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曲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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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十四

述而篇

问：夫子以生民来未有之至圣，何不立法创制、自我作古，而乃信古述旧，何也？曰：惟其不师心自用而信古，不立法创制而述旧，此夫子所以为至圣也。后世纷纷多事，正坐在上者，自恃聪明，不率由旧章，而轻改祖宗法度；在下者，自逞己见，不则古称先，而弁髦圣贤遗训，立异好奇，雄视百代，高抬其心，不在本位：此天下所以不治，而真儒所以不多见也。

《书》称：“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今学者敝精神于无用之虚文，其于当代章程，尚多茫然，况往古之典则乎？譬犹正墙面而立，一无所见，匪见胡获？匪获胡戍，学无实用，世乏良材，盖有由矣。

以夫子天直聪明，犹不轻“作”，乃后世书生，动辄著作，日新月盛，未有纪极，岂皆发夫子所木发，补夫子所来备，如日用菽粟之不可一日无耶？可以观世变矣。

《六经四书》而外，如潦、洛、关、闽、河会、姚泾、东林、少墟诸先儒讲学明道之书，皆本于躬行心得之；鳔，非汲汲以著述为事者也，其言纯粹精切，足以羽翼《六经四书》，开来学于无穷。吾人幸生其后，当享其现成，实体而力践之，无烦著述。昔有人问章枫山先生以无著作，先生曰：“前人之言多矣，删其繁可也。”而陈白沙先生亦曰：“千圣遗编皆剩语，小生何敢复云云。”其言深可味也。

圣贤著述，原为明道；常人著述，不过博名。

圣贤著述，是扶纲常、立人极、绍往古、开群蒙，常人则借以表见于天下后世，以图不朽而已。天理人欲之分，莫大于此。故著述愈多，则丧心愈甚，去道愈远矣。

“默识”，是人道第一义，“默”则不尚言说，“识”则体认本面。认得奉面原无声无臭，原“于穆不已”，自然无容拟议，自然终日乾乾，操存冈懈，何“厌”之有，以此自励，即以此励人，视人犹己，何“倦”之有，此方是鞭辟著裹、尽性至命之圣学。若误以“识”为志记，终日志记所闻，则反己自认之实安在？纵如痴如痦，忘食忘寝，不厌不倦，亦祇是口耳末习，记诵俗学。以此自励，是内不识己，便是误己；以此励人，是外不识人，便是误人。误己、误人，夫子岂然？

夫子之所谓“默识”，即大学之所谓“顾认明命”也。如猫觑鼠，心无杂用，意不他适，一念凝此，万虑俱寂。如是则本体清明，不至昏昧，日用寻常，无不在此觉中。

“默而识之”，谓沉潜自认，识得天命本体、自己真面，即天然一念，不由人力安排，湛然澄寂，能为形体主宰者是也。识得此，便是“先立其大”，便是识“仁”。孔门之学，以仁为宗，及门诸子，终日孜孜，惟务求仁。程伯子谓：“学者先须识仁，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即学而不厌也。”罗豫章令李廷平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气象，而延平教学者默坐澄心，体认天理，陈白沙亦言“静中养出端倪”，皆本于此，乃圣学真脉也。

问：学所以求识本体，既识本体，则当下便是，如何逞说“学”？还说“不厌”？曰：识得本体，若不继之以操存，则本体自本体；夫惟继之以学，斯缉熙无已。所谓识得本体，好做工夫；做得工夫，方才不尖本体，夫是之谓“仁”。

朱济道力赞文王，象山谓之曰：“文王不可轻赞，须识得文王，方可称赞。”济道云：“文王圣人，减非某所能识。”曰：“识得朱济道，便是文王。”至哉言乎！可谓八字打开，当机觐体，分明直指矣。今人所以支离葛藤于语言文字之末，而求诸外，原自己不识自己也。城识己之所以为己，本自高明，本自广大，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圣非有馀，己非不足，自然自成自道，岂肯自暴自弃。

问：“识”谓识本体，非徒志记所闻固已，然“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诲人不倦”，岂尽望人以识本体耶？曰：本体人人固未易尽识，而求识本体之工夫，未尝不入人尽诲，博约之诱、克己笃敬之说，所以示人以后入者，未尝不谆恳，夫何倦耶？

学之所以为学，祇是修德；德若不修，则学非其学。“讲学”，正讲明修德之方也，不讲则入德无由；“徙义”，所以崇德也，不徙则崇德无藉；“改不善”，所以进德也，不改则无步可进，安得不忧。故为己而忧，是自视败然；为人而忧，是视人犹己。

自己不知学，不可不寻人讲，讲则自心赖以维持；自己知学，不可不与人共讲，讲则人心赖以维持。所讲在学，学术愈明，则世道赖以维持。

治乱生于人心，人心不正，则天下不治；学术不明，则人心不正。故今日急务，莫先于讲明学术，以提醒天下之人心。严义利，振纲常，戒空谈，敦实行。一人如是，则身心康平；人人如是，则世可唐虞。此拨乱反治、匡时定世之大根本、大肯綮也，全在有立人达人之志者，刻意倡率，随处觉导。

学之不讲固可忧，讲而不行尤可忧。盖讲学本为躬行，如欲往长安，不容不讲明路程，若口讲路程而身不起程，自欺欺人，其病更甚于不讲，岂不尤为可忧。

“志道”、“据德”、“依仁”而后“游艺”，先本而后末，由内而及外，方体用兼该，华实并茂。今人所志惟在于艺，据而依之，以毕生平，逐末迷本，骛外遣内，不但体无其体，抑且用不成用，华而不实，可耻孰甚。

古人以道为先，是以知道者多；今人以艺为先，是以知道者少。道成而上，艺成而下，审乎内外轻重之分，可与言“志”矣。

志道则为道德之士，志艺则为技艺之人，故志不可不慎也。是以学莫先于辨“志”，必也道成而方及艺，则朝夕游衍，莫非摄心之助，巨细精粗，一以贯之矣。

古之所谓“艺”，如礼、乐，射，御、书、数，皆日用而不可缺者，然古人不以是为“志”，必体立而后用行。今之所谓“艺”者，诗文字画而已，究何开于日用耶？或问枫山何不为诗文？枫山笑曰：“末技耳，予弗暇也。”庄渠先生答唐应德书曰：“闻开门授徒，无乃省事中又添却一事，谁始为举业作俩，不知耗了人多少精神，心中添厂多少葛藤蔓说，纵斩绝之，犹恐牵缠，况可引惹乎！朱子谓举业是一厄，诗文是一厄，簿书是一厄，祇此三厄，埋没了天下多少人材。愿应德卓乎万物之表，莫以此等樱心。若谓此是次业，是指寻花问柳与力穑同也。”按先生此书，言言警切，辨志者不可不知。

“用之则行”，可以仕则仕；“舍之则藏”，可以止则止。行藏惟道是徇，进退不失其正。道苟见用，则进而行道以济时，进非希荣；道若不用，即退而抱道以守身，万锺有所不顾焉。颜子才堪经邦，学能知几，“箪瓢”泰然，心无系累，故夫子以是许之。

能知几则临时自小心兢业，敬慎无忽，计虑周详。不万全决不轻发，识微识彰，能柔能刚，涉世用兵，无不成宜。德性作用与血气作用，自是不同，深潜缜密典孟浪勇敢，得失何啻天渊！

“临事惧”，“好谋成”，岂惟为将之道当然，为君为相，及凡百有位，以至士之立身行己，莫不各有当临之事、当成之谋，事无大小，莫不当然。故君而能然则万几理，相而能然则百官治，百执事能然则职业举，士能然则品诣端。

富若可求，人人皆富矣；人不皆富，非命而何，即求之而得，齐景千驷之马，何如夷齐西山之薇，一则死之日民无得而称，一则民到于今称之。诚不以富，亦祇以异，君子终不舍比以慕彼，况求无益于得，又岂可随俗驰逐，徇人而丧己耶？故学者第一要安命守义，不可妄求。

问夫子“所好”。曰：夫子之好，秉彝之好也。好民彝物，则好性分懿德也，是以“好学”、“好古，敏以求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今人或好声色货利，或好诗酒博弈，非不各有所好，然好而不得其正，流荡忘返，适足以自误生平。

“乐亦在中”，困而不失其所亨也。富贵本如浮云，况不义之富贵乎？其为心体之累、终身之玷，亦犹浮云之障太虚，扫而去之，则万里清澈，光风霁月，其快无涯。

古今人士，本来皎洁之品，其为不义富贵所障者何限？苟得一时，遗臭千古，清夜扪心，乐乎，不乐乎？当必有辨之者。

子雅言《诗书礼》者，原欲学者雅闻其说，心绎神会，以之理性情、谨节文、练政事而逢之用也。吾人生乎千百世之后，虽不获亲炙子侧而聆其“所雅言”，而共“所雅言”者，未尝不口诵而心维，果以之理性情、谨节文、练政事而达诸用乎？若徒假其言以为富贵利达之资，无惑乎庄生谓“儒以《诗礼》发坟”，李卓吾目为“衣冠大盗”也。每一念及，曷胜惭赧！

问：“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此正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而异于常人处；若常人亦能如是，尚何圣人之不可企及？曰：常人非全无发愤时，当其发愤，亦或忘食；非全无所乐，当其乐时，亦能忘忧。但圣人之愤忧，全为明道修德，道有未明，德有未修，安得不忧？安得不发愤？道明德修，不容不乐，乐则何忧之有？置身世情绿于度外，并死生亦忘，学至于忘忧忘死生，则身与道为一矣。常人之发愤，不过为富贵功名而已，未得则发愤以图，既得则意遂而乐。愤乐无异，而所以愤乐则异，能于所以处自奋自拔，其庶乎！

夫子以行示范，而门人惟言是求，故自明其“无隐”之实以警之，与“天何言哉”之意同。所以迪及门以返躬尚行者至矣。

师之于及门，有言教，有身教，言教固所以教其行，然不若身教之得于观感者尤深。夫子而后，若曾子之于公明宣亦其次也。公明宣及曾子之门，见曾子居庭，亲在叱吒之声，未尝至于犬马，说之而学；见曾子之应宾客，恭俭而不懈惰，说之而学；见曾子之居朝廷，严临下而不毁伤，说之而学。故不言之教，不从耳入，而从心受，根于心，斯见于行矣。

问：世有夫子之道德，而后诸及门得以“景行行止”，相观而化；有曾子之笃行，而后公明宣得以奉为楷模，是则是效，其如经师易遇，人师难逢何？曰：“三人行，必有我师”，其所从游，岂无彼善于此者乎？有一善即师其一善可也，即一无所逢，而孔、颜、思、孟、周、程、张、朱及薛、陈、王、吕并先辈高贤真儒之行实，具在一室，静对目击而道存，莫非我师，莫非“无隐”之教，在加之意而已。

问“不知而作”“作”字。曰：“作”，动作也。动于心为思，动于口为言，动于身为行，而知为主。知则清明在躬，理欲弗淆，心无妄思，口无妄言，身无妄行，是谓动无不善；不知则昏惑冥昧，理欲莫辨，心多妄思，口多妄言，身多妄行，此之谓无知妄作。

“多闻”善言，“多见”善行，藉闻见以为知，亦可以助我之监衡，而动作不至于妄，然去真知则有间矣，故曰“知之次也”。知闻见择识为“知之次”，则知真知矣。

真知非从外入，人所自具，寂而能照，感而遂通，“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心思言动，莫非天则，未尝自私用智，虽作非作。

夫所谓真知非他，即吾心一念灵明是也。天之所以与我，与之以此也。耳非此无以闻，目非此无以见，所闻所见非此无以择、无以识，此实闻见择识之主，而司乎闻见择识者也。即“多闻多见”、“择之识之”，亦惟藉以致此，非便以多闻多见、择之识之为主也。知此则知真，知真则动不妄，即妄亦易觉。所贵乎知者，在知其不善之动而已，此作圣之真脉也。

天之生人，未尝不与之以善；人之受生，未尝不共有是善。互乡之人，乃独不善，此非其生来如是，亦习俗使然也。顾天下无不可变之俗，无不可化之人，特患无机可乘耳。以互乡之童子而知慕夫子，不顾流俗之非笑，毅然请见，可见秉彝好德之良，原非习俗所得而泯。即此便是可乘之机，迎其机而进之，安知其不可与为善也。童子一善，将来可以善一家，善一乡，变化之渐，安知其不基于此乎，夫子之见，堤子以为“待物之宏”，余窃以为成物之殷也。故君子之于恶俗，当思转移，勿轻鄙弃。

问“君子坦荡荡”。曰：能俯仰无愧，便是“坦荡荡”；能持敬谨独，方能俯仰无愧。问：持敬以谨、谨其独，固致坦之要，而独之当谨者，其详亦可闻乎？曰：独之当谨者非一，而名利之念，尤为吃紧，千病万病，皆从此起。祇不为名牵，不为利役，便俯仰无愧，便坦荡自得。小人不为名牵，便为利役，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便是“长戚戚”。

泰伯篇

泰伯逐身遐荒，毁伤发肤，以绝大王王季之望，让国不居，泯然无迹，并让之之名不居，此所以为“至隐”也。今人有一善，惟恐人不知，浅亦甚矣。谚云“满瓶不响”，亶其然乎！

为善不近名，方是真善；否则纵善盖天下，可法可传，有为之为，君子弗贵，以其非真也。

或曰：人祇要力行好事，一时虽不求人知，天下后世终有知之者。曰：力行好事，亦惟行其心之所安，当然而然耳，后世知与不知，非所望也。若谓天下后世终必知之而力行，终是有为而为，非当然而；然也，而身后之名，果足以润枯骨乎？

泰伯惟行其心之所安，是以不存形迹。其后季札化之，避位辞封，安于延陵，高风伟节，仪表千古，渊源远矣！

曾子临终，启手足而“知免”，由于平日之修其身而无歉。吾人平日多歉，临终将何以自兔？今日尚未免消沮闭藏于世上，异日必不免抱悔含羞于地下，念及于斯，曷胜蹐！

孝以保身为本。身体发肤受于父母，不敢毁伤，故曾子“启手足”以免于毁伤为幸。然修身乃所以保身，手不举非义，足不蹈非礼，循礼尽道，方是不毁伤之寅。平日战兢恪守，固是不毁伤，即不幸而遇大难、临大节，如伯奇孝己，伯邑考、申生死于孝，关龙逢、文天祥之身首异处，比干剖心，孙揆锯身，方孝孺、铁铉、景清、黄子澄、练子甯诸公，寸寸磔裂死于忠，亦是保身不毁伤。若舍修身而言不毁伤，则孔光、胡广、苏味道之模棱取容，褚渊、冯道及明末诸臣之临难苟免，亦可谓保身矣？亏体辱亲，其为毁伤，孰大于是！

保身全在修身，而修身须是存心。终日凛凛，战竞自持，察之念虑之微，验之事为之著，慎而又慎，无所容乎人欲之私，而务全其天理之正，如是则俯仰无怍，生顺而死安矣。

曾子揭“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诗，以告及门，此千古作圣之基也。念念如此，则念念皆天理；事事如此，则事事皆天理。一日如此，则一日皆天理；终其身常常如此，则终其身常常纯乎天理矣。故存心不如此，则非所以慎独；临事不如此，则非所以敬事；涉世不如此，则非所以涉世；经世不如此，则非所以经世。故绝大经纶，出于绝小一心。

心小则心存，心存则不乱。临大事而不乱，方足以任大事；临生死而不乱，方足以了生死。

生之必有死，犹昼之必有夜，圣愚同然，古今一揆。祇要平日心事无歉，便是临终了死善著。

一生战战兢兢，此心常存不放，到头检点乎生，超然无累而逝，方是好结果、好散场。盖善始乃能善终，善生乃能善死。

吾人自今以前，既往之纵逸，疚心荡检，业已悔憾无及；自今以后，尽战兢自持，犹岁有月限，来日无多。若复悠忽纵逸，临终检点生平，虽欲少延时日，痛自绳束砥砺，何可得耶？

颜子“以能问不能”，若无若虚，与物无竞，非其心同太虚，安能如是，在颜子实不自知，而曾子以是称之，则曾子所养可知矣。今学者居恒动言人当学颜子之所学，试切己自反，果“若无若虚”、物我无间、惟善是谘、怡然“不校”乎，否则其所养可知。

有大学问、大识力、大气骨，方足以当大任、应大变，托孤而克副所托，寄命而不负所寄，遇祸乱而忠贞益著，处末路而大义愈明，若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戍王、孔明之于后主是已。苟息节固无亏，然才弗胜任，卒负所托；霍光虽不负托，而寡学鲜识，大节为妻所夺；范质、王溥同受周世祖顾命，陈桥之变，临难惧死，以宰相而反北面点检；高拱、张居正同受明穆宗顾命，拱才疏识寡，居正以计挤去，恃才擅权，则又苟、霍之罪人也。

不遇盘根错节，无以别利器；不遇重大关节，无以别操守。居恒谈节义，论成败，人孰不能？一遇小小利害，神移色沮，陨其生乎者多矣。惟遗大投艰，百折不同，既济厥事，又全所守，非才品兼优之君子，其孰能之？

善心之兴，立身之卓，德器之成，由于《诗礼乐》。今《乐》虽士不肄习，而《诗》典《礼》，未尝不家传而户诵，兴者、立者，果有其人乎？吾不得而知也。夫古之肄《诗》，原监其善恶以淑心；今则惟讽诵其章句，讲明先儒之所发明，以为举业之资而已。古之肄《礼》，原准其仪节以律身；今则惟裁取可为科试题目，以为应试之备而已。是肄习之始，便以弋名媒利为事，而欲善心之兴、律身之卓，何可得耶？然则屏举业不事，专心致志，肄《诗》肄《礼》，惟藉以淑心律身可乎？曰：亦顾其人何如耳。苟志在兴善，即以之兴善；志在律身，即以之律身。终身肄《诗》肄《礼》典人同，而所以肄《诗》肄《礼》与人异，即其所肄而一一反之于心，见之于行，由是出而应制，以其躬行心得之馀，发之举业，方为有本之举业，而善心之兴、律身之卓，益以举业而逢诸用，举业即德业矣。曰：其肄之之方，可得闻乎？曰：别无方，肯实反之身心便是方。仍于肄诗之馀，择先儒所吟有关于身心性命、纲常名教痛快警切者，每日午候精神倦散之时，朗诵数首，以鼓昏惰；择》曲礼少仪《之有切于日用之急，及吕新吾》四礼翼《，佩服勿皲，坐立言动，整肃威仪。朔望，则设先师及颜、曾、思，孟、周、程、张、朱并薛、陈、王、胡位行礼，时操琴音，养其性情，其庶几乎！

大才忘才，小才恃才；恃则骄，骄则吝。

“骄吝”，由于不知学，盖知学，则知道理无穷。恒若己无一长，知德业难尽，恒若己无一善，自然威仪收敛，虽遇庸劣，亦谦和可掬，汪汪有千顷之度；不知学，则道理不明，德器无成，薄有技能，辄沾沾自喜，旁若无人。

谢上蔡别程子数年，去得一“矜”字，知学故也。“学不志谷”，方是实学，方为有志。

实学道德，自不志于功名，实为身心性命，自不念及于富贵利达。

今人初学之日，便是“志谷”之日。揣摩帖括，刻意雕绘，疲精竭神，穷年累月，无非为谷而然，此外无志，故此外无学。夫惟此外无志，是以修己务实之儒，世不多见，以致修己务实之业，无人讲求，士趋日卑，士风日壤，病正坐此，可胜叹哉！

问：列国之时，邦域各别，遇“危邦”固可以不入，“乱邦”可以不居，夫在一统之世，际危乱奈何？曰：小而郡县，大而省直，亦邦也，中间岂无彼善于此者乎，故处蜀而罹缯，李巨游之往祸足鉴；避逮而获免，管幼安之见几可钦。

“有道则见”，必才足以有为，见庶不徒见；“无道则隐”，须铲彩韬光，隐方是真隐。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尺璧非宝，寸阴是惜。作圣君子，及时努力。

为身心性命而学，则“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君子“自强不息”之心也；为富贵利达而学，则“学如不及，犹恐失之”，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同行异情，人品霄壤。

“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所性不存故也。

人若见得透时，则知有天下，原不足与；天下尚然，况区区寻常所有乎？一或萦怀，便为心累。夫惟淡忘，斯胸次洒然，道思过半矣。

问：“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后世师济盈廷，而天下治日常少，乱日常多，何也？曰：五人德为天德，才为王佐，视天下犹一家，万物犹一体，王事犹家事，各效其长，同心共济于上。其所引用布于中外者，莫非贤能，舜又以圣明临之，故世登上理，俗臻雍熙。后世既无五人之德之才，又多自私自利之心，其所汲引，贤者不用，用者不贤，举错失宜，人无劝惩，故虽济济盈廷，究竟无补于洽。间有彼善于此，不过仅臻小休而已。

学者居处食用，俭约方好。“禹之无间然”处，祇是“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功在万世；君临天下者且然，况常人乎？故养德当自俭始。

近代章枫山先生，官至八座，致仕在家，仅小屋三间，前面待客，后面自居，粗衣疏食，人所不堪。先生处之裕如，门人化之，莫敢华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