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曲集/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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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十三

反身续录序

增补二孟小引

《反身录》刊布问世矣，兹录《二孟》之所待增者为一册。盖在昔丙寅之岁，敬绿此书，草稿初具，而学宪淝水许公索先生未布之书，时即以此请教，盖意图就正云耳。不意许公见而悦，谓自孟子揭“求放心”之旨，而千古学问之大要明，今先生以“反身”之旨，揭读书纲领，其功上继孟子，可以无愧。遂不谋而授梓行世，意良美矣。顾原本原属敬参订未详之书，中间未符先生原意者实多，又《二孟录》尚未竟，抑尤有待增补而未及增补，为可惜耳。寒士贫生，重翻无力，徒付慨叹，暇日乃绿《二孟》合入之条，另为一帙，藏之箧笥，自今当节口缩腹，冀量聚微赀，他日佐工而续梓焉·乃若全录待正之刻，则自分终身徒抱郁抑而已。外又有年来书答一册，亦手录成册，以待他日补入全集云。

门生王心敬百拜识

反身续录序

《反身录》旧梓于学宪淝水许公。当时以许公急欲以“反身”之旨风示士林，使知读书不徒在口耳之末，故不待其绿之完而遽以授梓，甚盛心也。然《二孟》缺然，尚非完书，海内同志惜之，兹芳、藻等僭不自量，校仇《二孟续录》之条，附梓其后，共成八卷，以公同好。於戏！自圣学不明，学者诵读《六经》、孔、孟之言，不过为资闻见、博富贵之阶梯，论者以为经不毁于秦火，而毁于后儒之诵言忘味。得先生“反身”之说，而孔孟穷经致用之旨始明，则是有《六经》、孔、孟之言，必不可无先生之是说。若曰“反身”二字，不过理学先生家之常谈，芳、藻等窃不敢许为知言。

康熙壬午岁二月朔日，韩城门人贾缔芳、程伊藻顿首拜志

反身续录

二曲先生口授 鄠县门人王心敬录

孟子上

梁惠王

七篇之书，言言痛快，豁人心目。君相由之，足以拨乱返治，旋乾转坤；韦布由之，足以壁立万仞，守先待后。当时目为迂阔，当时所以不洽；后世诵而弗由，何异“买椟还珠”。

当时功利成风，人皆随风而靡，此风不革，则致治无由。孟子目击斯弊，故一承梁王之问，即极口力辟，急先务也。

此风要自上革，上不好利则源清，源头一清，流无不清，上下俱清，自然民安国泰，世跻雍熙。若利源不清，比风不革，而欲民安国泰，世跻雍熙，是犹却步而求前也。善乎，汲黯之对汉武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汲黯之言，岂惟深中汉武之病，实中天下后世学人之通病。当其志学之初，非不浮慕往哲，欲做君子，然大半越做越假，多做不成，只缘利心未清而内多欲也；虽尝顾名思义，黾勉为义，而宾义主利，终是有为而为。为术愈工，则为病愈深，饶是遮盖周密，到要紧时候，不觉本态发露，大丧生平隐微之所，自以为利者，究竟反成大不利。

“利”之一字，毒埒于鸩，鸩一入口便丧命，利一熏心便丧品。

论学于今日，不必谈玄说妙，只革去“利”心，便是真学；绝去“利”源，方是真品。否则徒饰皮毛，病根终在。

《集注》谓孟子“拔本塞源以救弊”，诚哉是言也！继孟子而为“拔本塞源”之论者，莫畅于姚江王子，其言最为痛切，读之真堪堕泪，吾人宜揭之座右，触目警心。

“仁义”曷尝不“利”，只患人不“仁义”耳。天子仁义，则天下钦仰，天下钦仰，斯天下隆昌；卿大夫仁义，则朝野钦仰，朝野钦仰，斯爵位隆昌；士庶人仁义，则乡县钦仰，乡县钦仰，斯身家隆昌。同视惟利是耽、品污望轻、人所羞齿者，果孰利而孰不利耶？

梁王以“制胜雪耻”为问，孟子答以“修其孝弟忠信”、“可使执挺以挞秦楚坚甲利兵”，不惟当时乍聆之以为迂，在后世骤读之，亦未有不以为迂者。然而非迂也。人心为制胜之本，人伦修明，忠义自奋，情所必然，无足疑者。天启初，边事告急，远迩震恐，冯少墟先生时为副院，慨然曰：“此学术不明之祸也！”于是限日率同志、士绅立会讲学，千言万语，总之不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及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六言”，当人心崩溃之馀，赖比提撕，激发天下，当十万师。使天下晓然知有君臣父子之伦，三纲之道明，而樽俎之容，威于折冲，亦孟子“修孝弟忠信”，“以挞秦楚坚甲利兵”之意也。或曰：“此何时也，而犹讲学？”先生曰：“此何时也，而可不讲学！讲学者，正讲明其父子君臣之义，提醒其忠君爱国之心，正今日要紧第一著也。”或又谓：“方今兵饷不足，不讲兵饷而讲学何也？”先生笑曰：“试看今日疆土之亡，果兵饷不足乎？抑人心不固乎？大家争先逃走，以百万兵饷，徒藉寇兵、斋盗粮，祇是少此一点忠义之心耳。若要提醒此忠义之心，不知当操何术？可见讲学诚今日御敌要著。”由先生斯说观之，益知孟子之言非迂，而人伦之修，在所不容缓矣。

自《孟子》此章剖析“仁义与利”利害后，复以义、利分别舜、踪，利非所尚，而仁义非迂，学者类能言之。顾义利公私之间，为端既微，而人心擩染之久，出义入利，势又甚便，自非有“格物致知”之功，实造乎意诚心正之地，将有利心乘于不自觉，而仁义牵于不能自胜者。故清源拔本之要，在平日实下“居敬穷理”之功。然非有真师友、真识见，则或有毫厘之差，而流害或至千里之谬，故欲“居敬穷理”，又必以讲学取友为急也。此理之相因，断不可易者，乃今之学者，或以为学不必讲，甚者以讲学为诟病。噫！其亦不思而已。

观移民移粟之术，不足以致民多，则知吾辈帮补凑泊之学，不足以“明明德”，学不务本，而以德之不明归咎气质，是犹王道之不行、“民不加多”而罪岁也。孟子曰：“王无罪岁，则天下之民至。”余亦曰：学无咎气质，则德明矣。

惠王尽心于移民移粟，在当时亦费许多转搬安插之术，孟子尚不许其尽心；后世为民父母行政，平日既无先事预防之图，而临荒又坐视其死而莫之救，甚者或益之以暴征横敛，从而追之死亡盗贼之涂，吾不知清夜之间，果何以自安也耶？此又梁惠王之罪人矣！

荒政无奇策，皆不过权宜补救于什一耳；即行之尽善，仅足以救民之死，而不足以赡民之生。故圣贤言治，皆以平日力行王道为要。但在今日，时异势殊，与古昔作用，必不能尽同。如孟子言王道之始，在重农事、明禁戒；王道之成，在制里田、教树畜、兴学校。今欲力行王道，唯重农、兴学二事，今昔不异，其馀则不免于今昔异宜。古法既不能尽行，而王道又不可以苟且粗略而成。吾人读书论世，正须从此反身，实究出一不乖于时、不悖于古的大经大法，使他日得位行道，不必尽袭成迹，而亦足使民养生丧死如古时；不必尽摹古法，而亦足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如古时，然后为通时变，善读书也。不然，不达其意而徒古法之泥，纵于前人之言解得明、说得当，究成何济？

问：古法既不可尽复，王道又不可粗略苟且而成，今欲行之，何施而可？曰：择吏、重农、轻放、禁暴，其始乎；明礼、正学、兴贤，其成乎。得其人则法行，非其人则法废，责实效、慎保举，此择吏之要也。农者，国之本、民之命，劝相有术，而后地无遗利，审其土宜，通其有无，如水利其最要矣；次如种树、种蔬、种药之法，必详必备，则生众而民富国足矣：比重农之要也。税敛无艺，则吏缘为奸，究之上之所入无几，而民之受害无穷，非时不征，额外有禁，则民力宽然有馀矣，“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此轻敛之要也。污吏渔民，豪强兼并，奸胥网利，有一于此，皆为民蠹，此禁暴之要也。夫如是，则吾民养生丧死无憾矣，养生丧死无憾，此王道之始也。礼不明则体统陵，体统陵则民志惑。民志惑者，僭奢之端、祸乱之原也。自君后以至庶人，自祭享以至日用饮食，白宫室以至车服器用，贵贱有章，隆杀有等，崇朴尚雅，黜浮去靡，如是则上下志定，而用度节约，民有馀财，国无乏用，而天灾人害可无虞矣，此明礼主要也。学术者，人心风尚所关，人才所由出也，无所统一，斯小辩起而害道矣。明孔孟之大义，距异谒之邪说，无妄分门户，以坏吾道之大全，无徒徇皮肤，以戕圣学之血脉，可大可久，“无党无偏”，此正学之要也。有治人，无治法，治以贤始，即以贤终，然无所待而兴者，其惟圣人乎？其馀则皆俟乎上之振作鼓舞矣，而兴学校其首也。其法则《礼记》之说详，而前朝王文成之说，更为精明可用。慎师儒其次也，其法则宋明道先生上神宗之谎为至要而可行。精选举、严考成，又其次也，其说则《周礼》与《戴记》之言备矣。以至宗族勋戚之学必严，武弁侍卫之教必详，则《大学衍义补》之所条陈，可斟酌而采取矣。教化明则学术端而人心正，人心正则人才蒸蒸然出而不穷，人才众而天下有不久安长治者乎？此兴贤之要也。如是则颁白不负戴，而黎民不饥寒，此王道之成也。人君诚以是道实心行之，公卿大夫诚以是道实心奉行之，吾见三代之治，可复见今日也。若夫井田封建之宜兴宜废，则存乎时与人，区区执一偏之说，以为必宜复、必不可复者，皆非至当之论也。

观仁民在先去其害民，可见养心，在先去其害心。

兽相食且人恶之，为其同类相残也。吾辈同师尧舜，同学孔孟，或以意气不合而排挤心生，或以学术不契而讥贬妄加。又或不论学脉之真伪偏全，迎合时好，假卫道之公名，为趋时邀名之藉，诋斥正学，讪讥先贤，此真以人食人也，心忍于率兽食人矣。吾党戒之。

《施仁章》不为孙吴出奇制胜之术，而实为强国雪耻之大本，大本乃谓之经。后世言兵者不此之论，而徒以孙吴权谋变诈之术为经，失其旨矣。故今之《七书》，谓为兵家权谋术数可也，不可以为经。

或问：孟子受梁惠王卑礼厚币之聘，久处于梁，何以一见新君而恝然即去？先生曰：敬者德之聚，言者心之表。襄王初政，任大投艰，见宾师而容貌辞气，慢易粗率如此，则其他可知；德器如此，其不足以有为可知矣。不足有为而久留，是干泽也，焉有君子而干泽者乎？比与不受齐万锺百镒同义，未可议也。言毕，因顾心敬曰：容貌辞气，岂细故哉？诗云：“抑抑威仪，维德之隅。”又曰：“无易由言，无曰苟矣。”

王道本于不忍，圣学本于无欲。外不忍而官治，是杂霸之道，而非王道也；外无欲而言学，是支离之学，而非圣学也。

民有恒产，然后可望其有恒心。故明君将欲兴学校以教民，必先有以制民之产；所以然者，衣食足然后可望其知礼义也。后世言治者，动曰“兴学校”，却全不讲为民制恒产，不知恒产不制，而责民以恒心，是犹役馁夫负重，驱赢马致远，纵勉强一时，究之半途而废耳。此即以古先圣王教民之法教之，尚不可望其一道德而同风俗，况以后世苟且具文尝试，而可望其治礼义哉？王道既湮，不特后世无行先王之道者，即求一知治本者，与之言先王之道，亦不可得，可叹也夫！

庄暴

“以小事大”为“畏天”，“以大事小”为“乐天”。今之学者，一无所知能，而傲然自大于先生长者之前，其悖天甚矣！

“乐天”者保天下，学者亦须有此襟度，然后可云万物一体之学。

或问：如何养此大勇？曰：明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而学聚问辨、宽居仁行，则“集义”而生矣。

或问：古者什一而取，国用而外，如何得有留馀，以常施补助之仁？曰：古人凡事皆为民起见，公田之入，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为出。故三年必有一年之馀，九年必有三年之馀。《诗》曰‘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言节以制用，大田之入，常留陈以食农民也。曰：今之社仓，得古之意否？曰：古以贡之官者赐之民，社仓以责之民者之民。古者食民，则并其本而给之，社仓则不惟收其本，而并敛其利，其意已与春秋补助、取陈食农之义，天地悬隔矣。且其散之无法，则囷竭廪虚，而遇凶无以用；主之非人，则奸猾邀利，而贫民无实惠，又岂得与古者取陈补不足、助不给之美意良法同乎？曰：常平何如？曰：其意善矣，然非得贤者主之，适成聚敛病民耳。为今之计，古法既不能遽复，必也社仓而兼济以常平，以常平备储畜，而使丰凶有备，以社仓岁赈贷，而使农耕有藉。更为之慎择有司，严立条格，以杜胥吏舞文侵渔、富豪乘时射利、奸猾冒名妄食之弊。如是，则民有实惠，而国家亦可赖以无水旱之忧，虽不能无愧于古，亦庶乎善于今之法矣。

讲至“从流下而忘反乙四句，先生怆然而叹曰：今之学者，不讲于敦本务实之学，而役役于辞赋诗文之场，甚者驰逐乎富贵声华之域，穷年卒岁，敝精疲神而不知反，吾不知谓之何？小子戒之！

好货好色，齐王以为病，孟子不惟不以为病，而且进之于王；盖王道初不外乎人情，七情之发，即圣人不能无，但在得其正、得其公耳。“同民”则得其正而公矣，其于好也何病？后世儒者不达此义，却迁就其说，谓孟子欲行其道，姑借比引进时君，为信用之机，审如是，是枉道而徇人矣，尚何道之行哉？大抵后世游谈无根之说多类此。

五官、百体、伦物、日用，此吾辈之四境也，一有不治，即为负天地生我之意，与受托而负友、受任而负君同罪。吾辈戒诸。

用贤固在用察，然用察亦非易事。镜必先明，而后妍媸无能逃其鉴；不然，将有以贤为不贤，以不贤为贤者矣。故人君以“居敬穷理”，稽古亲贤为奉务。

为室必求大木，琢玉必使玉人。为治而不务求贤，为学而不务得师，愚亦甚矣。

为政不在地之大小，为学岂限于资之敏钝；行仁则百里可王，力行则愚柔强明。安燕所以安天下之兵，息机所以静吾心之妄，异事一理，学者能于此反身而体验之，其于学也，思过半矣。

公孙丑

圣学明于宋而光于明，其在今日，可谓“王道荡荡”，“王道平平”矣。有志者诚能遵而由之，当不待穷搜若素，而会极归极，信所谓事半功倍也。吾辈当自奋，无自弃。

告子有志心学，只为不达心体，故差入硬把捉一途去。今之学者茫不知心为何物，见先达言“主静”亦主静，至有轻视一切伦理为繁文琐节，而冥目跏坐于暗室屋漏之中，以为道即在是者，不知此与告子何异？

“至大至刚”，孟子分明将“浩然之气”形容矣；而先曰“难言”，盖“难言”非谦辞也，即其言者，特于不可形容中姑强形容之耳。然则吾辈读古人书，须默会于意言之表，然后见古人立言之心。

“养气”以“集义”为功，须要明得何者为“义”，如何为“集”，然后可望其生“浩然之”。今之言“集义”者，吾见其义袭而取耳，所以资谈柄则有馀，当大任则不足。

工夫不离本体，识得本体，然后可言工夫。今人不识本体，开口言“勿忘”、“勿助”，不知早巳入“助”、“忘”也。以病为药，宜其服药而病转增也。

“助”、“忘”异病而同根，此等病从标末上偏救之，终于扑东生西，须用拔本塞源之剂。

问：如何谓之“善言德行”？曰：青、齐之士善言海，秦、蜀之人善言山，凡夫阅历身处之久者，其言之也倍亲，故仁义之人，其言蔼如。颜、闵有德之人，其言德行也，不啻数家珍、辨一二，自一一于血脉上，说得亲切的当，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

问：孟子“愿学孔手”，先生何所愿？曰：愿窃比于我孟子而已。见礼知政，闻乐知德，学者必有此识见，然后可以论世知人。

见礼知政，闻乐知德，此非精义入神者不能。今人无精义入神之功，而好以成迹雌黄古人，多见其不知量也。

“仁”、“荣”，不必大国之畏，然后见其荣，即其同心而俯仰无愧，荣也何如？不仁之辱，不必受侮而后见其辱，即其自反而“怍心汗背”，其辱也何如？

见孺子入井，而怵惕恻隐心生，孺子岂必亲于我哉？吾心生机之发，于此自不能已耳。夫“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今人于骨肉之间，往往视如路人，或至视如仇敌，其为灭绝天性，自梏生机甚矣！

“有四端而自谓不能，谓之自贼；谓其君不能，谓之贼君”。今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皆与尧舜同，与孔孟同，与周程张朱同，而往往谓尧舜不可至，孔孟不可学，周程张朱不可企，吾不知人将谓我何？其亦不思而已。

“耻”之一字，人品、心术、善恶、生死之关。孟子曰：“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为人君而有耻，则必耻不为尧舜，耻不为尧舜，则必为尧舜矣；为人臣而有耻，则必耻不为禹、稷、皋、夔，耻不为禹、稷、皋、夔，则必学禹、稷、皋，夔矣；为学而有耻，则必耻不为孔、孟、周、程，耻不为孔、孟、周、程，则必为孔、孟、周、程矣。故有耻则为贤为圣而无不足，一无耻则为愚、为罔、为小人而有馀，耻之所关大矣哉！

天时

古之学者，君就则见，君召则不往见，非是自高其身分，道固如是耳。今之仕进者，囚首跣足，求进乎有司之门，以侥幸于不可必之知遇。呜呼，其视古之学者，抑何不相侔也！

士必有耻，而后可望其服道德、建功业。故古之时，在上者遇士以礼，以作兴其羞恶之心，士亦以道自重，以无亏其羞恶之实，是以居上有功业，在下有礼义。后世场屋待士之法，上之所以求之者，既非所以重之，下之所以自献者，亦不知所以自重，习以成风，皆莫知反。呜乎！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士之始进如此，则其平日之服习乎道德可知矣。既不知道德，尚何望其建功立勋，以无负于朝廷之任使哉？噫，弊也甚矣。

不受百镒、不受万锺，非其义一毫不以假借，如孟子者，始可谓财上分明。名节者，卫道之藩篱；辞受者，立身之大节。学者谈仁义、服道德，必须有此操守，然后学为真学，品为真品。

孟子论周公之过，不讳其过，而却于其中指出无过之实，如孟子者，才可谓之论世知人，才可谓之“观过知仁”。今人论人，不原其心而惟迹之泥，往往于无过中吹毛求疵，其亦异于孟子矣！

古人论人，往往于有过中求无过，今人论人，往往于无过中求有过；古人好成人之美，今人好成人之恶：今古人品、心术之悬绝如此，可叹！可叹！

改过是美事，人却不喜为；文过是不美事，人却喜为之：真是不知好歹。

滕文公

人性皆善，吾之性即尧舜之性，故曰“道一”，曰“有为亦若是”，曰“尧舜可为”。此实理实事，今人却以为孟子故意引进人为善，非真“人皆可为尧舜”也。此等议论见识，不惟不信圣贤，自小其身分，亦且甚坏人心术学问。某见此等，必深辨而痛辟之。

“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自汉文不学，临终遗令短丧，以日易月，后世相沿，遂成故事。晋武虽复，而未纯复。唯魏孝文毅然不顾盈廷之议，一如古制，与滕君可谓异世同揆，余每读其批答廷臣之言，未尝不为之堕泪。

“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后世丧制，往往以日易月，独不思父母当时鞠育顾复、怀抱提携之恩，亦尝以日易月否？

《礼》“三年之丧”：三年之内，“齐疏之服，飦粥之食”，不御内，不露齿，不群立，不旅行，不饮酒茹荤，恒处苫茨。后世士庶名为居三年之丧，然多不过衣白三年而已矣。夫居丧而止于衣白，即三十年不难，矧三年乎？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今庠序未尝不设，学校各处皆有，而教安在哉，不但立身行己之道、济世安民之务，梦想所不及，即章句文艺之末习、登堂画卯之故事，亦寥寥无闻。士不皆才，岂士之罪？兴言及此，可为太息。

井田之行，古今纷如聚讼，有一辈人谓必可复，有一辈人谓必不可复。夫大冬之可为大夏，萌芽之可为合抱，安在井田之必不可复于后世？然大冬之不能遽为大夏，萌芽之不能遽为合抱，又安在井田之能遽行于今日？两家各执一偏，而不能相通，宜其抵牾而不合也。即如三代而后，授田之制，唐为近古，然实是缘周隋遗制而缘饰之，以成其制。今谓井田之必不可复，何以于王制久湮之后而唐独能行之？今谓井田之可以遽复，何以于留心均田之周世宗而终未能行？大率古法无必可复，亦无必不可复，亦视乎其时与人耳。学者论古不时之思，而区区执可不可以为说者，是皆游谈无根之说，非定论也。

人者天地之心，万物之灵，必能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继绝学而开太平，乃为“大人之事”，否则终不免于小人之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