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俄三国联盟与国际帝国主义及陈炯明之反动

中德俄三国联盟与国际帝国主义及陈炯明之反动
作者：蔡和森
1922年10月4日

本作品收录于《向导》

署名“和森”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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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帝国主义何等妒忌中华民族独立的外交运动

陈炯明业已成为国际帝国主义的侦探

国人应一致拥护中德俄联盟政策，脱离英美法日的羁勒

前本报主张与俄德缔结经济同盟（见本报第一期），希望民党从新诂定外交方针，不数日乃闻陈炯明将孙中山关于联络俄徳之密函付与香港英国帝国主义各机关报发表，因此，北京美、日、英、法各公使对于新近来华之俄罗斯代表团及民党行动异常注意侦察，除由领袖葡使捏造越飞私造公债，宣传过激主义，照会北京政府严厉监视其行动外，并闻以后对于民党将加以比较十年以来更压抑的政策，使他在政治上难于活动。今把沪上各报译载香港英报所宣布之函件及议论抄在下面：

孙逸仙博士崇信过激主义，外间早有喧传，但无确实凭证，今吾人始能将确证发表，证明孙氏曾以过激主义为基础，筹画中德俄三国联盟。当叶举等在羊城起兵时，孙氏及其部下被迫离粤，而财政次长廖仲恺，遗下皮夹一只，内有孙氏秘密信函多封，其中三封，与孙氏有关，表明曾磋商中俄德联盟事，兹将各函披露如下：（一）仲恺亚伯两兄同鉴，兹得朱和中来函，所图各事已有头绪，其有需两兄协办者，特将所关之函付来，此函阅后付丙，共阅便知应付矣。一要仲恺兄照所请发给四千二百元，分寄北京柏林，寄柏林者，要买美金或英镑，不可买马克，因恐马克有跌无起，美金英镑则有起无跌故也。并付来支条一纸，交由会计司出账可也。二要亚伯兄在广州等候辛慈到港，则亲往直接带他来大本营，此事要十分秘密，故接此信后，则要着电报处留心欧洲或欧亚沿途各埠所来电报，如有H字样来者，即如期往港候船便妥矣。朱和中处于未接他此信以前，已有信着他回国，然无论如何，此三千元当寄去，汇款时可加一函转属他回国之期，由他自定，如尚有重要事件须办者，当可稍留，如无要事，当以早回为佳，最好能与辛慈齐来，则诸事更为融洽也。又亚伯兄在广州等候时，由会计司每月支公费三百圆，到大本营时，则由大本营支，广州可以停止，幷付支令一纸，辛慈之事，愈密愈佳，如非万不得已，则政府中人，亦不可使之知也，此致并候大安，孙文，三月八日（此信看完付丙）。（二）又朱和中在德国致孙文函，大总统钧鉴，谨禀者，自十年七月二十六日领得台银六千二百圆，内有半年安家费（即薪金）一千二百圆，当即汇寄京寓，当支船票费千圆，置装费千圆，尚存三千圆，由德华银行汇兑马克十万二千（当时每圆换马克三十四枚）来德，抵德以后，头一月以各处奔走，四出联络，用去一万二千马克，第二月用去七千马克，第三月极力撙节，用去六千马克，以后不能再省，因德国工人，每月亦需用三千马克，至今尚存七万五千马克，惟自得辛慈之助，进行愈速，范围愈广，若设公事房，则用费将三倍于前，需要所迫，体制所关，除本人饮食日用之需以外，不能苟简，即请自三月一日，八月三十一日，饬拨半年安家费（即薪金）一千二百圆，但饬秘书汇寄北京礼士胡同九十一号朱子英夫人朱陈氏查收，以安家小，饬拨此间用费三千圆，换成美金或英镑，由广州长兴街华德银行代办处汇来，千万饬勿再换成马克，以免亏累，此间用费，若蒙惠拨，即可度支至年底矣，此间诸事，方得门径，进行方殷，半年期满，决不能中止回国，因此请款饬拨，以后即请示知，肃此叩请勋安，朱和中叩十一年一月一日。（三）前驻华德使辛慈，熟悉吾国情形。曾充驻俄陆军特使八年，与俄人感情亦洽，精通英、俄、法语，且思想新颖，手段敏活，其所主张亦合民治潮流，洵德国不可多得之人材。方中未抵柏林以前，辛慈即主张华德俄三国联合，与钧旨暗合，近自与中接洽后，拟不问他政，专办此事，是以决定同组一公事所，以资筹备，现总定两月内筹备完竣，伊即请命于其国务总理来华，中愚见拟以辛为专理员，其他各科选定主理员，馀人员材料办法，由主理酌定，总理专备钧座谘询，主理员筹商何项人员先行来华，何项人员陆续前来，何项材料即日需要，何项材料继续运输，何种办法即日拟定，即日实行，何种办法继续拟定，随后推行，均由钧座与总理员核夺，如此则东西声气互通，纲举目张，进行自速，惟辛慈名望颇重，须用假名，虽一般德人亦不可使知，届时当电报船名，即请于抵港时，派轮密迎入幕为祷，至来华以后，是否受聘，另是一事，兹不遽赘，来电辛以H代，肃请钧裁，中叩东，

人人知道中山先生所持的主义，为他自己所发明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他的民族主义就是要使中华民族解脱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做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所以在他三民主义的演说中曾经说道：“今天满虏虽被推翻，光复汉业，但是吾民族尚未能自由独立。这个原因，就是本党衹做了消极的功夫，没做积极的功夫。自欧战告终，世界局面一变，潮流所趋，都注重到民族自决。我中国尤为世界民族中的最大问题。在东亚的国家严格讲起来，不过一个暹逻，一个日本可称是完全的独立国；中国……幅员虽大，人口虽众，只可称个半独立国罢了”。这一段话，一点也不错的。中国最近八十年来，与其他一切被压迫民族一样，完全陷于帝国主义四面掠夺宰割的重围中，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简直找不到别的出路。经过上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的俄罗斯变成为根本取消掠夺制度的工农共和国，帝国主义的德意志变成为协约国的被征服者，至此国际情形才起绝大变化，一切被压迫民族才有超脱帝国主义的圈套，而联合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大民族以图独立自决之可能。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切被压迫民族便要必然的一致的形成其民族独立的新外交，于是已经显著而成了功的，就有土耳其的基玛尔，正在酝酿而被国际帝国主义的侦探——陈炯明——告发的，便是孙中山。

中山先生联德联俄的计划完全建筑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面，这是毫无疑义的。孙中山之为中华民族独立运动的革命家，正如基玛尔之为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的革命家而不为共产主义或“过激主义”运动的革命家一样。基玛尔的新外交，为使土耳其民族独立的惟一适当政策，孙中山的新外交也是为使中华民族独立的惟一适当政策。以现在国际情形看来，试问：中国匍匐于帝国主义的英、美、法、日之下为能得到平等地位呢，还是与非帝国主义的德、俄联合为能得到平等地位呢？正谋共管中国，监管中国财政，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统一的是谁，而业已取消在华一切特权，无条件退还一切租地与赔款，及废除治外法权的又是谁呢？我们且将今日（九月卅）《大陆报》（美国帝国主义在沪的喉舌）所载孙先生答复香港《电信报》的话（《字林西报》也有同样纪载）译两节在下面，更可证明孙先生中德俄三国联盟的计划，完全建筑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面了：

对于德国和俄国，孙博士的意见以为：自德国解除武备和俄国取消在华一切特权之后，在中国看来，这两个国家已成为站在“不侵略”地位的国家了。

孙博士且以为：自苏维埃俄罗斯成立之后，过去对于中国政治独立和领土完全最大危险之一，业已消除。在劳农政府继续和忠于他“非帝国主义”的政策时候，俄罗斯并没有可使“一个民主的中国”生畏惧的地方。

孙博士幷说这是他熟虑过的意见：在目下中国“近代化”的当中，中国是很需要能对他平等待遇和承认他有完全统治权的强国的帮助。他信：在现下情形和治理的俄、德是能以平等条件待遇中国的。所以，他赞成有一个倾向中、俄、德三国亲密接近的政策。他并不以为这个政策会违反了愿望中国强盛和统一的列强之条约上的利益。无论如何，这个政策是要尽力于一个非帝制且非反动的中国的最好利益。

帝国主义的英、美、法、日，要永远关住中国于他们的隶属圈套以内，所以最忌中国与那业已成为站在不侵略地位的俄、德和能以平等条件待中国的俄、德联合，换过说；就是最忌中华民族脱离他们的羁勒而独立，因而诬中山先生立脚在民族独立上的中、德、俄联盟政策为以“过激主义”为基础。有人以为这种嫌疑，是关于中山平日标榜民生主义惹来的，其实不然：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不过等于各国通行的社会政策和适于工业后进国之经济情形的国家资本主义。现在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不但适用这种政策以和绥阶级争斗，而且捧戴这种政策的首领于最高统治地位以延长其末运：如米勒兰，白里安之于法；路易乔治，亨登孙之于英；温德凡尔之于比；爱伯尔，夏德迈之于德；以至碧尔绥斯基之于法兰西外藩的波兰，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所以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在英、法.美、日的资本家帝国主义者看来，不过家常便饭，有甚可畏？他们所畏的只有中国政治上和经济上脱离他们的羁勒而独立。所以对于中山先生德俄联盟计划，就不得不格外怕起来，而诬以“过激主义”为摧抑他的武器了。

中德俄联盟的政策，不是利于一人一党的政策，乃是利于中国全体被压迫民族的政策；中国民族是否永为英、美、法、日帝国主义的奴隶，或摆脱他们的羁勒而独立，全要看这种政策的成功与失败。所以凡属被压迫的中国人民都应起来拥护这种政策，贯澈这种政策。反对这种政策的（不论个人或党系），不是甘心为帝国主义的奴隶，便是甘心为帝国主义的爪牙。所以这次陈炯明对于孙中山的拆台举动，完全证明他是国际帝国主义的侦探。国民党在被压迫的中华民族地位上不独不会因此而受打击，而且反将因此愈益扩大其革命的基础，和群众的势力，因为这就是表明他已经不徘徊于英、美、法、日帝国主义的歧路了，已经跑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正轨了，已经领导四万万被压迫的民众到独立运动的初步了。孙先生说：“俄罗斯并没有可使一个民主的中国生畏惧的地方”，我们更可进一步告诉被英、美、法、日帝国主义压迫无已时的国人：苏维埃俄罗斯更没有可使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生畏惧的地方呵！中国独立与平等的国际地位，是要首先联合他才能做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