此时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和他接洽，苏同志完全赞同。因此，这次大会就由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汉冶萍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四大团体发起召集。

最可笑的，是四个大团体登报发起召集以后，工贼工会也登报说什么这次大会“其用心险恶”，“不能令其代表全中国之无产阶级”等等鬼话，这当然不用说无损于这次大会之毫末，果然，这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于五月一日在广州开幕了。

空前的工农兵大联合的示威与会议

广州此时有两个大会，除全国劳动大会外，还有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亦在广州举行。五一劳动节上午，这两个大会偕同广州市全体工人、四郊农民和青年革命军士，举行了十万人以上之大示威的游行。在这样的大示威的游行中，的确不仅可以看见被压迫群众形式的团结，同时使人奋发注意的是工农兵三种被压迫的群众到处都表现同一的心灵、同一的希望。的确，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工农兵大联合的表现。

最有兴趣的，是赤色职工国际派赴广州参加劳动大会的代表奥斯脱洛夫斯基同志亦出席演说，当他登台演说时，台底下红旗招展，呼声震天，“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赤色职工国际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他演说中最警策的语句，为中国工人至今所不能忘的，是：“工会是炮台，坚固的建立起你们的炮台，打倒资本制度。”

当晚，工农两大会便共同在广州大学大讲堂举行开幕典礼。青年军人联合会及革命学生亦派代表参加。到会者一千多人，代表有组织的工农群众七十多万。除主席宣布开会、工农两大会各派一人报告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经过外，并有赤色职工国际、共产党中央、国民党中央及工农两大会的代表及青年军人联合会代表演说。全体一致通过工农兵联合决议案如下：

“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广东全省农民大会代表，革命军人代表，革命学生代表，在广州举行盛大的联席会议，一致认定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解放劳苦群众的革命，只有工农兵一致团结才能成功。
全国工农兵大联合万岁！
全世界工农兵大联合万岁！
全世界革命万岁！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无疑的这个决议案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上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大会的经过

这次劳动大会，计到代表二百八十一人，代表工会一百六十六个，代表有组织的工人五十四万。大会共开七日。

这次大会的召集，工贼工会虽然捣乱没有成功，但工贼工会却致电广东、香港两地工会，嘱其反对大会。的确这给了我们相当的困难，因为广东香港当时工会都不统一。当时香港工会情形是这样：工团总会一派，华工总会一派，其馀尚有机器、起落货、煤炭、洋务数大工会无所属。广州工会的情形也是差不多：广东总工会一派，机器工会一派（这两派有亲属关系），广州工人代表会一派，虽然广东总工会和机器工会在表面上是加入广东工人代表会的，但是广州工人代表会是差不多在共产党影响之下，政治上独立的成一派别。在大会未开以前，大会筹备处派人邀请香港工团总会和广东机器工会都被拒绝。他们表面上是吃醋，比方香港工团总会觉得不用工团总会名义发起而用其所属的海员工会名义发起，大为不满；广东机器工会觉得不用老资格的机器工会发起，而用新起来的广州工人代表会发起，也表示不满。其实骨子里却是另一回事，香港工团总会和广东机器工会都为黄色领袖所把持，这些黄色领袖甚至还包含有资本家的成份，他们受上海工贼工会的怂恿，拒绝参加大会。大会筹备处设尽方法邀请他们到会，因为他们的工会领袖虽坏得不堪，但确有很多的工人群众。结果，香港工团总会因海员工会之敦促（海员工会为该总会的台柱子，故黄色领袖不能不相当听从）是到会了，而广东机器工会却始终拒绝到会。

这次大会的成份，不像第一次大会那样复杂，此时无政府党已匿迹销声，他们在工会中的活动也已停止。流氓的市侩的招牌工会根本为大会所摈斥。大会中最主要成份，当然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会，其次是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工会，自然还有不少无党派的工会，因此大会之进行，是异常顺利的，几乎未遇到若何意见上的冲突。只当选举主席团的时候，引起小小纠纷，原来主席团名单中本有香港工团总会代表，该会代表突然声明，说不能接受。因为该会派他们来，只是来看看大会的情形，不是来当代表，更说不到当主席。经大会代表群相督责，该会代表在大会的权威之下，不得不承认接受。真的，这样一来，该会代表一直到终会，都不敢退席，也未发生异言。

大会的成绩是很多的，通过决议共有三十多个。最主要的是：一、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二、经济斗争决议案；三、组织问题决议案；四、工农联合决议案；五、铲除工贼决议案；六、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七、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决议案。在大会上群众所最热烈注意而激昂欢呼的是四件事：工农联合；铲除工贼；组织全国总工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这不是偶然的，这四件事刚刚是当时中国工人阶级所最迫切需要的东西。

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

一　工人阶级必须作政治斗争

（一）工人阶级的每个经济斗争，同时一定要变成政治斗争；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优越地位是依靠在政治上优越地位势力之保障，当工人阶级开始摇动资本家的利益时，资产阶级必定尽力用他们的国家机关之权力及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压迫工人的行动。

（二） 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的利益是绝对不能调和的，双方利益之冲突，就是阶级斗争，调和就是牺牲工人利益。工人为改良自己生活状况，必须不断的奋斗。但工人阶级要达到完全自由，只有在工人阶级推翻资本制度自己掌握政权之后。

（三）我们敌人力量很大，他们据有经济上的优越地位，更握著国家的政权、军队、警察、监狱等有形的压迫机关，学校、宗教、报纸等无形压迫的麻醉方法，这都是资产阶级制服无产阶级的武器。而且在中国每个阶级^{[注 7]}总是相联合向无产阶级进攻。阶级斗争就是一种战争，我们无产阶级在此战争中的重要武器，就是团结，不分国界、省界、手艺、宗教、性别的阶级团结；自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自争求自由的政治斗争到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都要依靠这个武器。

二　工人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

（一）帝国主义及军阀统治中国，民族革命是唯一的出路。

（二）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是要推翻资本制度，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无产阶级，更多受一层帝国主义的压迫，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是要推翻这种压迫，而成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必须参加民族革命运动。

（三）民族革命虽然是各阶级共同参加的，可是中国资产阶级中主要的买办阶级，完全为外国资本家所养成，不能有革命性；另一方面，他们又见到中国之阶级革命发展之危险，反愿勾结帝国主义，以阻碍革命运动之发展。至于城市的资产阶级，虽然是革命的，它的本身没有集中的战斗力。所以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工业的无产阶级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提携著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是不成功的。

（四）在过去许多次斗争中，如一九二二年的海员罢工及开滦矿工罢工，一九二三年的京汉路罢工，本年上海日商纱厂罢工，无次不明显的表示出帝国主义是中国工人主要的仇敌，军阀必是帝国主义的爪牙。所以中国工人为自身的解放，必要担任民族革命的急先锋，为促进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亦应努力于这个工作。

（五）民族革命既是各阶级共同参加的，所以无产阶级在此革命运动中，一方面固然协力以反抗我们更大的仇敌帝国主义及军阀，一方面更要森严在我们各种组织上的阶级性，不可和其他阶级混合，这种混合，将有被资产阶级牺牲我们的利益、甚至有卖给敌人的危险。

（六）民族革命一切方面的进行，一定要不妨碍工人阶级的发展，而且应该把工人阶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工人阶级参加民族革命必须保持阶级的本色，指示革命的出路，引导革命到底。

三　工人阶级目前的争自由运动

我们的目标，是要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现民族解放，促进世界革命，还是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够得到的。

（一）在这长期斗争中，目前最迫切的要求，如加资减时运动，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运动，罢工自由运动，普选运动等，虽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但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要求，这些要求的实现，不但可以改善我们目前生活，并且在这些运动中，可以扩大我们的组织，增加我们的斗争经验，树立我们的政治势力，这些乃是我们到最终目标所必由之路的一步。

（二）同时我们不可把这些目前迫切的要求，当作最终目标，这些要求只是达到我们最终目标民族革命世界革命所必由之路的第一步。我们更要明白，如果帝国主义军阀不打倒，工人阶级不完全解放，这些目前的要求也就不能达到。

经济斗争决议案

工人阶级的斗争，不论经济的或政治的，只有一个最后的目的，就是劳动的完全解放。劳动的完全解放，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推翻，政权完全操入劳动者手中之后，但即使在资本主义组织之下，我们不否认为改良劳动待遇条件，增高工人生活程度以及部分的要求，至实行最激烈的坚强的斗争。第一，因为现在的劳动条件，已经坏到极点，千百万的工人，还未到他精力衰疲之年，而已衰弱不堪，失了他们的力量，失了他们的健康同他们的生命；第二，因为每一部分劳动条件的改良，都可以增加工人阶级的力量，促进工人为最后目的的斗争，并且促进资本主义的崩坏，及劳动解放之早日实现。

甲　我们不否认经济斗争，不否认目前迫切要求之改良运动，但是我们对于这种运动的观念是

（一）每一个目前切近的改良运动，只是走向总解决的一部分，不把它看作最终目标去做，比如资产阶级打不倒，目前所要求增加工资，难保将来又被克扣，总之，工人阶级的根本解放，只有在取得政权之后。

（二）每个经济的斗争，同时就是政治的斗争，如工人的罢工，本是经济的斗争，但是资本家—利用军警来干涉，便转成政治的斗争了。

乙　在中国现时经济斗争中，工人阶级切近的要求是

（一）按照各地各时生活情形，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本来资本家发给工人工资的标准，是按照工人生活必需品的价值而定，它应该要够工人恢复劳动能力，维持子嗣（即预备工人老后，再有小奴隶替资本家工作之用），照这样发给工资，工人已经遭受了很大的剥削，因为工人每日所生产的，并不只值他所领得这点报酬，很多劳动是没有受报酬，这就是资本家所谓的企业利润，上了他们的荷包了。但是现在帝国主义的资本家及中国的资本家，他们还不肯按这个生活必需标准发给工人工资，还要从这里面再加克扣。这样一来，中国工人的生活，真是苦到万分了。我们试拿上海和日本的纺织工人的工资一相比较，两地的生活程度相差甚微，而工资竟为一与三之比，即中国工人每日所得，不过日本工人每日所得的三分之一。年来生活费日见提高，而工资之所增极少，工人待遇，苦不堪言。因此，要求按照各地各时生活情形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一事，应成为我们目前应进行的主要工作之一。

（二）八小时工作的规定。每个工人最大限度的工作能力，一日不能超过八小时以上；欧西各国工人，数十年来为要求此制度之实现，不知经了几千百次的运动，流了几千百万工人的血，但是中国工人还是做十二点以至十八点的工，难道中国工人就不是一样的血肉构成的人么？我们现在誓与各国的工人共同争这八小时工作制的规定；同时我们又要注意必须在工作时间缩短之下，不影响于工资的低落，而反应该增加或照旧，不然资本家一面减少工作时间，一面却减少工资，迫使工人不得不因维持生存而愿继续加工，这样名至而实不至的手段，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三）反对一切虐待。在欧美各国的工人，资本家尚表面尊重他人格的独立，雇佣的自由；而在中国则资本家视工人直与牛马无异，动辄任意拳打脚踢，私刑拷打，杀死无罪。最近日商纱厂罢工，发出反对日本人打人的口号，我们试想这是一种什么呼声；又加工作中屎便之限制，下工时遍体之搜索等，以及许多不可胜数的事实，无异对付盗贼囚犯，我们应当坚决反对。

（四）女工童工之生活改善。在中国的资本家特别喜欢女工童工，他们是看到了这两种人较为柔软，容易欺负，容易加他们以惨无人道的压迫，因而女工童工的生活遂愈为苦不堪问了。女工的工资，是不能与男子相等的，她们的身体是可以任意侮辱的；至于童工呢？许多六岁未满的小孩，终日站著做十二小时以上的苦工，这还是人的生活么？最近上海工部局提议改良童工生活，但所有条文完全是名归而实不至的骗局，我们应该反对这种欺骗，我们应当要求：（甲）禁止妇女与不满十三岁者作有损健康之特别困难与危险以及地穴下面的工作。 （乙）绝对不许怀孕与哺乳的妇女作夜工及特别强度的工作。 （丙）妇女在产前后有数星期的休息与照领工资。 （丁）怀孕及哺乳之妇女，于普通规定的休息时间以外，并须补足其哺乳小孩的时间。其哺乳相隔的时间，每次不能超过三小时半以上。且每次哺乳不得少于半小时。 （戊）绝对禁止使用十三岁以下的童工女工。 （己）绝对禁止使用童工作夜工。 （庚）每日工作六小时，每周须有继续四十二小时之休息。 （辛）不得克扣工资，女工童工与成年工人做同样工作时，须领同样的工资。 （壬）为童工设立免费的平民学校。

（五）劳动保险与社会保险。中国国内各种工厂的一切设备，是很少能顾及工人身体健康的，因而危险之事常常发生。如去年上海祥经丝厂的大火，工人被烧死者数百人，同时因工厂之不洁，而得肺痨疫症以至死的，更不可计其数；又在工人工作受伤死亡或失业后，亦无相当的保证。因此我们当努力要求：（甲）一切企业机关应设法消除或减少于工人身体有害的工作及生产方法，并当预防不幸的事情的发生；极力注意工场卫生与防疫事宜。 （乙）对于从事于有危害健康的工作之工人，工厂须供给他以种种抵抗危险的服装用器消毒材料等。 （丙）应实行社会保险制度，使工人于工作死亡时能得到赔偿；于疾病失业老年时能得到救济。

（六）取消包工制。有许多工厂，资本家非常狡猾，他在他与工人间设立一道防线，这个防线就是包工制度。他利用他最忠实的走狗为工头，把工作包与工头，工人须向工头要求工作，这样一来，在资本家与工人间，更多了一层工头的剥削，愈使工人的生活痛苦，而且在斗争时，资产阶级更可利用工头以破坏工人的组织。所以我们非打破这种制度不可。

丙　为监督实行保护劳动的一切事件，预防机器的不慎，在危险的生产中，要预备保险的服装及防毒的用品。工人有病或者在工作时受伤，须赔偿其损失。关于工厂的监督员，必须参加工人的代表，又保护童工女工的利益，亦必须有童工和女工的代表参加。

丁全国总工会在这次大会后，应具体的指导他所属各业工人，尽量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争取这些权利，去从事为获得这些权利的斗争，在这阶级斗争中去教育工人，组织工人。

在这斗争过程中我们想得到胜利，必须注意下面的几点：

（一）应有统一的集中的便于战争的组织。

（二）一地方的罢工，同时须得各地方的援助，切忌分立的行动。

（三）一个地方或一个企业发生罢工后，其他地方及其他企业应做通电声援或集资援助。若形势严重时，总工会应讨论资本家经济封锁及宣布同情罢工问题。

（四）不可无组织的暴动，应善利用时机，善利用资产阶级的矛盾，集中力量向其最弱点进攻。

（五）全国总工会应附设工人救济会之组织，在罢工时筹备罢工之基金，罢工后应作失业工人之救济。

（六）应发展协作社的工作，一方面为减低工人之生活费，一方面也是团结工人及工人家属的一个武器。

组织问题决议案

一　工会是工人阶级是宽泛的群众组织，它必须设法使所有的工人加入。

二　职工运动的组织形式，须特别灵便，不仅要适合本国工业发达的程度，并且要适合本国政治的环境、文化的程度以及历史的特点（有时连工人阶级的习惯和特点都要注意）。

三　中国土地广阔，各处经济发达的情形不一样，各省政治的环境不一样，因此很难有统一的工会组织形式，至少须有几种不同的形式。

四　中国很久以前就有许多行会。这些行会是根据手工业的，已经是旧式而不能与现代资本主义奋斗，因为他们将有组织的工人势力分裂了。最好的组织是产业工会。产业工会的主要原则，是在每个工厂或作坊内，所有的工人，不论他们的职业怎样，都要按照该工厂或作坊是那种产业性质，就组织那一种产业工会，比方一个纱厂，不论是粗纱间，细纱间，打包间，电灯间……的工人，都是纱厂工会的会员。又比方一条铁路，不论是机务处，工务处，车务处，养路处的工人，都是铁路工会的会员。这种制度的益处，就是每个产业机关是整个的奋斗单位，当工人与资本家冲突或罢工时，只有一个工会包括该产业机关所有一切工人，他们就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很快的得到决议，并且就可马上很坚决的起来斗争。所以这种组织对于工人是有极大的帮助。再有一种是职业工会，这种制度，是按照工人的职业加入工会。譬如机器匠是一种工业，轮船上的机器匠，铁路上的机器匠，纱厂里的机器匠，自来水厂的机器匠——都组织在一个工会里做会员。这就是一个大工厂内的电灯工人就加入电气工会，机器工人就加入机器工会，木匠就加入木匠工会，一个大工厂内有各工会的会员。很明显的，这种组织对于阶级斗争是不及产业组织，因为当对资本家冲突或罢工时，各工会的代表与会员有各自的利益与观点，所以要彼此同意，很难有一致行动之可能，即是可能，也必须消费时间，对于工人的战斗力与精神是极有障碍的。还有最坏不过的，就是不特不是依产业组织，并且也不是依职业组织，而是以狭小的专门为范围（如铜匠、铁匠、司机、翻砂等），这就是等于不善的旧式行会制度了。因此，很明显的，铁路、海员、矿山、纺织及其他新式产业中，是绝对须采取产业组织，若小铁厂、理发店、裁缝店、泥水作坊等小工厂及手工业，亦可采用职业组织。至于行会组织务要设法改进到新式工会的形式。但我们亦须记著工会是广大群众的组织，亦须斟酌该处之实在情形，决定组织的形式，不可死板。

五政治的环境应当特别注意，在中国目前还只是广东一省比较自由，工会可以公开的活动，其他各省因政治情形各有不同，工会或者半公开存在，或者简直秘密的存在，至于公开的工会活动很少可能，或受限制，或被干禁。因此，要利用许多公开的名义，如办夜学校、协作社等，去做工人运动的工作，这种公开的工作，只要办得到，我们就要利用这些工作，为工会的秘密发展。

六工厂支部当为工会的基本，在小的企业内，特别是在不能公开工作的地方，首先工作只能委派工会的全权代表，由这工会的全权代表，按照工会上级机关的指令，在该企业内工作。在大的企业内，必须按照工作部分，组织工厂支部，倘若工厂支部增加到几十或者几百的时候，工厂支部内或大企业内，得按加入工会会员十人、五十人、或者一百人选出代表，酌量情形组织办事机关，这部分代表即工会中坚分子，与选举他担负工作的群众发生很密切的关系，并经过他通知他们工会的一切情形。有可能时还须要召集大会报告工作经过，时常在工作的时候、工人的家庭里、与工人见面时，宣传工会利益，鼓动工人加入工会。

在工会的中坚分子的大会上（倘若不能开大会时，则在代表会议上）选举职员，组织某一地方的机关，这地方的机关，又须经上级机关批准，至一年须召集该工会大会一次，在大会上选举该总工会的执行委员会，为统一当地工会组织及互相密切起见，凡城市或省区应只组织一个工会联合总机关。如一城市或一省区有数个此项性质总机关者，应开联席会议，公决归并为一。

七工会是为工人一切的利益而奋斗的组织，工会当为改良劳动待遇，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保护女工童工，争得星期日过节日不扣工资的休息，规定劳动法等而奋斗，工会必须储蓄基金和罢工的基金、补助医药费的基金等以备不虞。工会为关心自己会员的阶级教育，当开办学校，设短期讲演所。

八　为要实行上面所说的，因此工会每月要征收其会员会费。每月至少为一小时平均工资，工会不宜收​​太高的入会费。

九无论工会组织的形式，有各种的不同，但工会组织的性质是阶级的，工会工作的内容是阶级的，工会的教育，同样也是阶级的，少了这些条件，中国工人组织工会就失了他本来的意义。所以工会会员，不宜包含雇主高等会员及包工头等与工人利益相反的分子。职工运动的组织形式不可死板。但工会不可调和，不可妥协，工会的组织必须有坚决的阶级行动。

一○　工会的建设须有经常的计划，能利用一切劳资的冲突和一切罢工以及一切关于工人阶级有意义的事变，作普遍的宣传。

一一目前因组织的力量缺乏，不能注意到所有的工作，须特别注意组织铁路、海员、内河及码头运输工人、矿山、纺织、缫丝、烟草、印刷、以及天津、北京、上海、武汉、青岛、大连、长沙、广州、香港、厦门等处各重要城市的工会工作。

一二为加多职工运动的领导分子起见，大会完后，必须在大的城市里面和产业的中心地开短期的补习学校（以三月为限），培养职工运动的人才，须多造就一些领导的分子，职工运动才有稳固向前发展的基础。

工农联合的决议案

一　无论在那一国，农民总是占大多数，至少农民也是经济上一个重要势力。他们所受的压迫，不减于工人阶级，或者还要过之，因此他们在现存制度之下，也是一部分革命的势力。

二　工人阶级要想推翻现存制度，必须结合反对现存制度的一切革命势力，因此他应该努力找寻他的同盟者。这种同盟者的第一个就是农民。无产阶级倘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

三　我们知道政治的中心总是在城市，因此斗争的中心也是著重在城市。所以工人阶级应当努力去领导农民来参加这个斗争。

四过去许多国家内劳资两阶级的斗争，如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失败，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失败，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和保加利亚革命的失败，其失败原因，都是因为没有得著农民帮助，或农民的势力落在资产阶级手中。俄国革命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得著农民的援助。

五　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七十五，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较工人尤甚，中国工人阶级要想得到解放，更非联合农民共同奋斗不可。

六　农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与工人联络，才有可能。

七　工农联合在目前应该实现下列几点：

（一）在其回乡村时，或在其工作附近地之农村，均应向农民宣传并帮助他们组织农民协会。

（二）工会农会之间，得互派代表；工会应当设法提携农会进行，并助其发展经济的组织，如合作社等。

（三）农民如发生经济上或政治上的斗争，工会应领导工人为实力的援助。

铲除工贼的决议案

这个决议案的原文已经遗失，大意是说明：为什么发现工贼？工贼对于工人阶级前途发展的障碍和铲除工贼的办法。并列举罪恶最著的工贼姓名如下：

• 王光辉、徐锡麟、郭寄生、童理璋（上海）；
• 宾步程、李彤（湖南）；
• 杨德甫、张德惠（京汉铁路）；
• 郭聘伯、张玉荪^{[注 8]}、刘伯勋、余友文（湖北）；
• 冯自由、×××^{[注 9]}、黄焕廷（广东）；
• 张恩荣、苗凤鸿^{[注 10]}（粤汉铁路）；
• ×××^{[注 11]}（天津）；
• 何东（香港）。

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

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无疑的是这次大会积极的结果。大会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并选举二十五个执行委员。执行委员姓名如下：

• 林伟民、苏兆征、谭××（未详）（海员）
• 邓培、王荷波、刘文松（脱党）（铁路）
• 李立三、刘少奇、朱××（汉冶萍）
• 邓中夏、刘华、张佐臣、李森（即李启汉）（上海）
• 项英、许白昊、×××（武汉）
• 郭亮、谭影竹（叛党）、×××（湖南）
• 刘尔崧、×××、×××（广东）
• 何耀全（消极）、关××、郑××（香港）

大会以后，执行委员会开会，推举林伟民为正委员长，刘少奇、刘文松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森为组织部长，孙云鹏为经济部长。总会设于广州，再于上海设办事处。

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

第一章　总纲

１本会定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

２本会以团结全国工人，图谋工人福利为宗旨。

３本会总机关暂设广州，并得择定其他相当地址，特设办事处。

４凡在中华国境内之真正工人组合，均得为本会会员，凡产业工人已有全国一总组合之组织者，或一市、一县、一省之城市工人已有组合组织者，由该总组合加入本会为会员。各单独组合直接加入本会者，则须经本会之审查认可。

５本会之职任如左：

（一）发展全国工人之组织；

（二）统一全国工会运动，务期密切之团结；

（三）整理各工会之组织系统；

（四）指挥各工会之行动；

（五）仲裁各工会间或各工会之争端；

（六）发布全国工人共同奋斗之目标；

（七）代表全国工人与国际工人谋密切之结合；

（八）提高工人知识，联络互相之感情；

（九）促进各工会彼此间有效之互助；

（十）保障工人利益，设法解决救济及职业介绍等事项。

第二章　组织

６本会之最高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并得举行临时大会，均由本会执行委员会召集之。各工人团体派赴代表大会之代表额数，由本会执行委员会按比例决定之。

７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二十五人，组织执行委员会。代表大会闭会时，执行委员会为本会最高机关。

８执行委员互选正执行委员长一人，副执行委员长二人。委员长不能执行职务时，执行委员会重新互选之。

９执行委员会之下，须组织一干事局，受执行委员会之指挥监督，驻会办理一切事务（干事局干事人选由执行委员会决定之）。

１０干事局分设下列各部办事：（一）组织部——掌管本会所属各工会之组织事项，并帮助各处无工会组织之工人群众，组织工会。 （二）秘书部——掌管本会一切文件收发，统计，报告等事项。 （三）宣传部——掌管宣传本会教育工作，并指导工会之教育方针。 （四）经济部——掌管司库、司账、庶务等经济事项。各部须设主任一人，干事若干人，由执行委员会斟酌事之繁简选任之。

１１干事局设总干事一人，由执行委员中之一人兼任为干事局会议之主席。

１２本会为会务发展及便利起见，得于相当地点特设办事处。各处主任一人由执行委员会斟酌情形决定之。

１３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设立各种特别委员会或机关，并得聘任顾问、编辑等人员。

１４本会执行委员会干事局及其他机关人员，均每年改选一次。

１５执行委员会、干事局、特设办事处、特别委员会及特设机关之会议及组织细则，由执行委员会另定之。

第三章　公约

１６各工会须实行本会代表大会及执行委员会之决议及命令。

１７如一处或一种工人发生为工人阶级斗争时，各工会接到本会之通告后，应一致为声势上、经济上、或实力上之援助。

１８在同一产业及职业，或同一地域内，如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同等性质之工会发现时，应依本会之劝告，互相让步，并成一个工会。

１９各工会间，如有争端，须直向本会控诉，听候仲裁，不得互相攻击。

２０各工会对本会有不满意时，得直向本会抗议，或向代表大会控告，不得有破坏本会之行动或言论。

第四章　经费

２１各工会应按月向本会交纳会费，其数目由各工会按比例法认定之。

２２遇必要时，经本会执行委员会之决议，得向各工会征收特别捐。

２３本会经费发生困难时，得向外界热心帮助本会者捐募。

第五章　附则

２４本章程经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后即发生效力。

２５本章程如有不适当处，应由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修正之。

加入赤色职工国际

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决议案原文已遗失。大意是说明现在是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是整个世界的经济系统，因此无产阶级要根本推翻现在的社会经济制度，非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的大团结不可。赤色职工国际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总组织，中国工会竭诚加入，以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携手，共同奋斗，完成世界革命。同时决议案中又很鲜明的反对亚姆斯坦黄色职工国际破坏全世界职工运动之统一。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正式加入世界革命的行伍中了，无疑的是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大会宣言

“全国工友们！我们现在水深火热之中，痛苦万状；不是生活程度日高，工资不够维持，便是工作时间太长，疲劳过度；不是工厂私定苛章，虐待工人，便是整工包工头等，殴辱剥削工人；不是横遭抢掠，欠薪失业，便是受拉夫封船苛捐重税痛苦，种种事实，数不胜数。我们受了这许多痛苦，自然不能低头忍受，而且不得不奋起图存。但是敌人却枪杀我们的战士，拘捕我们的代表，封闭我们的工会，摧残我们的罢工，开除我们的兄弟，监视我们的行动。为什么我们的命这么苦？非明白知道不可。

我们受苦的原因就是外国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外国帝国主义者为什么侵略中国？无非是想发财。发财就有三个方法：一、盗窃中国的财富，如占据矿山、铁路、收买原料等。二、剥削劳苦人民，即是以低廉工资役使中国人。三、输入洋货。 ……这三种发财的方法都大不利于中国人民，尤其不利于中国工人。他们的勾当，既不利于中国人民，自然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而且各个帝国主义者都想发财，彼此之间，不免互相冲突。如是他们强迫中国缔结不平等条约，派遣军舰军队来华，并获得租界和领事裁判权种种的特权。所以他们能够在华设工厂，奴隶中国工人，中国工人如有反抗，他们又能利用此特权以压迫之。输入大宗洋货，使小商人、手工业者以及农民失业。如是一部分又变为他们的工银奴隶，大部分失业者便变为兵或匪。他们想在中国领土内和劳苦人民身上发财，自然是各国帝国主义者都想发财，而且各人都想大发其财，如是首先互相瓜分中国，再进而共同宰制中国，更进于分途侵略中国。他们各自都培植一派军阀，借图扩充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实现其大发财主义。他们培植的军阀，就是蹂躏中国人民的仇敌，军阀受帝国主义的指示——特别摧残工人与人民的势力。

帝国主义者不但用种种侵略的方法，以图发财，还用种种方法愚弄中国人民，用意在制造一班洋奴，为其发财之走卒，如开设教堂、学校、报馆等方法。最近帝国主义和受其利用之军阀官僚，又收买一般工人败类和反革命分子。假借工人名义，破坏工人团体。这般工贼和反革命分子是与工人势不两立的仇敌，都是保障帝国主义者发财的走狗。

全国工友们！我们要睁开眼睛，看清我们受苦的原因。明了了受痛苦的原因，方能知道怎样解除痛苦。现在给我们种种苦的敌人，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其一切走狗。那么只有打倒他们，才能解除我们的痛苦。有了这般帝国主义者和他们走狗的利益，便没有我们工人的利益。有了工人的利益，便没有这般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的利益。这是关系工人阶级的生死存亡，全国工友们非一致团结，与这般仇敌作最后的死战不可。

全国工友们！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于五月一日在广州召集会议，参加者全国一百六十五个工人团体，到会代表二百七十七人，共代表全国五十四万有组织的工人，一致认定全国工人，必须用自己的组织力量，解除自身的痛苦，获得自身的利益，并要力争全国人民所需要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全国工人所需要的是组织工会和同盟罢工的自由；而压迫剥削工人阶级和摧残工人自由的仇敌，又非首先打倒不可。

大会并代表全国工人，与广东有组织的二十一万农民，和数千革命军人联合，而且正式加入国际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队伍。因为中国劳苦群众的解放，第一要由进步的无产阶级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第二要与世界的无产阶级联盟，共同奋斗，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全国工友们！大会为满足全国工人的要求起见，为统一战斗力起见，已正式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从此中华全国总工会便是指挥全国工人阶级奋斗的总机关。

全国工友们！全国工人都觉悟起来了，都纷纷起来组织团体了，都知道为自身利益奋斗了，现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又组织起来了，从此全国工人须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旗帜之下一致团结，提携著贫农，联络著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奋斗。 ”

这次大会的历史价值

第二次劳动大会的确开了中国职工运动史上最光荣的新记录，我们在上面的决议案及其伟大的成就（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便可看出。我们还要指出数点，以证明这次大会的历史价值。

一　大会对于参加民族革命运动有很好的认识。如在政治斗争决议案说：“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工业的无产阶级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提携著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是不成功的。”并说：“工人阶级参加民族革命必须保持阶级的本色，指示革命的出路，引导革命到底。”在经济斗争决议案中又说：“劳动的完全解放，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推翻，政权完全操入劳动者手中之后”。

二　大会对于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有很好的认识。如在工农联合决议案上说：“工人阶级要想推翻现存制度，必须结合反对现存制度的一切革命势力，因此他应该努力找寻他的同盟者。这种同盟者的第一个就是农民。无产阶级倘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农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与工人联络，才有可能。”在宣言中说：“中国劳苦群众的解放，第一要由进步的无产阶级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第二要与世界的无产阶级联盟，共同奋斗，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三　大会对于工人组织有很好的认识。如政治斗争决议案中说：“要森严在我们各种组织上的阶级性，不可和其他阶级混合，这种混合，将有被资产阶级牺牲我们的利益、甚至有卖给敌人的危险。”组织问题决议案中也说：“工会组织的性质是阶级的，……工会的教育，同样也是阶级的”。

这些认识虽然还不能说已很深刻，但至少可说已有了布尔什维克思想的萌芽，这次大会之所以有伟大的历史价值就在于此。可是可惜得很，这些认识到后来几次大会却一次一次的忘记了。而且一次一次的代以机会主义的观点，使这次大会的思想不能发扬光大，以进于完全布尔什维克化，这真是最痛心的一件事。

这次大会开得非常合时，刚刚开在中国大革命高潮之前夜。看呵！大会闭幕后不到二十天，惊天动地的“五卅”运动便迎面而来了。

第十二章　“五卅”运动

中国大革命高潮之到来

“五卅”运动是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起端。从“五卅”运动起，中国工人阶级从痛苦和流血的经验中，不仅悟到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而且悟到中国经济和国际政治——喋血的帝国主义政治的关系。中国工人阶级从此不止回旋于日常生活的经济要求，或普通自由的政治要求，而已走上了革命的大道；并且事实上，它在这个大潮流中做了革命的中轴和重心。

帝国主义的军队所给予中国工人的教训，正像一九○五年被鲜血所喷溅的尼古拉罗曼诺夫皇朝反动军队所给予俄国工人的教训一样，所以中国工人再不愿意安分了，造反了，而人民的喊声：“打倒帝国主义”，也愈喊愈响了。

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本不自今日始，早在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联军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年的八国联军战争，已经不知屠杀了中国若干万人。中国人民在无数血泊中被帝国主义降住了。但是中国被压迫民众始终与帝国主义成对抗形势；这种对抗随著帝国主义侵略的愈进展而愈加紧。一直到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民众自最受压迫的劳动阶级，以至幼稚的工业资产阶级，都或多或少的形成了反帝国主义的心理和思想。最近一二年来，国民运动猛进，反帝国主义的喊声几乎普遍全国各地，而这种反抗的表示，与日俱进的要达到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短兵相接的阵势，这已非帝国主义的惯技如“亲善”、“和平”、“正义”、“文明”等欺骗口号所能麻醉了。特别是新兴的无产阶级，更成了帝国主义当前最厉害的大敌。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所了然的事，于是帝国主义不能不断然的采用屠杀政策了。

“五卅”屠杀的直接导火线

帝国主义与中国被压迫民众之流血接战已有一触即发之势。爆发此次屠杀直接的导火线，自然也是因帝国主义凶暴压迫而起。一九二五年开始以来，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因亲日卖国派段祺瑞政府上台，越发在中国横行无忌。二月间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已先中国各被压迫阶级发难反抗，举行四万馀人的大罢工，接著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也罢工反抗（见上第十章）。对中国工人这种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已断然采取屠杀政策。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开枪杀死工人顾正红，并杀伤十馀人，二十八日，青岛海军陆战队得日本政府命令枪杀八人，并杀伤拘捕无数。因此引起中国被压迫各阶级的民族义愤。这便是“五卅”惨案的直接导火线。

首先代表此种民族义愤而起来援助工人的就是学生。五月二十一日，上海文治大学学生为救济死伤工人募捐，被租界巡捕捕去数人。二十二日上海大学学生赴顾正红追悼会，途中又捕去数人。于是激动上海各学校学生的愤怒，这便是五月三十日各校学生出发讲演之直接的动机。

同时，帝国主义还有一种压迫，兼能危害中国的商人阶级，即所谓上海“纳税外人会”要于六月二日通过工部局提出的“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取缔童工法案”等四案，反对此四案，亦是各校学生出发演讲之题目及宣传的口号，因而引起一般市民群众热烈的同情。

在这样全上海市反抗帝国主义的紧张空气之下，为消弭这种空气，为镇压这班“不安分”分子的反抗，列强帝国主义断然采取屠杀政策，决不是一件偶然的意外的事。

血肉横飞的“五卅”屠杀

五月三十日，上午各校学生二千馀人分头到公共租界各繁盛马路散发“打倒帝国主义”传单，讲演顾正红被杀及学生被捕的事，并反对工部局的四提案。人数以日本领事署、会审公廨、南京路口等处为多。上午南洋大学学生出发讲演，当即被捕百馀人，至下午二时即释放。各处讲演队闻南洋大学学生被捕信，乃逐渐集中在南京路一带讲演，特别以反对工部局四提案及越界筑路为宣传的主体，并提“上海人的上海”口号。到下午，讲演的学生愈集愈多，听众亦愈聚愈多，巡捕又开始捕人。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一处已拘留学生一百多在内。于是愈促起学生及听众的激昂，而聚于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者。至三时许，聚集捕房门首之群众将近万人。三时四十五分钟，突有一西捕向空开一枪，接著印捕即平放一排枪，华捕向空放一排枪，登时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群众大乱四散。这一日计死者十三人，伤重者数十人，被捕者五十三人。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同济大学学生尹景伊二同志死于是役，是谓“五卅”屠杀。

霹雳一声的罢工罢市罢课

南京路屠杀发生以后，上海全埠震动了。当晚各社会团体纷纷开紧急会议，讨论对此惨案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决定将这次运动扩大到各阶级去，结成各阶级联合战线，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一致向帝国主义进攻。当由党组织行动委员会，并派遣同志到各社会团体活动鼓吹。第二日（三十一日），女工和学生千馀人到南京路散发罢市传单，此时南京路已入严重状态，此时虽大雨滂沱，但女工学生仍然奔走呼号，毫无所惧。又复被捕多人。本拟由南京路先行罢市，造成严重空气，逼迫总商会赞成罢市，但至下午四时，南京路罢市仍未成功。适闻总商会与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在天后宫开会，讨论是否罢市问题。群众遂赶赴天后宫。总商会为大资产阶级的组织，其分子为大商业资本家、银行资本家、工业资本家与买办等，加入资格以财产为标准。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为中小商人组织，每一马路或数马路的中小商店组织各马路的商界联合会，再联合成为总会；其中亦有大资本家在内，但为数较少。屠杀事起，被害者当中亦有小商人和店伙，于是各马路的商界联合会纷纷投函联合总会，激烈地表示愿意牺牲，愿意罢市为学生后盾，于是各马路商界联合会通过六月一日罢市。在天后宫开会时，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主张罢市，总商会反对罢市。中小商人说：“学生为反对工部局四提案而被杀，难道是过激？如这也是过激，那末只有亡国便不是过激了。”正相持不决之际，工人学生群众适到，当在天后宫开市民大会，议决总罢市、总罢课、总罢工命令，要求总商会签字，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站在工人和学生一边，共同胁迫总商会非罢市不可。总商会副会长避不敢出（正会长虞洽卿已赴京），群众促之再三，始出来说：“个人不敢赞成罢市，须候总商会开董事会决定。”群众异常激昂，再四胁迫，在此严重空气下，总商会副会长方签字总罢市命令。于是六月一日，霹雳一声，总罢市罢课罢工便实现了。

上海总工会乘时崛起

自二月日本纱厂罢工以后，上海工会虽茁然而生，然而仍不过二十来个雏形组织，人数总共不到两万，其主观力量之薄弱，概可想见。屠杀事起，共产党知非有一总工会不足以指挥偌大的群众，遂根据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决议，决定乘时组织上海总工会。屠杀之第二日（五月三十一日）晚，各工会开联席大会，通过成立上海总工会。于是光芒万丈的明星——上海总工会，便于当晚出现了。成立后，第一道命令，便是宣布六月一日上海总罢工。后在总罢工中立时组织各工厂工会，至六月五日加入上海总工会的已有一百七十馀个工会，二十馀万罢工工人，皆集中在它的领导之下。而上海总工会的基础，就建立在这二十馀万罢工工人的上面。

帝国主义继续屠杀

六月一日罢市罢课罢工起。自上午七时，南京路工人学生及其他市民极多，发传单者，演讲者，到处都是。至十时许，所谓万国商团和西捕印捕各临阵备战，先以自来水注射群众，至十时十分遂开枪。这日死伤比前更多，状况尤惨。二次屠杀后，南京路最繁盛街市，完全陷于战争状态。机关枪、铁甲炮车、马队占据各要害，一切车辆及行人，概不能通过。

二日，屠杀案到处不断地发生。南京路比前更加戒严。上午小沙渡纱厂工人被日本人协同西捕枪杀四人，沉尸河底。杨树浦码头工人亦被英人打杀三人，拘捕数人。帝国主义会审公廨复于是日开审三十日被捕的学生，公廨周围，外兵把守，异常周密。下午六时，帝国主义又用机关枪步枪攻打新世界游艺场，弹如连珠，历时二十分钟之久，死伤无数，被捕三百馀人。在新闸桥又有西捕印捕携机关枪向中国保卫团示威，欲拘捕罢工之电车工人等事件。

三日，意美海军陆战队登岸，把守电气、自来水等重要工厂。其他各国军舰亦陆续来到，这日上午杨树浦又发生大屠杀。下午新世界被万国商团占领去了。海军陆战队登岸后，杨树浦完全变成恐怖世界，“文明”的帝国主义军队，遇见学生或工人装束的便打伤或杀死。杨树浦是日死四人，重伤六人，轻伤不计其数。是日并有美兵武装侵入华界寻畔。

四日，屠杀仍然继续下去。外舰来上海者日见增多，计至本日为止，各国兵舰共有十三艘，其中属于英国的二艘，属于美国的三艘，属于法国的三艘，属于日本的三艘，属于其他国家的还有二艘。陆战队全体登岸。杨树浦西捕复有开放排枪轰击罢工工人事情。美日陆战队有多人带枪入华界捣乱。英国商团和印捕亦有多人侵入华界。英界工部局下令通缉瞿秋白同志等。四日下午陆战队包围上海大学没收一切文件，驱逐学生出校，腾出为陆战队驻扎。此种暴行，后复施行于大夏、同德、南洋等几个大学校。

五日晚，万国商团突然下令检查所有过路的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乘车或步行，在枪刺威吓之下，尽被驱入老闸巡捕房严行搜索，一千馀人鹄立露天细雨之下数小时，结果西捕搜查无所得，方释出。当时并有一汽车夫行路稍缓，被商团刺伤，奄奄一息。

八日搜查旅馆，有河南来沪旅行之学生十五人在旅馆被捕。此时外舰已增至二十六艘，其中属于美国的十三艘，属于日本的五艘，属于英国的四艘，属于法国的三艘，属于意国的一艘。

十二日，西捕在北四川路华界拘捕学生，调来铁甲炮车两辆，英日水兵一二百名，几与中国保卫团开战。

总而言之，在此时期中，开枪日必数起，死伤时有所闻，上海成了帝国主义消闲寻欢的猎场{{noteTag|1=据一九二五年七月北京《[[晨报] ]》出版部出版的《五卅痛史》所载：自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十日，“总计十二日之内，英日人在上海九次枪杀我国人，当场立毙及因伤毙命者，凡六十馀人，重伤者凡七十馀人，轻伤者则不计其数。”正式列入上海学生法律委员会及上海地方检察厅调制的死伤调查表里的是死者三十二人，伤者五十七人。 }}。

反抗运动继续飞涨

与帝国主义的继续屠杀成正比例的，便是中国被压迫民众反抗运动的继续飞涨。六月一日起，公共租界全体罢市，法租界亦于五日罢市一天。各商店外粘贴许多标语和旗帜，店伙运动行人不坐电车。只南京路大商店有数家还开市，直至流血重演之后，才完全关门。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甚至不遵从总商会的决议，于全市停业声中，依然开门营业，只写一封信给工部局轻轻抗议而已，一直到工部局置此抗议信不理，及《字林西报》以滑稽口吻加以嘲笑之后，才于三日起罢市。

学生群众在此次运动中极其热烈参加，上海各学校自六月一日起无不罢课，甚至圣约翰大学（该校最顽固最反动）的学生，此次也激起义愤，与美国校长冲突，脱离学校，投入此次风潮，其他的学校便可想而知了。

反抗最有力量而最坚决的当然要算工人。自三十一日上海总工会宣布总罢工后，各工厂立即陆续罢工，特别是三十一日那天，罢工尤其突然高涨，已有十馀万人；至五日便增至二十馀万，其中最主要的是纱厂、电气、海员、码头工人。甚至于公共租界所用之华捕相率罢岗的也在半数以上。

上海人民八十一年在帝国主义高压之下过生活，此时他们不能再忍受了，于是在腥风血雨中与帝国主义对垒鏖战。

为各界行动一致起见，于是上海总工会向总商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四大团体提议共同组织“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为此次运动的总指挥机关。总商会拒绝参加，理由是：“此次英人屠杀，凡属同胞，谁不发指？但各走极端，势必弄成僵局，本会今日之不加入，即为将来调和之馀地。”大资产阶级开首竟以调停人第三者自居，其无耻反动，已可概见。但其馀团体不管总商会加入与否，仍然热烈的成立“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每大团体各出代表六人共同组织之。不用说上海总工会是此会的灵魂。自有总指挥机关而后，于是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对抗形势愈形完成。

七日，“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条件，计先决条件四，正式条件十三（见后）。北京政府见风潮扩大，特派专员到沪调查，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特于十一日召集市民大会，邀请政府特派员及交涉员宣布意见。那日到会者，各工厂工人、各马路商人、各学校学生近二十万人。政府特派员及交涉员都规避不到，群众一致对外交官不满，散会后，并在华界游行示威，民气激烈异常。

全国各地的狂飚运动

事变的进展是很迅速的，不满一两个星期，上海南京路的枪声已震动全国各重要都会，直到最偏僻的城市与乡村。全国各地，特别是工人，都已纷纷起来参加这一反帝国主义运动。北京、汉口、长沙、九江、南京、济南、福州、青岛、天津、开封、郑州、重庆、镇江、南昌、汕头、杭州、广州……等等都发生大大小小罢市罢课罢工，而“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军”，“经济绝交”，“为死难同胞报仇”的呼声，到处都可以在示威游行中听见。河南、广东的农民，也起来加入此运动。这些事实书不胜书，这里只能简单的说到几个大的地方。

北京。三日，北京学生便举行五万馀人的示威运动，队伍行至东交民巷（即各国使馆所在地，自筑城堡，俨然另成一国，界内行政，不用说中国政府不能过问）时，帝国主义军警严阵以待，不许群众通过，以水龙射击群众，以骑兵冲散群众，并鸣枪示威以恐吓群众，群众只得退去。自那天起，界口密布刺铁线网，加紧戒严，如临大敌。十日，北京又举行国民大会，参加者突过二十万人。北京商会亦宣言与英日经济绝交。后来八月间，英国公使馆及兵营中的华人侍役，还宣布罢工，表示反抗。

南京。南京学生自得上海屠杀消息后，首先罢课。五日，英国和记蛋厂工人宣布罢工，坚持至七月十七日方有条件的复工；在罢工中还发生流血事情。和记蛋厂罢工是南京反帝国主义运动最壮烈的一举，给予各地影响不少。五日那一天，商人亦罢市。

汉口。继上海青岛大屠杀而起的是汉口大屠杀。武汉学生亦于二日起即罢课，四出讲演，劝导商人罢市。有数业工人首先罢工。但直系军阀萧耀南，极力压迫，提前放暑假，遣散学生回家。工人方面，积极准备于六月十三日举行大示威运动，十四日罢工。适十日下午英租界码头工人与太古轮船公司职员，发生冲突，十一日晚，汉口英领事调集海军陆战队武装登岸，用机关枪向群众轰击数百馀响，死者无数，租界熄灭电灯，将工人尸首沉于河底以灭迹，据知者已死十馀人，伤者不计其数^{[注 12]}。屠杀发生后，萧耀南当即宣布紧急戒严，于是工人总罢工之计划不能实行。

广州。六月一日，广州工人得上海消息后，于二日举行示威大会。其时广州将有反刘杨战事爆发，故工人准备于帮助革命政府削平反革命刘杨的战事以后，立即罢工。十二日刘杨扑灭。十九日省港大罢工发生（详见下一章）。二十三日工人农民兵士学生举行大示威运动，行至沙基，遭沙面英法帝国主义军队开枪扫射，当场死者五十馀人，伤者无数，是谓“沙基惨案”。于是便促起广州人民愤怒，厉行抵抗香港，省港大罢工延续到二年多之久。

湖南。六月二日，长沙工人学生便举行二万馀人的大示威运动，当场成立“雪耻会”。五日，又举行十万以上的大示威运动。军阀赵恒惕宣布戒严，派兵搜索群众领袖，并布告“宣传过激者斩，煽惑军心者斩”，于是工人学生不能活动。水口山铅矿于十七日停工示威，矿长下令军警开枪轰击，伤者十馀人，工人代表被捕者二十馀人，赵恒惕电令“就地正法”。

其他各地，镇江、九江、重庆，皆有帝国主义开枪屠杀情事。至于反帝国主义运动，无处不热烈进行，但天津为奉系军阀李景林压迫，山东为奉系军阀张宗昌压迫，张宗昌并于六月二十六日到青岛用铁血摧残日本纱厂工人，并杀害工人领袖李慰农同志与“公民报”记者胡信之。其他各地亦大致相仿。

帝国主义者的策略

“五卅”屠杀，主犯虽是英国帝国主义，然而其他帝国主义，其残暴凶横并不减于英国：日本帝国主义屠杀纱厂工人，为“五卅”案之导火线，不待说了；若美国、意大利事实上派遣陆战队上岸与英国共同屠杀上海人民；法国则在广州与英国共同屠杀广州人民。但各帝国主义列强，在外交上当上海三罢实现之后，颇异其趣。除英国始终强硬外，日本欲卸责于英人而表示愿单独解决顾正红案，它说：“日纱罢工与英捕残杀，截然两事。”它并且还欲借此风潮使中国人民抵制英货，使自己取得英货市场的地位。美国仍不放弃其向来面子上的卖好市恩政策，它说：“美兵在公共租界杀人，也出于英人指挥，与美无干。”它在会审公廨上还说什么“本领事历任七载，中美感情极为融洽”等鬼话。法国因自有租界，不愿替人受罪，表面上表同情于中国人民，它还说“英人此举乃强暴行为”。法租界罢市一日亦不禁止，开市后法领事更向中国商界大唱“中法亲善”。意大利在中国没有多大经济利益，自然随口乐得说句“愿为调人”的风凉话。

帝国主义在上海连日的屠杀，愈演愈凶，民众反抗，亦愈激愈厉。北京政府不得不向各国公使团提出抗议，敷衍场面。帝国主义列强于是有“六国调查沪案委员会” 的组织（英、美、日、法、意与中国）。同赴上海调查“五卅”案真相。调查结果，毫无疑义是英捕屠杀，但英国委员一味无理的强硬，因此各国委员大受一场没趣，扫兴回京，结果亦秘而不宣。只法国委员捣了一个小蛋，单独将沪案调查所得宣布了。

当时各帝国主义在国际的关系是这样的：法国在东欧，在小亚细亚，和英国的利益简直不能并立；美国自英国保守党执政，道威斯计划受了打击，亦与英有裂痕；日本自英日同盟取消后，与英国冲突日多。这些强盗，特别在中国问题上彼此利益的冲突尤甚。 “五卅”事变起，美、法、日本帝国主义的确想乘机挟制英国一下，且因此笼络中国人心。所以“五卅”事变后一个月，英国都在孤立的状态中。

但英国帝国主义者的外交手腕是有名的敏捷的，一是竭力宣传中国此次运动为“排外”、“赤化”，并以英日同盟恫吓美国，务造成英、日、美三国联合对华的局面；二是鼓吹武力对华，特别进占广东，以恫吓中国；三是主张司法调查，延宕时间，以待中国国民疲备，再图有利的结果；四是勾结奉系军阀扑灭中国国民运动；五是以关税会议诱惑中国军阀及资产阶级；六是以租界停给中国工厂电气以挟持中国资产阶级；七是利用工贼破坏罢工运动。

果然英国帝国主义这些政策，有大部分成功了。

特别是武力对华与关税会议威迫利诱的把中国“上等人”弄瘫了。停给电气使中国资产阶级不得不屈服。勾结奉系军阀更是完全有效。

资产阶级的妥协与反动

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内部对于此次运动的态度是这样：

（甲）商业资本家，内分国货与洋货两派。国货派起初对罢市非常赞成；洋货派则始终反对。

（乙）银行资本家，内亦分土著银行与中外合办银行两派。土著银行此时与汇丰银行冲突，排斥该行钞票已久，故对罢市赞成；中外合办银行则反对。

（丙）工业资本家，纺织业起初本欲利用工人打击日本，积极赞助工人；后来罢工延及于华厂，顿改态度，特别在日本单独提出解决时，日本资本家拟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权及增加工资百分之十，中国纺织资本家代表亲向日人表示反对，诚恐此例一开，祸延及己。

（丁）航业资本家，以为英日轮船罢工，而中国轮船可以一时专利，竭力赞助罢工。

由上面的分析看来，各个资本家都以各自的利益做出发点，而各持相当差异的态度。然而尚未想到利用领导此次运动来取得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观察上面所已指出的，如罢市经工人学生与中小商人的胁迫方始赞成，罢市十日之内，绝不发表任何意见，置身事外，拒绝参加“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皆可证明。等到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由北京回来，而资产阶级顿然采取积极政策（虞洽卿系一流氓出身，曾为国民党陈其美部下，失败时，蛰居上海，充当买办，开设三北轮船公司发财，于是面团团作富家翁，而为上海资产阶级之佼佼者矣。直系全盛时，皖系政客匿居上海，与虞洽卿非常接近，因此介绍虞洽卿加入皖系。此次北京政变，直系倒台，皖系再起，段祺瑞以虞洽卿为上海商埠会办。虞洽卿因此入京，适在“五卅”屠杀时）。

虞洽卿回沪后，他看清楚“五卅”事件，英人是要让步承认相当条件的，于是欲借群众的力量来做投机买卖了。他眼目中所欲得的有二：一、上海租界添加华董；二、收回会审公廨。上海租界纳税华人，占百分之七十，外人占百分之三十，但纳税会议董事会英人六，日人二，美人一，而华人一个也没有。董事会事实上系租界立法最高机关，一切重要法律及重要事件，皆须经董事会通过，交由工部局执行，华人只有纳税义务而无选举权利，不平之气，酝酿已久。虞洽卿乘机宣传，如董事外人九人，华人亦当为九人，最低限度华人亦得七人（此项主张日本人亦竭力利用，因为日本人亦欲平均董事权以打破英国的权力）。会审公廨比领事裁判权尤为岂有此理。领事裁判权为某国人归某国领事管理，中国法庭无权审判；会审公廨不仅华人与外人诉讼须由领事陪审，就是纯粹华人与华人诉讼领事亦得陪审。这是殖民地审判机关的雏型。此项会审公廨对中国资产阶级亦极不利，因为会审公廨在帝国主义操纵中，常罚中国商人巨款。这两样东西与中国资产阶级有切肤之痛，于他们有绝大利害，所以他们想乘此次运动，逼迫帝国主义对于他们有所让步。

虞洽卿回沪后，资产阶级的第一个策略，便是主张“单独对英”、“缩小范围”。这个策略的反面自然是“放开日本”。不用说，这是虞洽卿在北京时，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军阀段祺瑞商量好的。他们说：“纱厂罢工是经济事情，‘五卅’屠杀罪魁是英国。我们力量微薄，对英还怕不够，何能兼对他国。”他们主张罢市罢工范围以英租界为限。这个主张出来，果然发生效力，首先是小资产阶级开始动摇。

适六国沪案调查委员会到上海，总商会把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所提出的十七条件置之不顾，单独另提十三条件。现在我们把两种条件比较一下。

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的条件：

先决条件

（一）宣布取消戒严令。

（二）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

（三）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

（四）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正式条件

（一）惩凶。从速交出主使开枪及开枪击死工人学生市民之凶手论抵，并由中国政府派员监视执行。

（二）赔偿。因此次惨案所受直接间接之损失，如（甲）死伤者；（乙）罢工；（丙）罢市；（丁）学校之被损害者等项，须详细查明酌定赔偿额，应由租界当局按数赔偿。

（三）道歉。除上述二项外，应由英日两国公使代表该国政府，向我国政府声明道歉，并担保嗣后不再有此等事情发生。

（四）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五）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

（六）优待工人。外人所设各工厂，对于工作的华人须由工部局会同纳税华人会订定工人保护法，不得虐待；并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并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七）分配高级巡捕。巡捕房应添设华捕头，自捕头以下各级巡捕，应分配华人充任，并须占全额之半。

（八）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该三案历经我国政府声明否认，嗣后不得再提出纳税人特别会。

（九）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一○）收回会审公廨。 （甲）民事案：子、华人互控案，华法官得独自裁判，领事无陪审或观审权；丑、洋人控告华人案，领事有陪审权，但不得干涉审判。 （乙）刑事案：子、如洋人控告华人者，其有关系之领事，得到堂观审，但不得干涉审判；丑、华人互控案，华法官得独自裁判，领事无陪审或观审权；寅、华人犯中华民国刑法，或工部局章程，视（丑）项论，且原告名义，须用中华民国不得用工部局。 （丙）检察处一切职权，须完全移交华人治理。 （丁）会审公廨法官，均须由华政府委任之；（戊）会审公廨之一切诉讼章程，完全由中国法官自定之。 （己）对于会审公廨一切事权，除与上（甲）至（戊）五项无所抵触外，均可根据条约执行之。

（一一）工部局投票权案。租界应遵守条约，满期收回，在未收回以前，租界上之市政权，应有下列两项之规定：（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其华董及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年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国西人一律平等。 （乙）公共租界外人之纳税资格须查明其产业为己有的或代理的二层，己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则系华人产业，不得有投票权，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

（一二）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

（一三）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

总商会提出的条件：

第一条　撤销非常戒备。

第二条　所有因此案被捕华人一律释放，并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第三条　惩凶。先行停职，听后严办。

第四条　赔偿。赔偿伤亡及工商学因此案所受之损失。

第五条　道歉。

第六条　收回会审公廨。完全恢复条约上之原状：华人犯中华民国刑法或工部局章程，须用中华民国名义写原告，不得用工部局名义。

第七条　洋务职工及海员工厂工人等，因悲愤罢业者，将来仍还原职，并不扣罢业期内薪资。

第八条　优待工人。工人作工与否，随其自愿，不得因此处罚。

第九条　工部局投票权案。 （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之，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国西人一律平等。 （乙）关于投票权须查明其产业为己有的或代理的，己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享有之。

第十条　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第十一条　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

第十二条　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

第十三条　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由这两种条件比较起来，很明白看出：

（一）资产阶级删去“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分配高级巡捕”和“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

（二）资产阶级又删去“承认工人有组织与罢工之自由”而轻轻代以“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便”；

（三）关于收回会审公廨，资产阶级亦只要求恢复不平等条约的原状（反面即承认不平等条约有效）。而不想根本收回。

这三点是最重要的；其馀各条减轻要求的很多，由此比较，我们很明白知道资产阶级的倾向：对外只要求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华董，收回会审公廨，及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等——（当然仅限于恢复不平等条约原状）；对内则压迫此次运动的主动力——工人阶级。资产阶级把民众的热血、烈士的头颅，就这样的作了他们阶级利益的牺牲品了。

但是，总商会提出条件后，适帝国主义内部关于调查事件发生意见冲突，北京公使各将委员撤回，于是大资产阶级的买卖没有成功。他们从此就提出开市问题。他们说：“罢市一日，中国商家损失三十万。罢市无益。”但此项主张必招民众反对，于是他们同时宣言“援助工人坚持罢工”、“抵制英日货物”。上海总工会提出抽货办法，仇货抽百分之五十，国货抽百分之一，作为罢工费用，他们满口承认。六月二十三日，终于开市了。

开市之后，资产阶级并不履行与总工会的成约。本来照总工会计算，抽货可得三十万两，足以维持罢工工人生活一月。但结果只抽得四万馀元，此都因资产阶级阻碍所致。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还心灵手敏，取得罢工救济的经济权。各地及海外捐款皆寄给总商会（发款由其附属机关之“济安会”发放），资产阶级财政在握，高下从心，于是对于罢工极尽操纵利用之能事。

第二步提出日厂复工问题，强制执行，他们借口救济费不足，或故意延宕数日不发，以挟制工人。此时上海总工会的策略亦已变更（见后），于是日厂先行复工。

第三步提海员复工问题，亦强制执行。

第四步便提出中厂复工问题。

资产阶级本拟如此做法，可以挟制英国帝国主义对他让步，曾由所谓十国商会作调和人，他们向英国表明以华董和收回会审公廨为主要条件，其馀都不重要。资产阶级虽然有点小聪明，但终不敌英国帝国主义者的老辣，英国人公布工部局停给中日工厂电气。于是发生电力问题。这样一来，使得资产阶级著实狼狈。英国人说： “电气工人罢工不得已停给电力”，其实是使中日工厂复工不成。资产阶级乃大发雷霆，归罪于总工会，完全反对工人罢工，要求交涉署与英领事交涉，以电气工人复工为供给电力的交换条件。工部局却要其他英厂亦一律复工。资产阶级终于不能不归屈服。

资产阶级对总工会的政策，也经过几次变化。最初是极力拉拢总工会，欲利用工人的力量，做他要求帝国主义让步的后盾。等到所谓十国商会进行调和时，内部发生三种主张：一派主张立即封闭总工会，罢工则俟调和后停止；一派主张调和后即封闭总工会，同时即停止罢工；一派主张调和成功后，先停止罢工后封闭总工会，但现在即须驱逐工会的共产党员，代以工贼，而收归自己指挥之下。这三种主张显然是最后一种最为毒辣，代表这种主张者即为虞洽卿。他看清了：一方面如果此时封闭总工会，工人立刻看见他的狡谋，则无异自己打碎一个对帝国主义威胁的工具，安能使帝国主义有所让步；另一方面数十万罢工工人对总工会已有深厚的信仰，只可利用总工会招牌安然停止罢工。不然，难免不激成暴动。虞洽卿究不失为老奸巨猾，当时帝国主义本已与奉系军阀勾结妥当，首先封闭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海员工会和洋务工会，他认为利益尚未到手，尚非时机。于是向奉系军阀说项，出来挽回，重新启封三个团体。同时在另一方面则造出总工会职员吞款滥费的谣言，指使工贼捣毁总工会所，积极向共产党进攻。到电力问题发生之后，知英国帝国主义非可轻侮，连让步也不要，遂积极反对罢工，主张罢工立时解决。最后与帝国主义、军阀完全沆瀣一气，终于把总工会封闭了。而轰轰烈烈的上海“五卅”罢工，便在资产阶级的妥协、破坏、出卖之下而终止。真是“愈到东方的资产阶级愈卑鄙愈无耻”。

小资产阶级的动摇

首先说学生。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在社会阶级的分化与斗争尚未加厉的时候，还大半有革命的作用。这是很显明的，因为知识分子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压迫之下，与其他被压迫阶级一样的找不到经济的出路，所以很容易激发其反抗性而走到革命方面来。在此次运动中，首先激发民族义愤而表同情于工人的便是学生。 “五卅”屠杀后，更激起学生群众的愤慨，与工人完全一致，非常勇敢，非常坚决。前面所叙述的事实已可证明。学生联合会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渐渐变成软弱无力死气沉沉，此次运动开始时，上海学生联合会所包括的学校还只十多个，总罢课后，各校方重新组织学生会而加入上海学生联合会，于是乎上海学生联合会有了肉和血附著上去了，成为群众的组织了。学生联合会在此次运动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分子。

在资产阶级的眼中，学生是被他们所比较重视的，此次南京路的屠杀，假使是工人而不是学生，资产阶级一定是漠不关心，一屁不放（譬如资产阶级对顾正红案的冷淡，便是眼前的证据）。惟其是因为屠杀学生，他们方慢条斯理的讨论他们对惨案的态度。所以此次学生运动有很大的作用。

但学生因其家庭的经济地位各有不同，到一定的条件下必然会发生分化。此次运动中，自资产阶级提出“单独对英”、“缩小范围”的主张以后，学生中便分左右两派，右派赞成，左派反对。同时，此时国民党中起来一个新右派，代表人物为戴季陶。戴季陶高唱“单独对英”说，这是孙中山历来的根本主张，自然又给学生不小的影响，于是右派学生便有劝法租界商家及东北部商家开市等情事。不久学生联合会发生改组，左派得势，战胜右派。学生联合会与总工会完全站在一边，采取同一态度与策略，总商会主张开市时，学生联合会激烈反对，并派代表取包围政策打消总商会开市计划，此时学生左倾极了。

但学生究竟不是一个经济的阶级，力量很有限，又适值放暑假，学生纷纷回里，于是学生联合会的力量便形削弱。等到假后学生回校，他们已如隔世人，热度冰消。学生生活本来富于浪漫性，热度当然难以持久。故在运动的后半期，学生的毫无力量就表现了。

再说到中小商人。中小商人在罢市开始虽曾有一度热烈的表现，但以后便始终是犹豫不定的态度，以至于最后完全倒在资产阶级一边。组织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时，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是积极参加的，后来见总工会与学生联合会站在一边，人数太多，于是害怕起来了，提出“每一个团体只有一票表决权；如某一团体不赞成时，此案不能通过”（按工商学联合会由上海总工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四大团体组织，每团体选出代表六人；如工人学生一致则占十八人，而商人只占六人。再则如以团体为单位，而工人学生仍占四分之三。因此他们提出此限制）。工学两会让步，同意此一提案，因此他们仍存留于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之内。惟此时一方面谣言极盛，说学生会都是共产党，甚至于还说参加了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的商人也“赤化”、“过激”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提出“单独对英'、“缩小范围”的口号，国民党右派又竭力鼓吹，于是中小商人由畏缩恐怖而动摇了。但还未退出工商学联合委员会。

虞洽卿回沪后，当然非将中小商人拉住在他的影响之下不可，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中本有少数总商会分子，于是他们积极活动，而中小商人倾向资产阶级也日益浓厚了。

此时摆在无产阶级面前，就是如何与资产阶级争取中小商人的领导权。适开市问题发生，总商会登报于旧历五月一日开市，其所以如此，因端午节为中国结账的时期，即每个大资本家大收入的时期，故定在节前开市。小商人说：“沪案尚未解决，条件尚未承认，今忽然开市，是我们商界的耻辱。”实际呢，这亦是中小商人的油嘴，他们已感受罢市痛苦，希望早早开市，其所以要说这堂皇冠冕的爱国大道理者，不待言的，就因端午节只大商人有收入，小商人只有支出，于己不利。上海总工会看清这一矛盾，于是在工商学联合会提议旧历五月六日开市，结果通过。资产阶级亦无可如何，只得屈从。但这种策略只一时有效，仍不能挽救中小商人之右倾，此后与无产阶级愈离愈远，而完全跟在资产阶级的后头跑了。

罢工策略的变更

“五卅”反帝运动，无疑的是无产阶级做了主力军。在此次运动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是在万分艰难的复杂环境中斗争著。他们不仅与对面的帝国主义斗争，而且要与民族的内奸斗争——与军阀斗争，特别与资产阶级斗争，所以他们的策略是针对这些敌人而斗​​争。

真的，这一斗争是极艰苦的斗争。在“五卅”运动初期，军阀、资产阶级及其教授学者，总之所谓“高等华人”，发生无数摇惑民众的言论与主张，这当然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劈头的大敌，要使此次运动发展，首先须要打倒这些卖国奴的言论与主张，这些卖国奴的言论与主张，择其重要者可列举于下：

一惩凶赔偿说——他们以为南京路惨案，惩凶赔偿可以了事（其实此次惨案，杀人之罪不仅在英兵与英捕，而在帝国主义的国家之高压政策，如工部局历来的横暴，及此次海陆军警的行凶，都是国家行为而非私人行为）。

二缩小战线说——他们主张对英日或专对英（其实此次惨案，罪魁祸首虽然是帝国主义之王的英国，而派兵遣舰向中国人示威，并坚称上海西捕开枪无罪，日、美、法、意也和英国一样，尤其日本在上海、青岛直接杀了中国工人是此次惨案之起因）。

三　法律解决说——他们主张此次惨案用法律解决（其实法律只能裁判私人的犯罪行为，而不能裁判国家的横暴与民族间的冲突）。

四局部解决说——他们以为上海惨案，青岛惨案，汉口惨案，都是地方问题，应各就当地局部解决（其实各地惨案，皆由于帝国主义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与特权而来，不但不是一个地方问题，而且也不是一个国家问题，而是要根本驱逐帝国主义才能解决）。

五政府交涉说——他们以为只要依靠政府交涉就可以了（其实历来的卖国政府对外悬案山积，从未得著相当的解决，并且当时政府对于各地同时并起的大屠杀案，不特不敢向帝国主义严重交涉，反而严刑峻法抑压本国人民的爱国运动）。

这一切言论与主张，无疑的是军阀、资产阶级企图影响革命的民众，分裂革命的民众，把革命运动消灭下去，当时共产党曾与之作坚决的斗争。

共产党发表宣言，主张：

“第一、彻底明白中国的独立与统一，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方能达到。须有为此奋斗到底的决心，切不可信所谓'高等华人'的'缩小范围'、'局部交涉'等等苟且妥协的口号；并不可依赖段祺瑞政府一纸哀求式的官样条文，可以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目的；
“第二、须有一个革命民众势力集中的组织，以为领导全国运动的统一机关……统一那散处各地的民众力量，以便一致的进行到胜利的道路上去。要有这样一个全国统一机关，便必须召集各界团体的大会于北京。在大会之前，应当赶快在各地组织工商学以至农民等的各界联合会，由这些委员会速派代表赴北京的大会。大会便举出执行机关，代表全体中国民众而实行种种必要的运动。 ……”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此时的总策略，是所谓“民族的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在上海方面，是以工商学联合会为其中心，由上海总工会联络学生会的左派，去压迫他们的右派；又以整个学生会去联络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左派，去压迫他们的右派；然后再以整个商界联合会联络总商会左派，去压迫他们的右派。的确，此时无产阶级已发生与资产阶级争取中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斗争的开始。

开市以后，情势日非，因为英帝国主义此时勾结奉系军阀业已成功。奉军初到上海的时候，还诡称“保护国民利益”，其实奉军之来，即为压迫罢工运动替帝国主义解围。奉军初到上海不敢立刻下手，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下手，而是那时运动初起，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非常之激昂，奋斗的决心非常之坚决，如果那时便直接压迫，民众必定要起来暴动反抗奉军。

过了些时奉军的压迫终于开始了，首先是在青岛天津压迫罢工运动，青岛日本资本家直接命令奉系军阀张宗昌枪毙工人领袖李慰农同志及《公民报》记者胡信之，并将纱厂工会封闭，四出拿人，捉去四五十。天津日商裕大纱厂诳骗工人，假意答应他们的要求，等到他们去上工，就开枪袭击，奉系军阀李景林也立刻帮忙，派出军队警察五六千人围攻工人，死伤数百，接著还逮捕工会及学生会的领袖，严刑拷打，惨无人道。此外南京和记蛋厂原已答应罢工工人之要求，可是工人去上工的时候，英国资本家不但悔约，并且开枪打人，又叫英国水兵来帮著杀人，奉系军阀亦从旁帮助，这种情形眼见得就要出现于上海。英帝国主义的报纸《字林西报》公开指使奉系军阀邢士廉（上海戒严总司令）说：“枪毙一二首领，则馀者当知彼等之恶作剧今应闭幕。”“如罢工必须以武力对付时，即直当诉诸武力，瞻顾无益也。”又说：“邢将军若无行动之决心，则势必令租界当局出而为之。”果然奉系军阀开始有封闭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海员工会，洋务工会之事发生。

军阀既一天天进逼，资产阶级一天天的反动，小资产阶级一天天的动摇——这种情形，工人阶级就应该变更自己的策略。

当时上海有一部分共产党员与先进的工人确有这样一种意见，想以武力暴动来救此种危机。但共产党中央认为“武装暴动乃是群众奋起之最高潮，并且应该有全盘计划的庄严工作，不应该在群众起恐慌之时，拿武装暴动当做一种浪漫的拼命办法，想借此以泄愤，或拿来替代现时困难的斗争。现在是群众的宣传及组织工作时期，是准备武装反抗时期，还不是直接武装暴动的时期”。于是武装暴动的意见被打消。

此时共产党中央决定“为防御工人阶级的孤立起见，为保存工人阶级组织及已得的胜利起见，应改变罢工的政策，以经济的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至于全国性质的根本要求，工人方面应该提议委托南北政府合组一委员会来解决。工人群众应该纠合全国的力量，努力督促这委员会，不准它对外让步，使它不能不拥护民众的要求”。并且认定“为扩大上海香港罢工运动的新途径，增加总斗争中民权运动的成份，一直到平民的革命政权之实现，工人并联合一般平民起来反对摧残民族运动的奉天军阀是必要的，甚至于联合同情民族运动的军人反抗奉天军阀都是可以的”。于是准备结束上海罢工而开始反奉战争。

这个决定之后，上海罢工的局势一变，一是经济斗争，一是局部解决。

经济斗争与局部解决

经济斗争与局部解决是同时并行的，就是局部解决仍然是以经济要求为主要的条件。我们在这里先把局部解决叙述之后，再略略叙述经济斗争。

自“五卅”以来，到八月中旬，罢工已两月有馀，而总要求并未达到，因资产阶级之出卖，中小资产阶级之淡忘，所谓各阶级之联合战线，至此已无法重新团结，而英帝国主义强硬依然如故，无产阶级何能孤军独战？故总要求“委托南北政府合组一委员会来解决”，而进行工人方面自身利益的局部解决。

第一日本纱厂复工。 “五卅”惨案发生后，日本资本家便有先行单独解决的表示。八月中旬由日本领事、中国官厅商界调停人几经协商的结果，日本纱厂同业组合发表声明书，声明条件如下：

（一）工厂俟治安维持确定之后，得承认中国政府颁布工会条例所组织之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

（二）罢工期内之工资，不便发给，惟对于良善工人，因长期失业，所受痛苦，各厂表示怜惜同情，当予以相当之帮助。

（三）各工人之工资，除依照技术进步之程度，当然予以增加外，其馀应斟酌工人生活情形，与中国纱厂协议办理。

（四）工资向以大洋计算，惟其零数照习惯以小洋支付，以后将零数滚入下期，一律以大洋支付。赏金登记工折者亦付大洋。

（五）工厂日人，平日入厂当然不带武器。

（六）工厂无故不开除工人，并留意优待工人。

附件：各厂自备电机者，一律先行开工，其馀复工须在工部局送电开始以后。

此外对于无电厂家不能即行复工的工人帮助费，为日人担任十万元，中国总商会另筹十万元。顾正红抚恤金一万元。

这些条件，总工会当然不能认为满意，但审查各方面的情形又不能不忍痛接受。日厂问题，算是暂且这样解决了。于八月二十五日早一体复工。

第二海员复工。日厂复工以后，接著就是海员复工问题。八月二十六日上海总商会与日轮公司代表及海员工会代表商量海员复工条件如下：

（一）凡罢工船员（连小轮船驳船领江等）均复回原职。

（二）罢工海员长期失职，各船务公司表示同情，当予以相当之帮助，如不足由上海总商会补足。

（三）复工后不得借故开除。

（四）各轮船由复工日起，照原有工资发给，其加资问题在复工一个月后，由海员另函请求，酌核加薪。

条件解决后，于八月二十八日复工。

第三工部局电气复工。上面已经说过，即是英帝国主义以工部局不供给中日工厂电气为挟制，如工部局不给电气，中日工厂复工等于不复。由此连带而及的，自然解决工部局电气问题。九月四日，上海总商会召集中国交涉员、工厂代表及总工会代表商量，由中日双方纱厂与总商会集洋六万元，作为补助三分之一的工资，再由中国纱厂联合会与总商会加筹三万元，作为特别津贴，于是工部局电气工人也复工了。

第四英厂复工。英国帝国主义是以英厂复工为供给中日工厂电气作交换条件的，当然亦须解决。九月二十六日，上海总商会与英厂商量条件如下：

（一）工人之工会，须俟政府工会法颁布，并地方上治安及秩序恢复后，始得承认之。

（二）维持工人，发给罢工期内工资，星期一总商会发一元，进厂时厂内发一元，至第七日厂内发一元后，总商会发二元。

（三）各厂应调查工人之生活情形，将来到必需时，磋商酌加工资，与中日纱厂同样办理。

（四）各厂所给工资，均照大洋计算，零数则并入下期工资内，一律发给大洋。

（五）外国职员平时在厂内不带武器。

（六）各厂如无正当理由，不得开除工人，并先对于工人待遇上加以注意。

（七）各厂俟内部刷清后，即行复工。

条件议定后，于九月三十日起，各英厂亦陆续复工，只英船海员坚持至最后方解决。

“五卅”以来的罢工，至此已依次完全解决。

在另一方面经济斗争却同时勃兴，而且都是华人工厂。兹将几个重要的罢工，略略叙述：

一　邮局罢工。上海邮局工人，在“五卅”发生时并未加入罢工，八月十七日举行罢工，可算是大潮流中之异军特起。参加者约二千馀人，声势颇为浩大。要求纯为经济条件。中国邮权表面隶属国家，实际为外人所潜夺，高位要职，尽为所据。故此次罢工亦含反帝国主义性质。罢工三日，由中国官厅、总商会调解，结果承认：一、工会改为公会；二、薪水除照部定新章外，因沪埠生活较高，另给津贴：甲、邮务生每月十元，乙、拣信生每月七元五角，丙、邮差听差每月六元，丁、苦力每月二元五角，戊、各部专门员役，及老大、汽车夫、机器匠、小手纸夫、锅匠、木匠每月五元。算是得到胜利。

二　商务印书馆罢工。八月二十二日，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印刷所、总务科全体职员工人罢工，后来编辑所亦加入，共三千六百馀人。要求亦纯为经济条件。结果，由劳资双方协商条件，共十六条，承认工会，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完全胜利。至二十八日复工，计罢工七日。

三　中华书局罢工。接著中华书局罢工，要求与结果均和商务印书馆大致相同。自八月二十八日罢工至九月二日复工，计罢工五日。

此外八月二十八日还有沪宁快路车务处员役提出经济要求，路局批准增加工​​资，故罢工未发生。

“五卅”的上海大罢工，就在这样各种形式下解决了。但接著便是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工贼之联合进攻，而发生封闭上海总工会的事。

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工贼之联合进攻——上海总工会的被封

上海总工会的成立，在帝国主义是看得很清楚的，只是它是他们的最主要的仇敌，自然是无时无刻不想设法消灭它。然而因为上海总工会是在反帝国主义的高潮中涌现而出的，它不仅有二十馀万罢工工人的雄厚势力，而且得著社会、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之广大同情，所以在“五卅”运动初期，帝国主义是无可如何的。在“五卅” 运动的后期，资产阶级一方面欲利用上海总工会胁制帝国主义对于华董及会审公廨两问题有所让步，即资产阶级利益的部分的取得；一方面又欲利用上海总工会“统率”数十万的罢工工人群众，免得发生暴动，以至于最后顺利的解决（资产阶级明白他们自己是无此“统率”力量的），所以不赞成解散上海总工会。大老板虞洽卿的言论可以做代表。他说：“在国民对外运动尚未收束，工人人数又多，有一统率机关，于办事上较易接洽，封闭总工会实为不当。”这段话的反面，很明显的如国民对外运动收束了（正确些说，他们资产阶级的利益得到了），封闭总工会，是大当而特当的。所以一到“五卅”运动末期，他们不需要总工会了，他们与帝国主义、军阀联合一致向无产阶级进攻了，于是九月十八日上海总工会终于被封了。他们大家都完全明白上海总工会是他们共同的仇敌。

上海总工会自成立之日起，即在一切反动势力环攻之中，自然敌人最合用的工具是工贼。上海本是工贼团体的中心。工贼的所谓上海工团联合会在上海总工会宣布成立及加入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之后，他们说：“工团联合会是代表三十馀万工人的组织，有三年的历史，难道还不如三天历史的上海总工会么？”要求加入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工贼的所谓工团联合会不仅工人切齿，就是小商人亦知他们没有群众和惯于招摇撞骗的丑史，不准其加入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工贼说：“明天召集全体大会以示信。”次日他们的大会果然召集了，到二百来个流氓。其时适洋务工人一千馀人在同一屋内开会，工贼乘机欲借洋务工人为自己的群众，以图掩饰。上海总工会代表即当群众宣布工贼罪状（如破坏南洋烟草公司罢工等），群众大愤，群呼“打倒工贼！”“肃清内奸！”结果一个工贼被打伤了，馀则抱头鼠窜而去。又次日，上海总工会亦召集代表大会，并请商会代表列席，而工贼闻讯亦乘机赶至，欲借大会煽动。工贼登台后，中小商人起而质问：“贵会有三十馀万工人在那里？”工贼窘极，而信口说如洋务工人，码头工人十馀万都在他们领导之下。当时洋务工会代表及码头工会代表起而申明：“我们工会始终是受上海总工会指挥的，并未加入过什么工团联合会。”全场哈哈大笑，工贼无法只得走了。总之，在运动的初期中，工贼的一切企图和行动都失败。

罢工之后约一月馀，工贼又抬头了，统率流氓数十百人到上海总工会以罢工工人名义，要求发给救济费。至时便将总工会所捣毁一空，殴打工会职员，而警察则故意置之不理，总工会请求他们保护时，他们说：“这是工人内部之争，警察不便干涉。”这显然是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指使。可是总工会是以广大群众做基础的，工人闻讯大愤，纷纷派人来保护总工会，因此，工贼这次的破坏，总工会虽略受损失，但他们捣散总工会的目的，竟未成功。

到九月，各方反奉战争忽然紧张，因为奉军入关以来，由直鲁直驱上海，所有中国北部中部海口尽为所夺，不仅战败的直系残馀军阀朝不保夕，即战胜而于倒直有功的新起的国民三军（以冯玉祥为领袖）亦被逼甚厉，在人民方面，感受奉军残暴比直军还凶，因此各方面的反奉的空气顿浓。浙江孙传芳进攻上海的军事行动尤其紧张。上海罢工影响到了北方，唐山、天津皆发生猛烈的罢工风潮，此等地方即属奉军势力范围，同时上海造船厂、铁路在上海总工会领导之下，亦为奉军所注意，故奉军为免除战争时后方不稳起见，必须先给工人一大打击。所以到此时决心要封闭所有工会。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已久，奸计得售，不用说眉开眼笑了。资产阶级亦因“五卅”罢工依次解决，所剩者只英厂而已，不再需要总工会；同时中国工厂经济斗争猛烈，由对外罢工延至对内罢工了，他们以为这是总工会所指使，又急于需要解散总工会。于是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工贼联合向无产阶级进攻，九月十八日由上海戒严司令部奉系军阀邢士廉执行封闭总工会，并指明逮捕委员长李立三及其他重要工人领袖。后来还秘密枪杀副委员长刘华同志，不过上海总工会虽然被封，但仍秘密存在，仍能秘密指挥各业工人作种种斗争，上海总工会已深入工人群众的心坎之中，这是敌人无论如何封闭不了的，所以后来就有几次上海总工会自动启封的事。

戴季陶主义之出现

还有一事在这里不能不提及的，便是在这反帝国主义的大潮中发生戴季陶主义。戴季陶早年在国民党中算是一位左派。在民国初年，他在上海办“民气报”的时候，鼓吹劳动党；在“五四”运动中，他在上海办“建设”和“星期评论”的时候，颇竭力介绍马克思学说。就是当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时候，他确是参与发起会议，但他不愿出名发起，却与沈玄庐抱头大哭一场，说什么“我虽不加入共产党，我的精神与共产党一致”的鬼话。当国民党领袖主张容纳共产党加入的时候，他还是竭力赞成的一个，所以以前的戴季陶无人不承认他是一个国民党左派。这不算奇怪，在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大明显和锐利的时候，急进的资产阶级分子思想的左倾，在世界各国都不乏前例，如俄国的斯徒庐威便是明证。一九二五年大革命一来，新兴的无产阶级，更明显的表现它的阶级觉悟与斗争力量，而成功一独立的而超越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并且事实上成了威逼资产阶级的势力，这样一来，却使资产阶级及其学者吓坏了，于是宁愿抛弃反帝国主义而拼命进攻无产阶级。其著重点便是攻击阶级斗争的理论，戴季陶主义便是代表这一个倾向。

戴季陶当时七辛八苦的著了一本书叫做“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最重要的话是说：“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的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谈起。”“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他批评中国共产党说：“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又说：“不把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真实的需要认清楚，单是一味的盲进。”“使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痛苦，那就真可怜极了。”他说：“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需要取阶级斗争的形式，因为人类是具有仁爱性能的，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整个戴季陶主义的精神，就是“对外一致，对内不可斗争”。戴季陶主义在当时的影响确不小，促成国民党内部的新分化，而新右派遂以形成，其时旧右派已经离开党，所遗下的地位，便给新右派顶补了。

戴季陶主义一出现，共产党即与之作极猛烈的斗争，但它的影响仍是伏流而进，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广州有三月二十日的政变发生。

此次运动中的教训

总结起来说，在这次运动中，无产阶级及它的政党所采取的策略，巩固无产阶级的独立力量，与资产阶级争取对城市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尝试，罢工扩大到华厂不为什么民族学说所束缚，这些都可说是幼稚的党所难能而可贵的事。但是在此运动中，分明看见资产阶级的妥协与最后反动，分明看见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不可靠，分明又看见了无产阶级的孤立，然而却没有教训我们的党，没有觉悟到无产阶级需要另找最可靠的同盟，这最可靠的同盟者就是广大的农民与城市贫民。很显明的，上海“五卅”运动之未能得到如何直接的结果，固然是由于资产阶级之出卖，小资产阶级之怠工，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无产阶级之孤立，无产阶级未能取得广大农民与城市贫民的赞助而孤立。论理这里应该启示我们的党，要开始积极做广泛的农民运动，然而结果没有，不仅没有，而且走到另一机会主义的道路上去了，这一道路便是所谓“联合同情于民族运动的军人，反抗奉天军阀都是可以的”。反奉战争，确是当时无产阶级所需要的，然而当时共产党中央的主要负责者，现今成了共产主义的叛徒——陈独秀，从此得出的结论，是工人阶级力量到底不行，于是他专心致志的去祈祷冯玉祥之战胜，郭松龄之倒戈，联合军人反奉，成了当时共产党中央的“国是”。 “联合进步军阀反对反动军阀反对帝国主义”，补充了陈独秀主义的一部。很显明的至于无产阶级应该争取农民这一伟大事业，在当时是连做梦也未曾想到。后来上海三次暴动，共产党不能利用这次运动中所得的教训，以致于暴动得到悲惨的失败，自然不是偶然的。

“五卅”运动以后，革命高潮，一泻汪洋，于是构成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

==罢工的准备==​​

省港罢工是为了抗议上海“五卅”惨案而起，继续了二年多之久，成了“五卅”以来反帝国主义长期潮流之最后砥柱。罢工继续到这样长久的岁月，详细叙述所占篇幅太多，我们这里只能将这次罢工择要的作简括的叙述。

省港罢工未能继上海“五卅”运动立时发动，其原因是广州此时发生刘杨战争。广州正在准备战争状态中，故中华全国总工会接到上海“五卅”惨案消息后仅只能召集一次示威的群众大会，还不能有省港罢工的决定。虽然如此，但全国总工会已准备于刘杨战争告终之后，必须号召这个罢工以响应上海。故当战争方殷之际，就派代表到香港去准备。

当时香港的情形是这样：工会虽有百馀，但不是黄色工会，便是行会工会。海员工会虽有我们的影响，特别是林伟民、苏兆征两同志相继加入共产党后，我们在海员工会中的影响增加，但该会会长还是一个极右倾的分子。香港的共产党员，此时还不满十人，而多为最下层的码头工人，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虽比党员多几个，但多数为学生。很显明的，如以我们主观力量估计起来，罢工能否发动，确无把握。我们当时鼓动这个罢工是从上下两方面著手，一方面在各工厂散发传单，一方面与各工会领袖接头。此时上海反帝革命高潮风起云涌，这种影响给予香港工人极为巨大，果然，不到数日，我们的鼓动工作生效了，罢工情绪继续增高。当时我们最感困难的是香港工会的不统一，我们在十一章便已指出。当时香港工会大别为三派：一、工团总会派，包含七十几个工会，多属手工业，就中海员工会为一大产业工会；二、华工总会派，包含三十个工会，亦属手工业，重要的只电车工会；三、无所属派，约二十几个工会，却多是大工会，如机器、起落货、煤炭、洋务等工会。在这样分立状况之下，罢工如何能够一致！幸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香港各工会是参加过劳动大会的，故对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颇有信仰。于是全国总工会之代表召集各工会代表联席会议，罢工公然竟在此次会议上无异议通过，还通过罢工宣言与罢工要求。过一日又开第二次联席会议，组织罢工的统一指挥机关，定名为“全港工团联合会”并选定职员。

上面说过，香港工会不是黄色工会，便是行会工会，为什么这些黄色领袖会赞成罢工呢？这因为黄色领袖有他们自己的企图与希望。这般黄色领袖实际上是些百业不居的分子，以抽收会费为生，他们以为参加罢工，与自己并无不利，因为罢工之后，领导权握在手中，一方面固可取得爱国虚荣，一方面又可取得克扣罢工经费的实利，所以他们赞成罢工。这一点我们当时是估计到的，所以在香港与这些黄色领袖计议罢工时，关于他们争夺罢工指挥机关的位子，我们当时取放任态度，因为那时如要香港罢工实现，的确少不了他们，去了他们罢工便会被捣乱。我们所需要的是罢工实现，故对于他们一时不能不采取容忍策略。虽然如此，但黄色领袖事到临头终于畏缩起来了，向我们提出许多难题：第一个是罢工工人的食宿问题，他们说刘杨战争未平，罢工工人何处取得宿食？我们解答：刘杨战争三日内可平，回广州宿食不成问题。果然削平刘杨的消息第二日便证实了，但黄色领袖还不相信宿食问题有把握，一定要派代表到广州接洽，其时刘杨战后，广东政府接受共产党的提议，赞助香港罢工，因此香港工会派去接洽的代表得到满意的答复。第二个是如何应付香港政府封锁出口问题，他们说：香港政府如下戒严令，停开火车，罢工工人不能出口，怎样办？我们解答，即使火车停开，尚有好几条水路与旱路可回广州，万一香港政府真的封锁水陆交通，我们起来暴动，我们有全世界工人的同情与援助。到最后，第三个难题来了，黄色领袖提出罢工程序问题，他们主张分批罢工，其畏惧罢工更明显了，我们极力主张同时罢工。在会议上，他们勉强通过我们的主张，但我们已预料到黄色领袖必然怠工。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当晚共产党党团开会决定，首先由受我们指挥的各工会（海员、电车、华洋排字、洋务等工会）先行罢工，再来逼迫黄色工会罢工。于是这伟大历史意义的省港罢工，就在这个决议之下，于六月十九日晚实现了。

罢工的爆发

未罢工以前，香港各工会联名送给香港政府公文一件，叙明罢工理由，并胪列罢工要求条件，分两大纲：第一纲，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之十七条件；第二纲，对香港政府要求六项：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选举；四、劳动立法；五、减少房租；六、居住自由。

宣布罢工时，发表宣言，其大意如下：

“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除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侵略以外，还要加以武力的屠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故我全港工团代表联席会议，一致决议与上海汉口各地取同一之行动，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我们为民族的生存与尊严计，明知帝国主义的快枪巨炮可以制我们的死命，然而我们亦知中华民族奋斗亦死，不奋斗亦死；与其不奋斗而死，何如奋斗而死，可以鲜血铸成民族历史之光荣。所以我们毫不畏惧，愿与强权决一死战。”

六月十九日晚起，香港如大地震一样，罢工爆发了，海员、电车、印务首先发难；接著是洋务、起落货、煤炭工人以及各种工人相继而起，最后是机器、船坞工人亦相率罢工，前后约十五日，完全罢尽，罢工人数约二十五万人，而罢工局势遂以大定。工人纷纷乘火车、轮船由前山、江门、三水河口分道回广州。

广州沙面洋务工人亦同时罢工。

这里须略略补述的，上面说过黄色领袖事到临头便畏缩起来，真的，如果不是海员、电车、印务首先发难，罢工一定发生变化，事实上黄色领袖对于同时罢工之决议案怠工，一直到后来影响所及，工人群众纷纷自动罢工，才不得不跟著走。所以共产党党团决议是正确的。最有趣的是，海员工会会长是一极右倾的分子，对于罢工，临时发生动摇，海员逼著他下罢工命令，说：“下不下，不下以老拳奉送。”因此他不得不下罢工命令了。更有趣的是，香港机器华人会本系香港帝国主义之御用机关，对于各工团联席会议始终拒绝到会，罢工发生以后又始终不肯下罢工命令，但是其属下的机器船坞工人群众，却不待工会罢工命令，纷纷自动罢工，这就是机器船坞工人罢工独后的原因。

香港政府事先对于罢工本有所闻，密探四出，捉拿领袖，并布告说：“上海事件与本港无关，工人应安心乐业，不得妄动，妄动者严惩不贷。”但这种恐吓，对于罢工工人，丝毫不生影响。罢工发生，香港政府一时手忙脚乱，宣布欧战时的戒严令，宣布禁止粮食出口令，宣布禁止金银圆块纸币出口令，海军陆战队全体登陆，军舰升火往来海面巡逻，香港顿时陷入战时状态，但工人却万死不辞，蜂拥离港。

沙基惨杀

罢工工人纷纷回广州，六月二十三日偕同广州市工人、四郊农民、青年军士、学生共十万人举行大示威游行，当路过沙面租界对岸之沙基时，英法帝国主义命令水兵巡捕在沙袋背后瞄准游行群众，开放机关枪扫射，同时，兵舰发炮示威，二十五分钟后，五十二个中国人当场被枪击身死，重伤者一百七十馀人，轻伤者无数。上海、汉口、青岛等处大屠杀，又重演于广州。但帝国主义这样一来，却更激起中国民众反抗的决心，于是各界人民更表示热烈援助省港罢工。

罢工工人的组织

罢工工人到达广州以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召集香港沙面各工会代表大会，当通过罢工委员会的组织法。罢工委员会以十三人组织之，香港方面九人，沙面方面四人。罢工委员会之上为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以人数为比例，每五十人选一代表，为最高议事机关。共计代表八百馀人，间日开会一次。罢工委员会之下设干事局，分置文书、宣传、招待、庶务、交通、交际、游艺七部。另设财政委员会，筹措以保管罢工经费。后来又添设会审处，为审判破坏罢工，私运粮食，偷卖仇货之走狗的机关，并有监狱，拘禁犯人。设保管拍卖处，为保管及拍卖被纠察截获仇货的机关。设法制局，为起草各机关组织法及各种办事细则的机关。设审计局，为审核各机关开支账目的机关。设筑路委员会，为管理修筑马路事宜的机关。另有纠察队（见后）、水陆侦缉队、罢工工人医院、宣传学校等机关。又设工人饭堂、工人宿舍，封闭原来之赌馆烟馆及所有广州市空屋充之；分全市为八区，每区设登记处，罢工工人登记后领得凭证，分往宿舍住宿，至于吃饭则只要有凭证及饭票，到处可以吃饭。到后来，还添设不少机关，不能详述。真的，这个罢工委员会，按其实际，实不啻一个政府，它有绝对权力，可以处置一切与罢工相关之事，广东政府不得过问，所以后来香港帝国主义宣传广东有“第二政府”，就是指此。

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就是苏兆征同志。原来当大会通过罢工工人组织法时，黄色领袖力持异议，首先反对组织统一的罢工委员会，谓香港沙面应各有机关各办其事，但是遭大会的打击而失败。继则反对代表大会以人数做比例，谓应以工会为单位（黄色工会多半系手工业的小工会，人数不多），亦遭大会的打击而失败。三则中华全国总工会向香港工会提出希望：罢工委员会中香港方面之九人，应包含海员、起落货、机器、煤炭、洋务各一人及工团总会、华工总会务二人，他们又反对，主张自由选举，但选举结果全国总工会的希望完全胜利，他们又失败。因此黄色倾袖著著失败，他们在香港时之一切企图，到此皆空。苏兆征同志被群众拥护起而充当委员长。

我们对于黄色领袖的策略，在重要地方虽不让步，但在次要地方亦可放任，比方在香港发起罢工之指挥机关——“全港工团联合会”，我们听其存在，月给津贴。各部亦网罗他们参加办事。设法分化他们。这些黄色领袖在罢工过程中，营私舞弊，层见叠出，后来经代表大会——加以惩戒，有不少还被逮捕送会审处，处以有期徒刑。

我们须特别指出的，是这次罢工，这个八百馀人的代表大会的确起了不可思议的伟大作用。罢工策略经过集体的讨论，因而取得一致的团结。罢工内部许多纠纷，都依靠代表大会的威权予以解决。黄色领袖以及一切反动分子之阴谋企图，都受到代表大会的严厉制裁。工人群众的一切意志，都经过代表带到代表大会。罢工消息又经过代表带入工人群众。罢工委员会的会务及财政，皆经常在代表大会报告，以致外面一切谣言都失其效用。罢工各机关重要职员，都经过代表大会选举，不称职时又经过代表大会随时撤职，因此罢工各机关不致腐化。真的，代表大会奠定了此次罢工。这个经验我们是在这次罢工中第一次取得的。

再须附带提及的，是罢工委员会一切权力都有，只没有杀人权，正因为此事，当时曾发生一场激烈的斗争。原来罢工起后，香港帝国主义派遣大批走狗，混入广州，造谣捣乱，破坏罢工。有林和记者，运动海员复工，会审处以其情节重大，判处死刑。此消息传出以后，广东检察厅长以“尊重法律，保障人权”、“破坏罢工，罪不至死”为辞，提出抗议。罢工工人大愤，以为此次罢工，系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非常时期，不能以普通法律，宽宥国贼。结果是由广市政府另组“特别法庭”，处断此等人犯。

封锁香港

封锁香港本是一九二二年海员罢工的旧经验，故罢工工人一回广州，各工会即纷纷自动组织纠察队封锁香港。罢工委员会成立以后，乃统一各工会纠察队，加以整理与扩充，设总队部，置总队长一人、训育长一人，为全队主脑（后来改为七人的纠察委员会）。设总教练一人，施以军事训练。下分五大队，每大队置大队长一人，大队副一人，训育主任一人。每大队下分三支队，每支队置支队长一人，支队副一人，训育员一人。每支队下分三小队，每小队置小队长一人，每小队下分三班，每班置班长一人，每班十二人（这个编制后来略有变更）。纠察队起初总数为二千馀人，后来还有扩充。纠察队的责任，为维持秩序，逮捕走狗，截留粮食，扣缉仇货。纠察队布置以后，分派到各海口驻防。因此省港交通完全断绝，继以澳门附和香港，亦宣告断绝。当广东尚未统一时，纠察队封锁线还只限于珠江口一带，东起深州，西抵前山。后来广东政府收复东江南路，纠察队的封锁线也扩张了，东至于汕头，西至于北海。广东沿海港口皆有纠察队驻扎，蜿蜒数千里，旌旗相望，金鼓之声相闻。纠察队还有小舰十二艘，电船数只，往来巡查。纠察队枪枝号称四百馀支，实只二百馀支能用（我们当时为增加枪枝，不知花了若干气力，结果增加不多）。香港便在这样封锁之下，肉食菜蔬，无从取得，猪肉涨至一元馀一斤，鸡蛋涨至五角多一个，牛肉几乎绝迹，街市等于虚设。街上垃圾粪秽，堆积如山，楼居者以纸包粪，抛掷街中，加以暑日炎蒸，臭气熏天，故当时群呼香港为臭港。但是最使香港痛苦的，还是经济上受到空前未有的大打击。

香港经济上的空前损失

当沙基惨杀后，沙面英国领事送来一函，大意是说：“你们抵制英货好了，何必罢工！”当时我们颇为诧异，继乃考察《中国海关贸易册》 ，则知香港每年出入口货价值为一万五千万金镑，约合华币二十五万二千万元。罢工以后，航业商务概行停止，平均罢工一月，损失二万一千万元，罢工一日，损失七百万元。但英国货每年输入广州者不过三四千万元，这样罢工五六日，便抵得排货一年。罢工是如何有力量的武器呀！于是我们坚持罢工排货与封锁，以与香港帝国主义相周旋。

真的，香港自被封锁以后，经济上受到空前大损失。我们根据当时香港报纸自己披露的消息，就可看得出来。

就输入输出来说。一九二四年输出为八百八十一万镑，一九二五年只得四百七十万镑，相差四百一十一万镑。一九二四年秋季入口税，总数为一千一百六十七万镑，一九二五年秋季则降落到五百八十四万镑，相差五百八十三万镑。总之，输出输入，一九二五年皆只得一九二四年之半。原因是这样的，香港出口货中，四分之一往中国北部，四分之一往南洋群岛，四分之二往中国南部，香港罢工工人封锁以后，即使中国北部与南洋群岛未被封锁，但中国南部是被封锁了的，所以输出输入皆损失一半。

我们再就其他方面来说，都可证明香港经济上的损失。例如航业，一九二四年到港船数为七万六千四百九十二只，共吨数为五千七百万吨，平均每日有船二百一十只，共吨数为十五万六千一百五十四吨。但自一九二五年七月起计算，平均每日仅有船三十四只，吨数为五万五千八百一十九吨。一九二五年与一九二四年比较，船数减少五·五倍，仅得一九二四年百分之十六；吨数减少一·八倍，仅得一九二四年百分之三十六。

再如商店破产。罢工以后，香海报纸与政府通告，每日必有商店报穷案。仅就一九二五年十一、十二两月，计破产的商店已达三千馀家。

又如银行。罢工以后，存款断绝，提款突增，纸币被抵制，现金流出。虽然当时香港报纸对于银行损失，讳莫如深，我们无从考察，但股票是低跌的，如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至十月十九日，汇丰银行股票，由一千二百九十元跌到一千一百四十元，已减少百分之十一·五。

又如政府收入。罢工以后，出入口货税固然损失大半，地价也跌到十分之五，房租又跌到十分之四。税收固然锐减，同时开销却又锐增，因为政府要应付罢工风潮，军备等项突然增加。真的，香港政府当时把常存不用的存款一千七百万元，都从银行提出来用了，并提出制定新预算，高唱“裁员减薪”。

也就因此引起香港帝国主义对于广东的愤恨，七月二十七日，召集什么公民大会，电请伦敦英皇，立即出兵攻打广州，驱逐“过激党”，说广东人都是“过激党”。后来八月十五日，又召集公民大会，以前次电报，英皇不理，乃改电首相，意态极其愤懑，仍请立时出兵。但当时英国伦敦政府因本国无产阶级之不稳，各殖民地之蠢动，各帝国主义间之冲突，有此种种原因，所以对于香港什么公民大会之答复是：“香港困苦，伦敦至深系念，惟统观全局，现时无法出兵。”英国伦敦政府当时藉款给香港三百万镑，为救济商业之用。但当时有名的演说家哥尔就说：“此次借款，只不过救济香港危机于一时罢了”；香港此时真是陷于绝地。罢工、排货、封锁，这是如何有力量的武器呀！

国民政府的成立

罢工以后，广州当时的政治情形是这样：刘杨虽被削平，但东江又被陈炯明占领，南路仍被邓本殷割据，就是广州内部各派军阀亦是拥兵自恣，各有异志，总之此时广东仍是四分五裂的状态，仍然是处于内忧外患岌岌可危的环境。幸而有此次罢工，十馀万革命工人，集在广州，表示拥护革命政府，当时国民党左派，也为之气壮，采纳共产党的提议，重建新政府，即国民政府，宣布新政纲，主张军政统一，财政统一，民政统一，各军受政治训练，军需独立。这样一来，广东内部即起分化，主要分成三派：一派以许崇智为首，而魏邦屏、梁鸿楷及所有粤系军官属之；一派以胡汉民为首，而一般官僚政客属之；一派以廖仲恺汪精卫为首，而左派党员及工农群众属之。共产党不用说是赞助最后一派。新政府成立了，但三派之明争暗斗，也愈趋愈烈。胡许两派阴谋政变，首为罢工委员会查觉，于是召集罢工工人于八月十一日举行肃清内奸大运动，游行示威，其意即在于壮国民党左派之胆，实行断然处置，但国民党左派当时却极其动摇，懔然不动手。此时胡许两派公开宣传“反共产”（其实刘杨叛变亦以反共产为口号），形势更为严重，一直到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国民党左派方下最后决心，解散梁鸿楷、魏邦屏的部队，并下令捕拿胡毅生、朱卓文诸人。在军事行动时，罢工工人为军队作侦探与向导，尽力甚多。随后驱逐胡许离粤，许崇智则以“请假赴沪”为名，胡汉民则以“出使苏俄”为名。广东政权从此完全递入左派之手，此一时期，可说是左派执政时期。

此时罢工工人与国民党政府真是相依为命，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势，内外环境更为恶劣；在广州，谣诼繁兴，反侧蠢动；在全省，陈炯明陷落惠州，邓本殷进攻江门，中山县被土匪占领；在省外，香港勾结北舰南来，资助陈邓反攻。于是罢工工人援助国民革命军东征与南征。

在东征与南征的时候，罢工工人组织运输队，运输辎重接济前线；组织宣传队，随从大军前进，向农民宣传；组织卫生队，救护战场伤亡战士。罢工纠察队请缨出征，上阵杀贼。政府嘱其巩固后方。真的，国民革命军得罢工工人之助，行军迅速，东征军一鼓而下惠州，再鼓而占汕头，东江以次收复。南征军一鼓而平高雷，再鼓而入琼崖。商路也以次底定。前后不过三个月，广东全省统一了。

当时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就在罢工工人帮助之下完全巩固了，以至于能再准备力量，而有后来之出师北伐。

罢工的中心策略

罢工的头两个月，因封锁香港，海外交通完全断绝，任何国家轮船皆不准其出入广州。这样一来，这种封锁不只封锁了香港，而且封锁了我们自己。

因为广东米粮向来仰给海外，以香港为总转运之门广，如不沟通海外直接航运，势必自困；再则广东工业尚不发展，货品无以自给，特别是燃料缺乏，如不沟通外埠直接运来，亦系自困。此外还有两个问题须得解决：一个是商人营业问题，很显明的，沙基惨案之后，爱国空气高涨，一时商人停止贸易，尚可隐忍；时过境迁，热潮低降，商人非要求贸易不可。再一个是帝国主义联合问题，也是很显明的，英、美、日帝国主义年来争夺广东市场，极为猛烈。据《中国海关贸易册》的数字，英货逐年递减，日、美货则逐年递增。广东排英，在日、美自然认为是取英而代的绝好机会，如广东抵制一切外货势必逼成日、美与英协同对我。罢工委员会有鉴及此，于是决定一种“特许证”制度，订定“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此特许证由罢工委员会、商务厅、公安局、外交部共同鉴字发出。这个特许证实行后，真的，上海、暹逻等处商船闻风而来，美国大来公司、日本三井洋行及各国商船亦要求领证复业。于是上海广州间之航线，暹逻与广州间之航线，直接打通，广州江面每日有四十馀只船入口，为广州有史以来所未有的现象。

这一个“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之原则，是省港罢工的中心策略，真的，在这个中心策略之下，解除广东经济的困难，保持广东商人的中立，拆散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最后还促进广东经济的独立发展，使这个伟大的罢工，得以坚持如此长久的岁月，就是由于这个中心策略之正确。

工商联合

这里我们要说到当时广东商业资产阶级对于罢工的态度。当罢工开始时，特别因为发生沙基惨杀，商业资产阶级为爱国空气所降住，当然不敢公开反对罢工，同时也不赞助罢工，譬如罢工开始时，我们要廖仲恺（当时他身兼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召集全市商人开会，商量捐助罢工经费，结果是商人只捐数千元敷衍面子。罢工委员会自动宣布特许证制度后，商业资产阶级才乘机向罢工委员会进攻，原因是此时正是胡许两派阴谋政变，政局杌陧不定，我们内部里极端困难的时候，他们看清了这一点，受胡许两派的指使，于是挺身出来反对特许证制度。问其所持理由，则曰“手续麻烦，手续费太重”。罢工委员会认为这是枝节问题，手续可以力求简单，手续费亦可准予减免，但不能取消特许证。商人仍坚持反对，主张根本取消。不久廖案发生，政府断然处置，解散反动军队，通缉反动政客，驱逐胡许出境，政府转危为安。罢工委员会又自动取消特许证，并提倡“工商联合”，邀请四商会共同商议善后办法。罢工委员会提出仍以“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为原则，订立工商善后条例，共同盖章，张贴布告，以资遵守。以后只在罢工委员会领取轮船出入口证，不须经过商务厅公安局外交部等机关签字，手续费一律减免。商业资产阶级见我们镇压反动如此神速，政局突然安定，又见我们自动取消特许证，已无可借口，对于“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这一原则，当然不便反对，如反对无异自承为英帝国主义走狗。因此商业资产阶级完全接受罢工委员会的提议，罢工委员会与四商会联名盖章的皇皇布告遂贴满街上了。

的确，从此以后，商业资产阶级对于罢工不仅不反对，而且相当赞助，这不是他们革命性的表现，而是有经济的原因。原来广州自与海外直接建立交通以后，商务突然兴盛，不仅比罢工开始时兴盛，而且比没有罢工以前还要兴盛。兹将粤海关一九二五年七月罢工以后各月份收入统计，与一九二四年同月份的作一比较：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七月	二二九、五二三（以海关两计）	七○、七一一
八月	二八一、八一六	一五○、一八○
九月	二八九、六三二	二三二、四○七
十月	二四二、○七八	三○六、一二五
十一月	三一九、八三五	三三七、五三二
十二月	二八二、五六四	三○四、八三八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一月	二五七、五四一	四二二、九七一

观上表，可看出，七月罢工初起时，海关收入较一九二四年同月份少三分之二，此时商务可说极坏，但自十月与海外直接建立交通后，则不仅完全恢复原状，而且逐月均有增加，一九二六年一月比一九二五年同月，超过五分之三。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广州与海外直接建立交通，第二，因为广州与香港澳门交通断绝，而且内地向来向港澳直接采办货物者，现在都改向广州采办，广州之批发商业乃骤然兴盛；所以当时资产阶级的报纸也说：“此种情况，诚出一般人意料之外也。”这样，罢工不仅不妨害广州商务，而且大有造于广州商务。这就可以解释当时广州商业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罢工委员会“工商联合”的口号，甚至于到一九二六年一月，香港政府不接受罢工条约时，广东四商会开大会，义形于色的做决议说：“此次罢工为人民自动，出于爱国运动，争回国体与人格，各工友如此牺牲热烈，我等商人亦应联合一致热烈援助，务求达到香港完全承认复工条件为目的。”

国民党与这次罢工

这次罢工是由共产党发起而成的。究竟国民党对这次罢工取如何态度呢？这里须得加以叙述。在罢工发动的开始数日，共产党中有一部分同志，有这样一种机械论的见解，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罢工是无产阶级的事情，所以省港罢工应完全由共产党独立领导，不要国民党来过问；国民党来过问便会夺去领导权。”其实领导权共产党是不是会失掉，那要看共产党在罢工工人群众中的工作是不是努力才能决定，拒绝国民党过问是不能保证共产党对罢工领导权的巩固的，并且这种拒绝国民党过问，实际竟拒绝国民党帮助，假若当时不取得国民党帮助，的确罢工不到一个星期便要倒台。试问十几万人的伙食经费从何取得？无疑的这种机械论的幼稚见解是不对的，当即被党否决。不仅要国民党过问，而且要拉国民党来过问，这样才能取得国民党目前迫切的物质帮助，这与领导权问题全是两件事。的确当时国民党因刘杨战争刚毕，新胜之馀，对于民众运动极为援助，特别是刘杨战争之中，铁路工人与海员工人罢工给予他们军事上很大的便利（请参看下一章^{[注 13]}），所以使得他们怀好感，省港罢工起，共产党要求国民党经济援助，他们很慷慨的承认而且实行了。

后来才接各方面的捐款。从罢工开始直到一九二六年六月，罢工委员会收入是这样：国内捐二十五万元，海外华侨捐一百十三万元，租捐及政府收到各方捐款二百八十万元，殷实绅富捐二万元，拍卖英货四十万元，罚款二十万元，其他二十万元，共四百九十万元。

的确，国民政府财政部，自始至终是每月送给罢工委员会一万元。

当然国民党内部对于罢工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右派是始终反对，左派在罢工的头半年的确是热诚拥护的。左派拥护罢工的原因，在政治方面，我们在上面已经说了许多，很明显的他们那时完全要依靠工人帮助才能把握政权，故不能不拥护罢工。在经济方面，我们来多说几句话。

自罢工以后，国民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一九二二年，广东全省收入为一千万元，平均每月为八十三万三千元。一九二四年收入仅七百九十八万六千元，平均每月为六十六万五千元。一九二五年罢工以后，八月收入为一百五十万元，已比前两年每月收入之平均数增加不少。到十月，收入达到三百六十一万六千元。十一月收入为三百八十万元，则较前两年每月收入之平均数多至六——七倍了。

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是由于广东统一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则因为省港罢工，断绝与香港交通，把大门关住，好让政府来从容的有计划的从事财政的整理。原来广东经济向来是受香港所操纵和支配。比方广东政府所设立之中央银行，孙中山在时，舌敝唇焦要求人民信任他们纸币，但结果经不起香港纸币之操纵，使得中央银行纸币价格起落不常，信任动摇。直到罢工以前，中央纸币一元还只当三四角用。罢工以后，加以沙基惨杀，于是广东人民抵制香港纸币，又兼封锁，故香港纸币当时几乎绝迹于市面，而中央银行乘此加以整理，再不受香港纸币的操纵，因此信用恢复，营业扩张，纸币变为十足十用。举银行就可以概其馀。

从上面的事实，就可以解释当时左派政府为什么热诚拥护罢工；又何况政府每月送给罢工委员会的一万元，事实上是政府从各方面收得的罢工捐款，慷他人之慨于已毫无所损，又何乐而不为。

但是这些左派，到一九二六年一月以后，对于罢工就有些冷淡了，当然广东统一了，不再需要罢工工人了，又加上右派借罢工如何“不法”的诬蔑事实，专门与左派为难，小资产阶级动摇的根性发作了，遂日益与罢工工人离开。

三月二十日政变，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新右派掌握政权以后，无疑的是反对省港罢工，其所以不敢断然解散罢工者，因他们自己力量还感觉不足，一时还不能脱离无产阶级，因为省港罢工到此时确已形成一个坚固的力量，而且是正在与帝国主义斗争著，无端解散罢工，于力固所不能，于理亦所不顺。

香港帝国主义态度的变化与广东政局

香港帝国主义对于罢工的态度经过好几次的变化，这些都与广东政局有关。

第一期，强硬时期。罢工开始时，香港方面急于在求一战，所以他们的什么公民大会两次电求伦敦出兵攻打广州。出兵被伦敦否决后，香港则专心一致实行“以华制华”政策：一方面勾结北方军阀侵粤，一方面勾结广东内部一切反动势力作乱。第一著便是香港暗中资助胡许两派政变，文华堂二百万元之贿赂，江门梁鸿楷部队新军械之发现，皆其铁证，于是而有廖仲恺的被刺。但因为当时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左派实行断然处置，胡许被逐，香港的第一著政策失败。第二著便是香港资助陈炯明邓本殷两路进攻广州。陈炯明当时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兵买马，在香港市上得以自由逮捕过往汕头的罢工工人、海陆丰的农民以及革命的学生达二百人。香港政府又复勾引北洋四舰南来，帮助陈邓反攻。再则又嗾使土匪袁带、林警魂陷落中山县。此时罢工委员会本已准备解决罢工，九月二十八日香港中等华商代表来省，罢工委员会将香港沙面工人及学生要求之三十馀条件交其带回香港。香港总督扳起面孔对华商代表说：“谁叫你带回条件来！”很明显的，香港帝国主义此时在指挥如意的捣乱广东，此种计划还未实验，如何肯解决罢工！但因为当时罢工工人帮助国民党左派坚决进攻陈、邓，东江南路都次第收复，而香港第二著政策又失败。

第二期，软化时期。原来陈炯明占领汕头时，汕头罢工立被解散，港汕交通恢复，但革命军攻入汕头时，本地罢工工人又卷土重来，封锁香港。邓本殷受香港八十万元，专雇轮船八艘，载运粮食赴港，但革命军攻入琼崖时，此项接济又被本地工人截断了。勾引南来之北洋舰队，见陈邓已败，不敢进窥虎门，只得悄悄率队北返。香港亦无可奈何。同时又因香港中等华商见罢工已久，愤恨香港政府不予解决，使他们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惨痛；又见国民政府著著胜利，同情广东，于是而有“恳亲团”之组织，十二月二十六日来广州，共代表三百馀人。继而又有“华侨参观团”之组织，不久亦来广州，其人数亦相若。香港中等华商这些举动，无疑义的直接对广东政府同情，间接即对香港政府示威。香港帝国主义知大势已去，外既军事失利，内又居民叛离，于是戏法为之一变，宣布派遣四个全权代表，赴广州解决罢工，以安香港方面的人心。同时又派华商代表八人先行来广州，以探广东方面的意旨。八个华商代表抵省以后，与罢工委员会商量经济条件，罢工委员会答复： “我们固然要经济条件，同时也要政治条件；只谈经济条件，何能谓为根本解决？”并瞩其转告香港政府，所派定的四个全权代表，放胆来省，可以商量解决罢工。无论如何香港帝国主义此时确有软化的表示。

第三期，犹豫时期。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广东政局内即发生新的酝酿，原因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大会时采取了对于新右派的退让政策，以致新右派得以纷纷回粤活动，于是左派的政权隐隐发生动摇。蒋介石以左派的资格一变而为新右派的领袖，暗中准备反革命的政变。这种内容，香港帝国主义岂有不知之理，认为广东既要发生政变，左派倒塌，右派登台，那么又何必急急于解决罢工！所以香港政府派定的四个全权代表，始终迟迟不来。不仅如此，香港政府还于一月二十五日，率性宣布停止解决罢工，以示决绝。

香港帝国主义此时一方面静候广东的政变，一方面则用尽一切方法以加速这一政变。比方那时他们加紧“英国决用十万大兵进攻中国”的宣传。上海英国帝国主义的机关报，登载这样一个消息：说“伦敦方面决将用武力干涉中国，预定十万大兵，北攻天津，中攻沪汉，南攻广州”。同时，英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质问：“究竟能否制止广东排英运动？否则，英国当代加重大教训。英国国会业已同意，预算将来对粤每日军费一百五十万。”很显然的，这种恫吓的作用，只是给右派一种借口，好来提议解散罢工。再则就是勾结广东右派加紧对于罢工工人的进攻。伍朝枢等此时与香港政府已经发生密切关系。在此时期，伍朝枢万事不管，专门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上，替外国商人告发罢工纠察队的“不法”。又如公安局长吴铁城向市民宣传，“罢工工人比刘杨兵士还凶”，简直开枪射击罢工工人。很显然的，这种造谣中伤的作用，一面是离间左派对于罢工的信任，一面也是给右派将来借口强迫解散罢工打下基础。香港帝国主义此时还有一个得意之作，就是嗾使粤海关停关。中国海关税务司，按照不平等条约都须尽用英人，粤海关税务司不用说亦是英人。二月二十二日粤海关突然宣告停关，借口是“罢工纠察队扣留八艇货物，未经税关查验，纠察队如此行动，彼实不能执行职务”。并对广东政府说：“罢工会不听政府命令，我来替你教训。”又对广东商人说：“我之停关，系为减少你们受纠察队之压迫。”又很明显的，这种挑拨离间的作用，都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催促广东政变加速的到来。

但一切阴谋，当时是被我们一一加以打击，故一时未能生效。

直到三月，香港帝国主义见广东政变竟未发生，不觉犹豫起来了，于十九日派人到广州面见汪精卫说：“香港政府有诚意解决罢工，已内定辅政司、律政司、华民政务司为代表，只须汪主席亲笔写一函去，三代表就可来省。”可见香港帝国主义此时还有意解决罢工。恰恰第二天广东发生蒋介石的政变，罢工委员会亦被兵包围，即所谓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于是香港帝国主义的态度又为之一变。

第四期，重新强硬时期。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的政变，使香港帝国主义从此根本取消解决罢工的意思。三月二十日政变消息传到香港以后，香港总督召集西商大会，兴高采烈的说：“恭贺诸位！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就是二十日广东政府已上轨道了。”听众报以欢笑，高呼万岁！所以香港政府内定的三个代表，遂不出发。四月九日，再派人到广州与伍朝枢谈说之后，香港政府率性宣布“香港政府对于罢工期内工金及不能复业损失赔偿，均不给予，亦不容许此项办法”。以前香港帝国主义虽因面子关系，不愿出钱，然而并未正式宣布决绝；香港商人出钱，香港政府至少已经默许，如一九二五年年底派八个华商代表到广州谈经济条件可以证明。今则露骨的不承认出钱原则，而且布露天下，咸使闻知，态度何等鲜明，何等坚决！无疑的这是三月二十日政变的影响。香港帝国主义从此重行抱持强硬的态度，以至于后来的“中英谈判”，仍坚决的把罢工问题撇开，我们在后面再说。

这次省港罢工，本有极大的直接胜利的可能性，然而有了三月二十日的政变，这种可能性完全取消了。

罢工与北伐

北伐是中国革命过程的一件大事，因为有了北伐，使中国革命发展到最高度，革命领土扩张到长江流域，中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很迅速的得到长足的进步。北伐自然是当时中国全国范围内革命高涨的需求，然而直接促进北伐则省港罢工实为很大的动力。广东统一以后，就开始了北伐的准备，虽然经过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的政变，但北伐终是革命的要求，终不能因任何障碍而阻止它的进行。六月，北伐出师了。在这次北伐中，省港罢工工人不用说是积极的参加。他们照东征南征一样，组织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师北伐。特别是运输队三千馀人，给予北伐军巨大的帮助。湘粤之交，为五岭山脉，崇山峻岭，道路异常险阻，又兼湿暑炎蒸，罢工工人重担渡岭，其困苦可知。也就因此，罢工工人病者好几百人。北伐军因得罢工工人这种帮助，出师异常迅速，八月便收复全湘，九月便直抵武汉，中国革命得到空前的发展。

中英谈判

因为北伐的原故，因为“得以进行本国统一革新之工作”的原故，罢工委员会同意国民政府致函香港政府提议商量解决罢工。六月五日，国民政府去函，香港帝国主义答复谓：“罢工已成过去事件，愿派代表商量排英货问题之解决。”国民政府回函声明罢工仍为政治上经济上一件要事，但亦可磋商广东人民业已维持一年以上之排英货运动的方法与手段。九月十五日，中英谈判终于在广州外交部实现了。第一次会议（十五日）只国民政府致了一篇欢迎辞。第二次会议（十六日）国民政府代表提出一意见书，大意是说广东人民发生排英货之直接原因，由于沙基惨案：沙基惨案之重要背景，由于上海“五卅”惨案。广东为什么有省港罢工与经济绝交之排英运动？因为“广州为中国民族主义最大中心点，无怪其于此案坚持民族主义以相对峙，而视为中国民族主义与外国帝国主义间斗争之显著表示也”。中国以民族主义办外交，并坦直指斥帝国主义，这算是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一次。此外并质问为什么香港对广东实行经济财政封锁？为什么拒绝国民政府在沙基惨案发生后所提议的解决条件？第三次会议（十九日）英国代表提出答复书，谓“五卅”屠杀是自卫行动；沙基惨案系中国先开枪；省港罢工系少数人强迫；香港并未封锁广东。第四次会议（二十一日）国民政府代表提出反驳书，引证据理，指斥其推诿图赖。谈判到此，国民政府提出解决办法，组织一公正的第三者考察法庭，惟此事须延宕时日，如为早日恢复两国关系计，主张两方协力分任担负：第一，应保障不再有类似沙基惨案发生，此种保障，在于整顿沙面海陆驻兵，并限制英国炮舰停泊国民政府领土河面；第二，根据极公平原则，抚恤沙基惨案死伤者家属；第三，解决因香港广东通常关系破裂所发生的大失业问题，应筹备大宗款项。英国代表对组织第三者考察法庭表示须请示本国政府；对早日恢复关系之三条件，表示反对，并声言解决问题不能包含赔偿在内。国民政府代表表示让步，提议在第三者法庭未成立以前，应行借款，此项借债，双方分别担任，如将来英国在第三者法庭得到胜利，香港担负之借款，由国民政府偿还。英国代表表示反对，提议实业借款贷予中国，以为黄埔开埠之用，而以建筑粤汉、广九两铁路接轨为条件，其监督借款则依照广九铁路协约，雇用英国总工程师总管账各一人。此日，罢工委员会偕同广东工农商学各界召集十万馀人之示威大会，发布力争沙基惨案与省港罢工条件的宣言。第五次会议（二十三日）双方以其提议写成条文，继续讨论，双方皆表示须请示本国政府，而中英谈判就此告一段落。其名延期，实则破裂。总而言之，中英谈判虽为广东自有独立政府以来第一次与外国开的对等会议，为国民政府的新纪录，但对于罢工解决是毫无结果。

取消对香港的封锁

中英谈判延期以后，罢工委员会发出致全国同胞书、致海外华侨书、致全国工会书、致世界工会书、致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书，除叙述中英谈判经过外，请教三事：

一　其将不念先烈沉冤，无条件屈服乎？

二　抑将不但屈服，且进而接受英国所提出的实业借款条件乎？

三　或不愿屈服，须再接再厉，继续奋斗，以求最后之胜利乎？

对于三条道路，罢工委员会说：“因我等罢工，事关民族问题，并非纯属我等一己问题，何去何从，毫厘千里，故不能不要求海内外同胞立予决定者也。”罢工委员会又申明：“我等奋斗，牺牲一切，本身利害，久非所计，如荷同胞指示，我们惟敬谨遵循，虽赴汤蹈火，决不瞻顾。”罢工委员会发出这信之后，各方面纷纷回答，都说“应当继续奋斗，誓为罢工后盾，以求得最后之胜利”。

本来罢工委员会有好几次准备收束罢工。当一九二五年八月廖仲恺被刺的前后，曾有一度准备，因那时“五卅”运动，在北方各地已依次低落，广东孤军奋斗，如何做得？于是而有“北上外交代表团”之发起，由各界各出代表二人及罢工代表八人共同组织之，将省港罢工所提的政治条件交付此代表团联合全国去争，而罢工委员会只与香港解决经济条件便可复工。但此种准备，一方面固然因香港帝国主义一时还不愿意解决，一方面确因当时东征南征，须要罢工封锁香港，将帝国主义对于反革命派之援应斩断，好让我们关起门来在家里捉贼，所以第一次准备收束罢工的计划就作罢。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大会的前后，我们又有一次准备收束罢工，因东江南路均已收复，我们须准备北伐工作，如果香港帝国主义接受相当条件，亦可复工，故当时广东方面派一重要官员到香港，作非正式之探询；香港亦曾派一重要官员到广州，非正式的表示要将罢工条件分为政治经济二部，广东方面答应如经济方面原则上能承认，分开亦无不可；后来香港方面对于恢复工作一层，因谓商店倒闭，无业可复，完全复工，有些困难，广东方面表示可以相当让步。但因国民党大会后广东政局有新的酝酿，右派纷纷回粤，香港帝国主义因为有新的希望迁延解决，我们亦拟维持罢工，以预防右派的叛逆行动的发生，因为罢工工人经常聚集广州者近五六万人之多，造成一种革命的浓厚空气，实在是镇压右派的一种力量，所以第二次准备收束罢工的计划又作罢。三月二十日政变发生了，民族资产阶级乘机进攻，此时当然我们不愿即于收束罢工，自己解除武装。到五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前后，我们因急于需要出师北伐，又有一次准备收束罢工。劳动大会提出由国民政府、香港政府、广州商人、香港商人和罢工委员会五方面举出代表组织委员会，商量解决罢工。这个五方面共同组织的委员会，亦含有打破香港方面谣言的作用，因为当时香港有一种谣言说：“香港出钱未为不可，不过恐其落在罢工领袖及过激派手中，仍里为继续反对香港之用。”罢工委员会曾以此办法，怂恿广州商人派两代表到香港，征求香港商人同意，并托其转征香港政府同意，结果是香港帝国主义者置之不理，所以第三次准备收束罢工又作罢。陈独秀、魏琴当时大骂广东的党部“太左，自始至终就无半点意思收束罢工，简直是胡闹”！据他们的意思，应该无条件解散罢工。自然他这种意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赞同。但当时谭平山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宣布：“省港罢工终止了！”省港罢工在广州分明没有终止，而他们却在上海宣布已经终止，这简直是工贼的作用。

七月北伐出师了，而且所向克捷，收复全湘，直趋武汉，我们此时以为时机已至，决定自动的收束罢工，首先是取消对香港的封锁。取消对香港封锁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广州沿海农民的让步。自罢工以来，封锁香港，所以沿海一带农产物一律禁止出口。当罢工初起时，罢工纠察队封锁海口，的确得农民的帮助不少，当时爱国热潮甚高涨，农民也卷入这个热潮之中。但封锁实在太长久了，农产物停滞不能出口，农民当然大感不安，到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后，农民与纠察队在海口常常发生冲突，因为农民偷运农产物出口，纠察队当然截留。此时正是新农产物上市时期，农民非得出口不行。罢工纠察队封锁以来，在各海口常常发生战争，如沙鱼涌之战，纠察队与铁甲队死者数十，是香港以兵舰飞机巨炮协助土匪干的。太平之战，纠察队死者八人，是香港指使当地奸商土匪干的。中山之战，纠察队全队覆灭，是香港以机械资助土匪干的。其他还有白鹅潭之战，淡水之战，前山之战，大概都是奸商土匪协同干的。在这些战争中，农民还有帮助纠察队的，至少是守中立。但到此时便不然了，农民反对纠察队，如宝安，好几个邻近英界的村庄农民，简直与纠察队取了武装对抗的形势，虽被纠察队征服了，但农民不平之气确是与日俱增。这一点也是逼得我们不得不取消封锁的。

关于取消封锁自然需要收束罢工有一根本解决才行，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对此问题经过郑重的讨论。罢工委员会提出办法，在关税上附加二五税，以此税作为收束罢工之用。每一罢工工人先领一百元，到各处寻找工作，最好到香港寻找工作，六个月后，如不能寻找工作，可以回广州，罢工委员会依然供其宿食。二五附加税当然不是一次便够发给所有罢工工人，可分五批发给：每批二万人，以五个月发齐。此问题决定后，以二五附加税由政府通知各国领事，期在必行，各帝国主义无法，只得在罢工工人这种伟大权威之下承认了。

于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罢工委员会召集广州各界群众大会，宣布取消对香港封锁，并宣言“我们对香港封锁的取消，是为了将来根本收回香港的准备”。

十月十一日，便于海关附近另建二五附加税征收机关，由政府与罢工委员会共同组织，开始征收。

于是对于省港封锁，便这样的告一结束。

二五附加税是由省港罢工开始的，这又是中国革命史中的新纪录。此例一开，不仅国民政府领土内一切海关照例举行，就是当时北方军阀亦向帝国主义要求援例开办，罢工工人所争得的果实，不期军阀也能得受实惠，真是出人意料之外。

此后省港罢工便办理结束，实际上罢工并没有完结，罢工委员会一切机关依然存在，罢工食堂与宿舍亦一律存在，一直到一九二七年整个国民党叛变以后，汪精卫回粤，知省港罢工工人为一不可侮的势力，于十月方用武力强迫解散罢工工人，罢工才算完结。所以正确计算，省港罢工从一九二五年六月起，应算至一九二七年十月为止，共计两年零四个月。

这次罢工的意义与教训

这是一个为世界职工运动有史以来所未闻见的长期罢工，它的意义的确超过“罢工”以上。很明显的这个罢工在中国大革命的广东时代，无疑的起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省港罢工委员会本身的确有独立的政权性质（香港帝国主义所骂的“第二政府”），它当时在南中国的确成了各社会民众团体的总领袖，它在广东的地位的确有举足轻重之势，它的影响的确是巨大无比。也就因此使广东方面全省工人组织起来，全省农民（九十四县之中有八十五县）也组织起来。共产党由四百馀人的小团体一变而为上万数的真正群众的政党；以致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政治上得到巨大的威信。幼弱的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更是得到省港罢工的帮助，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统一了广东，实行了北伐，使革命高潮推向前进。所以省港罢工的意义，的确是不能以“罢工”的意义来解释的，因为它超过了“罢工”的意义以上了。

省港罢工的策略是不是有错误呢？如就罢工范围内所有主要的策略来说，我们直到现在始终还未发现错误，认为是正确的。关于个别的局部错误，当然是不免的，但与根本策略无关。的确省港罢工所采用的策略达到了最高的形式，不是工厂范围的形式，也不只是国内范围形式，而是国际范围的形式，这在中国，这种罢工策略之最高形式，应该说是自省港罢工才开始的。我们要说这些策略便是我们的教训，读者可自去领会，这里不重说了。

省港罢工遗传下来的种子，直接影响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广州公社的诞生。

注释

1. 出自《国家与革命》第一版跋。
2. 中国共产党是成立于一九二一年。此处及第二章所说“一九二○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是指共产主义小组而言。
3. 据当时报纸和一九四九年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出版的《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史》所载，均为三月一日。即举世闻名的朝鲜“三一”运动。本书所载二月，当系三月之误。
4. 蒋先云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国民政府军队北伐河南时作战牺牲。
5. 据一九二六年五月出版的《向导》周报第一百五十五期所载，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有组织的工人二十万。
6. 据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民国大学出版的《五卅惨案调查记》所载：死者八人，受伤者十六人，被拘捕者七十五人。
7. 根据一九二七年六月上海建国书店出版的《工人运动》所录该决议案原文，本书此处遗漏如下的几个字：“斗争中，各国资产阶级”。
8. 据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一百一十五期刊载的罗亦农五月九日广州通讯《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始末》一文所记为张纛。
9. 据同上刊物所载为马超俊。
10. 据同上刊物所载为苗凤鸣。
11. 据同上刊物所载为谌小岑。
12. 据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民国大学出版的《五卅惨案调查记》所载：据当时地方警察厅和地方检查厅两厅的调查：死者十名，受伤者二十一名。后据学生会调查：阳逻捞获被枪杀之尸体二十五具，连同前十名共死约近四十人。
13. 铁路工人和海员工人的罢工对平定刘杨战争的巨大支援，按著者原来的编写计划是要写在“广东时代极盛期”一章（见“著者申明”）中，后来因著者忙于革命的实际工作，原来的编写计划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