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史

中国革命史
作者：孙中山
1923年11月

　　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乙未遂举事于广州，辛亥而民国肯成。然至于今日，革命之役犹未竣也。余之从事革命，盖已三十有七年于兹，赅括本末，胪列事实，自有待于革命史，今挈纲要述之如左。

一、革命之主义

　　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以后，革命之事赏，已数见不鲜矣！其在欧洲，则十七、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礡于世界。不独民主国为然，即君主国之所以有立宪，亦革命之所赐也。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绩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分述于左：

　　一、民族主义：观中国历史之所示，则知中国之民族，有独立之性格与能力。其与他民族相遇，或和平而相安，或狎习而与之同化。其在政治不修及军事废弛之时，虽不免暂受他民族之蹂躏与宰制，然率能以力胜之。观于蒙古宰制中国垂一百年，明太祖终能率天下豪杰，以光复中国，则知满洲宰制中国，则中国人必终能驱除之。盖民族思想，实吾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铄者也。馀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诸民族也。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

　　二、民权主义：中国古昔有唐虞之禅让，汤武之革命，其垂为学说者，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所谓“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立国之制，不可不取资欧美。欧美诸国有行民主立宪者，有行君主立宪者；其在民主立宪无论矣，即在君主立宪，亦为民权涨进君权退缩之结果，不过君主遗迹犹未划绝耳。余之从事革命，以中国非民主不可、其理有三：既知民为邦本，一国之内人人平等，君主何复有存在之馀地，此自学理言之者也。满洲之入据中国，使中国民族处于被征服之地位，国民之痛，二百六十馀年如一日，故君主立宪在他国君民无甚深之惑感者，犹或可暂安于一时，在中国则必不能行，此自历史事实而言之者也。中国历史上之革命，其混乱时间所以延长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为，遂相争相夺而不已。行民主之制，则争端自绝，此自将来建设而言之者也。有此三者，故余之民权主义，第一决定者为民主，而第二之决定，则以为民主专制必不可行，必立宪然后可以图治。欧洲立宪之精义，发于孟德斯鸠，所谓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是已。欧洲立宪之国，莫不行之，然余游欧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如选举之弊，决不可无以救之。而中国相传考试之制、纠察之制，质有其精义，足以济欧美政治、法律之穷。故主张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更采直接民权之制，以现主权在民之实，如是余之民权主义，遂圆满而无憾。

　　三、民生主义：欧美自机器发明，而贫富不均之现象，随以呈露，横流所激，经济革命之焰，乃较政治革命为尤烈。此在吾国三十年前，国人鲜一顾及者。余游欧美，见其经济岌岌危殆之状，彼邦人士方焦头烂额而莫知所救。因念吾国经济组织，持较欧美，虽贫富不均之现象无是剧烈，然特分量之差，初非性质之殊也。且他日欧美经济之影响及于我国，则此种现象，必日与俱增。故不可不为绸缪未雨之计。由是参综社会诸家学说，比较其得失，觉国家产业主义，尤深稳而可行。且欧、美行之而焦头烂额者，吾国行之实为曲突徙薪。故决定以民生主义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同时并行，将一举而成政治之功，兼以塞经济革命之源也。　

　　综上所说，则知余之革命主义内容，赅括言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已。苟明夫世界之趋势，与中国之情状者，则余之主张，实为必要而且可行也。

二、革命之方略

　　专制时代，人民之精神与身体，皆受桎梏，而不能解放。故虽有为国民利害著想，献身以谋革命者，国民不惟不知助之，且从而非笑与漠视之，此事之必然者也。虽欲为国民之向导，然独行而无与从，虽欲为国民之前锋，然深入而无与继续。故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之势力外，不能不兼注意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为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第一为破坏时期，在此时期内，施行军法，以革命军担任打破满洲之专制，扫除官僚之腐败，改革风俗之恶习等。第二为过渡时期，在此时期内，施行约法（非现行者），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以一县为自治单位，每县于敌兵驱除战事停止之日，立颁约法，以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以三年为限，三年期满，则由人民选举其县官，或于三年之内，该县自治局已能将其县之积弊扫除，如上所述者，及能得过半数人民能了解三民主义，而归顺民国者，能将人口清查，户籍釐定，员警、卫生、教育、道路各事照约法所定之低限程度而充分辨就者，亦可立行自选其县官，而成完全之自治团体。革命政府之对于此自治团体，只能照约法所规定，而行其训政之权，俟全国平定之后六年，各县之已达完全自治者，皆得选代表一人，组织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以五院制为中央政府，一曰行政院，二曰立法院，三曰司法院，四曰考试院，五曰监察院。宪法制定之后，由各县人民投票选举总统，以组织行政院。选举代议士，以组织立法院。其馀三院之院长，由总统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对总统及立法院负责，而五院皆对于国民大会负责。各院人员失职，由监察院向国民大会弹劾之。而监察院人员失职，则国民大会自行弹劾而罢黜之。国民大会职权，专司宪法之修改，及制裁公仆之失职。国民大会及五院职员，与夫全国大小官吏，其资格皆由考试院定之。此为五权宪法。宪法制定，总统议员举出后，革命政府当归政于民选总统，而训政时期于以告终。第三为建设完成时期，在此时期施以宪政，此时一县之自治团体，当实行直接民权。人民对于本县之政治，当有普通选举之权、创制之权、复决主权、罢官之权。而对于一国政治，除选举权之外，其馀之同等权，则付托于国民大会之代表以行之。此宪政时期，即建设告竣之时，而革命收功之日也。革命方略大要如此。果能循此行之，则不但专制馀毒，涤除净尽，国民权利，完全确实，而国员建设之能力，亦必稳健而无虞。何效有政客之播弄，与军人之横行哉！故革命主义，必有待于革命方略，而后得以完全贯彻也。

三、革命之运动

　　余之从事革命，建主义以为标的，定方略以为历程，集毕生之力以赴之，百折而不挠，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趋于一主义之下以同致力，于是有立党；求举国之人民，共喻此主义，以身体而力行之，于是有宜传；求此主义之实现，先破坏而后有建设，于是有起义。革命事业，千头万緖、不可殚述。要其荦荦在此三者，分述于左。

　　（一）立党　乙酉以后，余所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甲午以后，赴檀岛美洲，纠合华侨，创立兴中会，此为以革命主义立党之始。然同志犹不过数十人耳。迄于庚子，以同志之努力，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始并合于兴中会，会员稍稍众，然所谓士林中人，为数犹寥寥焉。庚子以后，满洲之昏弱，日益暴露，外患日益亟，士夫忧时感愤。负笈欧、美、日本者日众，而内地变法自强之潮流，亦逐澎湃而不可遏。于是士林中人，昔以革命为大逆无道，去之若浼者，至是亦稍知动念矣！及乎乙巳，余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余于是揭橥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为号召。而中国同盟会于以成立，及重至日本东京，则留学生之加盟者，除甘肃一省未有留学生外，十七省皆与焉。自是以后，中国同盟会逐为中国革命之中枢，分设支部于外国各处。尤以美洲及南洋为盛。而国内各省、亦由会员分往，秘密组织机关部，于是同盟会之会员，凡学界、工界、商界、军人、政客、会党无不同趋于一主义之下，以各致其力。迄于辛亥，无形之心力且勿论，会员为主义而流之血，殆遍沾洒于神州矣！

　　（二）宣传　余于乙未举事广州，不幸而败，后数年，始命陈少白创《中国报》于香港，以鼓吹革命。庚子以后，革命宣传骤盛，东京则有戢元成、沈蝤斋、张溥泉等发起《国民报》。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借《苏报》以主张革命。邹容之革命军，章太炎之驳康有为书，尤为一时传诵。同时国内外出版物为革命之鼓吹者，指不胜屈，人心士气，于以丕变。及同盟会成立，命胡汉民、汪精卫、陈天华等撰述见报。章太炎既出狱，复延入焉。《民报》成立，一方为同盟会之喉舌，以宣传主义；一方则力辟当时保皇党劝告开明专制、要求立宪之谬说。使革命主义，如日中天，由是各处支部，以同一目的，发行杂志、日报、书籍。且以小册秘密输送于内地，以传播思想，学校之内，市肆之间，争相传写，清廷虽有严禁，未如之何。　

　　（三）起义　乙未之秋，余集同志举事于广州，不克，陆皓东死之，被株连而死者，有丘四、朱贵全二人，被捕者七十馀人，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与焉，遂瘦死狱中，此为中国革命军举义之始。庚子举事于惠州，所向皆捷，逐占领新安、大鹏以至惠州、平海一带沿海之地，有众万馀人，郑士良率之，以接济不至而散。同时史坚如在广州，以炸药攻毁两广总督德寿之署，谋歼其众，事败，被执遇害。自后革命风潮，逐由广东及于全国，湘南黄克强、马福益之举事，其最著者也。及同盟会成立之翌年，岁次丙午，会员举事于萍乡醴陵，于是革命军起，连年不绝，其直接受余之命令以举事者，则有潮州黄岗之役、惠州之役、钦廉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云南河口之役。盖丁未、戊申两岁之间，举事六次，前仆后继，意气弥厉，革命党之志节与能力，逐渐为国人所重。而徐锡瞵、秋瑾、熊成基之举事于长江，亦与两广遥相辉映焉。其奋不顾身以褫执政之魄，则有刘思复之击李准，吴樾之击五大臣，徐锡瞵之击恩铭，熊成基之击载洵，汪精卫、黄复生等之击摄政王，温生财之击孚琦，陈敬岳、林冠慈之击李准，李沛基等之击凤山，其身或死或不死，其事或成或不成，然意气所激发，不特敌人为之瞻落，亦足使天下复夫廉，懦夫有立志矣！事势相接，庚戌之岁，革命军再挫于广州，至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黄克强率同志袭两广督署，死事者七十二人，皆国之俊良也。革命党之气势，逐昭著于世界，是年十月，武昌革命军起，而革命之功，于以告成。综计诸役，革命党人以一往直前之气，忘身殉国，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热心宣傅，多为学界，冲锋破敌，则在军队与会党，踔厉奋发，各尽所能，有此成功，非偶然也。以上三者，为其荦荦大者，他若外交之周旋，清廷阴谋之破坏，惟所关非细，不能尽录，留以待诸修史。

四、辛亥之役

　　 辛亥十月九日，革命军起义于武昌，拥黎元洪为都督，各省革命党人，不约而同，纷起以应，数日之内，光复行省十有五，遂于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举余为临时大总统。清廷命袁世凯与临时政府议和，遂使清帝退位，民国统一，余乃辞职，推蔫袁世凯于参议院，续任临时大总统焉。此一役也，为中国之大事，其得失利害，实影响于以后全体国民之祸福。不可以不深论也。　

　　此役所得之结果，一为荡涤二百六十馀年之耻辱，使国内诸民族一切平等，无复轧铄凌制之象。二为铲除四千馀年君主专制之迹，使民主政治，于以开始。自绝此役，中国民族独立之性质与能力屹然于世界，不可动摇。自经此役，中国民主政治，已为国人所公认，此后复辟帝制诸幻想，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此其结果之伟大，洵足于中国历史上大书特书，而百世皆蒙其利者也。

　　然以为此役遂足以现中华民国之实乎？则大谬不然，于何证之？以十二年来之已事证之。十二年来，所以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者，皆此役阶之厉也。举世之人，方疾首蹙额，以求其原因而不可得，余请以简单之一语而说明之，曰：此不行革命方略之过也。革命方略，前已言之，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军政时期，第二训政时期，第三宪政时期。此为荡涤旧污，促进新治，所必要之历程，不容一缺者也。民国之所以得为民国，胥赖于此。不幸辛亥革命之役，忽视革命方略，置而不议，格而不行，于是根本错误，枝节横生，民国遂无所恃以为进行，此真可为太息痛恨者也！今举其害如左。

　　（一）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末由荡涤，新治末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此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

　　（二）军政时期及训政时期，所最先著重者，在以县为自治单位。盖必如是，然后民权有所托始，使主权在民之规定，不至成为空文也。今于此忽之，其流弊遂不可胜言。第一、以县为自治单位，所以移官治于民治也。今既不行，则中央及省，仍保其官治状态，专制旧习，何由打破？第二、事之最切于人民者，莫如一县以内之事，县自治尚未经训练，对于中央及省，何怪其茫昧不知津涯。第三、人口清查，户籍釐定，皆县自治最先之务。此事既办，然后可以言选举，今先后颠倒，则所谓选举，适为劣绅土豪之求官捷径，无怪选举舞弊，所在皆是。第四、人民有县自治以为凭借，则进而参与国事，可以绰绰然有馀裕。与分子构成团体之学理，乃不相违。苟不如是，则人民失其参与国事之根据，无怪国事操纵于武人及官僚之手。以上四者，情势显然，临时约法，既知规定人民权利义务，而于地方制度，付之阙如，徒沾沾于国家机关，此所谓合九州之铁铸成大错者也。

　　（三）训政时期，先县自治之成立，而后国家机关之成立，临时约法，适得其反，其谬已不可救矣。然即以国家机关之规定论之、惟知袭取欧、美三权分立之制，且以为付重权于国会，即符主权在民之旨，曾不知国会与人民，实非同物。况无考试机关，则无以矫选举之弊，无纠察机关，又无以分国会主权，驯至国会份子，良莠不齐，熏犹同器。政府患国会权重，非劫以暴力，视为鱼肉；即济以诈术，弄为傀儡。政治无清明之望，国家无巩固之时，且大乱易作，不可收拾。

　　以上所述，皆十二年之扰攘情状，人人所共见共闻者。寻其本源，何莫非不行革命方略有以致之。余于临时大总统任内，见革命方略格而不行，遂不惜辞职，非得已也。

五、讨袁之役

　　辛亥之役，以不行革命方略，遂致革命主义无由贯彻，已如上述，在此情况之中，使当政府之局者，为忠于民国之人，亦无由致治，仅可得小康而已。余于袁世凯之继任为临时大总统也，固尝以小康期之，乃倡率同志，退为在野党，并自任经营铁路事业，盖以为但使国无大故，则社会进步，亦足以间接使政治基础臻于完固。如此，则民国之建设虽稍迟滞，犹无疑也。

　　袁世凯之所为，则无一不与民国为仇，其不轨之心日甚一日。袁世凯之出此，天性恶戾，反复无常，固其一端，然所以敢于为此者，一由革命方略不行，则缘之而生之弊害，绝不能免。人见弊害如此，则执以为党人诟病，谓民主之制，不适于中国。而党人亦因失其信用。一由专制之毒深入人心。习于旧污者，视民主政治为仇雠，伺瑕抵隙，思中伤之以为快。群趋重于袁世凯，将挟以为推翻民国之具，而袁世凯亦利用之，以自便其私。积此二者，袁世凯于是有刬除南方党人势力根据之计画，有推倒民治，恢复帝制之决心，于狙杀宋教仁，小试其端；于五国借款不经国会通过，更张其焰。东南讨袁军举事太迟，反为所噬。辛亥之役，革命军所植于国内之势力，遂以荡涤无馀。及乎国会解散，约法毁弃，则反形已具，帝制自为之心事，跃然如见矣！余乃组织中华革命党，恢复民国以前革命党之面目，而加以严格之训练。以辛亥覆辙，申儆党人、俾于革命之进行，不致彷徨歧路。自二年至于五年之间，与袁世凯奋斗不绝。及乎洪宪宣布，僭窃已成，蔡锷之师，崛起云南，西南响应，而袁世凯穷途末路，众叛亲离，卒郁郁以死。民国之名词，乃得绝而复苏。

　　经此一役，余以为国人应有之觉悟，其至低限度，亦当知袁世凯式之政治，不能存在于民国之内，必彻底以刬除之也。不期国人之意识，乃无异于辛亥。辛亥之役，以为在使清帝退位，则民国告成，讴歌太平，坐待共和幸福之降临，此外无复馀事。所有民国一切之设置，与旧制之更张，不特不以为必要，且以为多事。丙辰之役，以为但使袁世凯取消帝制，则民国依然无恙，其他袁世凯所遗留之制度，不妨萧规而曹随，似袁世凯所为，除帝制外，无不宜于民国者。甚至袁世凯所毁之约法，与所解散之国会，亦须力争，而后得以恢复，其他更无俟言。故辛亥之结果，清帝退位而止。丙辰之结果，袁世凯取消帝制而止。

六、护法之役

　　自民国二年至五年，国内之革命战事，可统名之曰讨袁之役，自五年至于今，国内之革命战事，可统名之曰护法之役。袁世凯虽死，而袁世凯所遗留之制度，不随以俱死，则民国之变乱，正无已时，已为常人意料所及。果也，会不期年，面毁弃约法，解散国会之祸再发，驯至废帝复辟，民国不绝如缕。复辟之变，虽旬馀而定；而毁法之变，则愈演愈烈。余乃不得不以护法号召天下。

　　夫余对于临时约法之不满，已如前述，则余对于此与革命方略相背驰之约法，又何为起而拥护之？此必读者所亟欲问者也。余请郑重以说明之，辛亥之役，余格于群议，不获执革命方略而见之实行。而北方将士，以袁世凯为首领，与余议和。夫北方将士与革命军相距于汉阳，明明为反对民国者，今虽曰服从民国，安能保其心之无他？故余奉临时约法而使之服从，盖以服从临时约法为服从民国之证据。余犹虑其不足信，故必令袁世凯宣誓遵守约法，矢忠不贰，然后许其和议。故临时约法者，南北统一之条件，而民国所由构成也。袁世凯毁弃临时约法，即为违背誓言，取消其服从民国之证据，不必待其帝制自为，已为民国所必不容。袁世凯死，而其所部将士，袭其故智，以取消其服从民国之证据，则其罪与袁世凯等，亦为民国所必不容。故拥护约法，即所以拥护民国，使国人对于民国，无有异志也。余为民国前途计，一方面甚望有更进步、更适宜之宪法，以代临时约法；一方面则务拥护临时约法之尊严，俾国本不因以摇撼。故余自六年至今，毅然以一身荷护法之大任而不少挠。

　　护法事业，凡三波折。六年之秋，余率海军舰队，南去广州，国会开非常会议，举余为大元帅，余乃以护法号令西南。西南将帅，虽有阴持两端不受约束者，然于护法之名义，则崇奉不敢有异。故其时西南与北方战，纯然护法与非法战也。及余解职去广州，继起之军政府，对于护法，不能坚持，而西南诸省，因之亦生携贰，卒至军政府有悍然取消护法之举，于是护法事业，几于堕地。九年之冬，余重至广州，翌年五月十日被选为大总统，始重整护法之旗鼓，以北向中原。而奸宄窃发，进行蹉跎，北方将士，反以护法相号召，冀收统一之效。余固喜之，顾以国会问题，犹未解决，护法事业，终为有憾，然余甚愿以和平方法，睹护法之完全告成也。护法之战，前后六载，国家损失，不为不重，人民牺牲不为不大，军与既久，所在以养兵为地方患。故余于护法事业将告结束之际，发起化兵为工之主张以补救之。如实行此主张，于国利民福，当有所裨；否则护法之役，所得效果，惟留法不可毁之一念于国人脑中而已。较辛亥丙辰所得结果，不能有加也。

结论

　　中华革命经过，其艰难顿挫如此，据现在以策将来，可得一结论曰：非行化工兵一策，不能解目前之纠纷；非行以县为自治单位之策，不能奠民国之苞桑，愿我国人一念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