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本最值得读的自传（《克难苦学记》）序
| 介绍一本最值得读的自传（《克难苦学记》）序 作者：胡适 |
沈宗瀚先生的《克难苦学记》，是近二十年来出版的许多自传之中最有趣味、最能说老实话、最可以鼓励青年人立志向上的一本自传。我在海外收到他寄赠的一册，当日下午我一口气读完了，就写信去恭贺他这本自传的成功。果然这书的第一版很快的卖完了，现在就要修改再版。沈先生要我写一篇短序，我当然不敢推辞。
这本自传的最大长处是肯说老实话。说老实话是不容易的事；叙述自己的家庭、父母、兄弟、亲戚，说老实话是更不容易的事。
一千八百多年前，大思想家王充（他是汉朝会稽郡上虞县人，是沈先生的同乡）在他的《自纪》篇里，曾这样的叙述他的祖父与父亲两代：
祖父汎，举实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业。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徙处上虞。
这是说老实话。当时人已嘲笑他“宗祖无淑懿之基，……无所禀阰，终不为高”。六百年后，刘知几在《史通》的《序传》篇里，更责怪他不应该“述其父母不肖，为州闾所鄙”，“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一千六百年后，惠栋、钱大昕、王鸣盛诸公也都为了这一段话大责备王充。王充说的话，在现在看来，并没有“厚辱其先”，不过老老实实的说他的祖父、伯父、父亲都有点豪侠的气性，所以结怨于钱唐的“豪家”。然而这几句老实话就使王充挨了一千八百年的骂！
沈先生写他的家庭是一个农村绅士的大家庭。他的村子是一个聚族而居的沈湾村，全村二百户，七百人，都是沈族。村人贫富颇平均，最富的人家也不过有田二百多亩，最贫的也有七、八亩。农家每日三餐饭，全村没有乞丐，百年来没有人打官司。这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农村社会。沈先生自己的家庭就是这个农村社会里一个中上人家。他的祖父水香先生，伯父少香先生，父亲涤初先生都是读书人，都是秀才，又都能替人家排难解纷。所以，他家是一个乡村绅士人家。
沈先生的祖父生有四男四女，他的伯父有五男二女，他的父亲有六个儿子。沈先生刚两岁（1890年）时，这个大家庭已有二十多口人了。于是有第一次的“分家”。分家之后，“祖田除抵偿公家债款之外，尚留田四十三亩，立为祖父祭产”。涤初先生自己出门到人家去教书，每年束修只有制钱四十千文。家中有租田十二亩，雇一个长工及牧童耕种，每隔一年可以收祖宗祭田约二十亩的租钱。每年的收入共计不过一百五十银元。不过这个小家庭已有四个男孩子了。长工是要吃饭的，这就是七口之家了。沈先生的母亲一个人要料理家务，要应付七口的饭食，要管办父子五人的衣服鞋袜。所以他家每日三餐之中要搭一餐泡饭，晚上点菜油灯，只用一根灯芯，并用打火石取火。
这是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
沈先生十五岁时（1908年），他考进余姚县洒门镇私立诚意高等小学堂。因为家贫，取得“寒额”的待遇，可免学宿膳费。他在这学堂住了四年，民国元年（1912年）冬季毕业。这四年之中，他父亲供给了他七十二元的学校费用（包括书籍杂费）。他说，“此为吾父给余一生之全部学费也”。
他十八岁才毕业高等小学。那时候，他家中的经济状况更困难了，他父亲不但无力供给他升学，并且还逼迫他毕业后就去做小学教员，要他分担养家的责任。这个“继续求学”与“就业养家”的冲突问题，是沈先生青年时代的最大困难，也是他的《克难苦学记》的中心问题。他父亲说的最明白：
如吾有田，可卖田为汝升学；如吾未负债足以自给，吾亦可送汝升学。乃今债务未了，利息加重，必须每年付清利息。如无汝之收入，吾明年利息亦不能支给。奈何！（页24）
但他老人家究竟是爱儿子的明白人，他后来想明白了，不但不反对儿子借钱升学，还买了一只黄皮箱送给他！于是，他筹借了四十多块银元，到杭州笕桥甲种农业学校去开始他的农学教育了。
沈先生在这自传里写他父亲涤初先生屡次反对他升学，屡次逼他分担家用，屡次很严厉的责怪他，到头来还是很仁慈的谅解他，宽恕他。最尖锐的一次冲突是民国三年，他老人家坚决的不许他儿子抛弃笕桥甲种农校而北去进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他老人家掉下眼泪来，对儿子说：
……我将为经济逼死。你即使能毕业北京农业学校，你心安乎？!
这一次他老人家很生气，逼著儿子写悔过书给笕桥陈校长，逼著他回笕桥去。儿子没法子，只能用骗计离开父亲，先去寻著他那在馀姚钱庄做事的二哥，求他借四十银元做北行的旅费，又向他转借得一件皮袍，就跟他的同学偷跑到上海，搭轮船北去了。
他进了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做预科旁听生。过了半个月，父亲回信来了，虽然说母亲痛哭吃不下饭，但最后还答应将来“成全”儿子求学的志愿。又过了一个月，父亲听说借皮袍的人要讨还皮袍了，他老人家赶紧汇了四十银元来，叫儿子另买皮袍过冬！
经过很困难的四整年，作者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毕业了。那是民国七年六月，他二十四岁，已结婚三年了。他不能不寻个职业好分担那个大家庭的经济负担了。经过了几个月的奔走，他得了一个家庭教师的工作，每月可得四十银元，由学生家供给膳宿。
父亲要他每月自用十元，寄三十元供给家用并五弟的学费。他在北京做家庭教师的两年，是他一生最痛苦的时期（民国七年到九年春）。他那时已受洗礼，成为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了。但他有时候也忍不住要在日记里诉说他的痛苦。自传里（第65页）有这一段最老实也最感人的记载：
父来谕责难。民八阴历年关，父病，指责更严厉，余极痛苦。（九年）一月二十日记云：“夜间写父禀，多自哀哀彼之语。书至十一点钟，苦恼甚，跪祷良久，续禀。……我节衣缩食，辛苦万状，他还说我欠节省。我不请客，不借钱，朋友都说我吝啬，他还说我应酬太多。我月薪四十元，东借西挪，以偿宿债，以助五弟，他还要我事养每月三十元。唉！我的父亲是最爱我的，遇了债主的逼债，就要骂我，就要生病。他今年已六十四岁，从十六岁管家，负债到如今，自朝至暮，勤勤恳恳的教书，节衣缩食，事事俭省，没有一次专为自己买肉吃。我母买肉给他吃，他还要骂她不省钱。我去年暑假回去，他偏自己上城买鱼肉给我吃，这鱼肉实在比鱼翅、燕窝好吃万万倍！他骂我欠节省，我有时不服，但看他自己含辛茹苦，勤奋教书的光景，我就佩服到万分。他爱我，我有时忘了。如今想起来，他到贫病交迫的光景，我为何不救！我囊中只剩几十个铜子，一二个月内须还的债几至百元，五弟又要我速寄十元，我此时尚想不著可借的人。……我实在有负我可爱的父亲，但我实在无法。求上帝赐福给我的父，祝我谋事快成功。
我定要偿清我父的债。
我相信，在中国的古今传记文学里，从没有这样老实、亲切、感动人的文字；也从没有人肯这样、敢这样老实的叙述父子的关系，家庭的关系。
这样一个家庭，多年积下来的债务要青年儿孙担负，老年的父母要青年的儿子“事养”，儿子没有寻著职业就得订婚、结婚、生儿女了，更小的弟妹也还需要刚寻到职业的儿子担负教育费。——这样的一个家庭是真可以“逼死英雄汉”的！试读沈先生（第55页）民国七年十一月一日的日记：
父谕命余月寄三十元。惟迄今二月之薪金已告罄。奈何！……苟无基督信仰，余将为钱逼死矣。
沈宗瀚先生自传的最大贡献就是他肯用最老实的文字描写一个可以“逼死英雄汉”、可以磨折青年人志气的家庭制度。这里的罪过是一个不自觉的制度的罪过，不是人的罪过。沈先生的父母都是好人，都是最爱儿子的父母，不过他们继承了几千年传下来的集体经济的家庭制度，他们毫不觉得这个制度是可以逼死他们最心爱的青年儿子的，他们只觉得儿子长大了应该早早结婚生儿女，应该早早挣钱养家，应该担负上代人积下来的债务，应该从每月薪水四十元之中寄三十元回家：他们只觉得这都是应该的，都是当然的。描写一个最爱儿子的好父亲，在不知不觉之中，几几乎造成叫一个好儿子“为钱逼死”的大悲剧。这是这本自传在社会史料与社会学史料上的大贡献，也就是这本自传在传记文学上的大成功。
沈先生所谓“克难苦学”，他所谓“难”不仅是借钱求学的困难，最大的困难，在于他敢于暂时抛弃那人人认为当然的挣钱养家的儿子天职。他在十七岁时（辛亥，1911年），已受了梁任公的《新民丛报》的影响，激动了“做新民、爱国家”的志向；又受了曾文正、王阳明的影响，他立志要做一个有用的好人。他说（第23页）：
余生长农村，自幼帮助家中农事、牧牛、车水、除草、施粪、收获、晒谷、养蚕、养鸡等，颇为熟练，且深悉农民疾苦，遂毅然立志为最大多数辛劬之农民服务。
这样他决定了他终身求学的大方针：学习农业科学，为中国农民服务。
在他决定的这个求学方向上，那个农村社会同耕读家庭的生活经验都成了他很重要也很有帮助的背景了。我们知道他父亲有租田十二亩，后来父亲历年培种兰花，母亲历年养蚕与孵小鸡，节省下来的余钱又添置了租田三十二亩。父亲出门教书了，儿子们还没有长大，家中雇一个长工耕种，又雇牧童帮忙。他家兄弟六人，大哥终身教书，二哥在本县钱庄做事，三哥自幼在家耕种。自传（第29页）说：
三哥自幼由吾父之命，曾在村中最优秀之二农家工作五年，尽得其经验。父常称彼辈为师傅，三哥为徒弟。五年后，三哥归家种田，对于栽培经验胜于常人。
又说：
余肄业农校，每年暑假回乡时，将一学期所得农业学理与吾父母大哥三哥等讨论，有时叔父、从兄等亦来参加。余常与三哥下田工作，兴趣甚浓。余教三哥蔬菜施肥方法，试以讲义上所述方法在茄地上施肥，先将茄株周围挖小沟一圈，施入人粪尿，然后以土复粪，谓可以防止氮气之蒸发。三哥深以为然。
一日，族兄仁源来问防止蔬菜叶虫方法，余告以施用石油乳剂。然彼施后，因浓度过高，致菜焦枯。
又一日，叔父咸良来问水稻白穗原因，余则在田中拔白穗之茎，剥茎，出茎内螟虫示之。彼大惊服，遂以稻瘟神作案之说为迷信。
综计余所告各种方法，实施后有效者果有之，无效者亦不少。且对许多问题尚不能解答。余对彼辈栽培水稻豆麦等经验甚为佩服。
这种活的经验，在沈先生的农学教育上有无比的价值。因为，他有了这种活的农场经验，他才可以评判当时农学校的教材与方法的适用或不适用。才可以估量每个教员的行不行。
他说：
斯时（杭州笕桥）农校教师，除陈师宗以外，多译述日文笔记充教材，不切合实际情况。昆虫学常以日本《千虫图解》充当标本，从未领导学生至野外采集。余偶采虫问之，彼即以之与《千虫图解》对照，加以臆测，亦从未教余等饲虫研究。园艺教员授蔬菜，则亦多移译日文讲义数册，而未尝实地认识蔬菜，亦不调查栽培留种等方法。作物教员因在日本学畜牧，乃译述《牧草》讲义，而于笕桥最著名之药用作物从未提及。教室与环境完全隔绝。田间实习仅种萝卜白菜，或作整地、除草、施肥等工作。（余）常觉实习教员之经验远不及三哥也。故自第二年级起，余对农校功课渐感不满，深恐将来只能在纸上空谈，不切实际，于国何用（29—30页）？
不但中等学校不能满足这个来自田间的好学生的期望，当时的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也逃不了他的冷眼批评。他说：
北农预科之英文、理化、博物等课，较笕农为深。唯博物一科仍用书本及日本标本为教材，不免失望（第38页）。
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本科一年级……功课为无机化学、植物、地质、土壤、作物、昆虫、农场实习、英文、数学等。除英文、数学外，概用中文讲义。教员多以讲义及日本标本敷衍了事，殊感失望。
这个有农田经验的好学生到了农业本科三年级，才有力量从消极的失望作积极的改革活动，才提议改换三四个不良的教员，如英文、园艺、农场实习等课的教授。那时候，金仲藩（邦正）来做校长，添聘了邹树文、王德章等来教授农学；设朝会，金校长亲自主持，训勉为人道德，校长与诸师同来饭厅，与学生同桌共餐，“全校精神为之一振”。
但这个开始改良的农专，不久就起了风潮，金校长辞职，他请来的一班好教员也都走了。“半月之后，校长虽然回来收拾风潮，但那些教员从此辞职不复返矣。”
沈先生在国内学农科，到北农本科毕业为止，前后不过五年多（民国二年一月到七年六月），他的记载因为都是老实话，很可以作教育史料。他的评判并不偏向留美学农的教员，也并不限于消极的批评。例如他说：
余在北农所得教益最多者，为许师叔矶（留日）之农政学、农业经济、畜牧及肥料；吴师季卿（留日）之无机、有机及分析化学；章师子山（留美）之植物病理学；汪师德章（留美）之遗传学及金校长仲藩之朝会训话。……（第46页）
汪师教遗传学极为清晰，余对曼德尔遗传定律自此明了。
这也是教育史料。
沈先生学农有大成就，他的最大本钱并不是东借西挪的学费，乃是他幼年在农田里动手动脚下田施粪的活经验与好习惯。所以，他在笕桥农校的第一年，
二月间即实习制造堆肥，先集牛粪与稻草，层叠堆上，然后用水及粪尿润湿之，以脚践踏，人以为苦，余独轻易完工。师生颇惊奇之（第28页）。
所以，他后来在常德种棉场服务，他就
决定日间与农友下田同工，并调查农事，一以监工，一以学习农民植棉方法，知其优劣。早、晚读棉业及其他农学书籍，期以学理与实用贯通，手脑并用。故早饭后即赤脚戴笠荷锄与农夫同去工作（第69页）。
所以，他后来在南京第一农校教昆虫学，他遂一方面先自采集附近昆虫，参照日本《千虫图解》以定其科属，……一方面解剖主要昆虫，以认识口器头胸腹诸部，然后随教随以实物相示（第73页）。所以，民国十四年他在康奈尔大学跟著几位名教授研究遗传育种的时期，他自己记载：
余在田间工作，除论文材料外，随助教做小麦、蔬菜、牧草等实地育种工作，并随教授旅行实地检查改良品种之纯杂，由此得尽窥遗传育种与推广之底蕴。
……盖教室与实验室所得均为遗传原理，非经此实习，不知田间技术之诀窍，则回国后做实地育种工作必感困难。康大教授与助教常谓余曰：“汝能实地苦干，诚与众不同也”（第83页）。
这种“手脑并用”的实地苦干，是沈先生做学问有大成就的秘诀，是他在金陵大学任教时能造就许多优良的农业人才的秘诀，是他后来担任农业实验所所长时能为国家奠定农业科学化及农业推广制度的秘诀。而这个成功秘诀的来源就在他“生长农村，自幼帮助家中农事、牧牛、车水、除草、施肥、收获、晒谷、养蚕、养鸡”的活经验与好习惯。
总而言之，这本自传的最大贡献在于肯说老实话，平平实实的老实话，写一个人，写一个农村家庭，写一个农村社会，写几个学堂，就都成了社会史料和社会学史料、经济史料、教育史料。
沈先生写他自己的宗教经验，也是很老实的记录，所以很能感动人。他描写一位徐宝谦先生，使我很感觉这个人可敬可爱。这本书里叙述的沈先生自己信仰基督教的经过，因为也都是一个老实人的老实话，所以也有宗教史料的价值。
我很郑重的介绍这本自传给全国的青年朋友。
胡适 1954年12月13日夜
（原载1955年1月台北《自由中国》第12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