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曲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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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九

重刊四书反身录识言

蜀中《反身录》之刻颇多，而《大学》有缺焉，《下论》有缺焉，《孟子》之缺尤多，《续录》则全未有也。《二曲集》刻工既竣，醵资尚馀，因借善本梓之，亦谱荃赵君意也。丁卯二月，上浣牛树梅并识。

序

理学与世运相表裹，白尧舜开道统之传，至我夫子而集大成，删述《六经》，垂教万世，若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而斯道赖以常存。迨战国异端并兴。孟子辞而辟之，论者至谓其功不在禹下。秦汉以来，千有四百馀年，乘之以佛氏，乱之以庄老，泪没于风云月露之词，废坠于干戈抢攘之际，而斯道或几乎息。有宋贤君继作，世际雍熙，大儒乘运而起，院溪倡之于前，二程张朱推挽于后，发明绝学，内外同归，斯亦三代以还，文明再睹之一时矣。自是承流嗣响，代不乏人，而关中接横渠之绪，名接踵而起，五百年问，凡三十馀人，呜呼盛已！迄朋未造，风会中蚀，而关学独以醇正称于天下。

恭遇我国家治化翔洽，讲道崇儒，中孚李先生崛起盩厔，其言以“躬行实践”为基，“反本穷源”为要，嘉惠后学，开导迷津，开往圣之心源于浸昌浸炽之会，斯真可与弇山呜鸟，同昭盛世之光华。顾以家世食贫，养亲不逮，痛自刻责，绝意功名。筑垩室独处，时人罕接其面。尤矢志谦退，不欲以著述自居。四方学者每从问答之馀，辑其所闻，各自戍帙。其高弟王心敬朝夕侍侧，敬从口授，集为《反身录》一书。先生举以授余，余反复卒读，大要以士人童而习之，袭其糟粕而不悟，其指归欲学者反身循理，致知力行。其指约，其趋端，其论说，质实而不涉于高远。横渠有言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先生是书之谓也。

余学臣也，亦与有斯文之责。窃意学校为教化之源，撰士为储材之本，煌煌功令，务先德行而后文艺；乃士子徒工估毕，以冀主司一日之知，海枣春华，都无实际，圣贤之精意，久已湮没。诚使是书布之学宫，士子从身心研究之馀，有得于明体连用之学，于以宣猷宏化，黼敞休和，登斯世于唐虞，岂日小补？是则余割俸授梓之意也夫！

康熙二十有五年岁次丙寅清和月，三秦视学使者淝水许孙荃题于上郡考院

四书反身录引

《四书》之在天下，犹日月之经天，而陆沉于读者之口耳，其来久矣。二曲先生起而拯之，力扫道听途说之陋，以“实反诸身’为天下后世倡。其《反身录》一书，凡进修之要、性命之微、明体适用之大全、内圣外王之实际，靡不一一开关启钥，合盘托出，盖欲读者深体力践，为一己树真晶，为国家树真才，为千秋抉纲常，翊世运。识者谓有天地则不可无《四书》，以葆天下之人心；有《四书》则不可无《朱注》，以释《四书》之疑义；有《朱注》则不可无斯录，以挽天下之人心。斯录未出，《四书》虽家传户诵，无异告朔之羊”，名存而实亡；斯录一出，则《四书》诵不徒诵，人知所奋，可谓取日虞渊，揭之中天，中兴《四书》之功埒于始初表章，夫固有不可得而诬者矣。足发凝神三复，不忍释手；历阅从前诸大儒阐道觉世之书，实未有明快透髓，豁人心目一至于斯者。昔季札请观六代之乐，至“韶”则喟然叹曰：“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虽有池乐不愿观也。”今足发于斯录亦云。故读先生斯录，如见先生之心；见先生之心，如见孔曾思盂之心。心心相印，若合符节。地非所论，时非所论，学者当日用常行之际，语默动静，诚是体是遵，旧染污习，涩以江汉，暴以秋阳，方不负吾先生“反身”之教，方是善读《四书》。

河汾李足发沐手谨书

弁言

自二曲夫子倡明绝学，士始知词章记诵之外原自有学，相与向往二曲，犹百川之趋海。夫子独启迪不倦，然未尝标宗旨、立门户，惟就各人所读之《四书》，令其切己自反，实体力谐；一言一劲，稍有不合，则惕然自责。不泪训诂，不尚辞说，务期以身发明。迨癸丑闭关以来，宴息土室，即骨肉至戚，罕睹其面。近年独尔缉王子朝夕起居得侍左右，盖以其英龄志道，弃功名如敝屣，颖悟绝伦，操履纯笃，故特容入侍，有问必答，王子随聆随记，名曰《四书反身录》。语语晰迷破惑，如拯溺救焚，其忧之也深，故共言之也切，使孔曾思孟淑世觉人之初意，赖以复振，有补于世教匪鲜。械士焚香静对，惭悚汗下，追思凤昔《四书》之读，不堪自问。因观兴感，人同此心，斯录一出，观者既广，则感者自众，必有憬然悟、爽然失、勃然奋者，迥狂澜于既倒，障百川而东之，端在斯矣。

同州门人马械士沐手谨识

识言

《四书反身录》者，绿二曲先生教人读《四书》、反身实践之语也。先生尝谓：“孔、曾、思、孟立言垂训以成《四书》，程朱相继发明，表章《四书》，非徒令人口耳也，盖欲读者体诸身，见诸行，充之为天德，逢之为王道，有体有用，有补于世也。国家颁《四书》于学宫，以之取士，非徒取其文也，原因文以征行，期得实体力践，德充道明，有体有用之彦有补于世也；而读之者果体诸身、见诸行，充之为天德，达之为王道，有镀有用，有补于世乎？否则诵读虽勤，阐发虽精，而入耳出口，假途以干进，无体无用，于世无补，夫岂圣贤立言之初心，国家期望之本意耶？”于是感慨救弊，力障狂澜，居恒教人，一以反身实践为事。小子恭侍函丈，特蒙提诲尤谆，日获闻所未闻，退即随手箭记，自夏至冬，不觉成帙。然遗忘不及记者甚多，特存什一于千百，铖砭韦弦，奉以自勖，并为同读《四书》者勖。

鄠县受业门人王心敬顿首百拜识

四书反身录序

关中征君李二曲先生昌明正学，为国朝巨儒。康熙癸丑，创府鄂公上言，于是天子特旨敞先生。先生称疾不就，杜门著述，日于《四书》考究圣贤精意，切己自反，以身发明。久之门人王子心敬辑其前后问答之语，遂成一书，名曰《四书反身录》，今岁丁卯，特为邮寄，盖霞与先生有通家好，故以见示也。

明崇祯末，督师汪公乔竿讨贼至襄，先王父以军门赞画，与先生先子忠武将军同佐汪公城守，同与难，而先大人暨诸父又与先生为昆弟交。庚戌冬，先生过襄招父魂以葬，时主于予家，拜予王母于堂上如家人礼，大人为经纪其葬事，割地营宅兆、起丘垄，复树丰碑表于道，题曰“义林”。霞时尚少，大人命之出拜，尝侍立左右云。先生既去，岁以所著书种种见寄，大人亦以所学相酬答，虽千里睽隔而音书不绝，历数年以为常。泊大人捐馆，霞亦稍长知向学，而季父与先生共昌道学，因得复读先生所著书。今者以《四书反身录》示下，盖所以训诲者深矣。

霞受而卒读反复，不忍释手，因窃叹四子之书乃孔曾思孟内圣外王之具，明体达用之学，而古今常存、人心不死者恃有此也。以故国家设科取士特重经书，盖欲世之学者实践力行，而体用备具之儒，得以罗而贡之大庭。是则圣贤之所以垂教万世，与国家之所以储养真儒，惟笃行是尚，而不在乎词章句读语言文字间也。然而《四书》之在今日，固已家传户诵，未之有异矣；而求其绍圣贤之学，以慰国家之望者，抑何寡乏耶？岂非以穷年诵读者，仅视为口耳之具、进身之阶哉？噫！此先生《反身录》之所由作也。人而不知“反身”，虽读《四书》，终属皮毛。迨斯录一出，世之学者，庶不徒事占毕，则圣贤立言之旨昭然于世，而为理学、为名臣，穷不失己、达则兼善之儒，吾知其将接踵而起矣。其有功于圣贤，有裨于国家，夫岂微哉？淝水四山许公视学三泰，读而好之，为授梓传布焉。予虽固陋，从事理学颇久，承先生之教，谊不容以无言，故为序之，以告世之读《四书》者，共各“反身”焉可也！

中州后学刘青霞肃林甫顿首敬撰

四书反身录序

《反身录》何？录二曲征君李夫子之所恒言者也。其以《四子书》何？非疏《四子》也，于其言之有合于《四子》，或时感于《四子》之言，而偶有所发，其诸门人小子笔而存焉，以为可以示家塾、告远近也云尔。夫世之号为读书知古者，龌龊驵侩之流无论已；吾徒章甫逢掖，问或贤豪自命至雄辩也，而朋师慈父之所海，圣君良相之所求，童而习之，迄于白首，试一自问：果皆孝子乎？友于兄弟乎？忠于君、信于朋友乎？不妄语，不冥行，不私妻子，不怀诈伪，财无苟得，难无苟免，绝奔竞，耻干谒，不辱亲负国，为武夫减获所羞称乎？今夫子之为此书也，约略易简，如良医知疾，直达腠理，缄之熨之，骨髓皆痛。人人有身，即人人宜反，勿矜训诂，勿尚词说，亦如号太子之遇越人，蹶苏而起，斯可耳；不然则利禄而已矣，名誉而已矣，儒服贾行穿窬而已矣，侮圣人之言而已矣！

戊辰上元，莘后学河山康乃心敬撰

反身录跋

二曲先生读书立德，直达性天，故能剖破朱陆藩篱，而上接部鲁之统。其说书也，切近精实，纯正缜密，有雍容自得之味，无骇遽张皇之气。学者尊其言而一返之于身焉，其亦可以不差矣。

中州后学潜谷张开宗书

二曲先生读四书说

《四书》，传心之书也。人人有是心，心心具是理，而人多昧理以疚心。圣贤为之立言启迪，相继发明，譬适迷途，幸获南车，宜循所指，斯迈斯征。乃跬步未移，徒资口吻，终日读所指、讲所指、藻绘其辞阐所指，而心与指逢，行辄背驰，欲肆而理泯，而心之为心，愈不可问，自负其心，而并负圣贤立言启迪之苦心。噫，弊也久矣！

吾人于《四书》，童而习之，白首不废，读则读矣，祇是上口不上身。诚反而上身，使身为仁义道德之身，圣贤君子之身，何快如之！吕新吾云：“圣贤千言万语，锐的是我心头佳话，立的是我身上妙方，不必另竭心思，举而措之，无往不效。而今把一部经书当作圣贤遗留下富贵的本子，范吃终日，讲读惓惓，祇为身家，譬如僧道替人念消灾禳祸的经忏一般，念的绝不与我相干，祇是赚些经钱食米来养活此身，把圣贤垂世立教之意辜负尽了。有道之士仔细思量，笑死！愧死！”斯言切中吾人通病，吾人所宜猛省。

一士问《四书》疑义，先生谓之曰：“吾子是行至此致疑乎？抑徒夸精顺奥，以资讲说已耶？夫《大学》之要在格、致、诚、正、修，吾曹试切己自勘，物果格乎？知果致乎？果意诚、心正、修身以立本乎？《中庸》之要在戒慎恐惧，涵养于未发之前，子臣弟友，尽道于日用之际；吾曹试切己自勘，果或静或劲，兢兢焉惟独之是慎乎？果于子臣弟友尽道而无歉乎，论语之要在于时学习；吾曹试切己自勘，果明善乎？果复初乎？果存理克欲，视听言动之复礼乎？言果一一忠信，行果一一笃敬“三畏”、“九思”之咸事乎？《孟子》之要，在知言、养气、求放心，吾曹试反己自勘，言果知乎？气果养乎？放心果收乎？不择纯驳，惟资见闻，恐非知言之谓也；不惩忿窒欲，集义自反，恐非养气之谓也。才辨方甲，即以猎荣网誉为务；多材多艺，祗以增其胜心。日凿日丧，放犹不足言也，《四书》之设，果欲吾曹之若是乎？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然则吾曹日读《四书》，而不能惟其言之是践，虽欲不谓之孔曾思孟之罪人不可也。昔有一士千里从师，师悉出经书，期在尽授，甫讲一语，其士即稽首请退，浃月弗至。问之，对曰：“未尽行初句，弗敢至也。”必如此，始可谓善读，始可谓实践。

一人肯反身实践，则人欲化为天理，身心平康；人人肯反身实践，则人人皆为君子，世可唐虞，此致洽之本也。区区于读《四书》者，不能不拭目以望。

四书反身录

二曲先生口授鄠县门人王心敬录

大学

《大学》，孔门授受之教典，全体大用之成规也。两程表章，朱子阐绎，真文忠公衍之于前，邱文庄公补之于后，其于全体大用之实，发明无馀蕴矣。吾人无志于学则已，苟志于学，则当依其次第，循序而进，亦犹农服其先畴，匠遵其规矩，自然德成材达，有体有用，顶天立地，为世完人。

吾人自读《大学》以来，亦知《大学》一书为明体适用之书，《大学》之学乃明体适用之学。当其读时，非不终日讲体讲用，然口讲而衷离，初何尝实期明体，实期适用，不过藉以进取而已矣。是以体终不明，用终不适，无惑乎茫昧一生，学鲜实际。

明体适用，乃吾人性分之所不容已，学而不如此，则失其所以为学，便失其所以为人矣。

《朱注》谓“大学者，大人之学”，则知学而不如此，便是小人之学。清夜一思，于心甘乎？甘则为之，否则不容不及时振奋，以全其性分之当然。

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本于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徒汨没于辞章记诵之末，便是俗儒：皆非所以语于《大学》也。

吾人既往溺于习俗，虽读《大学》，徒资口耳，今须勇猛振奋，自拔习俗，务为体用之学。澄心返观，深造默成以立体；通达治理，酌古准今以致用，体用兼该，斯不愧须眉。

问体用，曰：“明德”是体，“明明德”是明体；“亲民”是用，“明明德于天下”、“作新民”是适用。格、致、诚、正、修，乃明之之实；齐、治、均、乎，乃新之之实。纯乎天理而弗杂，方是止于至善。

“明德”心，心本至灵，不昧其灵，便是“明明德”。心本与万物为一体，不自分彼此，便是“亲民”。心本“至善”，不自有共善，便是“止至善”。

“明德”之在人，本与天地合德而日月合明，顾自有生以来，为形气所使，物欲所蔽，习染所污，遂味却原来本体，率意冥行，随俗驰逐。贪嗜欲、求富贵、慕声名、务别学，如醉如梦，如狂如痴，即自以为聪明睿智，才识超世，而律之以固有之良，悉属昏陈。故须明之，以复其初。亲师取友，谘决心要，显证默悟，一意本原。将平日种种嗜好贪著，种种凡心习气，一切屏息，令胸次纤翳弗存，自然净极复明，彻骨彻髓，表裹昭莹，日用寻常，悉在觉中。

昔显仲间象山云：“某何故多昏？”象山曰：“人气禀清浊不同。祇自完养不逐物，即随清明；才一逐；物，便昏眩了。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一番，即一番清明。后随起来，又剥落，又清明，须是剥落得净尽方好。今吾人平日多是逐物，未尝加意剥落，口淡‘明明’，心原不曾‘明明’，虽欲不昏，得乎？当时时提醒，勿令昏昧，日充月著，久自清明。”

清明在躬，气志如神。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随感辄应，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万善自裕，无俟拟议。

问：“明德”、“良知”有分别否？曰：无分别。徒知而不行，是明而不德，不得谓之良。徒行而不知，是德而不明，不得谓之知。就其知是知非，一念炯炯，不学不虑而言，是谓“良知”；就其著是去非，不昧所知，以返不学不虑而言，是谓“明德”。曰“明德”，曰“良知”，一而二，二而一也。

心之为体，本虚本明，本定本静；祇缘不知所止，遂不能止其所止。随境转迁，意见横生，以致不虚不明，不定不静，未尝安所当安，是以不能虑所当虑。须是真参实悟，知其所止而止；止则情忘识泯，虚明不劲，如镜中象，视听言动，浑是天机。

知止不难，实止为难。吾人终日讲学，讲来讲去，其于所止非全不知，然志向未尝专精，世缘未尝屏息。初未尝实止其所止，心何由常寂而常定、至静而无欲、安安而不迁、百虑而致之一乎？此心既未定贴宁静，安固不摇？“幢幢往来，朋从尔思”，思虑纷扰，天君弗泰，学无下落、无结果，学问之谓何？

学问之要，全在定心；学问得力，全在心定。心一定，静而安，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犹镜之照，不迎不随，此之谓“能虑”，此之谓“得其所止”。

静中静易，动中静难。动时能静，则静时能静可知矣。是故金革百万之中，甲科炬赫之荣，文绣峻雕之美，财货充积之盛，艰难拂乱之时，白刃颠沛之际，一无所动于中，方是真静。

吕原明晚年习静，虽惊恐危险，未尝少动，自历阳过山肠，渡桥桥坏，轿人俱坠浮于水面，有溺死者，而原明安坐轿上，神色如常。后自省察较量，尝言十馀年前在楚州，桥坏堕水中时，微觉心动；数年前大病，已稍胜前；今次疾病，全不动矣。故学问得力典不得力，临时便见。此公临生死而不动，世间何物可以动之乎？吾人居恒谈定谈静，试切己自反，此心果定果静，临境不动如此公否？

宇宙内事，皆己分内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是尽己分内事。

古人以天下为一家，亿兆为一身，故“欲明明德于天下”。今则一身一家之外，便分彼此，明明德于一乡一邑，犹不敢望，况明明德于一国、明明德于天下乎？

古人为学之初，便有大志愿、大期许，故学戍德就，事业光明俊伟，是以谓之“大人”。今之有大志愿、大期许者，不过尊荣极人世之盛；共有彼善于此者，亦不过陉陉自律，以期令闻广誉于天下而已。世道生民，究无所赖，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虽与“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德性作用与气魄作用不同，然志在世道生民，与吾人志在一身一家者，自不可同日而语。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逢人；即欲即仁，此欲何可一日无？吾人非无所欲，然不过欲己富，欲己贵，欲己寿考，欲己不朽；即欲即私，此欲何可一日有？

吾人立志发愿，须是砥德砺行，为斯世扶纲常、立人极，使此身为天下大关系之身，庶生不虚生，死不徒死。

“格物”乃圣贤入门第一义，入门一差，则无所不差，毫厘千里，不可以不慎。“物”即身、心、意、知、家、国、天下；“格”者，格其诚、正、修、齐、洽、平之则。《大学》本文分明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其用功先后之序，层次原自井然。“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与“物有本末”是一滚说。后儒不察，遂昧却“物有本末”之“物”，将“格物”“物”字另认另解，纷若射覆，争若聚讼，竟成古今未了公案。今祇遵圣经，依本文，认定为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之“物”，从而格之，循序渐进，方获近道。“格物”二字，即《中庸》之“择善”，《论语》之“博文”，虞廷之“惟精”“博文”原以“约礼”。“惟精”原以“执中”，“格物”原以“明善”。大人之学，原在“止至善”，故先格物以明善。善非他，乃天之所以与我者，即身、心、意、知之则，而家、国、天下之所以待理者也。本纯粹中正，本广大高明。涵而为“四德”，发而为“四端”，达而为“五常”。见之于日用，则忠信笃敬，九思九容，以至三千三百，莫非则也。如此是善，不如此是恶，明乎此，便是“知致”。知致则本心之明，皎如白日，善恶所在，自不能掩，为善去恶，自然不肯姑息，此便是“意诚”。以此正心则心正，以此修身则身修，以此治国则国治，以此平天下则天下平，即此便是“止至善”，便是“明明德于天下”。若舍却“至善”之善不格，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之理不穷，而冒昧从事，欲物物而究之，入门之初，纷纷罹辎，堕于支离，此是博物，非是“格物”。即以身、心、意、知、家、国、天下言之，亦自有序，不能究其身、心、意、知，而骤及于家、国、天下之理，犹是缓本急末，昧其先后，尚不能近道，况外此乎？今须反其所习，舍去旧见，除《四书五经》之外，再勿泛涉，惟取《近思录》、《读书录》、高景逸《节要》、《王门宗旨》、《近溪语要》，沉潜涵泳，久自有得，方悟天之所以与我者，止此一“知”，知之所以为则者，止此“至善”。虚灵不昧，日用云为之际，逐事精察，研是非之几，析义利之介，在在处处，体认天理，则诚正之本立矣。夫然后由内而外，递及于修齐之法，洽平之略。如《衍义》、《衍义补》、《文献通考》、《经济类书》、《吕氏实政录》及会典律令，凡经世大猷、时务要著，一一深究细考，酌古准今，务尽机宜，可措诸行，庶有体有用、天德王道一以贯之矣，夫是之谓“大学”，夫是之谓“格物”。否则，误以博物为“格物”，纵博尽羲皇以来所有之书，格尽宇宙以内所有之物，总之是骛外逐末。昔人谓“自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此类是也。丧志愈甚，去道愈远，亦祇见其可哀也已。

问：身、心、意、家、国、天下可以言“物”，而“知亦言”物乎？曰：古诗谓：“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物主，不逐四时凋。”由斯以观，则“知”非“物”而何？有此“物”而后能物物，亦犹乾坤虽与六子并列，而其所以为尊者，固自在也。

“格物”，下学也；格物而格得此“物”，下学而上逢矣。

此物未格，则主人正寐，借“格物”以醒主；此物既格，则主人已醒，由主人以“格物”。识得“格物”者是谁，便是洞本彻原，学见其大。

果返观默识，洞彻本原，始信我之所以为我。惟是此知，天赋本面，一朝顿豁，比圣胎也。戒慎恐惧，保而勿失，则意自诚、心自正，齐治均平于是乎出。有天德自然有王道，夫焉有所倚？

知与不知，乃是一生迷悟所关。知则中恒炯炯，理欲弗淆，视明听聪，足重手恭。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溥博渊泉，而时出之”，万善皆是物也。否则昏惑冥昧，日用不知，理欲莫辨，茫乎无以自持，即所行或善，非义袭，即践迹，是行仁义，非由仁义，此诚、正、修所以必先“致知”也。致知而致得比知，方是复还旧物，克全固有之良知。闻见知识之知，终属螟蛉。

知为一身之本，身为天下国家之本，能修身便是“立天下之大本”。在上则政化起于身，不动而敬，不令而从；在下则教化起于身，远迩归仁，风应响随。

修身立本，斯一实百实，空言虚悟，济得甚事？世固有颖悟，度越前哲，而究竟不免为常人者，知而不行，未尝见诸修为故也。

圣如成汤，犹铭盘致警，检身若不及，日新又新，无瞬息悠悠。吾人多是悠悠度日，故息自弃。圣之所以圣，愚之所以愚，病正坐此。

面有垢，衣有污，则必思所以洗之；乃身心有垢有污，不思所以洗之何哉？

修身当自“悔过自新”始，察之念虑之微，验之事为之著，改其前非，断其后续，使人欲化为天理，斯身心皎洁。

念虑微起，“良知”即知，善与不善，一毫不能自掩。知善即实行其善，知恶即实去其恶，不昧所知，心方白慊。若知善而不肯实行其善，知恶而不肯实去其恶，自知而白昧之，非自欺而何？

学问之要，祇在不自欺，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初则勉然而然，久则自然而然。

自欺与不自欺，君子小人之所由分，即人鬼之所由分也。不自欺便是君子，便是出鬼关、人人关：自欺便是小人，便是出人关、入鬼关。吾人试默自检点，居恒心事，果俯仰无怍，出鬼关、人人关乎？抑修仰有怍，出人关、入鬼关，终日在鬼窟裹作活计耶？人鬼之分不在死后，生前日用可知。

大庭广众，则祗躬砺行，闲居独处，即偷惰恣纵，迹然而心不然，瞒味本心，支吾外面，斯乃小人之尤，身未死而心先死矣！虽然衣冠言动，其实是行尸走肉。

纵心于幽独，自谓无人见闻，不思人即不见不闻，而天之必见必闻，未尝不洞若观火。故一念之萌，上帝汝临；一动之非，难逃天鉴。人惟忽天、昧天、不知天，是以欺己欺人无忌惮，诚知上天之降鉴不爽，则檩然日慎，返观内省之弗暇，又何至申节昭昭，堕行冥冥？

为善不密，多由名誉起见，故为名誉而为善，是有为而为也。有为而为，纵善盖天下，可法可传，闻望隆重，声称洋溢，举世之所羡，正神明之所瞠也。此所谓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人之小人，明有人非；天之小人，阴有天谴。总之，皆心劳日拙，“自贻伊戚”。

念及“自贻伊戚”，独知不可不慎，若虑情移境夺，理欲迭乘，不妨祈监于天。每旦爇香叩天，即矢今日之内，心毋妄思，口毋妄言，身毋妄动。一日之内，务要刻刻严防，处处体认。至晚仍爇香，默绎此日心思言劲有无伪妄：有则长跽自罚，幡然立改；无则振奋策砺，继续弗已。勿厌勿懈，以此为常，终日钦檩，对越上帝，自无一念一事可以纵逸。今日俯仰无怍，浩然坦荡于世上；他日属缤之时，检点平生，庶不至黯然消沮，自贻伊戚于地下，存顺没宁，何慊如之？

尹和靖初看《大学》有所得，举以告伊川，伊川曰：“如何？”和靖但诵“心广体胖”而已。今吾人读《大学》不为不久，不审亦有所得否？亦洒然有以自乐，心广而体舒否？

“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一有意必固我之私，则心为所累，不免忿忆、好乐、恐惧、忧患之偏，便不得其正。

如监照物，如谷应声，行乎无事，不随不迎。若未至而先迎，既至而不化，前后尘相积，监暗谷窒，其为心害不浅。

心体本虚，物物而不物于物，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如是则虽酬酢万变，而此中寂然莹然，未尝与之俱驰。即此便是心正，便是先立其大。否则物交物，随物而驰，驰于彼则不在于此，有所在斯有所不在。

薛文清公每晚将就枕时，必自呼曰：“主人翁在室否？”此可谓善存心者。能敬则心常惺惺，自无不在。持身须是严整而浑厚，简易而精明。

视听端凝，言动不苟，久自“啐面盎背”，四体泰然。“九容”以修其外。“九思”以修其内，内外交修，身斯修矣。

修其身为道德仁义之身，圣贤君子之身，担当世道之身，主持名教之身，方不孤负其身，方是善修其身。

身为型家之准，身若不修，则家无所准，虽欲齐，乌乎齐？昔曹月川先生居家，言动不苟，诸子侍立左右，恪肃不怠，则是子孙化也；夫人高年，参谒必跪，则是室家化也；兄爱弟恭，和顺亲睦，则是兄弟化也；诸妇皆知礼义，馒献整洁，无故不窥中庭，出入必蔽其面，则是妇女化也；铃下苍头皆知廉耻，趋事赴工，不大声色，则是仆隶化也。此岂声音笑貌为之哉？由是观之，吾人亦可以知所励矣。

居家果言有物而行有恒，无亲爱贱恶等辟，家人自心悦诚服，一一听命惟谨。

居家事父母，须感格妻子，同心尽孝。冬温夏清，晨昏定省，怡恰祗奉，务承其欢。待兄弟宜以父母之心为心，友爱笃至。中间有贤有愚，贤者是敬是依，愚者多方化诲，即或冥顽难化，亦须处之有方，断勿忿疾以致决裂。

《易》云：“闲有家，悔亡。”故必事事律之以义，维之以情，使闺门之内肃若朝廷，蔼若一身，方是好家道。

父母不顺，兄弟不睦，子孙不肖，婢仆不共，费用不节，莫不起于妻。家之兴败，全系乎妻，能齐其妻，方是能齐其家，斯家无不齐。

居家教子，第一在择端方道谊之师，教以嘉言善行，俾习闻习见，庶立身行己，一轨于正。

陆贺治家有法，晨昏伏腊，男女各以其班供职，俭而安，庄而舒，薄而均。子九龄绎先志，著仪节品式，名曰《家制》行焉，使隽者不敢踔厉，朴者有所依据，顺弟之风，被于乡间，而闻于天下。子九韶又以训诫之辞为《韵语》，晨兴，家长率聚子弟谒先祠毕，击鼓朗诵，使列听之，其家教如此。吾人诚仿其意，取同马温公《家训》及曹月川《家规》撮其要，每朔望集家众宣读，以教共家，务齐其家为勤俭礼义之家，清白仁厚之家，自然福寿绵逮，此之谓是善齐家。

治国平天下，必须纯一无伪。赤心未失之大人，率其固有之良，躬行孝弟仁慈，端治本于上；民孰无良，自感格蒸蒸，兴孝兴弟，不倍风动于下。上下协和，俗用丕变，孟子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者此也。此至德要道，于治国乎何有？

问：后世在上者亦有孝弟仁慈之人，而俗不丕变、国不大治者，何也？曰：后世在上者，虽间有孝弟慈之人，未免从名色上打点；若果天性真孝、真弟、真慈，则爱敬根于中，和顺达于外，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推之诗人接物，事临民，不敢刻薄一人，不敢傲慢一事，而国有不治者乎？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乐祇君子，民之父母”。“父母”云者，视民如子，生之养之，所好如己之欲，务思所以聚之，所恶如己之譬，务思所以去之。惟恐一事失宜，一民失所，因心出洽，至诚恻忸，宰一邑，则一邑之民戴之如父母；牧一郡，则一郡之民戴之如父母；抚一省，则一省之民戴之如父母卜君天下则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山川草木亦藉以生色矣。

“平天下”，平其好恶而已。不作好，不作恶，好恶一出于公则政平，改平而天下平矣。

好恶不公，由君心不清；君心之所以不清，声色、宴饮、珍奇、禽兽、宫室、嬖幸、游逸为之也。君若以二帝士一王自期，以度越后世庸主自奋，以建极作则，治登上理为事，自无此等嗜好而心清；心清斯好恶公，好恶一公，则理财、用人事事皆公，与天下同其好恶而合乎天下人之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此之谓“天下平”。

问：“财聚则民散”，固矣；然国家正供，所入有限，安能以有限之财散之百姓？曰：祇不使掊克之人在位横敛，正供之外，不求羡馀，不别巧取；鳏寡孤独、颠连无告之人，时加存恤；水旱饥疫，流离失所之民，亟图赈救，不事虚文，务求实效。即此便得民心，民岂有不聚乎？

乎天下莫大乎用人，而相则佐君用人以乎天下者也。相得其人，则相所引用之人俱得其人，故必极天下之选，择天下第一人而相之，以端揆于上，休休有容，好贤若渴，拔茅连茹，众正盈朝，为斯民造无穷之福，子孙尚赖其馀泽。相苟不得其人，妨贤能，蠢政害民，酿宗社无穷之祸，子孙尚受其馀殃，唐之李林甫、卢杞便是覆车。然则置相可不慎乎？

“无他技”，非全无技也；若全无技，何以识人之技也？惟共有技而自忘其技，若无若虚，以天下之技为技，悉心采访人物，凡一材一艺之长，必贮之夹袋，公论贪同，则矢公矢慎，极力推毂，务在得人为国，不树私门桃李，即此便是宰相大技。

周公为相，下白屋，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尚已。其在后世，若诸葛武侯之相蜀，开诚布公，体国如家，日孜孜以人才为事，微长必绿，虽譬不废。下比如崔佑甫为相，推引荐拔无虚日，作相二百日，除官人百人。李吉甫入相，谘于裴珀，曰：“报国惟在进贤。”吉甫流落江湖，一旦入相，人才多所未谙，堆乃取笔疏二十馀人，数月之间，所用略尽。王旦荐人，人未尝知，比虽与古一德大臣不可同日而语，然能奖进人才，较之贪权固位、止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者，犹为彼善于此。

见贤而不能举，盖未见而浮慕其名高，既见而心厌其不阿，往往目为迂阔，不复省录。如汉孝武之于董子、申公，宋宁、理之于晦庵、西山，始则温旨招致，随即弃置散地；其所眷注不衰者，公孙弘、桑弘羊，韩侂胄、史弥远一班逢迎容悦之臣而已。好尚如此，致治奚由？

问：必如何而后谓之贤？曰：道明德立，学具天人，是谓道德之贤；识时达务，才堪匡世，是谓经济之贤。道德之贤，上则举之置诸左右，俾专讲明古圣帝明王修己治人大经大法，朝夕启沃，随机匡正；次则举之俾掌国学，督学改，师范多士，造就人才。经济之贤，上则举之委以机务，俾秉国成，献可替否，默乎章奏；次则举之随其器能，任之以事，分理庶务。共有职业不修者退之，以儆素餐；蠹政病民者罪之，以肃百僚；元恶大憝，则依“四凶”之例，以雪苍生之愤。举措当，好恶公，方不拂人之性。

平天下者，“以义为利”，则惟义是好，上倡下效，大义浃于人心；人心既附，则元气自固，三代之所以享国长久者此也。“以利为利”，则惟利是好，剥民自奉，人心不附，元气不固，则国祚不永，前五代、后五季是也。

问：“平天下”若全不言利，则经费不足，亦何以乎天下？曰：三代亦此天下，三代以后之天下，亦此天下，三代之天下，经费何以足？三代以后之天下，经费何以每患其不足？亦可以思其故矣。盖三代之天下经费俭，俭则恒足；三代以后之天下经费奢，奢则不足。今且勿论三代，姑以漠之天下言之，汉初尚鲜盐茶征榷之入，文景又屡下宽恤之诏，蠲民租税而经费不患不足者，灵台惜百金之费，不轻营造，后宫无锦绣之饰，凡百有节，是以财货充积，贯朽粟红。故有天下者，能以文景为法，经费亦何患不足耶？

问：纪纲、制度、礼乐、兵刑，皆治平所关，乃“平天下”传略不之及，何也？曰：有了本，不愁末。“乎天下”传言“先慎乎德”，言理财用人。“以义为利”，以端出洽之本，本立则纲纪、礼乐、制度、兵刑因事自见；若本之不立，纵纪纲、制度、礼乐、兵刑一一详备，徒粉饰太平耳。宁文泰之于周、唐太宗之于唐，治具非不粲然可观，而治化果何如哉？贞观之政，虽几致刑措，然本源不正，既无天德，又安有王道？此正所谓五霸假之，乃有识者之所羞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