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言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
-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内涵
旧石器时代，接著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者将新石器时代分为早期、中期、晚期。早期以大坌坑文化为代表，中期以牛稠子文化为代表，晚期以大湖文化为代表。大坌坑文化，最早在台北县八里大坌坑发现后辨识；牛稠子文化，最早在台南县仁德乡牛稠子发现后辨识；大湖文化最早在高雄县路竹乡大湖发现后辨识。大坌坑文化，又称粗绳纹陶文化，其陶器器表印有粗绳纹；牛稠子文化，又称细绳纹陶文化，其陶器器表印有细绳纹；大湖文化，又称灰黑陶文化，其陶器颜色，以灰黑陶为主。
新石器时代早期：大坌坑文化
编辑大坌坑是台湾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广泛分布于台湾本岛及澎湖：台北县八里乡大坌坑遗址下层、台北市芝山岩遗址下层、圆山遗址下层、台南县归仁乡八甲遗址下层、七甲遗址、南关里、南关里东、高雄县林园乡凤鼻头遗址下层、孔宅村、福德爷庙、六合遗址、澎湖县马公市果叶遗址等。根据地区性的差异、文化内涵和时间的早晚，可能分为北部的大坌坑类型和南部的八甲类型。[1]另外，八甲遗址可能是此文化的早期，澎湖果叶、归仁七甲、善化南关里、南关里东可能是此文化的晚期。其年代依据南部地区的绝对年代推测，在距今6500－4300年之间。
大坌坑文化的陶器通称粗绳纹陶。特征是手制，质较松软，通常含砂，火候不高约摄氏450－500度之间，表面颜色呈暗红、浑褐、浅褐色。器型简单，通常只有钵、罐为多，口缘低矮厚重，常见带有突脊；圈足矮厚穿孔，并常于口部或脊上施加各式篦划纹。石器的数量不多，种类也少，计有打制石斧、磨制石斧、石锛、网坠、石镞、有槽石棒等。
南瀛遗址里头，有八甲、南关里、南关里东等处大坌坑文化遗址，及白河水库坝顶一处粗绳纹陶堆积。其中，八甲遗址因造桥暴露文化层断面，经考古学者黄士强调查，并在考古人类学刊发表。八甲遗址没有经过试掘与正式发掘，仅依据建造桥梁形成的文化层断面及采集到的陶石器，学者普遍认为与台北大坌坑的陶石器相当类似，是南瀛最早发现的大坌坑文化遗址。
白河水库坝顶遗址，由许清保、许清长所调查发现，经考古学者朱正宜探 勘，没有发现粗绳纹陶的层位。南关里、南关里东经过抢救发掘，不论层位、年 代都相当清楚。南关里、南关里东两遗址，可以说目前大坌坑文化最完整的记录。依据出土的遗物，学者将大坌坑文化分为早期与晚期，八甲遗址属于大坌坑早期文化，南关里、南关里东属于大坌坑晚期文化。早晚期主要依据陶器的变化，还有碳14年代。
八甲遗址出土的陶器为罐和钵，南关里出土有罐、钵和盆形豆。八甲遗址的罐形器有2种典型的口部：1.低口、厚颈、薄唇、外侈，口部内缘常施以划纹；2.唇、颈之间外缘有一圈突脊，这种口部有内敛的趋势，在口部的外缘，突脊以上，施以划纹，以下施以绳纹。南关里、南关里东，罐形器主要为：1.矮短口通体施以绳纹的球体罐；2.鼓腹罐和折肩罐，折肩罐，肩以下施以绳纹，口及肩以上施以划纹或彩绘。南关里、南关里东突脊可能已经减少或消失，突脊是大坌坑早晚期相当重要的分野。除了突脊外，器物的多样，应该是晚期发展的结果，南关里、南关里东器型的变化较丰富，罐钵外，还有带缘盆附长条镂孔圈足豆。当然，八甲遗址仅有地表采集，采集的标本数量并不多，所出现的差异，可能与采集点和标本数有极大的关系。八甲遗址，碳14年代，距今5500年，有位考古学者认为以贝壳所做的年代资料，可能会偏早，而且，仅有一件碳14年代，是否能含盖整个遗址的年代，不无疑问；考古学者刘益昌依据地质资料及碳14减数修正后，年代应该可信。
八甲遗址是带有贝冢的遗址，采集层位里头的贝壳当碳14的定年样本，可能比木碳和骨头容易。八甲遗址虽然碳14绝对年代落在距今5500年前，相信整个遗址，有相当长的延续时间。考古学者黄士强，依据类型学的观点，东南亚、日本的年代，皆可早到8000至1万年前，八甲遗址的年代可能更早，但台南期海进(6500－5000年前)，出现的年代，令其困惑。
南关里有两层文化层，上层碳14年代距今4300年，下层年代距今4600年，两层文化层年代非常接近，距今4500年，南关里已经是南岛语系民族长期居住的聚落了。南关里东还没有碳14的年代资料，从出土器物判定，年代应该与南关里接近。两遗址在出土遗迹遗物上，可以说创下台湾考古多项记录。南关里出土最早的狗全骨骸，学者推测是刻意埋葬，可能是台湾南岛语族最早养狗的记录，南关里出土的碳化稻米、小米粒，可以说是台湾最早食用稻米、小米的证据。南关里、南关里东出土的陶石器数量还未统计完成，无疑是目前台湾大坌坑文化出土器物最多最丰富的遗址，对大坌坑文化器物的演变，可以提供最完整的讯息。
南关里、南关里东共出土约96具墓葬，其中2具木棺葬，可以说是台湾最早用木头做为棺具的证据。96具墓葬，是目前大坌坑文化最多的墓葬记录，是研究史前文化墓葬仪式最珍贵的资料。96具墓葬，以仰身直肢为主，头朝南，偶见陪葬品，合体葬，成年人有拔牙的习俗。从八甲出土的橄榄石玄武岩的石斧及玄武岩质安山岩石锛，南关里、南关里东出土的橄榄石玄武岩石斧及玉凿，证明距今5000年左右，台南的史前文化与澎湖及东部地区，已经有明显的互动关系。
大坌坑文化，通常位于河口或近于海岸的阶地，从事狩猎和鱼捞，采集野生植物的种子和植物纤维。[2]从遗址范围及文化层的堆积研判，学者认为大坌坑文化早期的聚落较小，或许还处于游耕阶段，到了晚期的南关里、南关里东，从文化层堆积及相当数量的灰坑及取水用的土井，学者认为已经进入定居的阶段。大坌坑文化，学者推测是南岛语系民族祖先的文化。[3]语言学者、人类学者、考古学者，对大坌坑文化都有份浓厚的兴趣，对南岛语族的起源、扩散、传承互动，提供有力的证据。
新石器时代中期：牛稠子文化
编辑牛稠子文化，是大坌坑文化晚期在台湾逐渐发现形成的几个地方性文化之一，通称为“绳纹红陶文化”。南部以牛稠子文化为代表；学者依据年代、文化内涵和生业形态略有不同，又分为牛稠子、凤鼻头、垦丁等类型。[4]牛稠子类型，主要遗址有台南县仁德乡牛稠子、官田乡国母山、善化镇右先方；凤鼻头类型，主要遗址有高雄县林园乡凤鼻头、潭头山遗址，弥陀乡螺底遗址；垦丁类型，主要有屏东县恒春镇垦丁。年代距今约4700－3500之间。
绳纹红陶文化，其陶器以夹砂和细质的红陶为主，手制而以慢轮整修。器型有罐、钵、盆、杯、盘、豆、细颈瓶、三实足鼎形器。陶器外表部分素面，部分装饰有较细致的绳纹，主要施于颈部以下，除容器外尚有纺织用的纺轮和装饰用的陶环。石器类型与数量相当丰富多样，主要有打制和磨制的斧锄形器、磨制锛凿形器、磨制矛镞形器、磨制大形犁形器、磨制石刀、网坠等。石器出现大量的农具，及碳化稻米、小米的出土，显示生活方式已是以种植谷类作物为主的农业。部分遗址中并发现贝冢，其中出土大量贝壳、鱼骨、兽骨，显示对狩猎及海洋资源也有浓重的依赖。
南瀛遗址里头有牛稠子、右先方（锋）、国母山、湖仔内、网寮、崁脚、十三甲、中洲、五甲、沙仔田、番仔埤等11处。其中，右先方经过抢救发掘；牛稠子经过试掘；国母山虽经过试掘，有简单的试掘报告资料外，1973年建造高速公路取土时，整个遗址遭到破坏，有大量的遗物散落田间，依据采集的器物，可做初步的判断；其馀均为地表采集，遗物数量少，甚至找不到遗址的位置。
右先方遗址经过抢救发掘，层位、年代都有完整的记录，是研究牛稠子文化很好的材料。牛稠子遗址，经过试掘，层位、年代都也有完整的记录，只是试掘的面积太小，无法了解整个遗址文化层堆积的方式及年代间的关系。学者同样将牛稠子文化分为早晚期，早晚期画分的依据，主要是器表的绳纹，绳纹较粗、较深，应该是早期的器物，与大坌坑文化的陶器较接近。其实，要将粗绳纹和细绳纹做明显划分，不是很科学的做法，只是学者为了研究方便，将连贯的历史切开，分做两个不同的文化，其实，多数学者认为大坌坑文化与牛稠子文化间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同样，学者将牛稠子文化分为早晚期，绳纹陶出土的比例，是很好的依据，早期遗址绳纹陶的比例较高，晚期遗址绳纹陶的比例较低，代表晚期制陶时，已经逐渐不在器表加印绳纹。当然，器物可以判断年代的早晚，碳14的测定，更印证一个遗址的年代。牛稠子遗址，经过试掘，取得一个碳14年代，距今3500年，学者依据取样及出土器物，研判碳14的年代属于较晚的堆积，牛稠子遗址的年代，应该会早到距今4000年左右。
右先方遗址，依据考古学者的说法，先取一个碳14年代，往后，还有多个碳14年代送验。牛稠子、右先方的碳14年代接近，但从器物看来，牛稠子应早于右先方，从文献及现场采访记录，牛稠子绳纹陶的比例远高于右先方。右先方遗址，正式报告还未出炉，有关陶石器的类型、数量、比例，还不是很清楚，同期间的器物，是否因环境条件的不同及环境适应，而出现物质文化的差异，可能要等待更多的牛稠子文化遗址的发掘，对其文化内涵才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从年代的连续，墓葬、陶、石器型制比对，牛稠子文化应该直接传承自上期的大坌坑文化。在垦丁国家公园内，至今虽未发现大坌坑文化的遗留，但在垦丁史前遗址及其他数处史前遗址所见的史前文化，或即为大坌坑文化的持续发展。
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湖文化
编辑大湖文化是分布于台南和高雄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主要遗址为高雄县湖内乡大湖遗址、台南县官田乡乌山头遗址、善化镇三抱竹遗址、玉井乡鹿陶遗址等。学者依据年代、文化内涵出现的差异，分为平原区的乌山头类型和丘陵区的鹿陶类型。
乌山头类型，陶器以灰黑陶为主，器型有罐、瓶、钵、带沿盆、厚唇盆等；鹿陶类型以橙色陶为主，器型除罐外，尚有相当数量的把手。 南瀛遗址里头有乌山头、三抱竹、五间厝南、五间厝、五间厝北、北三舍、石头埔、道爷南、湾港、月眉园、大营、八角寮、新化B、茅港尾、火烧珠、右武卫、麻豆寮、下营上帝庙、老师园、南部、三结义(二)、国母山、官田、水雉复育区、菝仔林、渡子头(一)、凤梨山、桥头、上茄苳、鹿陶、两奶山、湾丘等33处遗址。其中，乌山头、三抱竹、五间厝南、五间厝、五间厝北、北三舍、和石头埔，都经过抢救发掘，层位、年代都有完整的记录，对其文化有较深入的了解；鹿陶、两奶山经过试掘，有简单的记录，对其文化有初步的了解；其馀是地表采集，仅依据地表采集的标本做粗略的判断。
大湖文化首先在高雄县大湖发现，因其陶器出现灰黑陶，学者乃称为“灰黑陶文化”。大湖遗址是大湖文化命名的遗址，仅经过试掘，对其文化内涵的了解并不深入。反而，乌山头、三抱竹、五间厝南、五间厝、五间厝北、北三舍、石头埔等遗址经过抢救发掘，层位、年代都有完整的记录，对其文化有较深入的了解。经过抢救发掘的遗址，遗迹遗物相当类似，碳14年代距今约在2500－2800年间。学者又将大湖文化分为大湖文化乌山头类型和大湖文化鹿陶类型。
乌山头遗址是大湖文化乌山头类型的代表性遗址，经过抢救发掘，并有正式报告。依据考古学者李坤修的报告，乌山头遗址出土的陶器有陶容器、陶盖、陶网坠、陶纺轮、陶环、陶珠与管珠。陶容器依器型又分为1.罐、2.瓶、3.盆、4.钵、5.豆等5类型。陶盖有3型：1.浅钵型，中央有一桥形把；2.浅钵型，中央有鱼尾状把；3.飞碟型，中央有一孔。
陶网坠：粗短的圆柱体，中央有一小孔。功用使鱼网下坠。陶网坠是大湖文化乌山头类型特有器物。陶纺轮：李坤修分为6型，笔者将其简化为3型，即1.双锥型，状如算珠；2.单锥型，侧看为梯形3.扁圆型。
陶环：李坤修分为6型，笔者简化为4型：1.断面为四角形的四角环，2.断面为圆形的圆形环，3.断面为细长方形的扁平环，4.断面为半月形的D形环，其演变形为三角环。乌山头的环与其他器物不同，其他器物的器表为灰黑色的还原烧，陶环的器表为红色，显然，是刻意采用氧化烧制造完成，实用器物采用制作技术较复杂的还原烧，装饰品却采用氧化烧，这样的行为倾向，颇耐人寻味。
石器：乌山头遗址出土的石器量并不多，采集及发掘共100多件。器形分为矛头、箭头、石刀、石斧、石锛、石环、玉管珠等，其材质有台湾玉、板岩、砂岩、玄武岩、基性变质岩、绿泥岩等6种。石器数量与前期牛稠子文化相对减少，这种现象，值得探讨；李坤修从鹿角的锯痕及高温熔化石器，怀疑乌山头已经进入铁器时代。当然，考古需要的是证据，没有明显的铁器出土，合理的怀疑，只能说明系学者敏锐的用心而已。
墓葬：乌山头遗址出土39具墓葬，35具人体墓葬，4具狗全骨骸。人体墓葬葬姿，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俯身直肢葬则最具特色。墓葬的头向朝北，异于大坌坑和牛稠子文化的头向朝南。拔牙：乌山头遗址出土的墓葬，仅有女性拔牙，拔牙习俗可能是当时社会制度化的行为。覆脸陶：将破碎的大陶片覆盖在死者脸部，这种习俗，是乌山头文化的特色。陪葬品：仅有成年女性以陶容器为陪葬品，成年女性死亡，以陶容器陪葬，可能是当时社会制度化的行为。另外，1具小孩有陶容器陪葬品，1具小孩以陶管珠为陪葬品。狗全骨骸墓葬的出土，印证乌山头文化人与狗间良好的互动关系。
乌山头遗址出土的墓葬、陶器、石器，可以说是新石器晚期南瀛典型的文化内涵。在曾文溪以南的南科三抱竹、五间厝北、五间厝南、北三舍、石头埔等遗址，与乌山头遗址有相当类似的文化内涵。虽然，个别遗址间有些差异，例如：乌山头尚未出土大型瓮棺葬，南科各遗址都有大型瓮棺出土，乌山头、三抱竹、五间厝南同样都有覆脸陶出土；整体说来，乌山头与南科大湖文化是大同小异。曾文溪以北，同样，发现几个遗址出土的器物与乌山头遗址相类似，这些遗址仅有地表采集，但从器物研判，极可能是学者所称的乌山头类型。
鹿陶遗址是大湖文化鹿陶类型的代表性遗址。1968年，国分直一、陈春木、刘茂源等人试掘，未见试掘报告，陈春木在<<南瀛文献>>发表发掘遗迹之经过。学者将其定为鹿陶类型，应该与乌山头类型有明显差异。笔者曾多次前往调查采集，发现其陶器，红陶大于黑陶，石器出现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器型异于乌山头类型，因采集标本数量不多，对其了解并不深入。另外，臧振华在同类型的两奶山试掘，对其文化内涵，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传承互动
编辑从大坌坑文化出土的墓葬、陶器、石器及年代，学者研判与牛稠子文化有直接的传承关系；至于牛稠子文化与大湖文化的关系，在墓葬、陶器有较明显的变化，学者正在找寻两者的关连；目前，只从年代及文化内涵，还无法肯定两者间具有传承的关系。
总之，史前文化仍存在许多未知的谜，要解开这些未知的谜，需要多领域的整合，及学者与民间研究者的充分合作，才能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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