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胜于雄辩 估《学衡》
作者:鲁迅
1922年2月9日
为“俄国歌剧团”
本作品收录于《晨报副刊》和《热风
鲁迅以笔名风声发表

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诸公谈学理。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著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弁言》说,“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籀绎”如此,述作可知。夫文者,即使不能“载道”,却也应该“达意”,而不幸诸公虽然张惶国学,笔下却未免欠亨,不能自了,何以“衡”人。这实在是一个大缺点。看罢,诸公怎么说:《弁言》云,“杂志迩例弁以宣言”,按宣言即布告,而弁者,周人戴在头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明明是顶上的东西,所以“弁言”就是序,异于“杂志迩例”的宣言,并为一谈,太汗漫了。《评提倡新文化者》文中说,“或操笔以待。每一新书出版。必为之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顾亭林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序。其此之谓乎。故语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犹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原来做一篇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便有这样的大罪案。然而诸公又何以也“突而弁兮”的“言”了起来呢?照前文推论,那便是我的质问,却正是“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了。《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中说,“凡理想学说之发生。皆有其历史上之背影。决非悬空虚构。造乌托之邦。作无病之呻者也。”查“英吉之利”的摩耳,并未做Pia of Uto,虽曰之乎者也,欲罢不能,但别寻古典,也非难事,又何必当中加楦呢。于古未闻“睹史之陀”,在今不云“甯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谓“有病之呻”了。

《国学摭谭》中说,“虽三皇寥廓而无极。五帝缙绅先生难言之。”人而能“寥廓”,已属奇闻,而第二句尤为费解,不知是三皇之事,五帝和缙绅先生皆难言之,抑是五帝之事,从后说,然而太史公所谓“缙绅先生难言之”者,乃指“百家言黄帝”而并不指五帝,所以翻开《史记》,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帝本纪》,又何尝“难言之”。难道太史公在汉朝,竟应该算是下等社会中人么?

《记白鹿洞谈虎》中说,“诸父老能健谈。谈多称虎。当其摹示抉噬之状。闻者鲜不色变。退而记之。亦资诙噱之类也。”姑不论其“能”“健”“谈”“称”,床上安床,“抉噬之状”,终于未记,而“变色”的事,但“资诙噱”,也可谓太远于事情。倘使但“资诙噱”,则先前的闻而色变者,简直是呆子了。记又云,“伥者。新鬼而膏虎牙者也。”刚做新鬼,便“膏虎牙”,实在可悯。那么,虎不但食人,而且也食鬼了。这是古来未知的新发见。

《渔丈人行》的起首道:“楚王无道杀伍奢。覆巢之下无完家。”这“无完家”虽比“无完卵”新奇,但未免颇有语病。假如“家”就是鸟巢,那便犯了复,而且“之下”二字没有著落,倘说是人家,则掉下来的鸟巢未免太沉重了。除了大鹏金翅鸟(出《说岳全传》),断没有这样的大巢,能够压破彼等的房子。倘说是因为押韵,不得不然,那我敢说:这是“挂脚韵”。押韵至于如此,则翻开《诗韵合璧》的“六麻”来,写道“无完蛇”“无完瓜”“无完叉”,都无所不可的。

还有《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连题目都不通了。采集有所务,并非漫游,所以古人作记,务与游不并举,地与游才相连。匡庐峨眉,山也,则曰纪游,采硫访碑,务也,则曰日记。虽说采集时候,也兼游览,但这应该包举在主要的事务里,一列举便不“古”了。例如这记中也说起吃饭睡觉的事,而题目不可作《浙江采集植物游食眠记》。

以上不过随手拾来的事,毛举起来,更要费笔费墨费时费力,犯不上,中止了。因此诸公的说理,便没有指正的必要,文且未亨,理将安托,穷乡僻壤的中学生的成绩,恐怕也不至于此的了。

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惶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然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

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

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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