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场之教育
天僇生曰：国之兴亡，政之理乱，由风俗生也。风俗之良窳，由匹夫匹妇一二人之心起也。此一二人之心，由外物之所濡，耳目之所触，习而成焉者也。是一二人者，习于贞则贞，习于淫则淫，习于非则非，习于是则是。其始也起点于一二人，其终也被于全国。造因至微，而取效甚巨。此义也，孔子知之，司马迁知之。孔子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司马迁曰：“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音兴而人奋，郑卫之音动而心淫。”是以古之圣王，设官以世守之。本之性情，稽之度数，而制为五音，以化成天下。春秋之世，王失其纲，圣人不作，雅乐丧缺，谲谏之士，渐有扮古衣冠，登场笑谑，以讽时政者。盖乐歌仅有声，而演剧则兼有色，其大旨要不外惩恶而劝善。历数千载，曁于隋氏，戏剧乃大兴于时。隋谓之“康衢戏”，唐谓之“梨园乐”，宋谓之“华林戏”，元谓之“升平乐”。元之撰剧演者，皆鸿儒硕士，穷其心力以为之。赵子昂谓良家子弟所扮者，谓之行家生活；倡家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关汉卿亦言扮演戏剧，须士夫自为之。盖古人之重视演剧也如此。明承元后，作者代起，如王汉陂、康对山、梁少白、陈所闻诸人，凡所撰新剧，皆自行登场，无有敢从而非议之，呼之贱行薄伎，如今世之所为者，诚以其所关大也。至本朝雍乾中，以演剧为大戒，士夫不得自畜声伎。自此以降，而后移风易俗之权，乃操之于里妪村优之手。其所演者，则淫亵也、劫杀也、神仙鬼怪也，求其词曲驯雅者，十无一二焉，求其与人心世道有关者，百无一二焉。吾闻元人杂剧，向有十二科，忠臣烈士，孝义廉耻，叱奸骂谗，逐臣孤子，居其四，而以神头鬼面，烟花粉黛为最下下乘。可知戏剧之所重，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又元人分配脚色，咸有深意存其中。曰正末，当场男子，能指事者也；曰副末，昔谓之苍鹘，鹘者，能击贼者也；曰狚，狚狐属，好淫，后讹为旦；曰狐，妆官者也，后讹为孤；曰靓，傅粉墨，供笑謟之义，后讹为净；曰猱，妓之通称也，猱亦狐属，能食虎脑，以喩少年爱色者，如虎之爱猱，非杀其身不止也。由是以观，是古人之於戏剧，非仅借以怡耳而怿目也，将以资劝惩、动观感。迁流既久，愈变而愈失其真。昔之所谓杂剧，寝假而为京调矣，寝假而为西皮、二黄矣，寝假而为弋阳、梆子矣。于古人名作，其下者读而不之解，其上者则以是为娱悦之具，无敢公然张大之者。于是而戏剧一途，乃为雅士所不道也。而世之观剧者，不得不以妇人孺子及细民占其多数。是三种类者，其脑海中皆空洞无物，而忽焉以淫亵、劫杀、神仙、鬼怪之说中之，施者既不及知，而受者亦不自觉，先入为主，习与性成。观夫此，则吾国风俗之敝，其关系於戏剧者，为故非浅鲜矣。
昔者法之败于德也，法人设剧场于巴黎，演德兵入都时之惨状，观者感泣，而法以复兴。美之与英战也，摄英人暴状于影戏，随到传观，而美以独立。演剧之效如此，是以西人于演剧者则敬之重之，于撰剧者更敬之重之。自十五、六世纪以来，若英之蒿来庵，法之莫礼蔼、那锡来诸人，其所著曲本，上而王公，下而妇孺，无不人手一编。而诸人者，亦往往现身说法，自行登场，一出未终，声流全国。夫西人之重视戏剧也如此，而吾国则如彼，即此一端，可以睹强弱之由矣。吾以为今日欲救吾国，当以输入国家思想为第一义。欲输入国家思想，当以广兴教育为第一义。然教育兴矣，其效力之所及者，仅在于中上社会，而下等社会无闻焉。欲无老无幼，无上无下，人人能有国家思想，而受其感化力者，舍戏剧末由。盖戏剧者，学校之补助品也。今海上诸梨园，亦稍稍知改良戏曲矣。然仅在上海之一部分，而所演新剧，又为诸剧中之一部分，即此一部分中，去其词曲鄙劣者十之三，去其宗旨乖谬者十之三，去其所引证事实与时局无涉者十之三，则夫异日所获之实亦仅矣。吾闻华严入法界品，有所谓婆须密多者，吾愿吾国戏剧家咸知此义，以其一身化亿万身，以救此众生。吾尤愿吾内地十八行省，省省得志士，设剧场，收廉值，以灌输文明思想。吾更愿吾海上诸名伶，取旧日剧本而更订之，凡有害风化，窒思想者，举黜弗庸，以为我民造无量幸福。仆也不才，夕夕而祝之，旦旦而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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