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杂俎/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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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公笔铭》云：“毫毛茂茂，陷水可脱，陷文不活。”则周初已有笔矣。《卫诗》称：“彤管有炜。”援《神契》：“孔子作《孝经》，簪缥笔，又绝笔于获麟。”《庄子》：“画者吮笔和墨。”则谓笔始蒙恬，非也。崔豹《古今注》：“谓恬始作秦笔，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果尔，则退之《毛颖传》谓中山人蒙恬赐以汤沐者，亦误矣。
古人书鸟文小篆，似不用笔，亦可自真草八分兴而笔之，权逾重矣。钟繇、张芝、王右军皆用鼠须。欧阳通用狸毛为心。萧祭酒用胎发为柱。张华用鹿毛。岭南郡牧用人须。陶景行用羊须。郑虔谓：“麝毛一管，可书四十张；狸毛八十张。”又有用丰狐、向蛉、龙筋、虎仆及猩猩毛、狼毫、鸭毛、雀雉毛者，恐皆好奇之过。要其纯正得宜，刚柔相济，终不及中山之兔，下此则羊毫耳，然羊毫柔而无锋，终非上乘。
王右军尝叹江东下湿，兔毛不及中山；然唐、宋推宣城，自元以来，造笔之工即属吴兴，北地作者不敢望也。吴兴自兔毫外，有鼠毫、羊毫二种，近乃以兔毫为柱，羊毫辅之，刚柔适宜，名曰巨细，其价直百钱。然行书可用，楷非所宜。
草书笔须柔，然过柔无锋，近墨猪矣。皇象谓“草书欲得精毫茕笔，委曲宛转不叛散者”，非神手不能道此笔中事也。
巨细，笔直柔耳，若要楷书正锋，须是纯毫。大约锋欲其长，管欲其小，头欲其牢，柱欲其细。吴兴作家多不办此也。
南北异宜，兔毫入北地，一经霜风即脆，故长安多用水笔，然不过宜于庸胥辈耳。今书家卖字为活者，大率羊毫，不但柔便耐书，亦贱而易置耳。古人退笔成冢，倘有百钱之直，贫士安所办此？
汉扬子云把三寸弱翰，赉白素三尺，《问异》语，弱翰柔毛笔也。故今人相沿动称柔翰，然则笔之尚柔，其来久矣。
相传宣州陈氏，世能作笔，有右军与其祖求笔帖藏于家。至唐柳公权求笔，老工先与二管，语其子曰：“柳学士如能书，当留此笔；若退还，可以常笔与之。”既进，柳果以为不堪用，遂与常笔，乃大称佳。陈退叹曰：“古今人不相及，信远矣！”余谓柳书与王所以异者，刚柔之分耳。右军用鼠须笔，想当苦劲，非神手不能用也。欧、虞尚用刚笔，兰台渐失故步，至鲁公诚悬，虽有筋肉之别，其取态一也，宜其不能用右军之笔耳。公权又有《谢笔帖》云：“蒙寄笔，出锋太短，伤于劲硬。所要优柔，出锋须长，择毫须细。管不在大，副切须齐。副齐则波撇有凭，管小则运动省力。毛细则点画无失，锋长则洪阔圆润。”即此数语，公权之用笔可知矣！
笔之所贵者，毫中用耳，然古今谈咏多及镂饰。刘婕好折琉璃笔管。晋武赐张茂先麟角为管。袁彖赠庾广象牙笔管。南朝笔工铁头者，能莹管如玉。湘州守赠李德裕斑竹管。段成式寄温飞卿葫芦笔管。《西京杂记》：“天子笔管，以错宝为跗，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汉末一笔之匣，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湘东王笔有三等：金玉为上，银竹次之，至于王使君，以鼠牙刻笔管，作《从军行》，人马毛发，屋宇山川，无不毕具。”噫！精则极矣，于笔何与？譬之择姝者，不观其貌，而惟衣饰之是尚也，惑亦甚矣。
欧阳通，能书者也，犹以象牙、犀角为笔管，况庸人乎？右军谓：“人有以琉璃、象牙为笔管者，丽饰则有之，然笔须轻便，重则踬矣；惟有绿沈，漆竹及镂管可爱。”余谓笔茍中书，则绿沈、漆镂，亦不必可也。
蔡君谟云：“宣州诸葛高造鼠须及长心笔绝佳。常州许ν所造二品，亦不减之。”则君谟尚用鼠须笔也。今吴兴作者，间用鼠、狼毫，臧晋叔以貂鼠令工制之，曾寄余数枝，圆劲殊甚，然稍觉肥笨，用之亦苦不能自由，政不知右军端明所用，法度若何耳。
鼠须苦劲，何以中书？陆佃《埤雅》云：“栗鼠苍黑而小，取其毫于尾，可以制笔，世所谓鼠须栗尾者也。其锋乃健于兔。”然则实尾而名以须耳。栗鼠，若今竹<鼠留>之类，亦非家鼠也。
伪唐宜王从谦喜用宣城诸葛氏笔，名为翘轩宝帚。君谟所谓诸葛高者，想其子孙也。吴兴元时凭应科笔，至与子昂、舜举，擅名三绝，可谓幸矣！今之工者，急于射利，而不顾败名；上之取者，亏其价值，而不择好丑。故湖笔虽满天下，而真足当临池之用者，千百中一二也。
砚则端石尚矣，不但质润发墨，即其体裁，浑素大雅，亦与文馆相宜。无论琉璃金玉，靡俗可憎，即龙尾红丝见之，亦当爽然自夫。正似邢夫人衣，故衣时能令尹夫人自痛不如也。
皇象论草书宜得精毫茕笔，委曲婉转不叛散者；纸欲滑密，不沾污者，墨欲多胶绀黝者，梁竟陵云：“子邑之纸，妍妙辉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仲英之笔，穷神尽意。”独于砚无称焉。盖砚视三者，稍可缓耳。今人知宝数十百金之砚，而不知精择纸笔，以观美则可耳，非求实用者也。（子邑左伯，字仲英，当作伯英。张芝字考章，诞奏魏公书可见。）
柳公权论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殊不及端。今青州所出石即红丝砚也。唐彦猷亦谓红丝石为天下第一，蔡君谟问其故，曰：“墨，黑物也，施于紫石则暧昧不明，在红黄则色自现，一也；斫墨如漆，石有脂脉，能助墨光，二也。”其言甚辨，然余习于用端，有解有未解耳。
唐李咸用端溪砚诗有：“著指痕犹湿，经旬水未低。鹆眼工谙谬，羊肝土乍利。捧受同交印，矜持过秉珪”等语。刘梦得《谢人惠端州石砚》诗：“端州石砚人间重。”李贺《青花石砚歌》云：“端州匠者巧如神，露天磨剑割紫云。”则知唐人原重端砚。朱新仲《猗觉寮杂记》又载柳公权论砚云：“端溪石为砚，至妙，益墨。青紫色者，可直千金。”则非不知贵也，难得故耳。
蔡君谟云：“东州可谓多奇石。自红丝出后，有鹊金黑玉研，最为佳物。新得黄玉砚，正如蒸栗续。又有紫金妍，又得褐石黑角石，尤精。向者，但知有端岩、龙尾，求之不已，遂极品类。”余之所好，有异于人乎？近代莆田参知蔡一槐酷好研石，足迹半天下，凡遇片石佳者，必收行囊中，常有数十百枚。蔡氏可谓世有研癖矣。
端研虽有活眼死眼之别，然石之有眼犹人之有斑痣，其贵原不在此。但端石多有眼，以此别其为端耳。宋高宗谓端研如一段紫玉，莹润无瑕乃佳，不必以眼为贵。余谓石诚佳，即新者自可，亦不以以旧为贵也。
今之端研，池皆如线，无受水处，亦无蓄墨沈处，其傍必置笔池。若大书，必置碗盛墨，亦颇不便。间有斗槽者，便为减价。此但论工拙耳，非择砚者也。余蓄研多，择有池者，吾取其适用耳，岂以卖研为事哉？及考宋晁以道藏研，必取玉斗样，每曰：“砚石无池受墨，但可作枕耳。”乃知千古之上，亦有与余同好者。
宋时供御大内，无非端石。航海之难，舟覆于莆之涵头，禁中之砚，尽落民间，然其始，人尚未知贵重。其后吴人有知之者，微行以贱直购之，久而渐觉，价遂腾涌，高者直百金，低亦不下一二十金。而莆人耳目既熟，转市新石，妙加镌琢，视之宋砚，毫发不殊，散之四方，于是吴人转为所欺矣。
铜雀瓦虽奇品，然终燥烈易干，乃其发墨，倍于端矣。洮河绿石，贞润坚致，其价在端上，以不易得也。江南李氏有澄泥砚，坚腻如石，其实陶也。有方者，六角者，旁刻花鸟甚精，四周有罗笺纹，较之铜雀，又为良矣。
马肝、龙卵，色之正也；月晕、星涵，姿之奇也；鱼跃、云兴，石之怪也；结邻、壁友，名之佳也；稠桑、栗冈，地之僻也；金月、云峰，制之巧也；芝生、虹饮，器之瑞也；青铁、浮楂，质之诡也；颇黎、玉函，用之靡也；磨穴、腹洼，业之笃也；卢掷、陶碎，道之穷也。
杨雄、桑维翰皆用铁砚。东魏孝静帝用铜砚。景龙文馆用银砚。今天下官署皆用锡砚，俗陋甚矣。
一日呵得一担水，才直二钱，廉者之言也，然亦杀风景矣。质润生水，自是砚之上乘，譬之禾生合颖，梦秀两岐，可谓多得一石谷，才直二百钱乎？萧颖士谓石有三灾，当并此为四也。
韩退之《毛颖传》，名砚为陶泓。郑畋卢携掷砚相诟。王铎叹曰：“不意中书有瓦解之事。”则唐人砚尚多用瓦也。
袁彖赠庾翼以奉砚，蒋道支取水上浮查为砚，则砚之不用石，盖多矣。
古人书之用墨，不过欲其黑而已，故凡烟煤，皆可为也。后世欲其发光，欲其香，又欲其坚，故造作百端，淫巧还出。价侔金玉，所谓趋其末而忘其本者也。
三代之墨，其法似不可知，然《周书》有涅墨之刑，晋襄有墨之制；又古人灼龟，先以墨画龟，则谓古人皆以漆书者，亦不然也。又云：“古有黑石，可磨汁而书。”然黑石仅出延安。晋陆云与兄书，谓三台上有藏者，则亦稀奇之物，安得人人而用之？况墨之为字，从黑从土，其为煤土所制无疑，但世远不可考耳。至汉始有隃麋之名，至唐始有松烟之制。然三国时，皇象论墨，已有“多胶黝黑”之说，则谓魏、晋以前皆用漆而不用胶者亦误也。至于用珠，则自李廷珪始；用脑麝、金箔，则自宋张遇始。自此而竞为淫巧矣。（按太白诗有“兰麝疑珍墨”之语，则唐墨已用麝。）
李廷珪，唐僖宗时人。其墨，在宋时，如王平甫、石昌言、秦少游、蔡君谟辈，皆有藏者。国朝《马愈日抄》言：“在英国府中，曾一见之。”今又百五十年矣，大内不可知，人间恐不可复得。即张遇、陈朗、潘谷皆无存者。以今之墨，不下往昔故也。
廷珪自易徙歙，遂为歙人，则歙墨源流，其来久矣。廷珪弟廷宽，宽子承宴，宴子文用，皆世其业，而渐不逮。又有柴珣朱君德小墨，皆唐末三代知名者，张遇、王迪、叶茂实、潘谷、陈朗、陈惟达、李仲宣，宋墨之良者也。元有朱万初，纯用松烟。
国朝方正、罗小华、邵格之皆擅名一时。近代方于鲁始臻其妙。其三十前所作九玄三极，前无古人。最后程君房与为仇敌，制玄元灵气以压之，二家各争其价，纷拿不定。然君房大驵，亡命不齿伦辈，故士论迄归方焉。
李廷珪墨，每料用真珠三两，捣十万杵，故坚如金石。罗小华墨亦用黄金、珍珠杂捣之，水浸数宿不能坏也。罗墨，今尚有存者，亦将与金同价矣。宋徽宗以苏合油搜烟为墨，杂以百宝，至金章宗购之，每两直黄金一斤。夫墨茍适用，藉金珠何为？淫巧侈靡，此为甚矣。今方、程二家墨，上者亦须白金一斤，易墨三斤，闻亦有珍珠麝香云。余同年方承郁为歙令，自造青麟髓，价又倍之。近日潘方凯造开天容墨，又倍之，盖复用黄金矣。然以为观美，则外视未必佳；以为适用，则亦无以甚异也。此又余之所不解也。
墨太陈，则胶气尽，而字不发光；太新，则胶气重，而笔多缠滞，惟三五十年后，最宜合用。方正墨，今用之，已作煤土色矣。不知仲将何以一点如漆？或曰：“古墨用漆，故坚而亮；今只用胶，故数经霉湿，则败矣。”余家藏歙墨之极佳者，携至京师，冬月皆碎裂如砾，而廷珪当时正在易水得名，恐用漆之说不诬耳。
徐常侍得李超墨一挺，长近尺馀，兄弟日书五千字，凡用十年乃尽。宋元嘉墨，每丸作二十万字。乃知昔墨不独坚而耐磨，亦挺质长大。罗小华墨虽贵重，每挺皆二两余，规者五两余，近来方、程墨苦于太小，大仅如指，用之易尽，而青麟髓开天容尤小，家居无事，每遇乞书，狼藉时，不一月辄尽，且亦不便于磨也。
方于鲁有《墨谱》，其纹式精巧，细入毫发，一时传诵，纸为踊贵。程君房作墨苑以胜之，其末绘《中山狼传》以诋方之负义。盖方微时，曾受造墨法于程，迨其后也，有出蓝之誉，而君房坐杀人拟大辟，疑方所为，故恨之入骨。二家各求海内词林缙绅为之游扬，轩轾不一。然论墨品、人品，恐程终不胜方耳。
于鲁近来所造墨亦不逮前。万历戊戌秋，余亲至于鲁家，令制长大挺，每一挺四两者。然求昔年九玄三极料已不可得。又十年，于鲁死，子孙急于取售，其所制益复不逮矣。大率上人之求取无厌，而市者之赏鉴难得，自非巨富而护名，何苦而居难售之货？此亦天下之通弊也。
唐陶雅为歙州刺史，责李超云：“尔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时，何也？对曰：“公初临郡，岁取墨不过十挺，今数百挺未已，何暇精好为？”噫！今之守令取墨，岂直数百挺而已耶。
古人养墨，以豹皮囊，欲远其湿。又云：宜以漆匣密藏之，欲滋其润。
今人谓纸始造于蔡伦，非也。西汉《赵飞燕传》：“箧中有赫蹄书。”应邵云：“薄小纸也。”孟康曰：“染纸令赤而书，若今黄纸也。”则当时已有纸矣。但伦始煮谷皮、麻头及敝布、鱼网，捣以成纸，故纸始多耳。
澄心堂纸，今尚有存者，然余见之不多，未敢辨其真伪也，宋笺差可辨耳。陈后山云：“澄心堂乃南唐烈祖节度金陵之燕居也，世以为元宗书殿，误矣。”蔡端明云：“其物出江南池、歙二郡，今世不复作。蜀笺不耐久，其馀皆非佳品。宋时去南唐不远，此纸散落人间尚多，今则绝无而仅有。”梅圣俞有诗谢欧公送澄心堂纸云：“江南李氏有国日，百金不许市一枚。当时国破何所有？帑藏空竭生莓苔。但存图书及此纸，弃置大屋墙角堆。幅狭不堪作诏令，聊备粗使供鸾台。”可见宋时此纸之多。宋子京作《唐书》，皆以澄心堂纸起草。欧公作《五代史》亦然。而今五百年间，贵如金玉，可为短气。
今世苦无佳纸，东帖腐烂不必言，绵料白纸颇耐，然涩而滞笔。古人笺多砑光，取其不留也。华亭粉笺，岁久模糊，愈不可堪。蜀薛涛笺亦涩，然著墨即干，但价太高，寻常岂能多得耶？高丽茧纸，腻粉可喜，差易购于薛涛，然岁久则蛀。自此而下，灰者竹者，非胥曹之羔雉，即剞劂之刍狗耳。不意剡溪子孙，不振乃尔。
宋之诸帝，留心翰墨，故文房所制，率皆精品。澄心堂纸之外，蜀有玉版，有贡余，有经屑，有表光。歙有墨光，有冰翼，有白滑，有凝光。又越中有竹纸，江南有楮皮纸，温州有蠲纸，广都有竹丝纸，循州有藤纸，常州有云母纸。又有香皮纸、苔纸、桑皮纸、芨皮纸。蔡君谟言：“绩溪、乌田、古田、由拳、惠州纸皆知名。”今试观宋人书画纸，无一不佳者，可知其制造之工且多也。
蔡君谟尝禁所部不得用竹纸，盖有狱讼未决，而案牍已零落者。至于今时，有刚连连、七毛边之目，尤极腐烂，入手即碎。而人喜用之者，价直轻尔。毛边之用，上自奏牍，下至柬帖短札，遍于天下，稍湿即腐，稍藏即蠹，纸中第一劣品，而世用之不改者，光滑便于书也。
印书纸有太史、老连之目，薄而不蛀，然皆竹料也。若印好板书，须用绵料白纸无灰者。闽、浙皆有之，而楚、蜀、滇中，绵纸莹薄，尤宜于收藏也。
作字，高丽、薛涛不可常得矣。绵纸砑光，差宜于笔墨。余在山东，为鲁藩作书，内中有香笺数幅，甚贵重之，然亦是毛边之极厚者，加以香料，而打极紧滑。书不留手，甚觉可喜，但未知耐藏否耳。初书行草二幅，俱不当意，最后书《赤壁赋》，计格截然，上下整齐，乃大称善，尤可笑也。
欧阳率便不择纸笔，无不如意，而蔡中郎非纨素不下笔。然既能书，亦须自爱重。魏、晋人墨迹，类是第一等褚先生，即宋、元犹然。今人不择纸而书者多矣，亦由请乞太滥，粗恶竞进，却之则重拂其意，易之则责人以难，故往往以了酬应耳。
饶州有鄱阳白，长如一匹绢。元李氏藏古纸，长二丈馀。今世有一种碧纸，亦长丈馀，不知何处所造甚为钜丽，但烂涩不中书耳。
纸须白而厚，坚而滑；笔须健而圆，长而轻；墨须黑而有光；砚须宽而发墨。置之明窗净几，时书一二段《文选》、小说，亦人间至乐也。
昔人书字多用笺素，书于扇者盖少，故右将军书六角扇，老妪为之不悻。即宋、元人书画，见便面者，不一二也。今则以扇乞书者，多于纸矣。然元以前，多用团扇，绢素为之，未有折者。元初东南夷使者持聚头扇，人共笑之。国朝始用折扇，出入怀袖殊便。然汉张敞以便面拊马，则又似今之折扇也。
古人多用羽毛之属为扇，故扇字从羽。汉时乘舆用雉尾扇，周昭王时聚鹊翅为扇，诸葛武侯、吴猛皆执白羽扇，庾翼上晋武帝毛扇。今世辄以毛扇为贱品，上自宫禁，下至士庶，惟吴、蜀二种扇最盛行。蜀扇每岁进御，馈遗不下百馀万，上及中宫所用，每柄率值黄金一两，下者数铢而已。吴中泥金，最宜书画，不胫而走四方，差与蜀Ψ埒矣。大内岁时每发千馀，令中书官书诗以赐宫人者，皆吴扇也。
蜀扇，譬之内酒，非富人笥中，则妇女手中耳。吴扇，初以重金妆饰其面为贵，近乃井其骨，制之极精。有柳玉台者，白竹为骨，厚薄轻重称量，无毫发差爽，光滑可鉴，每柄值白金半两，斯亦淫巧无用者矣。
扇之有坠，唐前未闻。宋高宗宴大臣，见张循王扇，有玉孩儿坠子，则当时有之矣。盖起于宫中，不时呼唤，便于挂衣带间。今则天下通用，而京师合香为之者，暑月以辟臭秽，尤不可须臾去身也。
唐以前皆于扬州贡镜，以五月五日，取扬子江心水铸之。凡镜无它，但水清冽则佳矣。今之镜，北推易水，南数吴兴，亦以其水也，然易镜不迨湖镜还甚。
秦镜背无花纹。汉有四钉、海马、蒲桃。唐制鼻纽颇大，及六角菱花。宋以后不足贵矣。凡镜逾古逾佳，非独取其款识，斑色之美，亦可辟邪魅，禳火灾，故君子贵之。
今山东、河南、关中掘地得古冢，常获镜无数，它器物不及也，云古人新死，未敛，亲识来吊，率以镜护其体云，以防尸气变动；及殡，则内之棺中。有一冢中镜数百者，岁久为尸血肉所蚀，又为苔土所沁成红、绿二色，如朱砂、鹧鸪、碧钿诸宝相，斯为贵矣。其传世者，光黑如添，不能成红、绿也。然临淄人伪为之者最多。
洛阳人取古冢中镜破碎不全者，截令方，四片合成，加以柱而成炉焉，谓之镜炉。制则新也，而质实旧物，置之案头，犹胜馋鼎。
周火齐镜，暗中视物如昼；秦方镜，照人心胆；汉史良娣身毒镜，照见妖魅；隋王度镜，能却百病；唐叶法善铁镜，鉴物如水；长安任仲宣镜，水府至宝，为龙所夺；秦淮渔人镜，洞见五腑六脏；王宗寿镜，照见楼上青衣小儿。宋吕蒙正时，朝士有古镜，能照二百里；安陆石岩村镜，何楚言河朔镜，皆照十数里。徐铉镜，只见一眼。李士宁斩辕山镜，洞见远近。嘉祐中，吴僧镜，照见前途吉凶；孟蜀军校张敌镜，光照一室，不假灯烛。庆历中，宦者镜，背铸兔形，影在鉴中；卢彦绪镜，背有金花，承日如轮。近时金陵军人，耕田得镜半面，能照地中物，持之发冢掘藏，大有所得。又大中桥民陈某修宅，垣中得长柄小镜，照之则头痛；持与人照，无不痛者。《庚巳编》载：“吴县陈氏祖传古镜，患疟者照之，见背上一物惊去，病即瘥。”余戊子岁在彭城，见卖镜者，其面如常，其背，照之则人影俱倒，斯亦异矣。
修养家谓梳为木齿丹，云：“每日清晨梳千下，则固发去风，容颜悦泽。”夫人一日之功全在于晨，晏眠早起，欲及时也，头梳千下，废时失事甚矣，纵能固发悦颜，何益？
笄，不独女子之饰，古男子皆戴之。《三礼图》：“笄士以骨，大夫以象。”盖即今之簪耳。范武子怒，文子击之以杖，折其委笄，盖童子未冠时也。
汉惠帝时，黄门侍中皆传脂粉。顺帝时，梁冀奏李固胡粉饰貌，搔头弄姿，曹子建以粉自传，何晏动静自喜，粉白不去手。盖魏、晋以前，习俗如此。夫妇人之美者，犹不假粉黛，况男子乎？
以丹注面曰的，古天子诸侯媵妾以次进御，有月事者，难以口说，故注此于面以为识，如射之有的也，其后遂以为两腮之饰。王粲《神女赋》曰：“施华的，结羽钗。”传玄《镜赋》：“点双的以发姿，非为程姬之疾明矣。”唐王建宫词：“密奏君王知入月，唤人相伴洗裙裾。”则亦无注的事也。潘岳《芙蓉赋》：“丹辉拂红，飞须垂的。”王敬美《早梅诗》：“晕落朱唇微有的。”则又借以咏花矣。
汉中山王来朝，成帝赐食，及起而袜系解，成帝以为不能也。于是定陶王得立。然文王伐崇，至凤凰之墟，而袜系解；武王伐纣，行至商山，而袜系解；晋文公与楚战，至黄凤之陵，而履系解；古之圣王，霸主皆有然者，何独中山王耶？
古人以跣为敬，故非大功臣，不得剑履上殿。褚师声子袜而登席，而卫侯怒。至于见长者必脱履于户外。曹公令曰：“议者以祠庙当解履。”则汉末犹然矣。
汉王乔为叶县令，每朝会，双凫飞来，网之得双鸟。卢耽为州治，中元会不及朝，化为白鹄，乃翔威仪，以帚掷之，得双履。南海太守鲍靓尝夜访葛洪，达旦乃去。人讶其往来之频，而不见车骑，密伺见双燕飞来，网之，得双履。此三事绝相类，而人但知双凫事也。
汉时著屐尚少，至东京末年始盛。应劭《风俗通》载：“延嘉中，京师好著木履。妇人始嫁，作漆画屐，五色采为系。后党事起，以为不祥。至晋而始通用。阮孚至自蜡之。谢灵运登山陟岭，未尝须曳离也。”想即以此当履耳。《晋书·五行志》云：“初作屐者，妇人头圆，男子头方。至大康初，妇人屐乃头方，与男无别。”此亦古妇人不缠足之一证。今世吾闽兴化、漳、泉三郡，以屐当趿，洗足竟，即跣而著之，不论贵贱男女皆然，盖其地妇人多不缠足也。女屐加以彩画，时作龙头，终日行屋中，阁阁然，想似西子响さ廊时也，可发一笑。
相手板法，出于萧何。或曰：“四皓后，东方朔见而善之。”天下事之不经，莫此为甚。宋庾道湣相山阳王休祐板，以为多忤，后密易褚彦回者。不数日，彦回对帝误称下官，大被谴诃。夫明帝猜忌忍虐之主，故休祐见疑，若遇平世明主，此笏能令人忤乎？唐李参军善相笏，休咎皆验。又有龙复本者，无目，凡象简、竹笏，以手撚之，必知官禄年寿。宋初聂长史者，相丘峦三笏异用，而皆如其言也。然则《纪传》所载，不足征耶？曰：精卜筮术，数者，藉物以起数，如管辂、郭璞之流耳，非专相笏也。使笏易地易人，则数又随之变矣。
董偃卧琉璃帐，张易之为母制七宝帐，王作翠羽帐，元载宠姬处金丝帐，唐武宗玳瑁帐，同昌公主设连珠帐，又大秦国金织成五色帐，有明月夜珠帐，斯条王国作白珠交结帐，侈靡极矣。然琉璃、玳瑁、玉石之属，岂堪作帐？当是鄣字之误耳。
孟光举案齐眉，解者纷然，亦大可笑事。古人席地而坐，疾则凭几，食及观书，则皆用案几，即今之桌子。案似食格之类，岂可便以几为案乎？汉王赐淮阴玉案之食，玉女赐沈义金案玉杯，石季龙以玉案行文书，古诗“何以报之青玉案。”汉武帝为杂宝案。贵重若此，必非巨物。杨用修以为碗，亦非也。且汉时皇后，五日一朝皇太后，亲奉案上食，高祖过赵，赵王敖自持案，进食甚恭，则古人之举案为常事，何独孟光哉？
古人以几杖为优老之礼。康王疾大渐，凭玉几，孙翊谓任元褒吏凭几对客为非礼，魏文帝赐杨彪延年杖及凭几。今之凭几对客者众矣。
汉文帝时，鲁少年拄金杖。武帝有玉箱杖。嘉平中，袁逢作二公赐玉杖。晋佛图澄金杖、银钵。刘向别传有麒麟角杖。曹操赐杨彪银角桃杖。今人但用竹杖耳。汉昌邑王至荣阳，买积竹刺杖。龚遂谏曰：“积竹刺杖，少年骄蹇杖也。”今武陵有方竹为杖，甚佳。及蜀卯州杖，巨节如鸡骨然。夫杖，扶老登山，取其轻便为贵，金玉徒为观美，未必当于用也。
皮日休有天台杖，色黯而力遒，谓之华顶杖。有龟头山叠石砚高不二寸，其仞数百，谓之太湖砚。有桐庐养和一具，怪形拳，坐若变去，谓之乌龙养和，养和者，隐囊之属也。按李泌以松胶枝隐背，谓之养和，后得如龙形者献帝，四方争效之。今吴中以枯木根作禅椅，盖本于此。
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妆饰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复见矣。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然唐时已有秘色。陆龟蒙诗：“九天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秘色来。”惜今人无见之耳。余谓洛中人有掘得汉、唐时墓者，其中多有陶器，色但净白，而形质甚粗，盖至宋而后，其制始精也。
柴窑之外，有定、汝、官、哥四种，皆宋器也。流传至今者，惟哥窑稍易得，盖其质厚，颇耐藏耳。定、汝白如玉，难于完璧。而宋时宫中所用，率铜铃其口，其是损价。
今龙泉窑，世不复重，惟饶州景德镇所造，遍行天下。每岁内府颁一式度，纪年号于下。然惟宣德款制最精，距迄百五十年，其价几与宋器埒矣。嘉靖次之。成化又次之。世宗末年所造金，大醮坛用者，又其次也。
宣窑不独款式端正，色泽细润，即其字画亦皆精绝。余见御用一茶盏，乃画“轻罗小扇扑流萤”者，其人物毫发具备，俨然一幅李思训画也。外一皮函，亦作盏样盛之。小铜屈戍，小锁尤精，盖人间所藏宣窑又不及也。
蔡君谟云：“茶色白，故宜于黑盏，以建安所造者为上。”此说，余殊不解。茶色自宜带绿，岂有纯白者？即以白茶注之黑盏，亦浑然一色耳，何由辨其浓淡？今景德镇所造小坛盏，仿大醮坛为之者，白而坚厚，最宜注茶。建安黑窑，间有藏者，时作红碧色，但免俗尔，未当于用也。
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河南磁州窑最多，故相沿名之。如银称朱提，墨称隃糜之类也。
景德镇所造，常有窑变云，不依造式，忽为变成，或现鱼形，或浮果影。传闻初开窑时，必用童男女各一人，活取其血祭之，故精气所结，凝为怪耳。近来禁不用人祭，故无复窑变。一云：“恐禁中得知，不时宣索，人多碎之。
茶注，君谟欲以黄金为之，此为进御言耳。人间文房中，即银者亦觉俗，且诲盗矣。岭南锡至佳，而制多不典。吴中造者，紫檀为柄，圆玉为纽，置几案间，足称大雅。宜兴时，大彬所制瓦瓶，一时传尚，价遂踊贵，吾亦不知其解也。
范蜀公与温公游嵩山，以黑木合盛茶。温公见之，惊曰：“景仁乃有茶具耶？”夫一木合盛茶，何损清介？而至惊骇？宋人腐烂乃尔。
昔人云：“凡铜物，入土千年而青，入水千年而绿。在人间者，紫褐而朱斑其色，有蜡茶者，有漆黑者。”然古墓中镜，朱砂青绿皆有，不必入水也。古人棺内多灌水银，遂有“水银古”者，然亦视其款制何如耳，未必古者尽佳也。
古玉器物，亦有红如血者，谓之“血古”，又谓之“尸古”，盖冢中为血肉所蚀也。又有“黑漆古”，有“渠古”，有“甄古”。然古人比德于玉，但取其温润色泽及当于用耳，今乃必以古色为佳，此俗见之不可解者也。
玉惟黄、红二色难得，其馀世间皆有之，即羊脂玉亦常见也。
唐太宗赐房玄龄黄银带，欲赐如晦，时如晦已死。帝泣曰：“世传黄银，鬼神畏之。”更取金带送其家，则黄银非金明矣。汉武帝纪收银锡造白金，则白金非银亦明矣。
龙珠在颔，鲛珠在皮，蛇珠在口，鳖珠在足，鱼珠在目，蚌珠在腹。又蜘蛛、蜈蚣，极大者，皆有珠，故多为雷震者，龙取其珠也。几珠，龙为上，蚌次之。今海南所出者，皆蚌珠也。海中诸物，蜃、蛤、蚬、蛎之属，皆有珠，但不恒有耳。万历初，吾郡连江人剖蛤得珠，不识也。烹之，珠在釜中跳跃不定，火光烛天。邻里惊而救之，问知其故，启视已半枯矣，径一寸许。此真夜光明月之质也，而厄于俗子，悲夫！
魏惠王径寸之珠，前后照车各十二乘者十枚。隋炀帝殿内房中不燃膏火，悬太珠一百二十以照之。江南宠姬，宫中每夜缀大珠十数，照耀如同白日。张说赂九公主夜明帘。古人不贵异物，而珍宝充刃若此。今时隋珠、赵璧，毋论民间，即天府亦不可多得也。盖经一番兵火。便消耗一番，而金、元之变，中国之物，辇入夷狄者，又不知其数也。汉梁孝王薨，库中黄金至四十万斤，今之禁中有是乎？糜竺助先主黄金十万斤，今之富室有是乎？
今世之所宝者，有猫儿眼、祖母绿、颠不刺、蜜腊、金鸦、鹘石、蜡子等类，然皆镶嵌首饰之用，惟琥珀、玛瑙，盛行于时，皆滇中产也。犀则多矣，而通天、卧鱼、辟水、骇鸡，皆未之见也。祖母绿，云是金翅鸟所成，出回回国，有红刺一颗，重一两以上，即值钱千缗，然亦不可多得。滇中又有缅铃，大如龙眼核，得热气则自动不休。缅甸男子嵌之于势，以佐房中之术。惟杀缅夷时，活取之者良。其市之中国者，皆伪也。彼中名曰“太极丸”。官属馈遗，公然见之笺牒矣。
昔人谓松脂坠地，千年为琥珀。又云是枫木之精液，多年所化。恐皆未必然。中国松、枫二木不乏，何处得有琥珀？而夷中产琥珀者，岂皆松岭枫林之下乎？此自是天地所生一种珍宝。即他物所变化，孰得而见之？又如水晶，云千年老冰所化；果尔，则宜出于北方冱寒之地？而南方无冰，却有水精。可知其说之无稽矣。琥珀，血珀为上，金珀次之，蜡珀最下，人以拾芥辩其真伪，非也。伪者传之以药，其拾更捷。
唐魏生于虔州砂碛中拾得片瓦，后以示胡人，惊异顶礼，谓为宝母，价至千万，云：“每月望日，设坛上致祭，一夕，百宝皆聚。”则天时，西国献青泥珠，后不知贵，以施西明寺金刚额后，胡人以十万贯求买之，曰：“但投泥中，泥悉成水，可以觅众珍宝。”李林甫生日，沙门极赞功德，冀得厚衬，及毕，乃以红帕藉一物如朽钉者施之，僧大失望，后有波斯以数十万市之，曰：“此宝骨也。”睿宗施安国寺宝珠，云：“直亿万。”僧不知贵，货之，亦无酬者。月馀，有西域胡人见而大喜，以四千万贯市之，云：“此水珠也。行军时掘地埋之，水自涌出。”咸阳岳寺有周武帝缀冠。珠，为一士人所取，至陈留，诸胡合五万缗市之；至东海，重汤煎燎，月馀，有龙女二人投入瓶中，合而成膏，涂足，步行水上而去，不知所之。吴越孙妃以物施龙兴寺，形如朽木箸，寺僧不知宝此。有胡人曰：“此日本龙蕊簪也。”以万二千缗买之。此数者，信天下之奇宝也，然不遇识者，则与瓦砾不殊。夫夜光之璧，暗投不免，况耳目所未闻见者乎？
唐时扬州常有波斯胡店，《太平广记》往往称之，想不妄也。今时俗相传回回人善别宝，时游闽、广、金陵间。有应主簿者，持祖母绿一颗，富商以五百金购之，不售也。有回回求见之，持玩少顷，即吞入腹中。应欲讼之，既无证佐，又惧缠累，一恸而已。又有富家老妾沈氏所戴簪头，乃猫儿眼。回回窥见，遂赁屋与邻，时以酒食奉之，岁馀，乃求市焉。沈感其意，只求二金。回回得之甚喜，因石稍枯，市羊脂裹之，暴烈日中，坐守稍怠，瞥有饥鹰掠之而去，大为市人揶揄，归家怨恨而死。此二事皆近代金陵人言，与异苑所载，胡人索市王旷井石事相类，皆可笑也。
《清波杂志》载：“成都市中有聚香鼎，以数炉焚香环于外，则烟皆聚其中。”又巴东寺僧得青磁碗，投米其中，一夕，满盆皆米，投以金银皆然，谓之聚宝碗。国朝沈万三富甲天下，人言其家有聚宝盆，戏说耳。不知此物世间未尝无也。
今天下交易所通行者，钱与银耳。用钱便于贫民。然所聚之处，人多以赌废业。京师水衡日铸十馀万钱，所行不过北至卢龙，南至德州，方二千馀里耳。而钱下加多，何也？山东银钱杂用，其钱皆用宋年号者，每二可当新钱之一，而新钱废不用。然宋钱无铸者，多从土中掘出之，所得几何？终岁用之，而钱亦不加少，又何也？南都虽铸钱而不甚多，其钱差薄于京师者，而民间或有私铸之盗。闽、广绝不用钱，而用银低假，市肆作奸，尤可恨也。
滇人以贝代钱，每十贝当一钱，贫民诚便。然白银一两，当得贝一万枚，携者不亦难乎？且易破碎，非如钱之可复铸也。宋、元用钞，尤极不便：雨鼠啮，即成为乌有；怀中橐底，皆致磨灭；人惟日日作守钞奴耳。夫银钱之所以便者，水火不毁，虫鼠不侵，流转万端，复归本质。盖百货交易，低昂淆乱，必得一至无用者，衡于其间，而后流通不息。此圣人操世之大术也。
今人，银概谓之朱提。按《汉书·地里注》：“朱提出银。”《食货志》：“朱提银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一千。”则朱提，地名，既不可名银，而朱提之银又非凡银比也。汉银八两直钱一千，可见当时银钱而贱贵。今时银一两即值千钱矣。朱音殊，提音匙。
鞂鞨本蛮夷国名，其地产宝石，中国谓之鞂鞨，其色殷红，大者如栗。《太平广记》载：“李章武所得，状如槲叶，绀碧而冷。”今中国买肆中者，皆如瓦砾耳。
古者，妇人皆著袜穿履，与男子原无分别也。唐李郢诗：“高歌一曲刘郎醉，脱取明金压绣鞋。”则当时始有绣者。至缠足之制兴，而男女之履，始迥别矣。今之妇女亦罕有著袜者，杨用修以屦人掌后之服屦为周公病，盖未之深思也。
侧注，儒冠也。鹖，武冠也。，侍中冠也，豸，惠文法冠也，远游、博山，太子冠也。翼善、平天、通天、高山，天子冠也。却敌，卫士冠也。貂蝉，功臣冠也。却非，仆射冠也。巧士，黄门从官冠也。进贤，群臣冠也。毋追收，夏冠也。章甫寻，殷冠也。委貌，周冠也。华山，宋钅开冠也。鹿皮，张欣泰冠也。桑叶，原宪冠也。竹皮，汉高帝亭长冠也。獭皮，陈伯之冠也。交让，公孙述冠也。步摇，江充及慕容跋冠也。进德，唐太宗赐贵臣冠也。玉叶，太平公主冠也。方山，舞人冠也。九星、灵芝、夜光，上元夫人冠也。晨婴，西王母冠也。芙蓉，卫叔卿冠也。骨苏，高丽冠也。无头，宋康王冠也。鹬冠，郑子臧冠也。貊冠，屈到冠也。豹冠，范献子冠也。北斗，道冠也。虎皮，胡冠也。
今内监帽样，高丽王冠制也。国初高丽未服，太祖密遣人瞰其冠，命诸内竖皆冠之，及其使至，指示之曰：“此皆汝主等辈也，皆已服役，汝主尚不降耶？”使者归言之，遂奉正朔。
古妇人亦著帽。汉薄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注：“帽也。”赵昭仪上飞燕金花紫纶帽。又贺德基于白马寺逢一妇人，脱白纶巾以赠之。诸葛武侯遗司马懿巾帼妇人之服。则古妇人亦有巾也。
古人帻之上加巾冠，想亦因发不齐之故。今之网巾，是其遗意。但帻以布绢为之，又加屋其上，故亦可以代冠。如董偃绿帻、孙坚赤{剡}帻之类，即今俗名脑包者也。网巾以马鬃或线为之，功虽省，而巾冠不可无矣。北地苦寒，亦有以绢布为网巾者，然无屋终不可见人。
童子帻无屋者，示不成人也。近时三五十年前，总角者犹系一网巾边，是其遗制。既云童子帻无屋，明丈夫帻皆有屋矣。又云王莽以顶秃加屋，何耶？董偃，武帝时人，以绿帻见天子，必非无屋者，帻本贱者之服。绿帻，又其贱者，近代乐工著绿头巾，亦此意也。
纣衣宝玉自焚。汉上官太后服珠襦。霍光、耿秉薨，皆赐玉衣。太始元年，频斯国人来朝，以五色玉为衣。近代豪富之家，有衣珍珠半臂者，而玉衣未有闻矣。
三代之为信者，符节而已，未有玺也。《周礼》九节玺居一焉。玺亦所以为节。郑康成谓止用之货贿，盖亦用以钤封，恐人之伪易也。秦得和氏之璧，令李斯篆之，为传国玺，故天子始称玺书；诸侯而下，称印而已。然考印薮所载，汉时印大小不同，文亦殊绝，盖或制于官，或私刻之，固自不同。而公卿列侯，卒于位者，皆以印绶赐葬，致仕策免者，始上印绶，则一人一印，非若今之为官物也。古者，百官之印，皆组穿之，而佩于腰，或令吏人系之于臂。至宋而后，印大而重，系之不便。杨虞卿为吏部，始置匮以锁之，而绶系于钥。今之有印，则有绶是也。至今日则绶亦不以系钥，而虚佩之矣。国家之制，天子玉玺，侯王大将军皆金印，二品以银，三品之下以铜。其非掌印而给者，谓之关防。印方而关防长，以此为别耳。其实出钦给者，亦概得谓之印也。
唐时文武官，三品以上，金玉带；四品、五品并金带；六品、七品并银带；八品、九品并俞石带；庶人，铜铁带。五品以上皆赐鱼袋，饰以银。三品以上，赐金装刀子、砺石一具。其衣，紫为上，绯次之，绿为下。绶则紫为上，艾墨次之，黄为下。至于天子之服色尚黄。则自汉以来然矣。
唐时百官，随身鱼符，左一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皆盛以袋，则似今京官之牙牌耳。宋赐命带者，例不佩鱼，惟两府赐佩，谓之重金。今之牙牌，自宰辅至小官，任京师者俱有之，盖以须若印绶然。其官职皆镌牌上，拜官则于尚宝司领出，出京及迁转则缴还，盖祖制也。
国朝服色以补为别，皆用鸟兽，盖取古人以鸟纪官之意。文官惟法官服豸，其馀皆鸟，武官皆兽。至于带，则以犀居金之上，皆有不可晓者。
国朝服色之最滥者，内臣与武臣也。内官衣蟒腰玉者，禁中殆万人，而武臣万户以上即腰金，计亦不下万人。至于边师缇骑，冒功邀赏，腰玉者又不知其几也。
《说文》曰：“带，绅也。男子鞶带，妇人丝带。”古人之带，多用韦布之属，取其下垂。《诗》云：“容兮遂兮，垂带悸兮。匪伊垂之，带则有馀。”似今衣之有大带耳。至鲁仲连谓田单曰：“将军黄金横带，骋于临淄之间。”则金带之制兴矣。
古人仕者，有带，有绶，又有囊。囊绶皆缀于带者。八座尚书荷紫，以生紫为袷囊，缀之服外，加于右肩。传云：“周王负成王制。”此服，唐时亦以为朝服。或云：“汉世用盛奏事，负之以行。”未详也。至宋有金鱼袋，国朝俱无之。
《晋书·舆服志》云：“汉世著鞶囊者，侧在腰间，谓之傍囊，或谓之绶囊。”然则以囊盛绶耳。
三代圣人，治定功成，然后制礼作乐，以为翊赞太平之具，故其精蕴足以节宣阴阳，感动天地，非圣人不能作也。而后世之治，其最失圣人意者，无如礼、乐二端。盖自汉之初，叔孙之所谓礼者，已不过绵蕞拜跽之仪，而贾生之所陈，文帝之所谦让未遑者，亦不过易正朔，改车服，定律吕而已。此果三代之所谓礼、乐乎？噫！何易言之也！然以此数者。为足以尽礼、乐，则亦何必圣人而后制作？以此数者为不足以尽礼、乐，则又未见圣人于数者之外，而别有所经营筹度也？抑其所谓无体之礼，无声之乐者，皆在治定功成之先，而特借此以为润色之具耶？不然，则其不可传者，与其人皆已朽，而所传于后世者，皆其刍狗糟粕而不足凭耶？自汉以下，一代各有一代之礼、乐，非无之也，而礼止于度数已耳，乐止于节奏已耳，与三代圣人之所言者，固判乎其不相蒙也。而乐之失，视礼尤甚，何者？礼之节度，尚可绎思，而乐之旨趣，茫无著落也。
古先圣人，一代之乐必叙一代之治，想其音律节奏，词语次序，皆叙开创守成之事，如所谓一成而北出，再成而伐商者，盖纪其实也。孔子谓韶尽美，又尽善；武尽美，未尽善。夫以周公之才之美，岂不能以唐虞揖逊之音，文其放伐哉？而终不以彼易此者，非是不足以昭成功，扬丕烈，祖宗弗享也。然舜之乐，流传至春秋，音响节奏俱在，以齐国之霸习，急功利，喜夸诈，迨其末也。田氏专政，主德日衰，纵日奏虞庭之乐，能令四方风动，凤仪兽舞耶？故吾以为乐者，饰治之具，而非致治之本也。但不知孔子之所赞叹忘肉，季札之所谓如天之无不覆，如地之无不载者；将谓其声音耶？抑因声而想其政治耶？抑声中之词义深美，如所谓三口者耶？若止于声音，则列国皆可放效，工瞽皆可传习，何孔子不以之语太师，而必至齐始闻之耶？抑列国各有乐，不相授受，而舜之乐竟为胡公家传之谱耶？学者徒据纸上之谈，而不能深推其故，亦何益之有也。
古乐不复作矣，即知乐者，世能有几？季札观乐，而知列国兴衰；师旷吹口，而知南风不竞；即隋唐之间亦有知官声往而不返，为东幸不终之兆者。彼太常乐官但知较度数，考分秒，辨累黍，量尺寸而已。纵使事事合古，分毫不差，然于乐之理，毫无干涉也。盖自宋以来，胡瑗、范景仁之徒，已不胜其聚讼，而况至于今日，上之人既不以为急务，而学士大夫亦无复有深心而精究之者。郊庙燕享之间，笙磬祝圉，徒存虚器，考击拊搏，仅为故事，而其它之行于世者，不过篥之胡声与淫哇之词曲耳，以此为乐，吾所不敢知也。
识𬭚于阮咸者，知乐器，制未知乐音；识断弦卧吹者知乐音，而未知乐理。李嗣真知诸王之蹂践，王仁裕卜禁中之斗争，王令言知宫车之不返，刘义叟卜圣口口眩惑，庶几季札、师旷之亚矣，而理不可得而闻也。至于玄鹤二八，延颈哀鸣；三龙翔舟，水木震动；称赏之词，恐过其实。
今人间所用之乐，则篥也，笙也，萧也，筝也，钟鼓也。篥多南曲，而箫筝多北曲也。其它琴瑟箜篌之属，徒自赏心，不谐众耳矣。又有所谓三弦者，常合箫而鼓之，然多淫哇之词，倡优之所习耳。有梅花角，声甚凄清，然军中之乐，世不恒用。余在济南葛尚宝家见二胡雏，能卷树叶作笳吹之，其音节不可晓，然亦悲酸清切。余谓主人：“昔中国吹之，能令胡骑北走；今胡儿吹之，反令我辈堕堕乎？”一笑而已。
今鼓琴者，有闽操、浙操二音，盖亦南北曲之别也。浙操近雅，故士君子尚之，亦犹曲之有浙腔耳。莆人多善鼓琴。多操闽音；至于漳、泉，遂有乡音词曲，侏亻离之甚，即本郡人不能了了也。
夫子谓郑声淫。淫者，靡也，巧也，乐而过度也，艳而无实也。盖郑、卫之风俗，侈靡纤巧，故其声音亦然。无复大雅之乐也。后人以淫为淫欲，故概以二国之诗皆为男女会合之作，失之远矣。夫闾阎里巷之诗，未必书入乐章，而国君郊祀朝会之乐，自胙土之初，即己有之，又安得执后代之风谣而传会为开国之乐声乎？圣人以其淫哇，不可用之于朝廷宗庙，故欲放之。要其亡国之本原，不在此也。招之在齐，不能救齐之亡，则郑声施之圣明之世，岂能便危亡哉？宋广平之好羯鼓，寇莱公之舞柘枝，不害其为刚正也，况悬之于庭乎？但终伤绮靡，如淫词艳曲，未免摈于圣人之世耳。
中散之琴，李谟之笛，邹衍之管，梓庆之钅，皆冥通鬼神，功参造化，吾闻其语，未见其人也，中郎之识柯亭，嗣真之辨钟铎，宋沈之知编钟，李琬之听羯鼓，赏鉴入神，匠心独诣，求之于今，岂复有其人乎？太常之所师，亦不过乐章之糟粕，里巷之所传习，率皆拍合之章程，守而勿失，便为知音矣，岂复有能新翻一曲，别造一调而叶之律吕，令人传诵者哉？故吾谓今之最不古若者，此一途也。
京师有瞽者，善弹琵琶，能作百般声音；尝宴，冠裳，匿屏帏后作之，初作如媪唤伎者声，继作伎者称疾不出，往复数四，谇诟勃溪，遂至掷器破钵，大小纷纭，或詈或哭，或劝或助。坐客惊骇欲散，徐撤屏风，则一瞽者，抱一琵琶而已，它无一物也。又有以一人而歌曲，击鼓钹，拍板。钟、铙合五六器者。不但手能击，足亦能击，此亦绝世之技。惜乎但为玩弄之具，非知音者也。
汉嫁乌孙公主，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心。后石季伦明妃词云：“其送明君亦必尔。”已自臆度可笑。而《图经》即谓昭君在路愁怨，遂于马上弹琵琶以寄恨，相沿而误愈甚矣。今人不知琵琶为乌孙事，而概用之昭君，又不知琵琶为送行之乐，而概以为昭君自弹。盖自唐以来误用至今而不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