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
|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 作者：陈独秀 1931年5月1日 |
1、过渡期中反对派之总任务
编辑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第六次世界大会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中国革命做了根本错误的估量。他们隐讳中国革命经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领导所遭受的悲惨失败的事实，宣告革命的形势之依然存在（“两个浪潮之间”），而继续其武装暴动及组织苏维埃政策。
其实，1925——27中国第二次革命始而经过上海“四一二”与广州“四一五”的屠杀，继而经过武汉反革命的政变，最后又经过广州暴动的失败，在政治上陷于无出路的状态，散处在乡村的农民便失去了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资产阶级在打败革命之后，便得以设立起——纵然他本身不甚容易——反革命的统治；已为革命所动摇的帝国主义统治便又巩固起来。
二三年来，史大林派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混合政策的领导，只有更加削弱革命势力。我们目前仍是处在了上一次革命早经结束下一次革命尚未到来的两个革命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将延长好久，我们不能预言，它受许多国内和国际的因素所影响，但第三次革命的到来是必然的，在第二次革命失败的情况之下，已完全埋伏著它的种子。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就是：明了的了解革命失败的原因；正确的估计现时的形势；团结无产阶级先锋队中最坚决勇敢而能坚持的分子；在过渡时期要求之基础上重新与群众发生联系；并且在各种社会生活中准备工人阶级走向第三次中国革命。
2、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
编辑第二次中国革命在1927年连遭三种模范的失败——上海、武汉、广州，这三次失败，都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最根本的错误政策的直接产品。在以下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四个问题中，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路线达到十足的实现：
（1）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被引导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而且史大林派和马尔丁诺夫用种种胡诌哲学的“工农党”甚至“四个阶级联盟”隐蔽该党的资产阶级性，因此无产阶级在最紧急关头没有自己的政党，尤其甚者，所谓共产党反变成资产阶级欺骗工农的辅助工具。在世界革命运动史中从未有过类似这样的罪恶，此应由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灵魂——史大林负其全责。
现在印度、高丽及其他国家正在培植新的国民党式的“工农党”，因此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根据第二次中国革命的经验，认为应该郑重宣言：
“无论何时和无论在何种条件之下，无产阶级的政党均不能加入别一阶级的政党或同别阶级混合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之绝对独立，是共产主义政策之基本的和先决的条件。”
（2）帝国主义及殖民地资产阶级问题：共产国际错误政策之理论根据，是认为帝国主义的压迫，可以使一切“进步”的阶级携手同进，换言之，照史大林在共产国际的理论，帝国主义的压迫，似乎取消了阶级斗争的法则，实际上帝国主义对中国之经济、政治，军事的侵略，恰使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异乎寻常的程度。
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基本农业经济中，与封建形式的剥削发生了有机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他们在上层与世界财政资本也是有机的不可分离。中国资产阶级同样的不能解除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形式与国际帝国主义的关系。
资产阶级和最反动的封建军阀的冲突与外国帝国主义的冲突，比起他们与工人和贫农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在最后一分钟内，永远退至不重要的地位。
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恃以反对中国工农的，是有国际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为后援，他们比任何的资产阶级更要迅速的残忍的将阶级斗争变为国内战争，以屠杀工农。
共产国际领导的最重要的历史罪恶，莫过于帮助资产阶级骑在中国工农的头上，而且掩护它以抵制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之攻击。在一切革命运动史中资产阶级还未有过如史大林的领导拥护中国的资产阶级的这样一个盾牌。
反对派请中国工人全世界工人注意以下的事实，在蒋介石的叛变以前，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曾及时的警告过对于革命将准备著的屠杀。而史大林派在蒋介石叛变前数日，不惟得意的劝人信任和拥护蒋介石，而且对于反对派施以极野蛮的压迫。
过去的反动的传说谓“民族”资产阶级能领导民众进行革命斗争，现在如有人赞成、宣传或辩护此种意见，中国反对派即宣布他是叛贼。只有中国无产阶级领导被压迫群众，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夺取政权，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革命的任务，此外没有别的任何道路。
（3）关于小资产阶级及农民问题：关于此对于中国及东方各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共产国际的政策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了孟什维克主义的曲解。我们反对派说无产阶级应与小资产阶级有革命的联盟，我们指的是被压迫阶级的几千万几万万的城市与乡村的贫民；共产国际领导的所谓小资产阶级，乃指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主要的是知识分子，他们（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以民主政党和团体的名义利用城市及乡村贫民，在紧急关头即将他们卖给大资产阶级；我们所谓的联盟，不是联合汪精卫反对蒋介石，而是联合一切劳苦群众反对汪精卫和蒋介石。
（4）苏维埃问题：布尔什维克关于苏维埃的理论为机会主义的曲解所代替以后，又辅以盲动冒险主义的实际。
在东方各国以及西方各国，苏维埃是一种组织形式，在广大的革命高潮时期即应组织。一般苏维埃的发生，是一种罢工委员会的组织，以后渐扩大其机能和在群众眼中渐提高其威信，在第二期它成为革命暴动机关，最后，在暴动胜利后，成为革命政权机关。
共产国际史大林的领导妨害中国工农组织苏维埃，有意剥削他们（工农）的地位，在资产阶级面前解除他们的武装，使资产阶级有摧残革命的可能。以后在1927年十二月企图在二十四小时内组织苏维埃，这只是一种冒险罪恶，反使军人更可肆无忌惮的屠杀英勇的广州工人。
以上是史大林的共产国际领导在中国的根本罪状。总括言之，它以最完全最彻底的孟什维克主义代替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失败，首先就是孟什维克战略的失败。不过这次他是戴著布尔什维克的假面具，无怪全世界社会民主党关于此问题都和史大林布哈林同情一致。
不整个的了解这些中国无产阶级付了极巨代价所得的教训，我们即不能前进。中国反对派完全立足于这些教训之上。
3、过渡时期与我们的策略——自1927年来，反革命的形势代革命的形势而起，中国资产阶级在屠杀民众后，不得不容忍军事独裁，一方面因为资产阶级与平民群众间有不可调和的极端的对抗，另方面因为中国资产阶依赖帝国主义，因此它不能领导革命的民众，不能实行民主会议制度，在“训政”时期的临时政权组织之下，建立各系军人的统治。这些各系军人代表各派资产阶级之特别的及地方的利益，彼此互相冲突和公开战争。这些战争并非表示资产阶级之最后的崩溃，而正是压平革命的后果。
但是军事独裁，军阀战争，以至国民党的“训政”，毕竟不能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故在没有革命危机的情形之下，资产阶级也企图利用“民主的”统治形式，尽可能地来抑制军人，使国家政权更经济的更便利的为它使用。它尤其须要有一个相当的国家主权以便与帝国主义办妥协的条件（特别要订立借款条约）。它以为若能成功的利用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并取得更有利的与帝国主义妥协，则它更容易使国民党军阀屈服于集中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关。
国际帝国主义为开辟中国市场以挽救其经济危机，亦必须要暂时妥协，帮助中国资产阶级，经过资产阶为中介，更加压抑中国劳苦群众于地下。
国际帝国主义的剩除资本，可以造成中国的经济复兴，目前国民党之召集国民会议亦即是适应这种要求。但是这种前途，受著国内外一切因素之影响，其结果将引起各种矛盾之紧张。
反动的卑怯的资产阶级不仅只能召集一个选举标准很高的国民会议，并且还不敢骤然放弃国民党的“训政”。即在这样的国民会议召集之前，资产阶级不得不加紧剿除暴动的农民，剥夺共产党的政治权利，施行紧急治罪法，加重对工人和学生的压迫，颁布专制主义的出版法，因此资产阶级这一立宪政治的企图不仅要引起其内部各派之冲突，并且要招致贫民群众之激烈的反抗，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而斗争。
现在反革命的形式仍继续加深，这种行程的最明显的表现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三年来党的群众基础，尤其是党本身的无产阶级成分日益削弱。错误的政治路线每步均与事实背道而驰，将继续毁坏中国共产党，假使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不能获得关于党的政策上及党制上之根本变迁，则共产党将必趋于灭亡。
共产国际的领导继续掩饰其错误，即在中国劳动阶级中替社会民主党及无政府党这两个敌人开辟道路，只有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同时进行反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此两者都是史大林派之下的必然产物）之不可调和的斗争，才可以使革命运动免去这两个相互为用的敌人之危险。
现时中国没有广大的群众的革命运动，工人斗争还是限于经济的范围，并且带防御性质，依据于特殊条件而存在著的贫农游击队，固是中国革命具有向心势力和广大可能性之证明，但在工业的中心城市消沈之下，没有胜利的机遇，因此现在还是反革命时代。我们应当向将来的革命运动进行我们的准备，我们应当在过渡时期要求之基础上，尽可能吸引多量工人。联合贫农参加国内政治生活。
苏维埃口号在现时若是实行的口号，则只是冒险和高调。史大林派的领导，企图依靠乡村散乱的游击队来组织红军并创立苏维埃政府，以对抗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官僚主义冒险政策。我们认为必须到了无产阶级统治了国内诸重要工业和政治中心，然后才有组织红军及在乡村建立苏维埃制度之必须的前提。
反对国民党的“训政”和军事独裁，必然采用过渡的民主要求，如要求召集自由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普选而产生的全权的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保障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内各民族的自决权。
现在国民党召集其御用的国民会议，正需要我们拿出普选的全权的国民会议号召工人及平民群众与之对抗，并提出我们的政纲。
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否决了过渡时期之革命的民主口号，陷中国共产党于无口号的状态，因之使它不能在反革命时期进行动员群众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反对此种无生气的政策。我们预言当工人开始脱离现时的麻木状态时，工人必然提出民主主义的口号。若共产党置之不理，则政治斗争的复兴，将有利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政党，甚至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亦可以用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及劳资协调等口号，经过它所豢养的工会官僚以麻醉工人。
自然国民会议以及一切民主口号最易引起机会主义的曲解。就是对国民会议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的史大林派，在抵制不了时，一定又会跟在小资产阶级之后，将民主口号加以非革命的和妥协的曲解。因此我们必须预先指明的：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争取会议制的和平发展，也不是在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是要求走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民主口号的根本意义，就在能够引导至这一道路，只有这一道路才是解决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任务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线的真正道路。
4、中国革命的前途
编辑现时尚难预言革命高潮将于何时及依何种道路发生。中国资本主义有向前进一步发展之可能。这种发展自然是在奴隶的资本主义形式之下。
经济复兴即使是微弱的和时间很短的，将重新集合工人到工厂，提高他们阶级自信力，造成组织工会和扩大共产党影响之条件。工业复兴无论如何不能取消革命，正是相反，其结果将重新引起一切未解决问题的紧张，加紧现时暂归沈寂的阶级间的对抗（军人，资产阶级和民主政党之间，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最后工人阶级和全体资产阶级之间）。工业复兴将中国民众从消沈的被压迫状态中拯救出来，以后不可免的新的经济恐慌，将成为新的推动力。当然国内外的因素，可以妨碍或加速此种过程。
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不受现成的死板系统之束缚，他的责任是在研究国内生活和国际背景的实际发展，一切策略上的伸缩当与每一新阶段实际环境相适应，我们的战略的总路线是夺取政权。
第三次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是要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政权一开始就要坚决的动摇和推翻城乡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史大林派借口民主任务尚未完成，而以为未来的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且提出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以抵制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第二次革命的失败，总未解决其最直接的任务，但反革命胜利的结果，使经济上占优势的民族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成为革命的死敌；同时中国农村受大革命的激荡，阶级分化更为尖锐，富农已成为农村斗争的对象，这就表示未来革命道路上，不仅是大资产阶级而且小资产阶级也不能产生一种政治力量或政党或政治派别，使无产阶级可以与之携手合作，以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工农民主专政，实质上仍是资产阶级专政，它将来在第三次革命中，只能替资产阶级开放门户，让其绞杀革命，1927年十二月广州无产阶级已经在实际上给这口号以反驳，我们要坚决地反对此种反动的“工农民主专政”口号，我们认为将来中国以及东方各国的革命，只有领导城乡贫民群众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证其胜利。
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一定将中国革命化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一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及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都只有在世界革命胜利之条件下，才可思议。史大林派借口中国未具备社会主义最低限度的经济基础，而固守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反对派将这种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推翻得干干净净！
5、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派及反对派目前的任务——因1923年德国无产阶级之失败，战后资本主义之一时期的稳定，特别是史大林派领导机关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使国际工人运动发生右倾，且促成共产主义运动中之分派，1926年英国工人运动之失败，苏联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之增长，1925年——27年中国革命之失败更加深了此种过程。现在的整个的共产党国际中已存在著右中左三派。右派是社会民主主义在共产主义之影响下之代表；左派是马克思列宁的革命传统之承继者；中派则动摇于二者之间。中派乘整个右倾的趋势与右派联盟，霸占党以及国家（苏联）的机关迫害左派。因此，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更当坚决的攻击右派，同时鞭打中派使之不致公开的走向背叛的道路。此外还有一个分量较轻的极左派（如乌尔邦斯所领导的），他们差不多已走出了共产主义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差不多一走上斗争的舞台就在机会主义领导之下，革命的严厉失败，共产党在组织上与政治上之削弱，都不能不累及左派反对派之发展。加之中派官僚机关对于左派反对派无理的压迫与封锁，更加增反对派斗争之困难条件，但是中国反对派建立于过去大革命的经验之上，在国际左派反对派领导之下，必然能够并且已经团结无产阶级先锋队中之最优秀分子，以执行它的历史的任务。
中国反对派是一个小组织，其目的就是站在马克思和列宁的真实基础上复兴共产国际。为著同样的理由，它绝不与共产党的活动隔绝，它在每个问题中采取它的态度，它在示威罢工等斗争中无情的批评正式党领导之政策的错误，并以它自己的信仰，不对正式的领导作任何的让步。
根据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之国际的联合及国际的集中的领导。是每个国家中一个正确的革命政策之必须的前提。
中国反对派目前的任务是：
1、统一左派反对派创立坚强集中的反对派小组织。
2、尽量介绍国际反对派的理论，建立集中而坚强有力的政治理论的机关报。
3、在主要的工业区域之重要产业中，重新建立党的核心（支部）。
4、在革命的彻底的民主口号之下，重新与群众发生联系，并在各个社会生活中，准备工人阶级走向第三次革命。
5、与国际左派反对派的集中组织发生经常的与密切的联系。
只有此种小组织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在共产党内党外，公开而勇敢的前进，才可挽救共产国际于变节及灭亡，使其回复到马克思和列宁的路上来。
1931年5月1日统一代表大会通过
陈独秀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