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瀛探索/第七章/第一节

导言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一节 帝国统治下的政治经济中心

清代南瀛地区，因开发的历史较早，与台湾其他各地相较之下，显然有著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她是清帝国统治下，开港通商前，台湾的政治与经济中心。以下由政治与经济两面向，来说明南瀛地区历史地位的重要性。

清帝国的政治施政

政治上的观察，主要是就南瀛地区文职统治机关的设置做一省视，以突显出台南县在台湾设官治理的情势上，在开港之前，始终是政治运作上中心。

康熙22年(1683)，清廷派遣施琅率兵攻打台湾，郑氏王国澎湖海战失利，郑克塽迫于情势，遂向满清投降，台地乃入于清廷之手，展开210馀年的统治。满清既将台湾收入版图，在台湾设官治理乃是必然，康熙23年(1684)4月，清廷下令在台湾设立文职统治机关―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管辖，并废郑氏王国时期所设的天兴州与万年县，将之改为诸罗县、台湾县与凤山县，隶于台湾府管辖。^[1]随后相关政府机关陆继成立，以下将整理康熙23年(1684)台地文职与军事机关所在地，以检视台地的政治中心。

康熙23年(1684)，文职机关所在情况如下：台湾府府治设于府城东安坊，而台湾县治、诸罗县治、凤山县治、台湾县、凤山县典史衙门亦位于府城，诸罗县典史衙门位于佳里兴(今佳里镇佳里兴)。^[2]而一地之太平与大治，除文治外，军备亦必须之要务，康熙23年(1684)武职机关所在情况如下：台湾总镇及中、左、右衙门、台湾水师中、左、右衙门在安平镇，佳里兴巡检司衙门、北路参将衙门则在佳里兴。^[3]由上之述，则显然可知，清领之初，南瀛地区确为台地政治之中枢。

而自康熙23年(1684)台湾设置3县之后，截至雍正元年(1723)止，府、县级的文职机关辖域未曾做过调整，^[4]台地最高的文职统治机关与首长——台湾道，依旧位于府城；军事防务上，台湾水师与台湾镇的枢纽也在此地，所谓置帅府、宿重兵，说明政治中心确在南瀛地区。其后，虽文职统治机构与军事防务随移民的增加与全台垦务的进行，屡有所增置与调整，然而台湾最高的文职统治机关与首长，仍驻节于南瀛地区，南瀛地区是台湾政治中心的地位依然未动摇。

事实上，清代台湾历次文职统治机关的调整，关键性的考量实在于治安与国防因素，^[5]诸如康熙43年（1704）时，流移开垦民之众，已渐往斗六门之北，^[6]治安上的考量，曾使当时诸罗县县令周锺瑄忧心忡忡；康熙60年(1721)朱一贵事件后，清廷终于决定在雍正元年(1723)增设彰化县，此即治安上的考量；其后，雍正9年(1731)设淡水厅、嘉庆16年(1811)再设噶玛兰厅。虽有这些文治机关的增设，基本上，南瀛地区仍长期为台湾政治中心的地位。

事实上，南瀛地区政治中心动摇的关键，当在台湾开港通商(1860)之后，北部因通商之故，汉洋杂处，易起争端，加之以北部盛产之茶、樟脑、蓝靛与煤，利之所趋，民风浮动，有识者莫不忧心，亟思对策，光绪元年(1875)，沈葆桢奏准台湾的文职机关而大幅调整，将原先的台湾府，分为台湾府与台北府，至此，南瀛地区为全台首要的政治中心地位开始动摇。其后，北部因茶、樟脑通商带来经济利益，地位愈形重要，尤以中法战争之后，考量台湾国防地位上的重要，全台布局极需做更为实际的安排，光绪13年(1887)，刘铭传奏准再度调整台湾的文职统治机关，分全台为台北、台湾、台南等3府，及台东直隶州；至此，南瀛地区的政治地位改变，不再是全台政治中心。

经济的发展

欲了解南瀛地区于开港前，在全台经济发展上的位阶与重要性，可以由港口与行郊、贸易结构的观察，或可得到一较完整的轮廓与概念。

港口

首先要谈的是关于港口，清代的台湾是一高度仰赖贸易的经济体，因之港口的多寡、优劣等级，就显得相当重要，据历史学者林玉茹的研究，康熙22年(1683)至康熙49年(1710)，全台共出现64个港口，大多集中于南部，尤其八掌溪以南至二层行溪之间港口最多，大约有23个，几乎占了全台港口总数的一半，可见分布极为密集，^[7]林玉茹所说的港口地域范畴，则大部皆位于南瀛地区，而且港口数目居全台第一。

康熙50年(1711)至雍正8年(1730)，台江内海有19个港口，倒风内海约有20个港口，合计39个港口，^[8]约占南部港口数的88%，全台港口数的45%，亦居全台港口数第一。

雍正9年(1731)至乾隆48年(1783)，八掌溪以南至二层行溪之间港口，依然密集，但是台江与倒风内海的海岸线逐渐出现变化，开始出现有港口淤塞而消失的现象，港口数有逐渐下降的趋势；^[9]相较之下，此一时期的中北部，则因垦务与人口增加的发展，港口数有增加的趋势。

乾隆49年(1784)至道光10年(1830)，此一时期是南瀛地区港口数与港口功能消退的关键时期，倒风内海逐渐消失，其内海沿岸港口有的完全失去港湾功能，有的由海港变为河港；而台江内海则因道光3年(1823)7月的一场大风雨，而逐渐浮浅，影响所及，港口功能性大受影响。^[10]

道光11年(1831)至咸丰10年(1860)，南部港口大量减少，尤以八掌溪以南至二层行溪之间为最，港口减少了12个，而此一时期的北部，港口数量却逐渐增加，呈现出南消北长的趋势。^[11]

综合上述，可以发现，清代本区开港之前(1860)，港口数往往居全台之冠，又存在著几个功能性强大的港口，^[12]再加上清代初期，鹿耳门是台湾与中国交通的惟一正口，台地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往来，皆须取道鹿耳门港，故而，南瀛地区的经贸优势可以想见。

因之，当台江与倒风内海航运的全盛时期，两内海的大小港口，繁忙于输出此地盛产的米糖，与输入台地所缺的手工等生活必需品，这种两岸间的经贸往来，自是鼎盛一时，繁华荣景是无限的；但当两内海淤塞后，此地的经贸即受到打击，经济随之受累，此亦自然之理，再加之以中部的鹿港与北部八里坌先后辟为正口，南北经贸此消彼长的态势乃更是显明，南瀛地区为全台经济中心的优势，遂渐为北部所取代。

行郊

“郊”简单来说，是一种商人团体，郊的成立，有一定数量的郊商为基础，因此，郊的多少，可以反映出一地商业发达的情形，^[13]南瀛地区因历史开发较早，正口又在鹿耳门港，因之，商业繁盛，以府城台南来说，雍正6年(1728)，北郊成立；其后，乾隆37年(1772)南郊金永顺，乾隆45年(1780)糖郊李胜兴，乾隆57年(1792)药郊、烟敢（造字：竹敢）郊，道光5年(1825)丝线郊、草花郊、杉郊，道光10年(1830)绸缎郊、绸缎布郊、镛郊，道光30年(1850)纸郊，咸丰4年(1854)茶郊，陆续成立，由郊商的数目与郊商种类繁多，即可以想见南瀛地区商业的繁荣，与两岸间商贸的往来，真极一时之盛矣!^[14]

事实上，本区除了台南府城郊商种类与数目居于全台之冠，北路的盐水港至迟于乾隆44年(1779)也出现糖郊赵相泉、水郊金宝顺、油郊、金和顺、敢（造字：竹敢）郊金顺利、布郊等，^[15]论郊商的种类与数目，实仅次于府城、鹿港、艋舺，无怪乎，自清领之后，乃有“一府二鹿三艋舺四月津”之称，“四月津”指的就是盐水港，可见其时，为居南瀛北陆的盐水港，商业亦曾鼎盛一时，而与府城、鹿港、艋舺鼎足而立。

综合上述显然可知，清代台湾与中国经贸往来的4大港市，论郊商的数目与种类，南瀛地区4有其2，由此可证，清代南瀛地区在开港通商之前，实是台地的经济中心。

贸易结构的观察

清代台湾对外贸易输出的农产品，主要有茶、砂糖、樟脑、米等，茶、樟脑主要产在中部以北，砂糖主要产于中部以南，米则全台各地皆有，而以中部为主要产地；因之，观察上述这些贸易输出物资结构，在开港前后的变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何以南瀛地区在开港前是台湾经济中心。

清代南瀛地区盛产糖，这可由18世纪满清政府抽蔗车税所留下的蔗车数资料来做观察。康熙52年(1713)以前，台湾县与诸罗县蔗车数占全台的88%，即便是乾隆29年(1764)台湾县与诸罗县蔗车数仍占全台的58%，可见17至18世纪中叶前，台南平原的确是全台重要的糖产地，故而，开港前，南瀛地区的糖产量，实居台地首位。

至于稻米的产量，清代之初，南瀛地区因开发较早，产量自居台地的重要地位，此一优势地位，在雍正以后才遭打破。雍正时期，因人口增加及缴交正供的需要，水稻逐渐取代蔗作而成为主要农作物，再加之以乾隆中叶因水利设施的兴筑与农作技术的改善，粮食生产重心逐渐转移到中北部。^[16]

综合上述约略可知，南瀛地区于开港之前，之所以能成为台湾经济中心，米、糖之利乃是一大关键。至于清末，糖产区则逐渐转移至下淡水溪平原。^[17]南瀛地区糖业优势不在，米产量又为中部所凌越，因之，经济上的优势，难以继续保持；再加上开港(1860)以后，台湾外贸市场不再受到局限，中北部的茶、樟树与南部的糖，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而其时糖价低迷，远不如茶与樟脑的经济利润，因之，盛产茶叶与樟脑的北部，经济地位遂逐渐超越了南部，南瀛地区也就拱手让出了经济中心的王座。

南瀛地位的转变

清领之后，台湾纳入版图，清廷设官治理台湾。然而，观察康熙23年(1684)台湾最高文职统治机关与机关首长驻节于府城，军事防务上的台湾水师与台湾镇的布署，也以南瀛为主的事实来看，所谓置帅府、宿重兵，都说明了政治中心确在南瀛地区。

其后，随移民之增加与全台垦务之进行，政治与军事机关虽屡有所增置与调整，然而，台湾最高的文职统治机关与首长仍驻节于南瀛地区，易言之，南瀛地区是台湾政治中心的地位仍未动摇。

咸丰10年(1860)以后，北部因开港通商，汉洋杂处，争端频起，加之以北部盛产的茶、樟脑、靛青与煤，利之所趋，民风浮动，沈葆桢乃奏准将台湾的文职机关做大幅度调整，分全台为台湾府与台北府，至此，南瀛地区为全台首要的政治中心地位开始动摇；再者，中法战争之后，全台布局极需做更为实际的安排，光绪13年(1887)，刘铭传奏准再度调整台湾的文职统治机关，更分全台为台北、台湾、台南等3府，及台东直隶州，至此，南瀛地区不再是全台的政治中心。

至于南瀛地区为经济中心之论，盖因本区因开发较早，早期又有正口鹿耳门于此，是中国与台湾两岸贸易交通往来的唯一管道；加之台江与倒风两内海大小港口的遍布，米糖输出贸易之盛，致商业发达之早冠于全台。而郊商的种类与数目之多且繁，可以证明南瀛地区，是开港前台地经济的运作中心；开港后，因贸易范畴不再局限于两岸，同时，北部盛产的樟脑与茶叶，经济的利润远超乎南部仰赖为主的糖，南部的经济优势，遂逐渐没落。道光3年(1823)7月以后，台江与倒风两内海又逐渐淤塞，更加速了南北经济地位的易位，彼升而此落，南瀛为全台的经济中心遂然不再。

注释

1. 张胜彦等，《台湾开发史》，台北：国立空中大学，1996，页102。
2. 蒋毓英，《台湾府志》，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页66。
3. 同注2，页66。
4. 同注2，页102。
5. 张胜彦等，《台湾开发史》，台北：国立空中大学，1996，页100。
6. 周锺瑄，《诸罗县志》，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页110。
7. 林玉茹，《清代台湾港口的空间结构》，台北：知书房，1996，页39。
8. 林玉茹，《清代台湾港口的空间结构》，台北：知书房，1996，页40。
9. 同上注，页45～47。
10. 同上注，页52。
11. 同上注，页53～55。
12. 诸如盐水港、茅港尾港、铁线桥港、例风港、麻豆港、安平港等等。
13. 张胜彦等，《台湾开发史》，台北：国立空中大学，1996，页132。
14. 同上注，页32。
15. 林玉茹，《清代台湾港口的空间结构》，台北：知书房，1996，页89。
16. 同上注，页78。
17. 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页61～62。

导言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