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兰州等地状
右臣近于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使入界，恐必有讲和请地之议，乞因此时举兰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弃而与之，安边息民，为社稷之计。见今西使已到，窃闻执政大臣，弃守之论尚未坚决。
臣窃见皇帝陛下登极以来，夏国虽屡遣使，而疆场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盖知朝廷厌兵，是以确然不请，欲使此议发自朝廷，得以为重。朝廷深觉其意，忍而不与，情得势穷，始来请命。今若又不许，遣其来使徒手而归，一失此机，必为后悔。彼若点集兵马，屯聚境上，许之则畏兵而与，不复为恩，不许则边衅一开，祸难无已。间不容发，正在此时，不可失也。
臣又闻昔日取兰州及五寨地，本非先帝圣意。先帝始议取灵武，内臣李宪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兰州；先帝始议取横山，帅臣沈括、种谔之徒，不能遵奉圣略，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将吏不职，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则不然。其后元丰六年，夏国遣使请罪，先帝嘉其恭顺，为敕边吏，禁止侵掠。既又遣使谢恩，请复疆土。先帝仍为指挥保安军与宥州，议立疆界。因循未定，而先帝奄弃万国，遂以至今。由此言之，兰州、五寨，取之则非先帝本心，弃之则出先帝遗意。今议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坚守之议，苟避弃地之名，不度民力，不为国计，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利也。
臣又闻议者或谓：弃守皆不免用兵，弃则用兵必迟，守则用兵必速，迟速之间，利害不远，若遂以地与之，恐非得计。臣闻圣人应变之机，正在迟速之际，但使事变稍缓，则吾得算已多。昔汉文、景之世，吴王濞内怀不轨，称病不朝，积财养士，谋乱天下。文帝专务含养，置而不问，加赐几杖，恩礼日隆。濞虽包藏祸心，而仁泽浸渍，终不能发。及景帝用晁错之谋，欲因其有罪削其郡县。以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削书一下，七国尽反，至使景帝发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将，仅而破之。议者若不究利害之浅深，较祸福之轻重，则文帝隐忍不决，近于柔仁，景帝刚断必行，近于强毅。然而如文帝之计，祸发既迟，可以徐为备御，稍经岁月，变故自生，以渐制之，势无不可，虽有十濞，亦何能为。如景帝之计，祸发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锋刃既接，胜负难保，社稷之命，决于一日，虽食晁错之肉，何益于事。今者欲弃之策，与文帝同，而欲守之谋，与景帝类。臣乞宣谕执政，欲弃者理直而祸缓，欲守者理曲而祸速。曲直迟速，孰为利害。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听断，将帅吏士，圣情未接，兵交之日，谁使效命。若其羽书遝至，胜负纷然，临机决断，谁任其责。惟乞圣慈以此反复深虑，早赐裁断。无使西戎别致猖狂，弃守之议，皆不得其便，则天下幸甚。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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