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史论

中国革命史论
作者：陈天华　清
1905年10月20日

署名“思黄”，1905年10月20日和1906年5月6日分两部分发表于《民报》第一号和第二号，全文未完稿。

第一章 绪论

中国之革命，以今日之眼孔观之，其足以搀入近日泰西革命史者，殊不易觏。虽然，岂惟革命，中国凡百事业，其足与今日之泰西媲美者有几？而究不得谓中国可无史也。准是以谈，中国革命史之作，乌容已哉！

近人有作《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者，以中国革命史与泰西革命史比较，举其不如者七端：一曰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二曰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卫的革命；三曰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四曰革命之地段较泰西为复杂；五曰革命之时日较泰西为长久；六曰革命家与革命家之自相残杀；七曰因革命而外族之势力因之侵入。其所列之事实，不一而足。是不知今日万事皆当开一新纪元，不得援旧闻以相难。阻变法者以熙宁为借口，阻开矿者以明季为借口，不能谓熙宁、明季所为皆尽善也。而法之当变，矿之当开，讵可以熙宁、明季惩艾乎？世固有名称同而实际异，其收效自殊，稍有识者所同认也，奈何于革命而有所疑心乎？且中国革命之无价值固也，泰西革命之有价值，亦自近世纪始然也。希腊、罗马之革命，德意志、法兰西、英吉利诸国之革命，亦尝乱亡相寻，杀戮不已。惟中国为私人革命，而泰西为团体革命，此较胜于中国者。然佛之革命主动为市民，非普及于最大多数，而前乎此，所谓平民团体者，其范围极狭〈希腊之市民、罗马之公民，其数极少；其极多数为奴隶〉，亦一次等之贵族团体也。谓泰西于中古以前，已有平民革命，不过表面之名词。实际尚不如中国自秦以降，革命者多崛起民间，于平民革命较近之，革命以后虽无自由之享受，而亦无特别奴制。彼泰西因革命而得自由者，次等之贵族团体也，于多数之奴隶何与？以泰西近世之革命例吾以往之革命，而曰中国不如泰西，泰西可革命，中国不可革命，为是言者，殆不明泰西之历史者也。

宇内各国，无不准进化之理。其所以雄飞突步得有今日者，进化为之也，非自古而然，革命亦其一端也。当其更新之际，恐怖革命者，度亦如今世之人，惴惴焉谓将蹈历史上覆辙。二三之仁人志士，苦心组织，卒奏澄清之功，一扫从来之污点，其惊喜乃出于意外，从而讴歌之，笔载之，乃放大光明于历史。后虽有欲非革命者，不敢复开其口。故革命者惟问于当世宜不宜，不必复问历史，自我作始可也，苟无创始者，则历史又何从有乎？

从来历史之要义，法、戒各居其半。历史而良也，固当详述之，以为后人之规则；历史而即不良也，亦当细叙之，以垂后昆之鉴。中国之革命固可戒者多，而亦未尝无一二足法者也。即使果无一可足法者，而愈不可不指示症结所在，促后起者之改良。此余所以有中国革命史之作也。

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会主持其事；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泰西之中等社会，何以主持革命？则以作历史者，以革命为救民之要务，从而鼓舞之，吹唱之，能使百世之下，闻风而起，历史上之影响，决非寻常。中国则反是，稍束身自爱者，不敢逸于常轨，以蒙青史之诛。唯一二之枭雄，冲决藩篱，悍然不顾，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求济其私心之所欲。一般之细民，则因迫于饥寒，铤而走险，其举动毫无意识，此所以革命同而收果异也。前人既造此恶因，而以此不良之结果贻吾侪，吾侪不可不急于改造良因，以冀有良结果之发生。不此之务，惟取消极主义，从事于革命之镇压，拔本塞源，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深愿当世之秉史笔者，于斯三致其意也。

质而言之，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彼暴君、污吏，不敢以犬马土芥视其民，而时懔覆舟之惧者，正缘有革命者以持其后也。不然者，彼无所恐怖，其淫威宁有涯耶？中国虽无文明之革命，而既革命矣，必鉴前王之所以失，而深思所以保持其民，抚绥之策出矣。虽出于假托，吾民亦得以息肩，较之前此处于深汤烈火之下，有霄壤之殊。夫革命非文明者，其主动非直接由于国民者，尚能造福于吾民若是，矧主动由于国民，而出之以文明，其食福尚有量乎？吾因爱平和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尚忍言哉！

余于是叙述中国古今之革命，自秦末以至近世纪。三代之革命多由贵族，不论；东汉之七国，西晋之八王，明世之燕王棣、宸濠，君主之家事，无关国民之消长，亦不论；其他权臣篡国，夷狄乱华，暨揭竿者之旋起旋灭，当别有史，不得混入于革命，兹亦不叙。惟因于时君之失政，草泽啸聚，英雄崛起，颠覆旧政府者，乃撮录之。一篇之中，必详叙其致乱之源，当时革命之实迹，及革命后之影响，务录其实，不敢诬罔。终以近世之文明革命，两相比照，为正当之批评，俾使世人知法、戒之所在。区区之用意，其亦转移时势之一道乎？

第二章 秦末之革命

第一节 革命前之秦国

三代之政治，一贵族之政治也。君主之专制实不能完全发达，受多少之限制。民在其间，颇有左右足则为重轻之势，而臣之欲篡其国者，辄预见好于民。如公子鲍之于宋，陈氏之于齐，其明征也；而晋灵公之不君，其则赵盾因得以弑之。当时民气之隆，虽不能如今日之欧洲，亦非后世所能望。其所以致此者，一由于有言论自由权。工执艺事以谏，遒人以木铎徇于路上之求言，固如不及；他若郑人游于乡校，以诋毁时政，时制毫不禁之；其有一度禁止之者，如周厉王设卫巫以监谤者，而召公以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卒之流王于彘，后无敢再为之者，故曰有言论自由权也。二由于有著述自由权。当时史官，振笔直书，无所徇隐，固也。如《老子》等诸书，非薄礼义，纯取自然，自当时观之，亦可谓非圣无法矣，而不遭当世之文网，故曰有著述自由权也。三由于有集会自由权。孔子以文会友，而至有弟子三千，率之以周游列国，实为当时一大学会，一大政党，而列国君长争欢迎之，不闻有议其非者，以视后世以讲学获罪，而毁及书院，谴及门徒，相去何止天壤，故曰有集会自由权也。四由于人民有参政权。《洪范》“谋及庶人”，《周礼》“每岁召万民而询之”，晋文听舆人之诵，以卜军之进退。其他经传所举，若此类不胜枚数，要非尽虚拟文词。当时之人民虽无议院，亦获与闻时政矣。五由于君权不甚重。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天子特高于公一等耳。而当时之公、侯、伯、子、男所领之地，不过百数十里，犹今之州县巡检司耳，而皆直接于天子。公、侯、伯、子、男之下有卿大夫、士，则犹今之乡绅耳，而皆有其职守。天子之权受限制于诸侯，诸侯之权受限制于卿大夫、士，而操纵之者国民也。故天子欲与诸侯争权，诸侯欲与卿大夫、士争权者，以民之从违为胜负，而民之权乃昌大无比也。六由于教育普及。“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君主之所以贵有愚民也。至三代而庠序之制渐已完备，不学者少。如丈人荷蒉者流，虽处下贱，而皆有超世之识，不满于君主政治，则君主之威严不得不因之而损。民之不易侮，殆由是也。七由于兵、民不分也。三代兵、农合一，失其民者失其兵也，其何所恃以加于民耶？民之所以能御上，上之所以不得不俯首以听命于民，胥以此也。若后世兵与农分，民即怨之，其若之何？此君权、民权隆替之大原因也。八由于均地权也。井田之制，人皆受田百亩，民无甚富，而亦无甚贫，以其馀假，致力于学，无所须于人，而自尊自立之风由之养成，欧美视之，犹有愧色也。有此八因，虽未进于升平而为据乱也，得保民权之一部分，其于自由犹庶几也。不幸而至于战国，井田之制先废，而兼并之风起，兵、农又渐分离，教育亦多不振，七雄相争，版图日大，而君主之尊严甚矣。集权中央，政主独断，而人民之参政权无矣。然而处士横议之风亦浸炽，贫贱骄人之辈，往往气折王侯，而言论、著述、集会之自由尚获保存，中国学术之昌明，实于斯时达其极点。物质上之自由虽感多少之损失，精神上之自由则转见其有所增加，犹十八世纪之欧洲。不有学界之声光，不足当政界之凶焰。有秦政其人者出，以枭悍雄杰之资，乘六世之馀烈，执长鞭以御宇内，吞噬六国，大揉大搏，震天撼地，举前圣之精意，屡代之典章，扫荡无馀，犹悬河以泻火，犹倒东海以倾大地，虽山川如故，而景物全非，㢠如隔世。自羲、黄以来，二三千年之旧制，至此结一大局，为一大顿挫，而另开一大生面，为后此二千馀年政界之新纪元。亚历山大欤？大彼得欤？雄猛则有之，暴犹不及也。噫嘻！以欧洲之十八世纪，而产出十九世纪之自由，以中国之战国，而产出秦之专制，始皇之能力为之乎？抑由于当时无卢骚、孟德斯鸠其人乎？殆皆非也。当时国民之能力，不如今世之欧洲，而始皇之威权，更甚于路易十四，李斯之徒，复无异于梅特涅，此专制之所以达于极点也。不特此也，欧洲各国，势力平均，不能由一国一统，国际之争甚，则务智其民，而国内之专制有难行者；惟六国皆非秦敌，见并于秦，莫予敢侮，所患者民智而思抵抗耳。举其心目之所营，皆用之于所以愚弱其民者，他更无足以劳其心者也。夫无外界竞争者，以共和行之则愈趋于共和，以专制行之则愈趋于专制。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故始皇之政策首在剥夺人民言论、著述、集会三大自由〈始皇置酒咸阳宫，仆射周青臣进颂曰：陛下平定海内，以诸侯为郡县，上古所不及。始皇悦。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恒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师古，而能长久，非所闻也。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言：五帝不相复，三王不相袭，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诸生不师今而学古，闻令下则各以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制曰：“可。”〉，然后可以予智自雄，人莫能非之，为专制一进步。改封建为郡县，削地方自治之权；销兵器，徙豪富于咸阳，为强干弱枝之计〈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不置王无以镇之，请立诸子。始皇下其议。李斯议：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闘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收天下兵器聚咸阳，销以为锺鐻金人，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为专制一进步。若此者，皆非一统之后不能也。彼自以为功兼三皇，德并五帝，改号皇帝，示古今无与为俦。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之言，殆为彼之代表。国民为其所束缚驰骤，实无异于牛马之受覉绁。史称其修阿房、筑长城，民疲于奔命，而不知不自由之苦，更有远甚于此者。语曰：“不自由，毋宁死！”为秦之民者，不自由甚矣！始皇虽神圣，国民即微小，准诸“足寒伤心，民怨伤国”之理，能无有群蚁溃堤之日耶？故博浪之锥，见于始皇当世。身死无几，所惨淡经营之天下，欲留为子孙万世之业者，已土崩瓦解矣。

第二节 革命中之秦

法兰西专制之主，路易十四，而非路易十六也。然而布奔氏王朝之亡，不亡于路易十四，而亡于路易十六。论者多谓布奔氏之颠覆也，路易十六懦弱所致，非专制之咎也。使路易十四而在，则法民虽愤，若彼何哉？论者既如此，于是移以论秦末之革命者曰：“始皇之暴戾恣睢，虽人皆侧目，而卒无敢发难者，必待其死而后反侧四起；倘胡亥之才武，能始皇若，吾知革命军之不能起也，即起亦易于扑灭。始皇年方鼎盛而殂，胡亥复不肖，天之所以厌秦也。是故亡秦者胡亥，非革命军也。公子扶苏若立，急谋所以救亡之道，革命乌能为者？”呜呼！为是言者，何其昧于因果也？夫世无无因之果，始皇、路易十四造其因者既非一日，而胡亥、路易十六适食其果，其幸而不及身遇之者，缘于当日果未熟耳。倘其寿命延长，而至胡亥、路易十六之世，则被望夷之弑者，非胡亥而始皇；上断头之台者，非路易十六而路易十四也。曾谓一人之智勇，足以敌万民之愤怒耶？至若扶苏之为人，正路易十六之流亚也，徒见革命军之初起，假其名号，而人争相附集，以为人心所归，其立必足以副民之望，可以消祸于未形者，则不思之甚也。推原其实，则由于苦秦已久，见有反抗者，则惊喜出于望外，皆走而从之，不暇辨主名之为何人，此正足以见怨毒之深，讵可为扶苏幸乎？扶苏而立也，度亦不能行大改革以收已失之人心；即能而为时已晚，终亦无济。彼路易十六，不亦尝与路易十四异其趣者乎？而何解夫民怨也？况秦之大臣贵族，俱不利于政体之改变，其能任扶苏之所行乎？既无始皇奋发踔厉之才，而当众叛亲离之日，谓足以全首领而保宗庙，无论谁人，俱不能为扶苏信也。吾于是而知专制之为祸烈矣！始以杀人，终以自杀。始皇务尊君权以抑民权，民之视君，如虎狼之不可近，积威之渐，命令所至，无敢抗违，真假是非，不暇分辨，此赵高、李斯所以利用之而杀其子扶苏也。〈初，始皇使公子扶苏监蒙恬军于上郡。三十七年，始皇东巡至平原津而病，令中军府令行符玺事赵高，为书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未付使者。七月，始皇崩于沙丘，丞相斯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秘不发丧，独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之。赵高与蒙恬弟毅有隙，与胡亥谋，诈以始皇命诛扶苏而立胡亥。更说丞相斯，相与矫诏立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扶苏，数以不能立功，数上书怨谤，而恬不矫正，皆赐死。扶苏发书泣，欲自杀。恬曰：陛下使臣将三十万众，而长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安知其非诈？复请而死未暮也。扶苏曰：父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恬不肯死，使者属吏，系诸阳周，更置李斯舍人为护军，还报胡亥。至咸阳，发丧。胡亥袭位，赵高用事，日夜毁恶蒙氏，胡亥遂杀恬兄弟。〉刻薄寡恩，果于诛戮，私图所便，不别亲疏，此胡亥所以师之，而尽杀诸公子、公主也。〈二世谓赵高曰：人生居世间，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终吾年寿，可乎？赵高曰：此贤主之所能行，而昏乱主之所禁也。然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今陛下初立，此其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陛下安得为此乐乎？二世曰：“为之奈何！”高曰：严法苛刑，诛灭大臣、宗室，尽除故臣，更置亲信，陛下则可高枕肆志宠乐矣。二世然之。乃更为法律，益务刻深，大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鞠治，公子十二人戮死于咸阳，十公主矺死于杜，相连逮者不可胜数〉若是者，即微革命诸人，而始皇之血胤已将尽矣。乃竭亿兆之血泪，欲剚刃其所爱而不可得者，不动声色，而其子若女骈死于市，非专制之效曷至此？盖立宪国三权鼎立，君主有行政之权，而无司法之权。杀一平民，必其显犯法典，经司法者合议其刑，复审无误，然后付之司狱，否则虽以君主之诏敕，不能加人以罪也，况于皇子、公主之尊乎？使秦而如今之立宪国也，君主之命亦必以法典限制之，越法典者无效，又何至以一宦官，得假其命令以歼其嗣哉？是故始若为民，终以自全者，立宪国也；初若有利，继以自祸者，专制国也。始皇恐民权盛而君位不克世守也，其所以保持其君权者无不至，而不知人即以其君权杀其子女，作法自毙，其始皇之谓乎！始皇以一秦而灭六国，胡亥以天下而不能敌渔阳之戍卒，兵甲之坚，将帅之武，举不始皇时若耶？陈胜、吴广、刘邦、项羽之俦，其智识力量，皆超于六国之君若臣耶？殆皆不然也！当日六国之所以虐其民者亦如秦，民未习闻国民之主义，以为特君主之奴隶耳，相率而服从强者；及见秦之虐更甚于六国，卒所以怨六国之君者而锺于一秦，故一夫发难，四隅响应，如爆发物然。始皇满实其药，而特以导火之线授胜、广，岂胜、广之力哉？始皇使之也。吾观于赵高之所以朦蔽二世者，而叹专制君主为臣下所愚，古今一辙也。盖专制之君主不欲分权于民，而己身又欲行乐，惮执国事，于是暗以其权与之近幸；迨至大权已去，则身命随之，二世未伏国民之诛，而先死于赵高之手〈赵高欲专秦权，恐群臣不听，乃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耶？谓鹿为马。”问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之，莫敢言其过。高前数言关东盗无能为，及沛公已破武关，二世使责让高，高惧，使其婿咸阳令阎乐弑二世于望夷宫〉，此之故也。岂必待子婴之素车白马，而始知秦之不祀哉？嗟乎！嗟乎！始皇欲遗其业于万世，不三世而亡。世之欲以专制保其君统者，可以返矣！

第三节 革命后之影响

有国民之革命，有英雄之革命。革命而出于国民也，革命之后，宣布自由，设立共和，其幸福较之未革命之前，增进万倍，如近日泰西诸国之革命是也。革命而出于英雄也，一专制去而一专制来，虽或有去旧更新之实，究之出于权术者多，出于真自由者少，或则群雄角逐，战争无已，相持至数十百年，而后始底于一，幸福之得，不足以偿其痛苦，中国历来之革命是也。秦末之革命，为国民革命乎？抑为英雄革命乎？其始也，殆为国民革命，教育未普及，程度不相等，野心家利用之，而其结果，遂至为英雄革命。何以谓始为国民革命也？革命而出于少数人之意见者，可谓之非国民之革命；革命而出于多数人之意见者，可谓之国民之革命。胜、广发难，未数月而遍及天下，孔鲋以先圣之裔，抱器相从，义军所指，曾无抵拒，则非出于少数人之意见明矣。既非出于少数人之意见，则亡秦之功，不得以归之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而必以之归于多数之共亡秦者；吾故曰，其始也，殆为国民之革命。顾一变而为英雄之革命，复见六国之纷争，重来楚、汉之剧战，使丁壮苦于征役，老弱罢于转输，必数载而后已者，又何也？其原因诚有非数言可了者，语其大端，则由于当时未闻共和之说，但存君主之制。夫既同时并起，势均力敌，孰甘为之下者？势必互相角逐，非群雄尽灭，一雄独存，生民之祸不得已也。故陈胜之起，即自立为陈王，未几而武臣自立为赵王，田儋自立为齐王，秦未灭而皆有帝制自为之心矣。甚至张耳、陈馀以刎颈之交而相攻。沛公入关，即遣兵守凾谷，为刘、项交恶之始，卒蹶项而殪之，朝同盟而夕仇雠，是岂非利害不相容耶？以数私人之竞争，而流无数国民之血，吾于是而知革命不可出于功名心，惟当出于责任心也。胜之陇上辍耕，而叹息于富贵。邦、羽之纵观始皇，或欲取而代之，或以为大丈夫固当如是。故知非出于责任心而出于功名心也。夫出于责任心者，功不必自己出，利不必自己居，目的苟达，则奉身而退，无所私焉；出于功名心者反是。使邦、羽而出于责任心也，择一人而君之，皆为之臣可也；不然，以天下为公，听民之所选择亦可也。项、刘相协以奖中国，惠元元，则斯民之康乐安强，可立而俟也。元气已复，民力已充，更用之以向于外，以刘居守，以项为将，奉扬声威，广宣王化，则辟疆万里，垂庥亿载不难也。顾计不出此，拔山盖世之气概不施之于犬羊，而施之于同胞，致使生灵涂炭，匈奴坐大，始皇所辛苦经营之地而仍失之〈始皇收河南地为县，匈奴远徙。至楚汉之际，仍为匈奴所得〉。匈奴乘中国之敝而入，数千馀载，常受其患。是故以人道论，则吾不能不恕刘、项而恶始皇；以民族论，则吾甯予始皇而斥刘、项也。幸匈奴当日尚未如今之列国也，非然者，两雄相逐于中原，匈奴乘隙而收渔人之利，其堪设想乎？故中国今日而革命也，万不可蹈刘、项之覆辙；而革命之范围必力求其小，革命之期日必力促其短；否则亡中国者革命之人也，而岂能遂其家天下之私心耶？夫人群，进化者也。吾诚不能以今日之文明革命苛责古人，而亦不愿今日仍有私人之革命，而无国民之革命，故不惜龂龂致辩也。

第四节 国民之小康与汉祖之政策

《诗》曰：“民亦劳止，迄可小康。”中国古来君之所以绥其民，下之所以要其上，皆不外消极之方法，从未有持积极之方法者，况于暴秦之后，而有人焉，轻其负担，减其束缚，有不感激涕零者乎？史称汉高宽仁大度，除秦苛法，天下归心，大业以立，树四百年有道之长基者，端于此是赖。抑知汉高果为宽仁大度之人，而能除秦苛法者耶？他勿论，挟书之律，诽谤之诛，夷族之法，终汉高之世未尝去也。民之所获自由者有几？胡亦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之类耳。夫以始皇、二世之横征苛役，淫刑以逞，以汉高较之，仁暴自相天壤。譬如炎暑行沙碛之中，苟有荫庇，皆走就之，虽为恶林，不暇顾也。汉高之得宽仁大度之名者，亦犹恶林之在沙碛中也，使遇今日之国民，则必起第二次之革命也。吾观汉高之用心，一始皇之用心也，其所施之政策，阴师之而阳反之，特异其术耳。始皇以严核而败，故易之以柔缓；始皇以苛碎而亡，故易之以宽大；矫其失而非出于性也。不然者，彼于勋戚故旧，诛戮无所假，猜忌无不至，而独能有爱于民乎？始皇恐启纷争，改封建为郡县，子弟功臣，无尺寸之土；汉高惩秦孤立，大封同姓为诸侯王，自其表面上观之，立于正反对之地位也，自其居心论之，则若合符节也。何也？皆欲以保其一家之私产也。故政策苟不关系于国民者，无劣优之可分，无得失之可论。世人每于封建郡县，详论其优劣得失，其亦不思之甚也。始皇、汉高相异之大点，在于始皇烧诗书，而汉高求诗书，吾以为此汉高之大作用也。夫礼，非仅朝仪也，汉高于他之仪制阙焉不讲，而首命叔孙通创朝仪，以定皇帝之贵，严堂陛之辨，其求诗书也，度亦犹是耳，有利于君权者存之，其不利于君权者仍禁之。始皇之烧诗书，以极迂阔之手段愚民，故不三十年而消灭；汉高之求诗书，利用诗书以愚民，二千年尚保其薪传。始皇之政策在一时，汉高之流毒在千古矣！综而论之：始皇之恶在刚，汉高之恶在柔，心术之光明，度有不始皇若者。始皇有征匈奴、辟疆土之功，而汉高贻和亲之辱。据此而论，汉高之罪，浮于始皇矣。至于论专制之宗法，则吾宁祧始皇而祖汉高。世之识者，或不以予言为谬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