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集/1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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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九

春秋明经

公朝于王所，仲孙羯会晋，韩不信〈云云〉城成周

《春秋》与诸侯之觐王，而惜王所之非其地；与大夫之勤王，而伤王城之同于列国。夫趋事赴工者，臣子之所当为。至于天子之守，则有先王之遗法焉。襄王下临，僖公有王所之朝，《春秋》书“公”而成其为朝，谓天子在，是诸侯不可以不朝也。然不言明堂，而曰王所，则所非其地，异乎先王方岳之礼矣。敬王命，城王都，而诸大夫有成周之城。《春秋》列书大夫之名氏，谓天子有命，诸侯不可以不从也。然不言京师，而曰成周，则同于列国，而异乎先王作京之意矣。然则流水之朝宗，葵藿之向日，固人子之至情也。而下堂以见诸侯，与城郭沟池以为固者，又岂天子之盛事哉？呜呼！此圣人之所以不责诸侯大夫、而深不满于王室之意欤。是故至于岱宗，肆觐东后，天子巡诸侯之守者然也，未闻下劳诸侯而临于非所之地也；王命仲山甫城及东方，天子彻诸侯之封者然也，未闻请于诸侯以城其所都之邑也。平辙既东，周纲解纽。归枋邑，易许田，而朝觐之礼，委诸草莽；赋《黍离》，歌束楚，而二雅之音，变为《国风》。于是霸图兴而王道绝矣。推原其由，岂非天王自失其道而致之哉？观《春秋》之所书，然后正本澄源之意可得而知矣。且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惟是大侯小伯所当攘斥，非异人任。则夫城濮之勋，因其献俘而锡命之，赐之弓矢，以旌其劳可也，何至屈万乘之尊，亲举玉趾，以劳晋侯于践土乎？纵自轻也，奈宗庙何？成康之时巡，宜不如是，《春秋》安得不以为贬哉！然而君虽失礼，臣不可以不尽其敬。是故诸侯就朝，虽无为龙为光之盛，而冠冕佩玉，觐天威于咫尺，犹足以明水木本源之义，谓非东迁以后之美事不可也。是故我公书“朝”，以成其礼。故曰“《春秋》与诸侯之觐王，而惜王所之非其地”也。嬖子匹嫡，乱生不夷。惟是二三大臣相与力，以不陨坠。则夫定位之后，所当夙夜夤畏，任贤修政，以图转危而为安也，何至以四海之广，请城其都以为固乎？德则不竞，城郭何为？周公之作洛，宜不如是，《春秋》又安得而不讥之乎？然而上虽失政，下不可以不奉其令。是故大夫会城，虽有弗躬弗亲之责，然版筑雉堞，服王事而靡盬，亦足以存宗邦翰屏之典，谓非王室乱以后之美事不可也。是故诸大夫书名，以达其义。故曰“《春秋》与大夫之勤王，而伤王城之同于列国”也。

夫《春秋》，天子之事也，故其自治严而待人恕。惟其自治之严，故周之不振为可贬；惟其待人之恕，故或成其朝，或与其城，而无责焉。虽然，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书公之朝者二，而皆于王所，则言外之意可知矣；书大夫“城成周”而无诸侯，则属辞之法，又可见矣。然则二役也，谓之免于贬可也，而或者谓为美之，则岂圣人之意哉？故尝考之，周室在襄王则有子带之难，在敬王则有子朝之难。子带之难，惟书天王居郑，至晋文纳王则不书，盖以是为臣子之常也。子朝之难，始末皆书，而以“城成周”终之，是果足以为美哉？呜呼！齐桓首止之盛不可及已，得如晋文，亦庶几矣！至于晋侯午者，又文公之罪人也。

筑郿，大无麦禾。臧孙辰告籴于齐，新延厩

诸侯兴不急之役，以空其国，而取给于人，犹不戒焉。《春秋》比事而书之，以示讥也。

夫国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本，可不相时而轻用其力也哉？庄公妄兴筑郿之役，而不计国储之虚实，至于麦禾皆无；而当国之大夫，亲往告籴于齐，其事急矣；而明年之春，又新延厩。何其轻慢国本至于此极乎！《春秋》比而书之，而鲁之君臣无务农重谷之实、而有伤财害民之政可见矣。吾闻古之为国者，必时视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则工筑罕，民勤于食则百事废。未闻以凶年而兴不急之役也。三年耕，必馀一年之食；九年耕，则馀三年之食。未闻在位二十八年，而无一年之积也。鲁之庄公则不然矣。以峻宇雕墙为无损，以节用时使为无益也。是故筑郿之工未毕，而仓廪已空；告籴之迹犹新，而延厩复作。曾谓君国子民之道而若是乎？宜其见讥于君子矣！且筑者，创作邑也。城邑所以御暴，非时与制，不敢兴也，况于无故而筑邑乎！庄公不视岁之丰凶，而有筑郿之役，不知其何为也。若曰御暴保民，则鲁国无故，苟无令德，太行、孟门且不可恃，而况于郿乎！若曰虞山林薮泽之利，则非君人之心矣。未几而仓廪尽竭，麦禾俱无。无而曰大，颗粒不存之词也。然后皇皇焉无所措其手足，而臧孙辰奔告于齐，以请籴焉。以千乘之国，仰给于他人，以活其民，可不惧乎？不曰如齐告籴，而曰“告籴于齐”，见其情之急也。急病让夷，何足为功？适以昭其治名不治实之罪焉耳。鲁之君臣，盍亦因此而加省矣？则又愈不知戒，以求于人之馀，而新延厩。夫延厩者，法厩也，养马之所也。凶年饥岁，民食不给，而马厩是新，推此心也，不至于率兽而食人乎？故书“新延厩”于“告籴”之后，所谓时诎举嬴，知其用民力为已悉矣。然则庄公之为国也可知矣。不然，《春秋》书筑者七，而公有其四；书兴作者九，而公有其三；书无麦苗、无麦禾而皆见于庄公之世，何耶？鲁十二公，台池苑囿之役，莫多于庄公，而水旱、螟蜮、多糜、有蜚之灾，皆备于庄公，天人感应之理不诬矣！而公终不寤也。身死，而妻子不保，几亡其国。呜呼！岂他人之咎哉！

初税亩，蝝生，饥，大有年

困民以致灾者，理之常；悖道而获福者，理之变。夫天人感应之理，《春秋》之所深谨也。是故螽蝝饥馑，国之灾也。鲁之宣公废助法而用税，虐民也。虐民而天降之灾，宜矣！故所税亩之年，蝝生而饥，斯非理之常乎？百谷顺成，国之福也。鲁之宣公夺世嫡以有国，悖道也。悖道而天降之福，异矣！故即位之十有六年，而大有年，斯非理之变乎？在他人以饥、蝝为变，在宣公则为常；在他人以有年为常，在宣公则为变。《春秋》诛乱臣、讨贼子之法严矣哉！

《商书》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夫凶，人为不善而致谴焉，天道之当然也。其或反之者，庸非异乎？是故螽蝝之害，法所当书，而他公皆记；有年之瑞，法不当书，而独志于桓宣之册。圣人之旨渊乎微矣！且饥者，五谷皆歉之谓也。宣公以不义得国，惧讨于人，而竭力以事齐，水旱、螽蝝相继而起，于是国用不足，而税亩之法兴焉。“初”者，事之始也；“税亩”者，公田之外，又履其馀亩而取之，是为什而取二矣。以诸侯而擅改先王之法，以国君而行虐民之政，由是怨怼之声，上闻于天，而戾气应之。秋螽未息，冬蝝又生。“蝝”者，螽之子也。螽蝝相继于二时，嘉谷其有孑遗乎？故遂至于饥馑而无以振业贫乏。《春秋》书“蝝生”与“饥”，继于“初税亩”之后，则是灾也，实税亩之应，而宣公得之，非过矣。故曰“困民以致灾者，理之常”也。若夫“有年”者，五谷皆熟之谓也。宣公以庶孽之子，篡正嫡之位，使恶视二子，殒于非辜，而过市之哭，哀动鲁国，是上不有王法，而下不有宗庙。王朝不能施残执之刑，邻国不闻有沐浴之请，而鲁国又无石碏之臣矣，则惟天能诛之耳。其乖气所感，两螽而一旱，一水而两饥，宜也。至于是岁，而大有年焉。有年而曰“大”，则禾麻菽麦、黍稷穜稑，实颖实栗，无所不有，是果何以致之哉？《春秋》书“大有年”于“蝝生，饥”之明年，则是福也，非凶人之所当有，而宣公得之，为反常矣。故曰“悖道而获福者，理之变”也。然则天道僭乎？曰：非也。宣公在位十有八年，而独是年为有年，他年之歉可知矣。越明年而宣公死矣。获罪于天者，宣公也，鲁国之民，不可尽绝，而周公不可摧也。税亩矣，饥矣，而不畀之以有年，则周馀黎民何罪乎？天非为宣公而有年也。夫岂僭耶！或曰：“《春秋》之法，常事不书，惟变则书之。桓宣之有年，志变也；则桓宣之水旱螟螽，乃为常矣，何以亦书之乎？”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天人相与之理，惧灾思患之意，治恶人、矜小民之道，无所不备。是故观凶灾之迭见于二公，则知天道之不僭，而为恶者知所警；观有年之独见于二公，则知恶人之不可容于世，而操刑赏之柄者可以知所主矣。呜呼至哉！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晋郤缺帅师伐蔡，戊申入蔡，诸侯盟于扈

伯主能以力治二国，而不能以义讨罪人，《春秋》比书而自见也。夫诸侯从夷，固伯者之所当问，而弑逆之恶，又乌可舍而不讨也哉？晋灵之时，蔡从楚以次厥貉，罪也，故郤缺帅师伐蔡而入其国，力有馀矣。夫何齐有商人之乱，则诸侯为会于扈，而受其赂？何不以所治蔡者治齐乎？《春秋》书“伐蔡”、“入蔡”于前，而不序诸侯于盟扈之役，知晋之所以力争诸侯者，不过求逞其私耳，岂其知有义哉？

尝谓天下之事，有重有轻；故伯者之治，有缓有急。是故不能三年而缌、小功之察，谓之不知务，失肩背而养一指，则为狼疾人矣。今也商人弑君，告于诸侯，已及期矣，伯主无致讨之令，而大夫无沐浴之请，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一旦上乡授钺，韅鞅靽，出自绛都，意其事之在齐也。既而义旗不指于营丘之邦，马首乃瞻于淮西之境，诸侯不无惑矣。师及于蔡，蔡人未服，则以戊申之日，鼓而入其国都。以百里之侯邦，倚蛮荆之势援，未易破也，今以孤军攻之，而城郭失其守，甲兵失其卫，使蔡侯泥首受罪，以为城下之盟，谓晋师不强而若此乎？苟以此众声齐之罪，师直而壮，若举江河以沃炎火，商人之血何足以污斧钺耶？奈何诸侯之会于扈，名为讨齐，实以取货。谓其力之不足乎，则八国诸侯，非直一郤缺之师也。惟其不以贼为贼，而甘与贼为徒也，是故于扈未盟，天下犹有所望，而齐犹有惧也。及夫于扈既盟，然后天下绝望，而商人成为齐侯，于是变讨罪之师为成乱之会，是举诸侯而为夷狄之行矣，不亦甚哉！《春秋》于伐蔡而书“帅师”，书“伐”，书“入”，则其力之有馀可知。盟扈，略诸侯而不序，则其义之不足可见，而后讨贼之功不足以盖其纵贼之罪矣。

呜呼！中国之所恃以制夷狄者，礼义而已。有贼不讨，礼义亡矣，虽得百蔡，何益哉！厥后遂习为常，至于陈夏氏之乱，方以会狄为务，而楚庄遂为辰陵之盟，晋卒无以为伯，其来非一日矣。今观入蔡之役，不足以离蔡于楚，而盟扈之役，反足以使鲁从齐，则晋人见利忘义之效也。向使晋灵能移伐蔡之师于齐，而冀缺能推不可以怠之心，以纳忠于盟扈之际，则晋之世伯，视文、襄有光矣，岂其有邲之败哉？噫！

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

正乐用于别宫，而非礼陈于祖庙，圣人据事书之，所以伤鲁之衰也。

夫礼、乐者，国家之本，不可一日紊也。隐公立宫以祀仲子，而乐舞之数用六。用六虽正，而献于妾母之宫，则非其所矣。桓公奖乱以立宋督，而取郜大鼎之赂。求赂立贼，而纳于先君之庙，岂不为已甚乎！夫君子之事其亲也，造次必以其礼。然则鲁人之待周公，曾仲子之不若矣。呜呼悖哉！夫媵妾不可以为夫人，未闻违礼立宫以祀之也；宗庙，礼法之所在，未闻昭违乱之赂于其中也。鲁于春秋，号为秉礼而若是乎，此圣人之所为惧，而《春秋》之所以深谨也。盖仲子者，惠公之妾也。惠公元妃孟子，既入于庙，则仲子无祭享之所矣。若以“庶子为君，为其母筑宫，而使公子主祭”之典言之，则仲子非隐之母，安得为立宫乎？至其乐舞之数，则于别宫不敢同于群庙，而降用六羽。自当时言之，盖以为得礼矣；以王制论之，则诸侯用六，奚取于仲子之宫哉？今也六羽献于妾母之前，而群公之庙用八自若，曾是以为礼乎？《春秋》因其始成而祀，书曰“考仲子之宫”，既正名其为非礼矣，献羽而书“初”者，以见前此未尝有六佾之舞，所谓因事以明用八之僭也。若夫太庙者，周公庙也。曾谓周公而享非礼之祀乎？犹有鬼神，而以不义之物陈于公前，公其无所依矣。不孝孰大焉！桓既篡兄而立，又推其恶以及于人，于是偕齐、郑之徒，成宋督之乱，而取其赂器，置于周公之庙，是死周公也，不惟亵祖宗之灵，而又以教其百官习为夷狄禽兽之行。乱臣贼子得志，而无忌惮至于此，极哉！《春秋》书“取郜大鼎于宋”，“取”者，得非其有之称；又书“纳于太庙”，“纳”者，不受而强致之谓；曰以“戊申”，深谨之也。夫六羽者，当用之乐也，而在仲子之宫；郜鼎者，违乱之器也，而在周公之庙。四方之人，将于鲁乎观礼，而鲁之礼若是哉，此《春秋》之所为惧也。

因循至于僖公，而有禘太庙、致夫人之举；文公而有大事太庙、跻僖公之事。仲子犹别立宫，而成风则直致之于太庙；仲子犹降用六羽，而成风则直用天子之大禘。礼乐之紊，既不可言，而乱伦逆理之事，纷纷然于周公之前陈焉，何周公之不幸至于此哉！周家之礼，公所制也，而公之子孙若是，他国复何望哉？呜呼！此《春秋》之所以假鲁史而作也夫。

公会齐侯，伐莱。公至自伐莱，大旱

人君以不义劳民为可危，故天应之灾为可惧。甚矣乖气之能致异也！鲁之宣公，以篡得国，故屈己以事齐，今又劳民以会齐而伐莱，天何义乎！公既告至，而国内大旱，庸非嗟怨之气上感于天而致之乎？《春秋》书“伐”、书“至”于上，以著宣公之罪；继书“大旱”于下，以见天道之应不可诬也。

尝谓善恶之事作于下，而灾祥之应见于上，此天人相与之至理也。是故僖公以务农重谷为事，而三时之不雨，不足以为其害；庄公以峻宇雕墙为务，而一时之不雨，即可以为之忧。天之于人，各以类应，其可忽哉！今宣公之得国，既获罪于天矣，况于即位以来，烦其兵役，渎其交际，虚内事外，而不恤其民乎？则天降之灾，宜矣。齐为不道，狡焉思启封疆，故为伐莱之举，其所以召兵于鲁者，恃其有援立之私恩也。宣自会于平州以后，奴役于齐非一日矣。今又动鲁国之众，往为之役，以伐无罪之莱，外结衅于远人，而贾怨于百姓，则是行也，宁不危哉？幸而得归，反行饮至以告于先君之庙，甚哉其怙恶也！军旅之后，必有凶年。盖其愁叹之声、怨愤之气上彻于天，而戾气为之应乎。是故伐莱方至，旱暵已作。旱而曰“大”，必至于涤涤山川而不可沮，非真僖、文不雨之比也。《春秋》以“大旱”书者，抑旱而不雩耶，是无忧国恤民之心也；雩而不雨耶，是见弃于天矣。宣公造恶不悛，而流毒于其国若是哉！圣人比而书之，所以哀鲁国之民也。虽然，宣之虐用其民，不特此也。伐莒取向，伐邾取绎，改助法而用税，非一事矣。

天之示变，亦不特此也。螽之见《经》者三，饥之见《经》者二，至于大水蝝生，亦非一端矣。《春秋》备书于《经》，然则为君而不仁不义者，亦可警矣。故曰“天灾流行，必不于有道之国”，岂不信哉！

郑伐许。郑伯伐许

诸侯之陵虐小国，《春秋》狄之于前，而爵之于后，皆以著其恶也。

夫《春秋》之法，有加贬而后见其罪者，有直书而罪自见者。惟明乎属词比事之意，斯得之矣。郑人为许之小弱也，每肆暴以伐之，皆罪矣。故我成公之三年，书“郑伐许”，以其一岁而再动干戈，为恶已甚，故称国以狄之，所谓加贬以见其罪者也。及其明年，襄卒而悼立矣，丧未逾年，而复伐许，其恶非不甚也，然自“郑伯”而不贬，所谓直书而罪自见。经之书爵，又见其释服从戎，有忘亲之罪焉。由此观之，《春秋》之法可知矣。

呜呼！王泽竭，伯功浅，小国之迫于大国，《春秋》深伤之也。许以太岳之胤，密迩于郑，郑庄怙其诈力，托为鬼神不逞之词，入其国而披其地，其所以不遂殄其宗祀者，东迁之初，尚以灭国为重事，故未敢蒙首恶之名。然而窜逐其君，置许叔于东偏，而公孙获处其西，制其死生之命，虽有存许之名，亦何异于灭乎？其后许叔因乱窃入，未几而齐伯兴，故得保其遗祀，以俟他日。郑人盖以许为俘邑久矣，特畏大国而未得逞其志耳。以义言之，许者，先王所封之国，郑安得而虐之哉？今郑襄既背中国而事楚，遂藉强夷之势，肆虎狼之心，一岁之间，再加兵于许国。不思己之见陵于晋、楚者，亦惟国小而弱之故，可不自反而以是施于蕞尔之男邦乎？是与夷狄之所行无以异矣。《春秋》狄之，所以诛其不仁之心也。襄公既没，悼公所宜改恶从善以自新也，奈何父丧甫葬，遂以吉礼从金革之事，以肆其毒于许。夫许之与郑，非有不共戴天之仇，何至伐之若是亟哉？忘丧非礼，陵弱不仁，干大国之怒不智。卒之交讼楚庭，以中国之君，而听于夷狄之大夫，然则郑伯之自伐亦甚矣！《春秋》于襄之伐许，虽书之于公子去疾帅师伐许之后，而其恶未著，故必贬之而后见。若夫悼之伐许，则上书“葬郑襄公”，而继之以“郑伯伐许”，则其罪已明，不必贬矣。故曰惟明于属词比事之义，斯得之矣。

大抵《春秋》之法，既贬则多从同。是故晋之伐鲜虞也，既于昭公之十二年狄之矣；至于十有五年荀吴之伐，则直书之。盖与“郑伐许”、“郑伯伐许”之书法同矣。虽然，许独无可议者乎？苟能修德行仁，以保其国，何畏乎一郑？而乃恃楚以为安，他日楚有亡郢之祸，而郑遂有灭许之师，而、叶夷、白羽、容城之迁，俱无益焉。呜呼！观远臣以其所主，弃中华之礼义而附夷以为安，夫何社稷之能守哉！

陈侯使袁侨如会。陈人围顿，陈侯逃归

二国背夷以即夏，乃不量力而陵小国，又不守义而叛伯主，此《春秋》之所惜也。夫为国以礼，其可不慎而轻举哉？

陈之成公，背楚从晋，而使袁侨听命于鸡泽之会，可谓知所向矣。至于哀公，乃兴围顿之师，以挑楚人之怒。及夫于絜有会，诸侯方急于陈，而又效匹夫之事，脱身以逃，则其举不中礼甚矣。是故书“陈侯使袁侨如会”，见其背楚而从晋也；“陈人围顿”，见其无故而怒楚也；“陈侯逃归”，则又背晋而从楚矣。五岁之间，一来一往，君子盖有取于成而深不满于哀焉。是故“袁侨如会”而称“陈侯”之“使”，致其志也；“围顿”而称“人”，贬也；逃义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也。由此观之，予夺见矣。呜呼！陈以有虞之裔，列在三恪，虽其国迩于楚，然春秋之初，楚患已及蔡、郑，犹未至于陈也。齐桓之伯，陈无事于四邻，故独倚齐以为安。桓公即世，穆公首生厉阶，以倡于齐之歃，则延盗入室，职陈之由。由是而取焦夷，由是而围宛丘，则陈实自取之耳。尚赖晋文之兴，而践土如会，得以自拔于蛮夷之污。不幸而有灵公之祸，中国无伯，而陈遂专属于楚，亦可哀已！今也晋悼复文襄之业，实中国之大幸矣。陈侯厌楚之暴，而幡然改辙，虽不能躬来听命于坛玷之间，而袁侨之使，亦足见其向华之实。以二十馀年服楚之国，一旦不召而来，《春秋》能不与其出幽谷而迁乔木乎？彼楚也怒陈背己，则未敢声兵来伐，而姑使顿间陈者，何耶？侵欲之暴，其曲在己，故未有词以加陈也。为陈计者，修明德政，坚事伯主而睦四邻，蕞尔之顿，亦何以伺其隙哉？不知自反，而肆其兵威以围顿，不思顿小于陈，而陈小于楚，顿固非我敌也，而我岂楚敌哉？昔在穆公，尝以顿故，受得臣之围矣。今而围顿，无乃履其覆辙乎？遂使楚人得以有词于我，而陈国从此不遑宁处。伐而继之以围，陈虽噬脐，亦知无及。然当是时，晋君方明，诸侯听命，始之以戍，而继之以救，未尝顷刻而忘陈也。今又合诸侯于絜，亦惟以陈之故，苟能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晋，犹可为也。奈何以千乘之君，效匹夫之举，背先君之成德，弃仪卫而逃奔，是下乔木而入幽谷，其父柝薪，其子弗克荷负。《春秋》至是不得而不责之矣。

盖尝论之，春秋之时，陈与蔡、郑皆困于楚之国也，而其受患之故，多在于不量力以召侮。是故郑之见伐，始于侵蔡；而蔡之被围，由于灭沈：不思小国之见陵于我，亦犹我之见陵于楚也。惟不能推己及人，以至于此。是故陈人围顿，独加贬焉。盖围国，非将卑师少所能办，而书“人”焉，其贬明矣。虽然，晋之与楚争者，陈与郑也。自于絜以后，而陈遂终于从楚，悼公之志，盖自以得郑为足矣。晋人曰：有陈非吾事也，无之而后可。鲁人曰：陈不服于楚必亡。论而至此，则陈之不能自拔为可矜，而不能拔陈于楚，则亦伯者之罪也。

城费。叔弓帅师围费

大夫役民，以强私家，而无以制陪臣之横，可见其出乎尔者之反乎尔也。甚矣上行下效之捷于影响也！季孙宿为政于鲁，无故役民以城费，不过欲强其私邑以弱公室也。岂意至于意如，而南蒯据之以叛；叔弓帅师围之，有如敌国；其效岂不深切著明矣乎？君子曰：“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上，毋以使下。”观季孙之所为，亦可为不能事君者之戒矣。

夫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所以示强干弱枝之道而弭乱之所由生也。昔者季友受费于僖公，至是九十年矣，未尝有疆场之虞也。无故役民以城之，且当农事方殷之月，何其急耶！是季孙宿之欲斫丧公室，惟恐其弗及也。是故乘叔仲之媚己，而兴版筑之功。君且不顾，于民何有哉！一旦百雉之城溥彼东土，而龟蒙之景如两国焉。由是而三分公室有其一，由是而四分公室有其二，惟其所欲而为之，夫孰得而制之哉？而不思南氏之世为费宰，亦犹季氏之世为鲁卿也；彼南蒯之欲出季孙，亦犹季孙之欲僭其君也。叔弓以国卿，动鲁国之众，环而攻之，则向日之沟池雉堞，反为他人之守，亦独何哉？出乎己者之反乎己，不可诬也。《春秋》书“城费”于襄公之时，而又书“围费”于昭公之世，所谓属词比事，原始可以知其终矣。故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夫三桓实分公室，而子孙以微，何耶？下陵上替，虽令不从，此其效也。或曰：“《春秋》不登叛人，南蒯以费叛，而不正其罪，何也？”曰：“谓《春秋》法不书内叛，但书围，则叛可知。此胡氏之说，其或有未尽欤。按《左氏》，南蒯请子仲吾出季氏，而归其邑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费为公臣，则蒯之叛，叛季氏也，非叛公也。季氏无君之人，安得以叛名蒯？《春秋》亦安得以叛讨夫谋去意如者哉！不然，公山弗狃以费畔，召孔子而子欲往，何耶？”

公至自晋，晋侯使士来聘，杞伯来朝，邾子来朝，筑郎囿

交情睦于外而逸乐肆于内，观《春秋》比事之书，可以知望国之所以衰矣。

夫国家闲暇，乃修明政刑之时，而劳民以自奉，则岂君人之道哉？成公之末年，至自朝晋，而晋侯即使士丐来聘，大国睦矣；既而杞伯、邾子相继来朝，小国睦矣。四邻和睦，国家无故，不于此时立政立事，以新其国，乃役民以筑鹿囿，夫何为哉！君子以是知成公之终于不振而已矣。尝观成公在位十有八年之间，国内多故甚矣。方其即位之未几也，赤棘有盟，而东虐于齐；战韩幸胜，而南辱于楚。比年朝晋，而汶阳之田终失于韩穿之言；仆仆从役，而沙随之会又中于侨如之谮。会葬而见止，来聘而及盟。其所以困心衡虑者，亦云至矣，何独无愤悱自强之心乎？幸而晋悼新立，矫厉公之虐政，复文襄之故业，推亲亲之心以仁我，是以公之如晋，至不暖席，而士丐之聘，踵及鲁庭。以伯主之尊，报礼于鲁惟恐或后，晋之待鲁，非复昔日比矣。于是杞伯、邾子之朝，项领相望。自吴伐郯之岁曹伯来朝之后，诸侯不至鲁庭者十年，谓鲁之不见重于大国也。今而骤来，庸非为晋重鲁之故欤？大国来聘而小国来朝，公之困辱，至此可少杀乎，则当居安思危，鉴已往之不逮，图将来之日新，明德修政，怀保小民，维其时矣。不此之图，而槃乐傲怠，如恐不及，当农事之方殷，役丘民以筑囿。囿曰鹿囿者，养鹿之所也。虞山薮之利，以奉耳目之娱，而不知国政已落三家之手，虽有台池苑囿，其能独乐之哉？《春秋》比而书之，义自见矣。厥后昭公之即位也，鲁亦未有事也。七年而公如楚，八年而叔弓如晋，九年而仲孙如齐，大国睦矣，而郎囿筑焉，无乃效成公之尤乎？《诗》曰：“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筑囿未几，而周公之鲁为季孙之鲁矣。他日定公亦筑蛇渊之囿于堕三都之日，卒使圣人去鲁，而一变至道之国，终分崩离析而不能守。叔孙有言曰：无囿犹可，无民何为？而鲁之诸君不悟也，哀哉！

蔡侯、郑伯会于邓。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

德不修而惧外患者为可鄙，身不正而结外交者为可危。夫天下莫大于理、莫强于义也，曾何会盟之足恃哉！蔡、郑与邓为楚强而惧，则相与为会于邓，而不自省其德之不修也，不亦鄙乎？鲁之桓公篡其兄而立，则往与戎盟于唐，而不自念其身之不正也，不亦危乎？是故于邓之会，特书于经，而于唐之盟，谨书其至，圣人之意见矣。

呜呼！方叔元老，克壮其犹，吾闻蛮荆之来威矣，未闻私相会聚而惧之也；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吾闻戎狄之是膺矣，未闻刑牲歃血以要之也。而况于时会发禁，行人掌其事，非列国之所得专；司盟之法，太史藏其约，非诸侯之所宜用也哉。今也蔡、郑之为会于邓，不过谓我之封境，密迩荆蛮，而筚路褴缕之众，实蕃有徒，惟我有邦，所当协比，以为辅车相依之势。自常情观之，其策未为失也；君子则曰：惟德可以自强。苟有令政，则汤以七十里无敌于天下矣，何不师之而安其所以危乎？事丑德齐，莫能相尚，而徒以会聚为能事，陋矣哉三国之所为也！《春秋》直书其事，虽无贬词，而鄙之之意自见于言外矣。若夫鲁桓之及戎盟于唐，得无谓己得国本以不义，而狼子野心之种，实处东郊，我位新定，所当修睦以市继好息民之誉？自常人言之，以为不足责也；君子则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彼诸侯之甘心同恶者，无可望矣，安知祸之不在此乎？要言既毕，友行饮至，以告先君之庙，幸矣哉桓公之此行也！《春秋》先书“及”以志其欲在鲁，终书“至”以志其幸而得归，而危之之意见矣。观之诸侯，已不能自强矣；观之望国，又有甚焉：则夷夏盛衰之势判矣。呜呼！滥觞不塞，必致于滔天之忧；履霜不谨，无惑乎坚冰之至。他日盟于齐而战于泓，次厥貉而盟辰陵，甚而至于问鼎于周室，则楚之势愈盛。向使蔡、郑之徒能思所以自强，吾固知其不在此也。异日侵济西而为鲁患，阻燕贡而逐曹君，极而至于败刘康公之师，则戎之抗莫遏。向使中国无间可乘，吾又知其未至此也。《诗》曰：“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忧国者盍亦以礼义为尚，不然，何华夷之足辨哉！

郑人侵宋，宋人、齐人、卫人伐郑。荆伐郑，会齐侯、宋公云云，同盟于幽

贰国背好，以启华夷之交争；外夷猾夏，而速诸侯之从伯。此世道之所以变也。

夫夷狄之陵中国，岂无其故？而列国之成为伯，亦岂无其由哉？故我庄公之时，郑人弃二鄄之好，而间齐以侵宋。于是诸侯有伐郑之举，未几而荆亦伐郑。则华夷之争郑，非由郑人侵宋以启之欤？荆既伐郑，而后于幽之盟，出于诸侯之所同欲，而齐伯成矣。然则来齐、楚之争者，郑也；而成齐桓之伯者，荆也。比事以观，岂不信哉？师人有言：“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也。”其郑之谓乎？又曰：“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雀者，鹔也。”其楚之谓乎？我庄公之十年，齐、宋实始为郎之次，其年荆亦败蔡于莘，俨然有与君并兴之势矣。越四年，而荆入蔡，于是乎有二鄄之会。诸侯之心，盖已凛凛畏楚而思倚齐以为安矣。郑何为者，玉帛之好方同，而干戈之念又起？间诸侯之有事邘而侵宋，潜师以掠人之境，何名也？是时宋方睦于齐，师而加宋，齐必救之，郑岂不知此哉？而侵宋焉，是谓自作孽，以动天下之兵也。未几而诸侯之师至矣。以一旅之侵，易三国之伐，郑之为谋疏矣。不思既睽于齐，而又取轻于楚，遂使荆尸乘广之卒，鸣锺击鼓，公然问其缓告之罪，而荥阳、京栎之间，自是多故。向使郑人能守二鄄之好，则唇齿之势方固，楚安得而轻犯之哉？故曰“贰国背好，而启华夷之交争”也。若夫齐之图伯，固未能卒有诸侯也。北杏之会，宋人旋叛；二鄄之役，郑又贰心。屡会而不敢为盟，知人心未可以强一也。及夫荆患至郑，则天下诸侯皆有无厌及我之虑矣，于是大国若宋、卫，小国若滑、滕，远国若陈、许，望国若鲁，无不皆来，而郑伯亦不敢不亲至矣。于是相与为盟，且谓之“同”，而无不从齐之国矣。向使楚患未至于郑，则桓公之伯，乌得而遽成哉？故曰“外夷猾夏，以速诸侯之从伯”也。《春秋》书曰“郑人侵宋”，责之也；三国伐郑而书“人”，将卑师少也；“荆伐郑”，狄之也；“盟于幽”而书“同”，同欲也；诸侯书爵，与之也；不书“我公”，讳失信也。圣人予夺之意见矣。呜呼！以列国而主天下之政，岂《春秋》之所欲哉？不得已也。则世道之变，可胜言哉！

虽然，吾于齐桓伐郑之事，不能无憾也。郑突以篡而有国，当讨也，使桓公能请于王而正其罪，不亦美乎？而公之志，止于得郑而已耳。伐郑以讨其侵宋，执郑詹以问其不朝，于天下之大义无与也。论者谓召陵之役，不问楚之僭王，而问包茅之不入，盖伯者之苟且，大抵此。不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功盛矣，何仲尼之门羞称之哉？

齐仲孙来，齐高子来盟

外臣之来望国，其受命同而所行异，《春秋》因其得失而予夺之也。

夫以道事君者，忠之大也。仲孙、高子，皆齐大夫。仲孙之来，名为省难；高子之来，名曰谋鲁。其受命而来也，皆非有定难安危一定之辞也。《春秋》略其君臣之常词，而不称使，无以异也。然仲孙不劝其君急于讨贼，而俟其自毙；高子至则平鲁难而定僖公，使鲁国赖之以安。是仲孙不能匡君以义，而高子则能权而合宜。故《春秋》一则直书曰“来”，而不言其故；一则美而称“子”，且曰“来盟”，则二子之得失可见矣。仲尼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谓之“以礼”，则不可为私也；谓之“以忠”，则不以趋走承顺为恭，而以责难陈善为敬也。然则仲孙、高子之得失，岂不昭昭矣乎？夫齐之与鲁，亲则甥舅，且邻国也。鲁国有难，齐其可以坐视之乎？而况于盟幽之役，既以伯主自任，昭大神要言焉，于是乎授之诸侯，将何为耶？天祸鲁国，庄公即世，而嗣子弗终，无所归咎。鲁之臣子，方将有讨，而力不足，则大国是望而已矣。桓公不修乃职，而有乘乱取国之心，乃使仲孙来鲁，阳以省难为名，而阴行窥觇之计。伯主之义，岂若是哉？仲孙之言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则既知罪人之所在矣，则劝其君共行天讨，不可后也，乃曰“难不已，将自毙”，固将坐而待之乎？虽有“务宁鲁难而亲之”之言，不足以盖其幸灾养患之罪矣。卒使巨奸稔恶，无所忌惮，而武闱之祸再作。向使仲孙能劝桓公早为之所，岂至此耶？《春秋》不言其故，而止曰“来”，则其来之无名可知矣。闵公无禄，鲁国无君，桓公又使高子将南阳之甲至鲁，而谋其国。其所以命高子者，想不异于仲孙矣。而高子则不然，君之命我，虽无一定之言，而我之事君，岂可不引之以当道哉？与其取鲁而失天下之心，孰若安鲁以昭吾君之令德哉？于是制其阃外之命：鲁未有君，我是以定公子申之位；鲁难未已，我是以有鹿门、吏门之城；鲁民未安，我是以和其不协而为之盟。使周公之社稷赖以不坠，而齐侯获存亡继绝之名于天下。呜呼！事君若高子，真所谓大臣哉；若仲孙者，可谓具臣而已矣。故《春秋》特褒之而称“子”，且曰“来盟”，见其权在高子，而高子又能行权而合乎善，非若仲孙之比矣。

或曰：“仲孙以省难来，安知其阴行窥觇之计乎？”曰：“观桓公之问曰‘鲁可取乎’，则知之矣。”曰：“然则仲孙何以称字而不贬乎？”曰：“仲孙虽不能劝君以讨贼，而亦未尝纳君于恶也，故曰‘君其待之’非也，而曰‘君其务宁鲁难而亲之’则是矣。故以仲孙方之高子则不足，若加贬焉，则有劝桓公乘时以取鲁者，又将何以罪之哉？此又轻重之权衡也。故曰《春秋》非圣人莫能修之，夫岂可以苟言哉！”

晋人执虞公

诸侯徇利以失国，乃其自取之也。夫有国家而以利徇人，未有不失之矣，其虞公之谓乎？虞公贪璧马之赂，而从晋以灭虢，虢亡而虞亦随之。《春秋》书曰“晋人执虞公”，言以众人执独夫也。夫以千乘之国，爵为上公，而晋人执之如一夫然，非虞公自取之乎？观圣人之所书，可以为贪利者之戒矣。

夫虞，太王之昭也。晋于是乎灭虞矣，则不言灭，而止言“晋人执虞公”，何耶？盖灭者，亡国之善词，上下之同力也。上无明王，下无方伯，诸侯而有壤地褊小，困于强暴，力不足而失其国，非其有以致之，则书灭，以见灭之者之罪，如谭、遂、弦、黄之类是也。若夫虞公，则异于是矣。以堂堂上公之尊，君百里之地，夫孰得而犯之哉？今也重货财而轻兄弟，信邪说而违忠言，璧马既入而灭虢之师遂起，不思下阳灭而虢不能为虢，虢灭而虞不能以为虞。“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宫之奇言之矣，而不听。是爱社稷不如垂棘之璧，而视同姓之亲不如屈产之乘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非独夫而何哉？以千乘之君，而身为独夫，其亡也非不幸矣。《春秋》不书“晋人灭虞”，而曰“晋人执虞公”，若曰虞地之鋋于晋久矣，虞公之死命制于晋而已矣。故《左氏》曰：“罪虞且言易也。”《穀梁》曰：“其曰公者，犹下执之之词也。”呜呼！利之能亡人国若是哉！人亦有言：“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其如虞公矣！

或曰：“晋之于虞，同姓也。卫侯毁灭邢而生名之，虞固有罪，而晋得从末减，何耶？”曰：“灭人之国，其罪易见；而贪利以失国，其罪难明。下阳，邑也，而以虞、晋灭之为文，晋之罪已见矣。今又执虞公焉，虞公，天子之上公，而晋人擅执之，是无王也，而得为无罪乎？《春秋》不以梁亡之法书之，则亦不以恕晋矣。若夫灭同姓之恶，复何待于贬耶？”

莒人伐我东鄙，围台。季孙宿帅师救台，遂入郓

伐国而围人之邑，与救患而入人之邑者，皆王法之所不容也。夫兵，《春秋》之所恶。至于乘势以为利，尤有所不当为者矣。我襄公之十有二年，莒人伐我东鄙，而围台。书“伐”，书“围”，是罪之在莒也。季孙宿受命以救台，不受命而遂入郓，书“救”而“遂入”，是罪之在季孙矣。莒固不义，而鲁亦岂为义哉！《春秋》比而书之，所以著二国阻兵修怨之罪也。凡书“伐”者，皆恶其擅兵以为暴也；伐而围人之邑，则又甚矣。凡书“救”者，皆善其恤患而解纷也；救而遂入人邑，则救不足言而入为罪矣。是故蕞尔莒国，敢伐我而围邑，患自外至者也，君子固为鲁忧之；季氏强臣，因救邑而生事，患自内作者也，鲁国之忧至是始大矣。

呜呼！龙旗承祀，奄有龟蒙。鲁，周公之裔胄，春秋之时，惟齐倚其舅甥之故，而转为仇敌，其他若宋、若卫、若晋、若秦，皆不敢以一矢相向者，畏周公故也。今以僻陋在夷之莒，乃敢执干戈与鲁周旋，庸非鲁人自取之乎？于郦之役，季反败其师而俘其卿，莒人不敢报也。僖公屈千乘之尊，嫁女于其大夫，而自主之，又降班失列，下与之盟，封境之间，虽得无事，而辱国亦甚矣。宣公以不正之君，贪功徇利，以启争端，莒犹未敢致报，畏鲁之有齐援也。襄公不务德政，而属鄫以为私，卒致莒人灭鄫，而侏儒有狐绐之败。由是鲁之不能为人所料，而莒始敢称兵伐我矣。至于今而围台，乃莒人伐我之三役也。间诸侯之有事，背盟好而兴戈矛，今又伐我而围其邑，莒之罪不可胜诛矣。季孙受命以救台。台者，我之封邑，受诸先王，有民人焉，不可以不救也。师至而莒围解，振旅以归复命可矣。乃乘时而遂入郓，无乃怒蹊田而夺之牛乎？尤而效之，其罪与莒同矣。而擅权生事，不有其君，非细故也，其患岂直伐我东鄙而已哉？《春秋》书“莒人伐我东鄙，围台”，所以著莒人之罪；继书“季孙宿帅师救台，遂入郓”，“帅师救台”可也，而“遂入郓”不可也。“遂”者，专事之词；“入”者，不顺之意：则季孙之罪不可逃矣。故尝论之，莒、鲁之争，每不利于公，而利于季孙。厥后乘乱取郓者，季孙也，而叔孙当其讨；伐莒而取郓者，又季孙也，而昭公受其辱。其事盖权舆于救台入郓之举矣。故曰莒患不足为忧也，而大夫之患，深可为鲁忧也。讵不信哉？

卫人立晋

为臣而擅置其君，为子而专有其国，则皆得罪于王法矣。夫《春秋》为正名分而作也。卫有州吁之乱贼，既讨矣，其国人不请于天王而立晋，是擅置其君也。晋虽诸侯之子，无王命而遂立焉，是专有其国也。《春秋》书曰“卫人立晋”，则卫人与晋之罪皆无所逃矣。

古者诸侯，继世袭封，则内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则上必有所禀。必承国于先君者，所以重父子之亲；必禀命于天子者，所以正君臣之义。天下之大伦，于是乎在，而可以私乱之乎？卫州吁以嬖人之子，弑其君而自立，诸侯连兵欲定其位，而卫人不以为君，凡经八月而杀之于濮，谓卫国之无人焉不可也，奈何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乎？此圣人之所深惜，而特起“卫人立晋”之文也欤。吾尝观卫人之杀州吁，而知春秋之初，人心之天理犹明也；及观卫人之立晋，而伤春秋之时，人心天理之坏亦自此始也。何也？击鼓其镗，踊跃用兵，介先君之宠，握百里之权，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有宋、鲁、陈、蔡以为之党，其势未易取也，然而敢即图之，使一往而陈人遂执以请莅，以一告老之大夫主其谋，而国人无不从，诸侯无敢沮，非人心天理之犹明而若是夫？奈之何讨贼之后，遽尔相率自置其君，而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天子，视周室如无人焉，则不顾先王之典，而陷其君于无王之罪矣。彼晋者，宣公也，纵不足责，而石子，贤人也，亦不念水木之有本源乎？无他，狃于见闻之习，而遂以为常也。贤者而若是矣，人心天理之坏可胜救乎？观“卫人立晋”之文，继于“卫人杀州吁于濮”之后，其为深惜之可知矣。是故卫人书“立”，“立”者，不宜立也，所以著擅其君之罪也。于晋，绝其公子，言其内无所承也，所以明专有其国之非也。晋也既立，卒于不令，以乱卫国。大抵不正其始者，必不能善其终，盖亦必然之理矣。

或曰：《春秋》书立君者二，此年“卫人立晋”及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也，彼则指其立之之人，而此则言卫人，何也？盖立子朝者，尹氏之私意也。朝不当立，而独尹氏立之也。晋虽不当专有其国，而实当立，故卫人之立晋，特不请于王为可罪，而非若尹氏之私于子朝也。此又轻重之权衡也。吁！圣人之笔严矣哉！

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

《春秋》纪阴阳之失节，所以示人君不可忽天道也。夫《春秋》常事不书，惟异而后书之。震电、雨雪，常有之物，而以为异，何耶？盖周之三月，乃夏时之正月，阳气未大发也，而大雨震电，阳失节矣。震电既发，则雨雪不当复降，越八日而又大雨雪，是阳稚而阴复肆也。阴阳之交失若是，安得不以为异乎？天人一理，有感则有其应。观《春秋》之所书，而隐公之失政可知矣。

愚尝求之《洪范》庶征之论矣，君人者，所以建皇极而纳民于福者也，是故雨旸燠寒，风之若否，由之而应，于是乎有恒寒恒燠之罚焉。人君知之，则遇灾而惧，虽有其象，而无其应。不然，则应复为感，而灾咎之来必矣。是故震电者，阳精之发；而雨雪者，阴气之凝。震电则发于燠，雨雪则凝于寒，不可并行也。隐公即位，九年于兹，不闻令政，而多凉德。以诸侯而不事天子，以国君而不抚庶民，军旅数兴，政权下替，君道之失久矣。今以建寅之月，未当启蛰之时，而大雨震电，阳气之动已过于早矣。雷电既发于癸酉之辰，而雨雪复作于庚辰之日，阳不顺令，而动非其时，故不能胜阴之兆见矣。故震电而曰“大雨震电”，雨雪而又曰“大雨雪”，则皆非小变矣。为隐公者，盍亦反躬而自省矣：德不修欤？政不举欤？谗邪之未去欤？善人之弗用欤？抑小民之失其所而祭祀之不共欤？何上天降鉴之若是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而思所以自新，庶其免于戾矣。公则藐乎无所警也，方且伐宋取邑，会郑入许，扬扬然自以为功，而锺巫之难作矣。《春秋》所书，虽然不言其应，而事应之符，昭然不昧，故曰非深明夫天人之理者，不可以言《春秋》也。

抑尝考之于经，凡书雨雪者三，而两在冬。若以夏时言之，则雨雪，冬所当有，《春秋》法不当书，而况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岂止两雨雪耶？故知《春秋》之以周正纪事，而书冬之为建酉戌亥之月无疑也。此夏时之正月，则以震电、雨雪兼作为异，且又大而过常，则皆为不时矣。呜呼！读《春秋》者，不以全经贯之，而欲因一句以求义，安能得圣人之微意哉！

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

大夫轻身以亲浅事，而专命以抗公侯，《春秋》书之，所以责其重以失己，而又轻以失人也。夫礼莫大于正名分，过与不及，皆罪矣，而况于一出而两失之乎！

今公子结以国卿之尊，而下媵陈人之妇，是以所重临乎礼之轻，既失己矣，既而以大夫之卑而专事，以及齐侯、宋公盟，是以所轻干乎礼之重，又失人焉。然则结之不知礼也甚矣，《春秋》能不深恶之哉？吾闻之《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故以微者而视大夫，犹以大夫而视公侯也，其体之不敌，犹堂陛之有级，截然不可犯矣。今公子结以诸侯之子，为当国之卿，固将任出谋发虑之寄，以匡社稷、庇民人也。今乃纵一己之私情，亲媵妇之浅事，是谓以尊临卑，而乱上下之等威矣。至于齐侯者，太师之胤，东州之方伯也；宋公者，先代之后，天子之上公也：夫岂列国大夫所可敌哉？乃不自揣，而敢上要之盟，无乃以卑抗尊，而紊君臣之名分乎？故以公子而媵微者之妇，是以冠而荐屦也；以大夫而盟齐、宋之君，则举足而加首矣。不特此也，人臣非君命，不越境。鄄，卫地也。以私事而出，不可也。大夫无遂事盟者，有国之大权，不禀于君而专之，不可也。然则此行也，岂特失己失人而已哉？又有不臣之罪矣。《春秋》据事而直书之，结之罪，其可逃乎？是故牲盘之好方讲于秋，至冬而三国之师至于西鄙，故曰“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其公子结之谓乎？

虽然，鲁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彼结之求盟，其从其否，固在我也，何至以二国之君，而辄从其所欲哉？既盟而后伐之，非矣。厥后季孙行父会齐侯于阳谷，求盟，而齐侯弗及之盟。夫以商人之不义，且能却行父之请，而况于堂堂伯主之尊乎。呜呼！结不足责也，吾独深为齐桓惜之。

公会齐侯〈云云〉，盟于牡丘。宋人伐曹，楚人败徐于娄林

伯谋不协而与国贰，此外夷之所以得肆其志也。甚矣齐桓之伯有始而无终也！牡丘之役，将以救徐，而先为盟，固可见其不协矣。誓言方新，而宋人有伐曹之举，大功未立，而自携贰，将何以御外患耶？遂使楚人得志而败徐于娄林，中国之势于是乎衰矣。由此观之，非桓公不能敦不息之诚而至于斯欤？

常谓齐内以治外者，善谋也；慎终以承始者，善道也。故外夷之进退，未尝不视诸华之强弱；而诸侯之向背，又岂不由伯心之思斁哉？是故桓公之始伯也，郑侵宋，则合宋、卫以致讨；荆伐郑，则率鲁、宋而往救。分灾讨贰，诸侯无阙，故能壮中国之势，以服四夷。召陵之功，蔚为五伯之盛，诚可嘉也。使其尝存是心，不亦善乎？奈何葵丘既会，震矜遂生，由是楚伐黄而不救，以次陉掎角之助，反贻队命亡氏之悲，则桓公之不足以宗主诸侯，人知之矣。不然，以密迩山东之徐，楚人何敢逾越险阻以伐之耶？今楚而敢伐徐，则以不救黄而觇桓公之不能矣。公能于此而振旅焉，犹可及也。奈何八国诸侯萃于牡丘，则不鼓行直指淮泗之间，以拯徐人于焚溺，而方且刑牡歃血，以诏鬼神？诸侯，君实有之，何辱盟焉！则伯谋之不协可知矣。使敌人得以忖度其情而淹留不退，谁之咎耶？大夫之救，不闻有功，而伐厉之师，徒为黩武。未几而无役不从之，宋遂敢致怨于伐厉从齐之曹。虽曰弱曹不顾齐矣，不知牡丘之盟何为耶。外忧未弭，内志已睽，俾好恶同之之国，剪为仇雠而不能禁，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今不然矣，中国之虚实在楚人目中矣。于是荆尸乘广之旅，蜂合豕突，以败徐于娄林，则向日为齐取舒之人，今亦无以庇其民矣。使三十馀年之功业，一旦扫地，岂不哀哉？尝因是而论之，齐桓之伯业，有系于宋不小也。方其始也，宋公推戴以为盟主，而伯业以成；及其终也，宋人背之以伐曹，遂卒无以制楚。昔者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曷尝倚人以为势哉？譬之于水，有本者，其出无穷。若夫蹄涔沟浍，得雨而盈，霁则涸矣。呜呼！此伯者之功烈所以如彼其卑，而君子不愿为之也夫。

齐侯袭莒

大国用兵以掩人之不备，《春秋》特书以著其罪也。夫兵以御暴，非所以为暴也，而况以诡诈行之者乎！齐为不道，乘莒人之不备，而潜师以袭之，不仁甚矣。《春秋》特起“袭莒”之文，而专目“齐侯”，则其包藏祸心之恶，何所逭哉？先王用三驱而不掩群；君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待物且尔，而况于人乎？凡《春秋》书用兵，皆在所恶，然亦有声罪伐人、而驻兵不战以服之者矣，未闻有以“袭”书也。彼小国恃大国之安靖己，无故而加之兵，已有陵弱犯寡之罪，况以阴谋计、出其不意而掩取之乎。此《春秋》之所必诛而不赦者也。

齐庄背澶渊之会盟，而助叛臣以伐盟主，不义甚矣。入孟门，取朝歌，无损于晋也。动而无所，以生悖心，于是袭莒之念兴焉。衔枚卧鼓，出莒人之不意，自谓一鼓可以得莒矣，而不虞其谋之不遂也，且于之门伤股而退，蒲侯之遇，杞梁授首，亦何益哉！人亦有言，“抑君似鼠，昼伏而夜动”，其齐侯光之谓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编，此为特笔，盖用兵之中，其罪为尤甚者也，而齐独有焉。他日宋皇瑗帅师取郑师于雍丘，而郑罕达亦帅师取宋师于岩，潜踪密迹，伺人之间，以相倾覆；流而至于战国，残民以逞，若艾草菅然。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今年未能得志，明年再兴伐莒之师。构怨未已，而不知祸盈恶积，变起萧墙，未几何时，崔氏之难作矣。故曰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矣。呜呼！若齐庄公者，尚谁怼哉！抑尝考之于经，凡特笔以著其暴者，多在于齐。故在襄公则有迁纪郱鄑郚之举，在桓公则有降鄣迁阳之文。不特此也，《春秋》未尝书灭国也，而灭国亦自齐始。发扬蹈厉之志，以成从简尚功之俗，盖其流风之未泯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