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叶野闻/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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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太监
编辑光绪帝有寇连材为心腹，亦犹西太后之有李莲英也。顾连材忠耿持正，视莲英之贪邪婪贿，作恶无厌者敻不相同，初，连材稍读书识字，尝究心于君臣大义，谓：“己惜已身为刑馀，不能列朝右与士大夫商政治，亦不当与士大夫交，为朝廷羞。
惟既给事宫廷，亲近人主，自当尽吾职分，令人主安适康健，为天下臣民造福。所愿如此，其他奢望，不敢存也。且令人主知吾辈中尚有良心，非可一概抹杀者。”其志类如此，故平居作事谨慎，保护幼帝起居服食，无不诚敬。光绪帝自幼入宫，不能得慈禧欢心，体极孱弱，饮食衣服，慈禧绝不怜顾，醇王福晋常为之哭泣。惟连材热心调护，帝幸得长成，连材尝作日记详载其事，中略言：帝生母虽与西太后同气，而西太后待遇殊落寞，饥渴寒暖，从未一问。所赖东太后时时抚视之，得无失所。及东太后上宾时，帝甫十一龄耳，自此遂无一人调节起居。连材无状，不敢专擅，但于心不安，亦万不得已，乘间进言于西太后：“衣食宜如何整理，勿听帝自主。彼辈不能尽职，帝年幼，不知施以赏罚。早晚寒暑，漫无节度，或衣垢不浣，或物腐充食，有伤政体，请太后为之查察。”太后反责连材多事：“汝尽职可耳，安得越他人俎而代之谋耶？”连材尝私念帝虽贵为天子，曾不及一乞人儿。本生母醇王福晋每与人言及德宗，未尝不痛哭欲绝。自帝御极，以至福晋卒时，二十馀年，母子终未获一面也。
西太后之忍心如此。后帝患痼疾，精神痿败，不能生育，皆少时衣食不节所致。
哀哉！连材所记之言，大致如是。李莲英甚憾光绪帝，以尝受帝之呵斥故。而寇太监忠于帝，故莲英深恶之。西太后之恶寇太监，则莲英与有力焉。戊戌之变，当康有为与帝密谋之际，寇微有所闻，蹙然曰：“此事发之太骤，恐难得圆满结果。
且吕禄握重兵久，根深蒂固，一时不易猝拔。而太后党羽中如刚毅、裕禄、怀塔布、许应骙诸人，皆数十年旧宫僚，资格甚老，门生故吏极多，亦非旦夕所易推倒。今帝所恃者，谋臣则一新进之康，兵师则袁世凯。袁方将受荣之卵翼，安能使之反抗？此事若不熟筹，恐画虎不成，反类狗也。虽然，我一刑馀贱者，纵剀切言之，亦乌足动听。”于是忧形于色，寝食俱废。
帝向知寇之诚恳，凡服食起居，非寇在侧不欢。忽请假数日，知其病剧，乃遣人召之入，询所苦，冠曰：“奴方见皇上近日忧国甚至，恐有伤玉体，故不觉悲戚。念曩昔圣躬之孱弱，皆奴才不善调护所致。今当宵旰忧勤，而奴才终不能分尺寸之忧，皆奴才之罪也。诚惶诚恐，无地可以自容，故不觉至此。”帝觉其宛转陈词，中有微意，乃曰：“子第自爱，幸速愈，容联思之。”寇因泣抚帝足曰：“陛下独不念魏高贵乡公、唐中宗之事乎？一误再误，国与几何？谋定后动，策之上者也。”帝曰：“联知子忠荩，故能容子言。否则，此何等事，而可令宦寺闻之耶？子姑退，朕自有命。”寇退，谓其徒曰：“吾既言之矣，帝苟有不测，吾必死之。”及事泄，太后已传旨坐乾清门，请祖训，奉太宗御棍，将笞帝死于门下矣。寇闻耗，大惊，力疾驰往恭邸求救。昌寿公主闻之，是夜叩西苑门，跽请太后息怒，始得囚帝于瀛台。太后颇疑公主知之过速，必有人走告。
李莲英知寂监所为，诉于太后。太后怒曰：“此贼留之不祥。”
命人执以来。讯之，抗辨不屈，乃处以极刑。
刘太监
编辑慈禧之残忍不德，更仆难数。其对于失欢者固睚眦必报，而奄寺宫人，命等蝼蚁，更罔不受其荼毒。自李莲英专宠，失宠者必置之死地以为快，然无若刘太监之惨者。先是，大内蓄毒剂至多，其毒性种种不一，奇异出人意表，不独宋祖之施牵机药于李后主，为历史上之奇谈已也。闻其药有服之数年而始毙者，有入唇立绝，毫无伤痕者。以视鸩、砒，直寻常菽栗耳。
相传悉系明代遗物。孝陵之诛翦功臣，成庙之剿绝孝康诸子，大都皆将此物。至孝贞上仙之速，度即此物之为祟也。其后十数年，始有刘太监之奇剧。太监刘姓，忘其名，众以其性行迂缓，而城府极深阻，故侪辈俱戏呼之曰“阴刘”。刘入宫，迥在李莲英前，得太后权宠，亦初在莲英右。及莲英得志，刘宠始稍替。然以资望，究在李上，宫中诸小珰莫不尊事之。那拉氏之起居、服食、嗜好，刘最粗悉。李初恒谄事刘，窥窃其术，学步无所不至。刘固不肯尽泄其秘，然莲英性乖巧，一颦一笑，无不为东施之效也。久之，后意渐移于莲英。又莲英年少，貌虽不美，而作态妩媚。后性恶老，阴刘之不敌莲英，势也。然以习惯上之关系，宠虽衰而太后尚不能忘之，遇故事莲英不能了然，辄曰：“问刘，刘必稔。”刘以是持李短长，莲英积羞成忌。刘、李之间，势遂水火。莲英意非去刘勿快也，乃用其惟一之术，时时谮刘于太后前。顾刘亦工心计者，语动最周密，凡莲英所抵之隙，无不先事预防。李虽百计倾轧，终归无效。
乃一变其计，为暗箭伤人之伎俩，阳修好于刘，而阴实谋之愈亟，刘果防之稍懈。一日，刘忽以事失西太后意，大受谯诃。
李乃乘机中西太后之所忌，竭力媒孽。西太后果大忿曰：“是人殆不耐活矣？”一日，御便殿，召刘至，叱使长跪，数其罪至数十事，曰：“此可杀否？”刘自审为莲英所倾，必不免，乃崩角曰：“奴才诚有罪，当万死。求佛爷悯三十年犬马微劳，使获全尸，于愿足矣。”西太后沉吟久之，曰：“子且退，予有后命。”因咤侍女引刘至殿下一小屋中，反扃其户。刘既去，西太后忽笑顾诸侍女曰：“今日有一新鲜活剧，赏尔等一观。
此剧固数百年不易见也。”因令于某号室内开某字号椟中，有玻璃箧扃𫔎极严者，取以来。侍女如言，奉箧至，西太后自揭衣囊，探其中出一小钥，制绝精巧。及启箧，则中有大小玻璃瓶十馀事。太后检视良久，取一小瓶，高仅寸许，中伫淡红色药屑如粉，乃以法去塞，倾药粉入一酒杯中，约止分许，和以水，曰：“持此令刘监饮之。饮毕，令其安卧勿动，汝即来覆命。”侍者受命往。有顷，返曰：“刘监得药，即叩首谢恩，然后服。服讫，即遵旨安卧矣。”西太后颔之，越炊许，忽语侍者曰：“汝辈欲观奇剧，此其时矣。世界新幻戏，当无如此之巧妙也。”众奉命，相偕入小屋中，启户入视，则刘已不知何往，疑其遁也。惊极，几大号。忽一女子左右视，顾见炕上卧一小儿，亟谛视之，即刘也，已缩小如初生婴，长止尺许。
抚之已僵，而肤色悉如平时，绝无遇毒状。众乃大慑，有因惊致疾者。西太后闻其状，乃吃吃笑不已。甚哉！其残忍乃过于吕雉、武曌也。
端王与溥俊
编辑拳匪之乱，实根于戊戌政变之反动力，而为之枢纽者，则端王与大阿哥溥俊是也。初，端王与李莲英极相得，太后常言：“端王载漪秉性忠诚。”故立其长子为大阿哥，实皆莲英为之道地耳。端王性粗暴，绝无意识及威仪，惟见太后极醇谨。
每太后与之言，辄震惧失次，汗流被体。太后谓为忠诚者，盖以此也。初，太后欲废载湉，既数为中外臣工及外使所阻，乃思立储以俟机会。时文廷式、翁同龢诸帝党皆罢归，李鸿章以文华殿大学士为首相。李故骨鲠，在朝列，慈禧颇敬惮之。己亥冬杪，两广总督出缺，命鸿章往任事。故事：京大员外放，约半月始行。李始陛辞，命下督鸿章殊急。鸿章抵粤未几，某日，法领事询海关监督某：“本日有立储事。”某询：“奚至？”法领谓：“今晨驻京使电巴黎政府，政府转安南法督，更电粤，故知之。”某偕司道谒鸿章。故事：宫中大事由阁臣军机会议后行。时鸿章去京日迩，且此大事，无不先奉诏者。鸿章闻言良久，曰：“宁有此？吾未奉诏，而法领先有闻乎？”
午后四锺，果奉诏。盖出鸿章时谋已先定，特不欲其知而沮尼耳。太后之专擅乱政，不恤人言至此。溥俊顽呆肖其父，慈禧笃爱之。不乐读书，惟时与内监为嬉戏。及拳匪祸起，尤狂妄附和其父。对于光绪帝傲慢无礼。以帝好读外国文字也，大呼帝为“鬼子徒弟”。太后闻之怒甚，立命将大阿哥抽二十鞭。
端王知之，大恨。翌日，率拳匪数十人呼噪入宫，找寻二毛子。
至宁寿宫门，太后尚未起。端王等大呼：“请皇帝出来，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其时端王粗莽之状，甚可骇异。声为太后所闻，正问讯间，又闻群呼：“杀洋鬼子徒弟。”太后急走出立阶上，诸王公及拳民聚于下。太后大怒，斥端王曰：“尔即自为皇帝乎？胡闹至此，亦复成何体制？尔当知乘此国事纷乱，即谓可任意攫取？此大误矣。速去毋圂。帝位废立与否，惟予有权。尔若依尔子为储贰，遂肆行无忌，不知予可立即可废。
尔不自量，予顷刻即可废之。尔速领此等人出走。苟不奉旨，不得入也。尔知罪，速叩首请罪而去。”端王大惧，叩首不已。
太后命罚俸一年，以示薄惩。义和团首领在此叫衅，立即斩首。
于是人人震惧，不敢觊觎非分矣。大阿哥曾谓太后曰：“请护送太后往热河，让皇帝在京中，与其朋友外国人讲和。”太后斥之，然大阿哥终不悛也。大阿哥年十五，肥胖粗野，状类伧荒，喜著武装。常出外观剧，戴金边毡帽，内著皮衣，外罩红色军服，如夺标者，与伶人、混混等多相稔。颇工马术，亦善音乐。观剧时，如台上鼓板稍错，即离席大骂，或自登台代之。
怪状劣迹，殆难悉数。有时为太后所闻，则重加鞭责。忽与侍奉太后之宫女有私。太后知之，大怒，不待罪魁之惩办，早有废立之意矣。又时与内监击瓦片水上，计其纵跃次数以赌胜负，俗呼“打水搬”者是也。又尝于西安行宫殿上踢毽子，殿官称宝座前不宜作此，乃骂曰：“宝座是咱所坐，尔敢阻挠耶？”
太后闻之，心恶其粗鄙。及和议成，端王降庶人，编发新疆，大阿哥遂废。然太后犹怜悯之，月给四百金以养赡焉。
荣禄与袁世凯四则
编辑荣禄为慈禧太后之侄，早岁即受慈禧之宠用，为步军统领，旋犯嫌疑，褫职。未几，为西安将军，崇文门监督，洊升大学士，充军机处练兵处大臣。刚毅与同列，乃言：“外患可除，富强易致。”慈禧深信之。盖荣禄虽不足称胆识，而心地尚明白，与端、刚等迥不相侔。当拳匪之乱，荣禄颇依违其间，然于暗中周全者不少，俾和议可成，未始非其功也。当刚毅请攻使馆时，荣禄授董福祥、张怀芝等以意，使勿力攻，而外承慈禧谕助刚毅，以智术全身，此其所长也。刚性傲狠，日督兵攻使馆，每午十二句锺往，互击枪数排而退，若符契然，刚粗莽勿察也。一日，酷热，战兵退，刚乘骑急遁。骑遁，坐草间，气喘欲绝。某司员道经，见而讶之。刚遽摇手曰：“勿道！勿道！”时乘骑奔逸，已数里矣，其呆如此。荣禄知之，亦勿劝也。及两宫驻西安，粤人某献石屏，绝新异，慈禧拟赏知县。
荣禄持不可，曰：“惟名与器，勿可假人，矧官乎？今进石屏赏知县，倘更重于石屏者，朝廷将何以赏之？”遂反其献。荣禄之识，于此可见一斑矣。当拳乱盛时，端、庄二王屡矫旨，荣禄则电李鸿章及东南各督抚，谓：“五月二十四日后矫旨不可信。”鸿章欲入都，禄电江、鄂二督，嘱缓行，俟后命，盖知端、庄特欲害之也。又禄以谋阻废立，因与刘坤一、瞿鸿机、张百熙、魏光焘等益相亲，其能知人、持大体又如此，论者或以太后党而深斥之，不知当日其所补直者，未可厚非也。
戊戌政变时，新旧胜负之枢纽，实操于荣禄之手，而拨其机捩者，则袁世凯也，然此中亦有天运焉。假使袁竟杀荣，除太后，满洲可以不亡，中国时局，又不知成何一种景象；或者非复今日之数次革命，重建共和亦未可知。但当时慈禧太后之运命尚未告终，则荣禄之人才，当然不致归于失败。故袁之以密谕驰示荣禄，乃天诱其衷也。时荣禄握新军之全权，踞天津要区，袁世凯不过受其卵翼之一人，安能与之相抗？光绪帝自不明形势，轻听新进之狂言，而欲令人操同室之戈，岂非颠耶？事实上论之，固为袁奉密谕，驰往天津告荣禄，而不知蛛丝马迹之黑幕中，太后与荣禄早有布置。袁世凯何人，乃肯为幼稚皇帝所卖耶？相传光绪帝与康密谋于正大光明殿中时，早有一莲英腹心之太监，微闻其语，报与太后，特外面佯示镇定，以观其变耳。此非理想之词，荣禄亦将新军一切布置周备。太后盖与其党深思熟虑已久，即非康谋，亦将借阅操之举废立矣。
特其后又深入一层，酝酿以成康谋，则更有所借口以倾帝。袁世凯早入彀中，幼稚之帝不知，乃以矛攻盾，安得而不失败？
八月初五日，荣禄在天津督署中，方摄衣冠，拟出拜客。忽报袁世凯至，荣即知有非常举动，立命由密室接见，此非彼等先有同谋而然耶？先是，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召袁世凯入见，时袁为直隶按察使，明系荣之僚属，帝乃误认为忠于己党者。召见时突问：“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此问可谓奇特，袁岂肯答以“臣不能矢忠于陛下”乎？袁曰：“臣当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忱。”云云。帝以为其忠恳之色溢于眉宇，确系可信，乃下谕云：“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意。”此谕注重练兵，明明道著意旨所在，以太后之精明老练，岂有不知？相传当袁被召，退下仁寿殿时，太后即召入，详询帝召对时语。太后谓袁曰：“整顿陆军，本是应办之事。此谕甚为通达，但皇帝行之，太觉勿忙。予疑其别有深意，尔俟皇帝第二次召见，再请予之训令可也。”此数语实已洞见症结，于幼稚皇帝之阴谋，明若观火。袁世凯何人，乃肯自寻死路耶？袁退，太后即命人请帝至，谓之曰：“康有为在外昌言无忌，诋毁太后，乃大不法。”命帝即拿办。又以平日责帝之言责之，谓帝近日对己，愈觉改变，于孝道有亏。帝唯唯听命，且陈自愿改悔。太后之于康谋，不啻已明言之。且帝自顾，绝无权力可以抵抗太后，而乃欲雄飞突举，宁非弄巧反拙之事？观此则不待袁之乘车告荣，已可知事之必不成矣。其后荣禄反以曾保荐新党，交吏部议处。太后之作用，可谓十分周密。自是即调荣禄入京，而以裕禄代之，皆太后死党也。荣禄直至临终，常自呼为康党，以为戏谑。太后亦戏之曰：“尔曾得尔友之若何新闻？彼实奸臣，负尔好意，竟致反噬。”荣禄亦失笑。是太后之党直视康等与帝之举动为儿戏，成败之数，宁待事后论定哉！
政变后，荣禄入都，授军机大臣、兵部尚书，节制北洋军队，兼握全国政治兵队之权。此等重权，实为清代绝无仅有之事。盖太后之信任达于极点，亦以报其忠诚拥护之意也。是时，荣禄颇恶新党，钩治极酷，乃反动之力使然。一日，或言于荣，康党在外造清议，专骂中堂。荣笑曰：“彼等既逋亡海外，何事不可为，即微清议，吾亦知其骂我。”其后拳乱之始，即语人曰：“近支王公无意识之举动，一至如此，得毋为康党庆幸乎？”然端、刚等亦终疑荣禄有媚外心。设非太后信任，早为所倾轧矣。某西字报或论荣之生平，其言绝公允，略谓：荣之为人，据中国士夫之见，实能尽人臣之职分，且颇有大臣风度，通达治理，可任大事。当拳匪乱时，中外皆集矢于荣禄之一身，此实康党之谣言。当时无为之辨白者，亦因使馆中人之偏见，又不能得真实之报告故也。彼实以全力阻止举国若狂之拳匪，用尽方法以劝阻皇族，免铸大错，不可为无功。
综慈禧听政五十馀年以观，有治世之能，而又赤心报国者，仅曾国藩一人。自此以往，则不得不推荣禄。当满洲皇族盲于大计，倒行逆施，既暴且弱之时，荣禄之先见及勇毅，实大有补救于国家也。由其柄国之日，以至辞世之年（１９０３），吾等观其所为，实乃慈禧最忠之臣，亦为最有识解之参谋。而慈禧之能知人，亦藉以见也。当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乱时，太后惑于声势之盛及亲贵之附和，复由一己之迷信及希望，漫允端、刚诸人之请，侵夺荣之职权，殆使之无发展之馀地。然太后以一时懞懂，铸此大错，其后仍听荣禄之言，以拘救危局。当国事大败之日，朝廷已陷于危难之境，太后此时所倚恃者，惟荣禄一人。荣亦能尽忠以事太后，不怀贰心。太后初虽未信其言，至后乃服其先见，故中国事势现虽无定，而有一事则毫无疑义者，即吾人当永远记念此明决勇敢之荣禄。其言行可法，无论中外之人，皆当一致。以前所待遇之感情，尚嫌过薄，不足称其功也。当两宫西巡时，众集矢于荣禄之一身；回銮后，使馆中人颇冷视之。彼不知外间之误会，甚以为怒，曾语其近亲曰：“馀当日竭全力以抵压拳匪，馀毫不悔恨。但不解使馆人仇视冷遇之故，此事馀不能无忿忿也。”有人曾记载其言曰：“吾庚子年之所为，非出于爱西人之故，实尽忠于太后及朝廷之故。”言虽如此，然其所为，既大有益于西人，则吾人称誉之亦不为过也。太后与荣禄商议处置维新党之事既久，荣禄主严办，谓非如此，则不足以保存满洲之国运及名誉。于是谭嗣同等六人，遂由刑部审问，荣禄亦承审。凡康党预谋太后之事，审问极详。在康有为寓中抄出文件甚多，凡其党之所谋，皆详载无遗。军机处乃据以定党人之死罪。彼等将谋害太后，已无疑义，群主速办。盖当时满、汉意见极深，若不速办，则其事愈引愈坏也。太后准军机之请，遂斩六人于市。彼等从容就死，观者甚众。复于杨锐处抄出皇帝与彼之信件，皆攻讦太后之语。
又有杨锐一折，参太后罪恶数端，并及太后私事，罗列多人，荣禄亦与焉，馀皆显要之人。折后有帝朱批。此事南方广州等处人编为歌谣，以为嘲笑。太后见帝朱批，知帝参预隐谋，遂决计断绝帝与新党之关系。据太后之人所言如此，其事亦可异也。杀六人之旨，乃太后亲笔，荣禄助之，但其名仍出于皇帝。
此谕以朱笔书之，以示重要，谕云：近因时事多艰，朝廷孜孜图治，力求变法自强。凡所设施，无非为宗社生民之计。朕忧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述，无非离经畔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讲求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理官报局，乃竟逗遛辇下，构煽阴谋。若非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省督抚，一体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覆奏，即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速行正法。此事为非常之变，附和奸党，均已明正典刑。康有为首创逆谋，罪恶贯盈，谅亦难逃显戮。现在罪案已定，允宜宣示天下，俾众咸知。我朝以礼教立国，如康有为之大逆不道，人神所共愤，即为覆载所不容。
鹰鹯之逐，人有同心。至被其诱惑，甘心附从者，党类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宽大，业经明降谕旨，概不深究株连。
嗣后大小臣工，务当以康有为为炯戒，力扶名教，共济时艰，所有一切自强新政，胥关国计民生，不特已有者，亟应实力举行。即尚未兴办者，亦当次第推广，于以挽回积习，渐臻上理，朕实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
此谕实后党所拟，而名义则由帝出者。太后既惩办新党后，拟行幸天津，视察租界情形，兼事游览。荣禄力谏，言党事初定，不宜轻动，恐有危险。太后允之，下谕收回前旨，并颁赏于北洋军队。盖当时直隶正竭力整顿陆军，训练颇勤也。荣禄入京后，直督以裕禄补授。其人极顽固，太后甚信任之。昏庸乖戾，不明事理。其后天津拳匪之乱，实所酿成，其去荣禄甚远矣。西人之论如此，尚不失荣禄之实际。盖荣禄固不得不谓之有用人物也。
袁世凯既背帝求荣，帝一生之命运，即由于彼之掌中。故帝崩时，遗诏嘱其弟醇王复仇。醇王子既立为宣统帝，己为摄政王，复仇之权大足施展。于是立罢袁世凯职，以足疾令其家居，卒未能明正其罪而翦除之也。不三年，革命军起，仍起袁为内阁总理。于是得乘时际运，由临时总统而正式总统。又至妄希非分，背叛共和，而洪宪帝制发生矣，然卒以是身死名裂。
迹袁之一生，盛蓄野心，而手术足以济之。其深谋积虑，宠辱不惊之态度，实师荣禄，而野心勃勃，则又过之。予别撰《袁氏外纪》及《洪宪小史》二书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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