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丰文钞/00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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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序
编辑《礼阁新仪》三十篇，韦公肃撰，记开元以后至元和之变礼。史馆秘阁及臣书皆三十篇，集贤院书二十篇。以参相校雠，史馆秘阁及臣书多复重，其篇少者八，集贤院书独具。然臣书有目录一篇，以考其次序，盖此书本三十篇，则集贤院书虽具，然其篇次亦乱。既正其脱谬，因定著从目录，而《礼阁新仪》三十篇复完。
夫礼者，其本在于养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动视听之间。使人之言动视听一于礼，则安有放其邪心而穷于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穷于外物，则祸乱可息，而财用可充。其立意微，其为法远矣。故设其器，制其物，为其数，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乐之具，所谓其用在乎言动视听之间者也。
然而古今之变不同，而俗之便习亦异。则法制数度，其久而不能无弊者，势固然也。故为礼者，其始莫不宜于当世，而其后多失而难遵，亦其理然也。失则必改制以求其当。故羲农以来，至于三代，礼未尝同也。后世去三代，盖千有馀岁，其所遭之变，所习之便不同，固已远矣。而议者不原圣人制作之方，乃谓设其器，制其物，为其数，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乐之具者，当一二以追先王之迹，然后礼可得而兴也。至其说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于人，不合于用，则宁至于漠然而不敢为，使人之言动视听之间，荡然莫之为节，至患夫为罪者之不止，则繁于为法以御之。故法至于不胜其繁，而犯者亦至于不胜其众。岂不惑哉！
盖上世圣人，有为耒耜者，或不为宫室；为舟车者，或不为棺椁。岂其智不足为哉？以谓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于后圣有为宫室者，不以土处为不可变也；为棺椁者，不以葛沟为不可易也。岂好为相反哉？以谓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于后圣，则有设两观而更采椽之质，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岂不能从俭哉？以谓人情之所好者能为之节而不能变也。由是观之，古今之变不同，而俗之便习亦异，则亦屡变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于养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后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瓦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饱，一以为贵本，一以为亲用。则知有圣人作而为后世之礼者，必贵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废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后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势，骇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农以来，至于三代，礼未尝同，而制作之如此者，亦未尝异也。后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于不敢为，或为之者特出于其势之不得已，故苟简而不能备，希阔而不常行，又不过用之于上，而未有加之于民者也。故其礼本在于养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动视听之间者，历千馀岁，民未尝得接于耳目，况于服习而安之者乎？至其陷于罪戾，则繁于为法以御之，其亦不仁也哉。
此书所纪，虽其事已浅，然凡世之记礼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时之得失具焉。昔孔子于告朔，爱其礼之存，况于一代之典籍哉？故其书不得不贵。因为之定著，以俟夫论礼者考而择焉。
李白诗集二十卷，旧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杂著六十篇者，知制诰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广也。次道既以类广白诗，自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书，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
盖白蜀郡人，初隐岷山，出居襄汉之间，南遊江淮，至楚观雲梦。雲梦许氏者，高宗时宰相圉师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梦者三年。去之齐鲁，居徂徕山竹溪，入吴，至长安，明皇闻其名，召见以为翰林供奉，顷之不合去。北抵赵魏燕晋，西涉岐邠，历商於，至洛阳，遊梁最久。复之齐鲁，南浮淮泗，再入吴，转徙金陵，上秋浦浔阳。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璘迫致之。璘军败丹阳，白奔亡至宿松，坐繫浔阳狱。宣抚大使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验治白，以为罪薄宜贳，而若思军赴河南，遂释白囚，使谋其军事，上书肃宗，薦白材可用，不报。是时，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终以污璘事长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峡江，至巫山，以赦得释。憩岳阳、江夏，久之复如浔阳，过金陵，徘徊於历阳、宣城二郡。其族人阳冰为当涂令，白过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其始终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诗书所自叙可考者也。
范传正为白墓誌，称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胜景，终年不移”，则见于白之自叙者，盖亦其略也。旧史称白山东人，为翰林待诏，又称永王璘节度扬州，白在宣城谒见，遂辟为从事。而新书又称白流夜郎，还浔阳，坐事下狱，宋若思释之者，皆不合於白之自叙。盖史误也。
白之诗连类引义，虽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辞闳肆隽伟，殆骚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旧史称白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余以为实录。而新书不著其语，故录之，使览者得详焉。
尚书户部郎中、直龙图阁范公贯之之奏议，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为十卷，而属余序之。
盖自至和已后十馀年间，公常以言事任职。自天子、大臣至于群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隐，一有得失善恶，关于政理，公无不极意反复，为上力言。或矫拂情欲，或切劘计虑，或辨别忠佞而处其进退，章有一再或至于十馀上。事有阴争独陈，或悉引谏官御史合议肆言。仁宗常虚心采纳，为之变命令，更废举，近或立从，远或越月逾时，或至于其后，卒皆听用。盖当是时，仁宗在位岁久，熟于人事之情伪与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静休养元元，至于是非与夺，则一归之公议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为职者，如公皆一时之选。而公与同时之士，亦皆乐得其言，不曲从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毕闻于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于奇邪恣睢，有为之者，亦辄败悔。故当此之时，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无大缺失，群臣奉法遵职，海内乂安。
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于享国四十馀年，能承太平之业者，繇是而已。后世得公之遗文，而论其世，见其上下之际相成如此，必将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其时之难得。则公言之不没，岂独见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于无穷也。
公为人温良慈恕，其从政宽易爱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时与公有言责者，后多至大官，而公独早卒。
公讳师道，其世次、州里、历官、行事，有今资政殿学士赵公抃为公之墓铭云。
几圣讳至，姓强氏，钱塘人，几圣字也。为三司户部判官、尚书祠部郎中。既没，其子浚明集其遗文为二十卷，属余序。
几圣少贫，能自谋学，为进士，材拔出其辈类，出辄收其科，其文词大传于时。及为吏，未尝不以其闲益读书为文，尤工于诗，句出惊人。世皆推其能，然最为相国韩魏公所知。魏公既罢政事，镇京兆，及徙镇相魏，常引几圣自助。魏公喜为诗，每合属士大夫、宾客与游，多赋诗以自见。其属而和之者，几圣独思致逸发，若不可追蹑，魏公未尝不叹得之晚也。其在幕府，魏公每上奏天子，以岁时庆贺候问，及为书记通四方之好，几圣为属稿草，必声比字属，曲当绳墨，然气质浑浑，不见刻画，远近多称颂之。及为他文，若志铭序记、策问学士大夫，则简古典则，不少贬以就俗。其所长兼人，以此魏公数荐之朝廷，以谓宜在馆阁，然未及用。魏公既薨之明年，几圣亦以疾卒。
几圣之遗文，在魏公幕府者为最多，故序亦反复见之，览者可推而考之也。其行治官世，已著于志几圣之葬者，故此不著。
至治之极，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风俗一，言理者虽异人殊世，未尝不同其指。何则？理当固无二也。是以《诗》《书》之文，自唐虞以来，至秦鲁之际，其相去千馀载，其作者非一人，至于其间尝更衰乱，然学者尚蒙馀泽，虽其文数万，而其所发明更相表里，如一人之说，不知时世之远，作者之众也。呜呼！上下之间，渐磨陶冶，至于如此，岂非盛哉！自三代教养之法废，先王之泽熄，学者人人异见，而诸子各自为家，岂其固相反哉！不当于理，故不能一也。由汉以来，益远于治。故学者虽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驰骋上下，伟丽可喜者甚众，然是非取舍不当于圣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说未尝一，而圣人之道未尝明也。士之生于是时，其言能当于理者，亦可谓难矣。由是观之，则文章之得失，岂不系于治乱哉！
长乐王向字子直，自少已著文数万言，与其兄弟俱名闻天下，可谓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驰骋上下，伟丽可喜者也。读其书，知其与汉以来名能文者，俱列于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后。考其意，不当于理者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穷探力取，极圣人之指要，盛行则欲发而见之事业，穷居则欲推而托之于文章，将与《诗》《书》之作者并，而又未知孰先孰后也。然不幸蚤世，故虽有难得之材，独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与子直之兄回字深父所以深恨于斯人也。
子直官世行治，深甫已为之铭。而书其数万言者，属予为叙。予观子直之所自见者，已足暴于世矣，故特为之序其志云。
深甫，吾友也，姓王氏，讳回。当先王之迹熄，六艺残缺，道术衰微，天下学者无所折衷，深甫于是时奋然独起，因先王之遗文以求其意，得之于心，行之于己，其动止语默必考于法度，而穷达得丧不易其志也。
文集二十卷，其辞反复辨达，有所开阐，其卒盖将归于简也。其破去百家传注推散缺不全之经，以明圣人之道于千载之后，所以振斯文于将坠，回学者于既弱，可谓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别集而已也。后之潜心于圣人者，将必由是而有得，则其于世教岂小补之而已哉！呜呼！深甫其志方强，其德方进，而不幸死矣，故其泽不加于天下，而其言止于此。然观其所可考者，岂非孟子所谓名世者欤？其文有片言半简，非大义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甫之于其细行，皆可传于世也。
深甫，福州侯官县人，今家于颍。尝举进士，中其科，为亳州卫真县主簿。未一岁弃去，遂不复仕。卒于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尝以某军节度推官知陈州南顿县事，就其家命之，而深甫既卒矣。
王平甫既没，其家集其遗文为百卷，属甫序。
平甫自少已杰然以材高见于世，为文思若决河，语出惊人，一时争传诵之。其学问尤敏，而资之以不倦，至晚愈笃，博览强记，于书无所不通，其明于是非得失之理为尤详。其文闳富典重，其诗博而深矣。
自周衰，先王之遗文既丧。汉兴，文学犹为近古，及其衰，而陵夷尽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几于汉，及其衰，而遂泯泯矣。宋受命百有馀年，天下文章复侔于汉唐之盛。盖自周衰至今千有馀岁，斯文滨于泯灭，能自拔起以追于古者，此三世而已。各于其盛时，士之能以特见于世者，率常不过三数人。其世之不数，其人之难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见于世者也。世皆谓平甫之诗宜为乐歌，荐之郊庙；其文宜为典册，施诸朝廷，而不得用于世。然推其实，千岁之日不为不多，焦心思于翰墨之间者不为不众，在富贵之位者，未尝一日而无其人，彼皆湮没而无传，或播其丑于后。平甫乃躬难得之姿，负特见之能，自立于不朽，虽不得其志，然其文之可贵，人亦莫得而掩也。则平甫之求于内，亦奚憾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于诗，或长于诗不必有文，平甫独兼得之。其于诗尤自喜，其忧喜、哀乐、感激、怨怼之情，一于诗见之，故诗尤多也。
平甫居家孝友，为人质直简易，遇人豁然推心腹，不为毫发疑碍，与人交，于恩意尤笃也。其死之日，天下识与不识，皆闻而哀之。其州里、世次、历官、行事，将有待于识平甫之葬者，故不著于此云。元丰元年。
齐故为文学之国，然亦以朋比夸诈见于习俗。今其地富饶，而介于河岱之间，故又多狱讼，而豪猾群党亦往往喜相攻剽贼杀，于时号难治。
余之疲驽来为是州，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未期囹圄多空，而枹鼓几熄，岁又连熟，州以无事。故得与其士大夫及四方之宾客，以其暇日，时游后园。或长轩绕榭，登览之观，属思千里；或芙蕖芰荷，湖波渺然，纵舟上下。虽病不饮酒，而闲为小诗，以娱情写物，亦拙者之适也。通儒大人或与余有旧，欲取而视之，亦不能隐。而青郓二学士又从而和之，士之喜文辞者，亦继为此作。总之，凡若干篇。
岂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绝可喜之辞，不大传于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览者得详焉。熙宁六年二月己丑序。
公所为书，号《仙凫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纪》者十卷，《清边前要》五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为臣要纪》三卷，《四声韵》五卷，总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类次诗赋书奏一百二十二篇，又自为十卷，藏于家。
方五代之际，儒学既摈焉，后生小子，治术业于闾巷，文多浅近。是时公虽少，所学已皆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其为文闳深隽美，而长于讽谕，今类次乐府已下是也。
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当此之时，太祖、太宗已纲纪大法矣，公于是勇言当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当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忧怜百姓、劳心万事之意，而推大臣从官执事之人，观望怀奸，不称天子属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难言，则人有所不敢言者。虽屡不合而出，其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也。
始公尤见奇于太宗，自光禄寺丞、越州监酒税召见，以为直史馆，遂为两浙转运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见知。初试以知制诰，及西兵起，又以为自陕以西经略判官。而公常激切论大臣，当时皆不悦，故不果用。然真宗终感其言，故为泉州，未尽一岁，拜苏州，五日，又为扬州。将复召之也，而公于是时又上书，语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龃龉终。
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穷久矣，海内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烦碎，治财利之臣又益急，公独以谓宜遵简易、罢管榷，以与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争言符应，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阴，而道家之说亦滋甚，自京师至四方，皆大治宫观。公益诤，以谓天命不可专任，宜绌奸臣，修人事，反复至数百千言。呜呼！公之尽忠，天子之受尽言，何必古人。此非传之所谓主圣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
公在两浙，奏罢苛税二百三十馀条。在京西，又与三司争论，免民租，释逋负之在民者，盖公之所试如此。所试者大，其庶几矣。公所尝言甚众，其在上前及书亡者，盖不得而集。其或从或否，而后常可思者，与历官行事，庐陵欧阳修公已铭公之碑特详焉，此故不论，论其不尽载者。
公卒以龃龉终，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记，藉令记之，当时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欤？后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读公之碑与其书，及余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见其表里，其于虚实之论可核矣。
公卒乃赠谏议大夫。姓曾氏，讳某，南丰人。序其书者，公之孙巩也。至和元年十二月二日谨序。
古者学士之于六艺，射能弧矢之事矣，又当善其揖让之节；御能车马之事矣，又当善其驱驰之节；书非能肆笔而已，又当辨其体而皆通其意；数非能布策而已，又当知其用而各尽其法。而五礼之威仪，至于三千，六乐之节文，可谓微且多矣。噫！何其烦且劳如是！然古之学者必能此，亦可谓难矣。
然习其射御于礼，习其干戈于乐，则少于学，长于朝，其于武备固修矣。其于家有塾，于党有庠，于乡有序，于国有学，于教有师，于视听言动有其容，于衣冠饮食有其度，几杖有铭，盘杆有戒。在舆有和鸾之声，行步有佩玉之音，燕处有《雅》《颂》之乐。而非其故，琴瑟未尝去于前也。盖其出入进退，俯仰左右，接于耳目，动于四体，达于其心者，所以养之至如此其详且密也。
虽然，此尚为有待于外者耳。若夫三才万物之理，性命之际，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而斋戒以守之，以尽其才、成其德，至合于天地而后已者，又当得之于心，夫岂非难哉？
噫！古之学者，其役之于内外以持其心、养其性者，至于如此，此君子所以爱，日而自强不息，以求至乎极也。然其习之有素，闲之有具如此，则求其放心，伐其邪气，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实者，可谓易矣。
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盖乐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于《乐》”。昔舜命夔典乐，教胄子，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则乐者非独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纳之中也。故和鸾、佩玉、《雅》《颂》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于前，岂虚也哉！
今学士大夫之于持其身、养其性，凡有待于外者皆不能具，得之于内者又皆略其事，可谓简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气，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实者，岂不难哉！此余所以惧不至于君子而入于小人也。
夫有待于外者，余既力不足，而于琴窃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于京师，始合同舍之士，听其琴于相国寺之维摩院。洪君之于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余将就学焉，故道余之所慕于古者，庶乎其有以自发也。同舍之士，丁宝臣元珍、郑穆闳中、孙觉莘老、林希子中，而余曾巩子固也。洪君名规，字方叔，以文学吏事称于世云。
晏元献公出东南，起童子，入秘阁读书，遂赞名，命入为翰林为学士。真宗特宠待之，每进见劳问，及所以任属之者，群臣莫能及。皇太子就书学，公以选入侍。太子即皇帝位，是为仁宗。公遂管国枢要，任政事，位宰相。其在朝廷五十馀年，常以文学谋议为任，所为赋颂铭碑、制诏册命、书奏议论之文传天下，尤长于诗，天下皆吟诵之。
当真宗之世，天下无事，方辑福应，推功德，修封禅，及后土、山川、老子诸祠，以报礼上下。左右前后之臣，非工儒学妙于语言、能讨论古今润色太平之业者不能称其位。公于是时为学者宗，天下慕其声名。人见公应于外者之不穷，而不知公之得于内者深也。
及得公所为《类要》上中下帙，总七十四篇，凡若干门，皆公所手抄。乃知公于六艺、太史、百家之言，骚人墨客之文章，至于地志、族谱、佛老、方伎之众说，旁及九州之外蛮夷荒忽诡变奇迹之序录，皆披寻绎，而于三才万物变化情伪，是非兴坏之理，显隐细钜之委曲，莫不究尽。公之得于内者在此也。公之所以光显于世者，有以哉！观公之所自致者如此，则知士不素学而处从官大臣之列，备文儒道德之任，其能不馁且病乎！此公之书所以为可传也。
公之子知止，能守其家者也，以书属余序。余与公仕不并时，然皆临川人，故为之论次，以为公书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