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宪救国论

君宪救国论
作者：杨度
1915年

上

　　客有问于虎公曰：“民国成立，迄今四年，赖大总统之力，削平内乱，捍御外侮，国以安宁，民以苏息，自兹以往，整理内政，十年或二十年，中国或可以谋富强，与列强并立于世界乎？”虎公曰：“唯唯否否，不然，由今之道，不思所以改弦而更张之，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欲为立宪国亦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客曰：“何以故？”虎公曰：“此共和之弊也。中国国民，好名而不务实，辛亥之役，必欲迫成共和，中国自此，无救亡之策矣。”

　　客曰：“何谓强国无望？”虎公曰：“共和国民，习于平等自由之说，影响于一切政治，而以军事为最重。军事教育，绝对服从，极重阶级，德意志日本军队，节制谨严，故能称雄于世，而法美等国则不然，能富而不能强，此无他，一为君主，一为共和故也。法美且然，他共和国更不必论，故共和必无强国，已成世界之通例。然法美有国民教育，尚有对于国家之义务心，可以维持而统一之，故对外虽不能强，对内犹不为乱。若中国人民，程度甚低，当君主时代，当兵者之常语曰：‘食皇家饷，为皇家出力耳。’今忽去有形之皇室，代以无形之国家，彼不知国家为何物，无可指实以维系其心，其所恃为维系者，统驭者之感情与威力，有以羁制之而已。此其为力，固已至弱，况又有自由平等之说，浸润灌输，以摇撼此羁制之力，时时防其涣散溃决，于是羁驭之术，愈益困苦。从前南方军队，大将听命于偏裨，偏裨听命于士卒，遇事有以会议公决行之者，议者目为共和兵；北方军队，虽无此弊，然欲其闻令即行，不辞艰远，亦不能也。故民国之兵，求其不为内乱足矣，不为内乱而且能平内乱，蔑以加矣，尚何对外称强之足言乎？彼俄日二国者，君主国也，强国也，我以一共和国处两大之间，左右皆敌，兵力又复如此，一遇外交谈判，绝无丝毫后援，欲国不亡，不可得也，故曰强国无望也。”

　　客曰：“何谓富国无望？”虎公曰：“法英皆富国，独谓中国不能，人不信也。然法美所以致富者，其休养生息，数十百年，无外侮内乱以扰之耳。富国之机，全恃实业，实业所最惧者，莫如军事之扰乱，金融稍一挫伤，即非数年所能恢复。我国二年以来，各方面之秩序，略复旧观，惟实业现象，求如前清末年十分之五而不可得，盖无力者已遭损失，无术再兴，有力者惧其复乱，不敢轻试。以二次革命之例推之，此后国中竞争大总统之战乱，必致数年一次，战乱愈多，工商愈困，实业不振，富从何来？墨西哥亦共和国也，变乱频仍，未闻能富，盖其程度与中国同，皆非法美可比，故曰富国无望也。”

　　客曰：“何谓欲为立宪国无望？”虎公曰：“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于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所谓大总统、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今日举甲，明日举乙，皆无不可，所变者，治国之政策耳，无所谓安危治乱问题也。中国程度，何能言此，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裁我，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枭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证也。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法，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张立宪者，无不反而主张专制。今总统制实行矣，虽有约法及各会议机关，似亦近于立宪，然而立宪者其形式，专制者其精神也。议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宪，不知近四年中，设非政府采用专制精神，则国中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故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能治也。’变词言之，即曰中国之共和，非立宪所能治也。因立宪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决不能成立宪，盖立宪者，国家百年之大计，欲求教育、实业、军事等各事之发达，道固无逾于此，然其效非仓卒所可期，至速之期，亦必十年二十年，行之逾久，效力逾大，欧洲各国之强盛，皆以此也。然观今日之中国，举国之人，人人皆知大乱在后，不敢思索将来之事，得日过日，以求苟安。为官吏者，人怀五日京兆之心，谨慎之人，循例供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其贪狡者，狗偷鼠窃，以裕私囊，图为他日避乱租界之计。文人政客，间发高论，诋毁时流，而其心则正与若辈相同，己无所得，遂有忮求之心，非真志士也。为元首者，任期不过数年，久者不过连任，最久不过终身，将来继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与彼竞争者若干人，彼能安于其位否乎？其对国家之政策，与我为异为同，能继续不变乎？一概无从预测，以如此之时势，即令元首为盖世英才，欲为国家立百年大计，确定立宪政治，然俯视当前，则泄泄沓沓，谁与赞襄？后顾将来，则渺渺茫茫，谁为继续？所谓百年大计，乌从树立耶？故不得已退而求维持现状之法，用人行政，一切皆以此旨行之，但使对内不至及身之乱，对外不至及身而亡，已为中国之贤大总统矣。即令醉心宪政者，处其地位，恐亦同此心理，同此手法，无术更进一步也。故昔之立宪党人，今皆沉默无言，不为要求宪政之举，盖亦知以立宪救共和，究非根本解决之计，无计可施，惟有委心任运，听国势之浮沈而已。当有贤大总统之时，而举国上下，全是苟安心理，即已如此，设一旦元首非贤，则并维持现状而不能，且并保存一己之地位而不能，惟有分崩离析，将前此惨淡经营之成绩，一举而扫荡无遗，以终归于亡国一途而已矣，尚何百年大计之足论乎！故曰欲为立宪国无望也。”

　　客曰：“如子所言，强国无望，富国无望，欲为立宪国亦无望，诚哉除亡国无他途矣！然岂遂无救亡之术乎？”虎公曰：“平言之，则富强立宪之无望，皆由于共和；串言之，则富强无望，由于立宪无望，立宪无望，由于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何以故？盖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故也。”

　　客曰：“何谓欲求富强，先求立宪？”虎公曰：“富强者，国家之目的也，立宪者，达此目的之方法也。不用立宪之方法以谋富强，古之英主，固亦有之，如汉武、唐太之俦是也，然而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中国数千年中，岂无圣帝明王，然其治绩武功，今日安在哉？各国古代历史，亦岂无特出之英豪，成一时之伟业？然其不忽焉而灭者，又有几人也。惟其有人亡政息之弊，不能使一富不可复贫，一强不可复弱，故自一时论之，虽觉小有兴衰，而自其立国之始终论之，实为永不进步。欧洲各国立国之久，虽不及我中国，然亦皆千年或数百年，前此并未闻西方有许多强国者，何也？其时彼未立宪，不能为继续之强盛也。日本与我邻者二千年，前此亦未闻如许之强盛者，何也？其时彼亦未立宪，不能为继续之强盛也。惟一至近年，忽有立宪政体之发明，欧洲列国行之而列国大盛，日本行之而日本大盛。我中国所猝遇而辄败者，皆富强之国也，又皆立宪之国也，岂不怪哉？然而不足怪也，不立宪而欲其国之富与强，固不可得，既立宪而欲其国之不富不强，亦不可得也。此言虽奇，理实至常，盖国家所最痛且最危险者，莫如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惟有宪政一立，则人存政举，人亡而政亦举，有前进无后退，有由贫而富，由富而愈富，断无由富而反贫者也，有由弱而强，由强而愈强，断无由强而反弱者也，人亡而政不息，其效果必至于此。今之德皇非威廉第一，德相非毕士麻克也，而德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宪政为之也。今之日皇非明治天皇，日相非伊藤博文、桂太郎，而日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宪政为之也。由此言之，宪政功用之奇而且大，可以了然矣。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府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欲国之不富不强，乌可得乎？故人莫不羡富强，而在立宪国，则富强实为易事，此非大言而实理也。虽然，富强甚易，立宪甚难，谋国者难莫难于立宪之初，易莫易于立宪之后，初立宪时，官吏狃于故习，士民惮于改作，阻力至多，进行至苦，譬之火车，阁之于轨道之外，欲其移转尺寸，用力至多，费时至久，或仍无效，及幸而推入轨道，则机轮一转，瞬息千里矣。我国人无虑富强之难也，惟虑立宪之难已耳，立宪之后，自然富强。故曰欲求富强，先求立宪者此也。”

　　客曰：“何谓欲求立宪，先求君主？”虎公曰：“法美皆为共和，亦复皆行宪政，则于中国共和国体之下，实行宪政，胡不可者，而必谓改为君主，乃能立宪，此说无乃不经？然试问法美人民有举兵以争大总统之事乎？人人知其无也，又试问何以彼无而我有乎？此人民程度不及法美之明证也。惟其如此，故非如今日专制之共和，无术可以定乱。夫宪政者，求治之具也，乃中国将来竞争大总统之战乱，不知已于何时，后来之事，思之胆寒，方备乱之不遑，而何有于政治？故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惟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孟子言定战国之乱，曰‘定于一’，予言定中国之乱，亦曰‘定于一’，彼所谓一者，列国倂为一统，予所谓一者，元首有一定之人也。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馀地，国本既立，人心乃安，拨乱之后，始言政治，然后立宪乃可得言也。世必有疑改为君主之后，未必遂成立宪者，予以为不改君主则已，一改君主，势必迫成立宪。共和之世，人人尽怀苟安，知立宪亦不能免将来之大乱，故亦放任而不为谋，改为君主之后，全国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宪之声，必将群起。在上者亦知所处地位，不与共和元首相同，且其君位非由帝制递禅而来，乃由共和变易而成者，非将宪政实行，无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亦不能不应人民之要求也，且既以君主为国本，举国上下，必思妥定国本之法，则除立宪又无他术，在上者为子孙万年之计，必图措之至安，若用人行政，犹恃独裁，斯皇室易为怨府，其道至危，欲求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之计，皆必以宪政为归。故自此面言之，非君主不能发生宪政，自彼面言之，又非宪政不能维持君主也。若谓立宪之制，君主不负责任，必非开创君主所能甘，是则终无立宪之望，不知凡为英主，必其眼光至远，魄力至大，自知以专制之主而树功德于民，无论若何丰功伟烈，终有人亡政息之一日，不如确立宪政，使人存政举者，人亡而政亦举，所造于国家较大也。威廉第一、明治天皇，乃德日二国之开创英主也，二国今日之富强，人人知为二君之赐，然二君之大有功于国家，为世界之圣君者，并非因其谋富谋强，乃因其能立宪也。以二君之英特，即不立宪，亦未必不可称雄于一时，然欲其身后之德意志、日本，仍能强盛如故，此则决不可得之数矣。故二君之功，非人存政举之功，乃人亡而政亦举之功。二国之富强，乃其立宪自然之结果，若仅以富强为二君之功，是犹论其细而遗其大，论其末而遗其本也。夫以专制行专制，责以病国，以专制行立宪，乃以利国，所谓事半而功倍者也。德日二君，其初亦专制君主也,不负责任，亦非所甘也，乃彼即以创立宪政为其责任，挟专制之权以推行宪政，故其宪政之确立甚速，其国家之进步至猛，非仅其高识毅力，以必成立宪为归，且亦善利用其专制权力，有以迫促宪政之速成也。故以专制之权，成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之极好机会。中国数千年来，国体皆为专制，以至积弱至此，设于此时有英主出，确立宪政，以与世界各国争衡，实空前绝后之大事业，中国之威廉第一、明治天皇也。予不云乎，难莫难于立宪之初，易莫易于立宪之后，创宪政者，如以人力扛火车，使入于轨道，其事至难，守宪政者，如以机器驱火车，使行于轨道，其事较易，故非盖世英主，不能手创宪政，各国君主，不知凡几，而威廉第一、明治天皇二人独传，可见守宪政之君主易得，创宪政之君主难得也。然即有雄才，而非处于君主之地位，亦不足以望此，故曰欲求宪政，先求君主者此也。

　　客曰：“子言备矣，能简括其意以相示乎？”虎公曰：“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之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皆在此矣。”

中

　　客曰：“子言以君主立宪救国，其理诚韪矣，然今日中国改易君主，与仍旧共和，两相比较，实有事实利害问题，并有与此关连之诸问题，为子言所未及，愿一一贡其所疑，以求解释可乎？”虎公曰：“可，愿闻其详。”

　　客曰：“子言中国将来必有竞争大总统之战乱，在何时乎？”虎公曰：“今中国四万万人赖以生存托命者，惟大总统一人，各国所倚以维持东亚和平及其均势之局者，亦惟大总统一人，以一人系一国之安危及各邦之动静者，无如此时，则国家命运至极危险，亦无如此时。以四万万人之福，得大总统寿考康宁，则其在位一日，中国必可苟安一日，此可断言者也，假使大总统身有不豫，一二旬不能视事，斯时海内震动，乱象已成，金融恐慌，商贾停市，各地人民，纷纷逃窜，各方军队，纷纷动摇，各国兵舰，布满海口，欧美报纸，一日数电，举国戒严，风云满天下矣，其所以致此纷扰者，则以焦一定嗣位之人故也。”

　　客曰：“现在约法所定，金匮所藏，将来于候补三人中选举其一，元首一定，乱机或可稍泯乎？”虎公曰：“未也，今之中国人，除大总统外，若尚有一人焉信望隆于全国，势力布于全国，则海内人人皆知他日继任之大总统，必此人也。即此一人，已足以维系人心，不至于乱，一至彼时，一次投票，国已大定矣，无论约法定为何种选举，结果皆同，自由选举，亦属此人，而他人无望也，限制三人之选举，亦属此人，而作陪之二人无望也。约法所定，金匮所藏，议会所举，皆其形式耳。今惟无此完全之人，故成一至窘之难题。约法所定办法，亦此窘题所变生之文字耳，然试一询立法者之意，何不定为自由投票而定为限制投票？答者必曰：‘本无一定适当化人，则几于人人可举，不以稍优者数人限制之，恐其举一非宜之人，以害国家故也。’又试一询之，既限制矣，乃又并举三人，若云稍存选举者自由，使有择别之馀地乎？然既限制，已夺其自由矣，何为不限制一人而限制三人也？答者必又曰：‘本无一资格最高之人，不得已于资格稍次者择三人焉，以勉充其选，三人者，资格又略相等，无从舍二而取一也。’立法者之理由，虽有千言万语，总之实际理由仅有一焉，曰‘无惟一适当之人’是也，因无一人，故拟三人，名为三人，实无一人。夫人之资格势力，果能统一全国为继任之大总统否，此事实问题，非法律所能解决者也，国中果有此人与否，尤为事实问题，非法律所能解决者也。今中国无适当之继任大总统，乃事实上无可解决之问题，而欲以法律之空文，勉强解决之，如何而能有效也？将来此约法能否实行，及勉强实行时，其与彼时事实，如何抵触窒碍之处，非予所能预知，所能预知者，但决其无效而已矣。”

　　客曰：“然则彼时乱象，究竟如何？中国前途，又将如何？子能预测乎？”虎公曰：“乱世以兵为先，无论何种德望学识，一至彼时，均不足为资格，惟有兵权乃为资格，然使兵力仅足迫压议会之文士，而无统一全国军事之势力，则虽被选，仍无效也。诸将资格等夷，彼此不能相下，军人游士，又从而挑拨推排，以求他日之富贵，终必兵戎相见，与角逐于中原，加以海外革党乘之，依附清皇室之宗社一派亦乘之，凡有可以利用之资格者，无不有人拥戴，以为竞争之具，其为谁何，予不欲明指姓氏也，屈指默计，必在十派以上。有非得大总统不可者，有己身不可必得，然决不愿居谯某之下者，此联彼抗，纷扰复杂，海内鼎沸，不可终日。有野心之外国，乃乘此时，纵横于各派之间，挑拨拥戴，以助其乱，于是愈益扰攘，不可收拾。各国又皆带甲戒严，不肯让一国之独占，因此远东问题，亦有破坏各国和平之价值，其时中国之一片土，仅为中国人之战场乎？抑为外国人之战场乎？此不可知者也。其变乱状况，或有不可思议，万非今日所能料及者亦不可知，然其结果，不外二端，一曰各国瓜分，一曰各国代平内乱。瓜分固为亡国，不待言也，即代平内乱，亦为亡国，何也？他国代平内乱之后，必择一可为朝鲜李王之人，以为中国君主，其人为前清皇帝乎？前清皇族中之一乎？海外革命党之魁乎？皆不可知，然皆不过傀儡，所有内政权外交权、财权兵权， 一概掌于外人之手，所有路矿实业诸政，亦尽属于他人，国家亦已亡矣！其所以必择一可为朝鲜李王者，不仅他国取其便利于己，且非有心慕李王之人，与人预约，将举国权利，概以授诸外人，因以得外国之助力，先已无自取得君主之资格也，其办法必以与人联邦，外交全归人办，一以他国之名义行之，国际上已无中华国之名称，以国家实际言之，则已全亡，以国家名义言之，已亡一半，亡其对外者，而存其对内者，以欺我愚昩之国民，此其第一步也。第二步，必令此甘为李王者，于取得君位之后，全仿朝鲜办法，与人立一合邦条约，将中国倂入他国内，并此君主而亦废之，此人迁居他国，仍可授以爵位虚衔，彼时即令其人反抗，亦不能也，而况本欲牺牲一国以利一身者乎！至此则中国之名称，即对于国中，亦已完全消灭，于是乃为断送干净，此其第二步也。其所以改共和为君主者，取其自即位之始，以至亡国之终，可以一人始终办理，不必更易他人，其为亡国之机械，最为简单便利，决不采共和制度以滋纷议也。此时本国人民对于国家之存亡，以及共和君主问题，并无发言之馀地，一听客之所为，而向来号称共和主义者，全反论调，谓非君主不可，盖自辛亥以来，革命党之主共和，不过为扑满地步，此后则视何者可攫权利，即主张之，共和、君主，救国、亡国，皆无不可，本无所谓主义也。世之书生，犹以为彼辈迷信共和，确有主义，真可谓大愚不灵者矣！故中国之共和，无论如何，终必废弃，我不自改，人必为我改之。不过由我自改，即我之所以自救，由人代改，即人之所以亡我，今人民对于国家颇有任其自生自灭之态，则亦惟预备瓜分后，或李王卖国后，为他国之奴隶而已矣。”

　　客曰：“此言闻之，令人骇痛。子之欲改为君主者，亦欲避此时之乱，然大总统继任之时，有此变乱，君主继位之时，独无此变乱乎？”虎公曰：“是不可以相此也。彼时未必遂无谋乱之徒，然与共和之乱大异。盖共和改选之时，国中本无定主，有野心者固乘机生心，即爱国之士，亦苦于无可推持，莫知所措。好乱者固倡乱，即不好乱者，亦不得不附乱，不附乱即无所附，此乱象之所以大也。若改为君主，则当有当然嗣位之人，其维系人心，不俟其即位之日，一旦有变，爱国者孰不知此时为国家危险之时，则所倂力以图之者，惟有拥嗣主以安然即位之一策耳。大总统之名义有竞争，君主之名义无竞争，竞争大总统，不为罪恶，竞争君主，乃为大逆，谁敢尝试此者，此即定于一之效也。共和改选之时，群起而争大总统，所以全体皆乱，君主嗣位之时，决无群起而争君主之怪事，故亦即无全体皆乱之怪事，即有乱者，不过反对君主之一部分人耳，故继任大总统敌多而嗣位之君主敌少，此其不同者一也。反对君主者，如醉心共和之人，或利用共和名义以作乱之人，此种人岂必嗣主即位时始有之，即初改君主，必已有之，又岂必改君主时始有之，即今日为共和时代固已有之。一旦国体变更，共和之旗帜必起，嗣主即位之初，彼辈必以为最良机会，此不待言者，然彼方之反抗力增加，此方之抵御力亦必增加，开国诸臣，其于皇室皆有利害共同之势，其精神奋发团结，必较今日有加，嗣主即位之初，功臣旧人，分掌内外，势力遍于朝野，其力足以拥卫旧主者，岂不足以拥卫嗣主？小有变乱，不足平也！故继任之大总统敌多而助少，继位之君主敌少而助多，此其不同者二也。若虑元勋旧臣不能屈事嗣主，此亦必无之事。大总统之所以有竞争者，固无一人资格势力高出全国之上，彼此皆有比较资格比较势力之心，故争端因之而起，若嗣位之君，无须别有所谓资格势力，即此血纯关系，已无自发生他人比较之心，当时将相，资格虽高，不能屈于他人者，独可己于嗣主，旧时恩德，既起其感激报称之忱，己身勋名，复增其利害共同之念，则群以事旧主者事嗣主而已矣。此有一事可以例之，前清左宗棠之平定回疆也，恃刘松山为大将，独统一军，刘松山没，继统无人，用其偏裨，则其馀不肯相下，分为数军，则兵力必薄，刘锦棠为其犹子，一无战绩之少年也，左宗棠拔之继统其军，一军皆服，未必其聪明才力遂出于诸将之上也，其天然资格，无人与之比较耳。故继任之大总统，以有比较而起竞争，继位之君，以无比较而免竞争，比较不生，自然归一，此其不同者三也。第一次之守成，无过于确立宪政，首开创者有然，半开创者亦然，而创立宪政之难，莫如最初，行之渐久，事亦渐易。嗣主即位之初，如宪政即已确立也，则其功名事业，只得求之宪政外，如战胜敌国之类是也，如尚未确立也，则开创者行其最难，守成者行其次难，循其旧规，使之确定，亦为不世出之贤主矣。世界潮流，日趋于新，断无由新反旧之理，即国中舆论之向背，终必操诸新人，开创之主，即以宪政收拾天下之人心，有嗣主之资格者，但令其平日之言论丰采，注意维新，则海内人民，群已动色相慰，以为他日君临天下，必能使否吾侪始终为立宪国之国民，即此已足维系人心，巩固国本，一旦嗣位，薄海人士，一则追念旧恩，藉谋酬报，一则欢迎新泽，群起讴歌，天下所归，尚何变乱之足虑乎！故继任大总统，仍须以专制弭永久之乱，此其不同者四也。有此四者，故君主嗣位之时，决无如大总统继任时之变乱也。”

下

　　客曰：“子言以君主立宪救国，于君主之利害既详言之矣，至言立宪，则应研究之问题亦甚多。自前清末年以至叱民国，国中未尝不行宪政，而弊端百出，为世诟病者，其何故欤？”虎公曰：“前清立宪之权，操于清室，然清室之所谓立宪，非立宪也，不过悬立宪之虚名，以召革命之实祸而已。前清光绪季年，皇室危机已著，排满革命之言充满全国，及立宪党崛起，发挥主义，实际进行，适大总统方掌军机，知清室自救之方，无过于立宪者，即以此为其最大方针，隐然为全国立宪党之魁，挟毅力以实行，虽仅有造端，而海内已思望致治。最初立宪党之势力，远不及革命党，及立宪有望，人心遂复思慕和平，冀此事之成立，革命党之势力，因此一落千丈。使清室真能立宪，则辛亥革命之事，可以断其必无，盖立宪则皇族政治无自发生。乃天祸中国，大总统之计画未行，而朝局以变，漳滨归隐之后，立宪党失主持之中坚，而与宪政极端反对之皇族政治以生，一面悬立宪之假名，为消极之对付，一面与皇族以实柄，为积消极之进行，二者皆所以创造革命也。皇族怙权弄法，贿赂公行，凡其所行，无一不与宪政相反，人民请开国会无望也，人民请废皇族无效也，立宪党政策不行，失信用于全国，于是革命党代之而起，滔滔进行，所至无阻，当时识者，早已知之，立宪党由盛而衰，革命党由衰而盛，即清皇室存亡之所由分也。果也武昌一呼，全国响应，军队为其主力，而各省谘议局议员和之，议员中以立宪党为多，至此亦不能不赞成革命矣。清室直至此时始去皇族内阁，颁布十九信条，亦既晚矣，不可及矣。故终清之世，并未成立宪法，更无宪政利弊可言，仅设资政院、谘议局等，以为之基。然以皇族所为，无异命之为革命机关，西儒有言：‘假立宪必成真革命’，清室乃欲以假立宪欺民，焉得而不颠仆，大总统当时奏对，即言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果哉此言，不求其中而竟中也。至今顽固之徒，或曾附和皇族之徒，有谓前清之亡，亡于立宪者，是欲以皇族之罪，加于立宪党，立宪党不任受也。故谓皇族不愿立宪，致酿革命之祸则可耳，谓立宪不利皇族，致酿革命之祸，则其何自而通？故予谓清室所谓立宪，非立宪也，不过悬立宪之虚名，召革命之实祸而已。”

　　客曰：“清室之事则然矣。民国元二年中，有约法，有内阁，有议会，似亦实行宪政，然国会之力万能，政府动皆违法，叫嚣纷扰，举国骚然，此种宪政，设令长存，国家亦岂有示不亡之理？今子犹谈宪政，国人已觉闻此名词而生戒惧，是亦不可已乎？”虎公曰：“民国立宪之权，操于民党，民党之所立宪，亦非立宪也，不过藉立宪之手法，达革命之目的而已。予于民国元二年中，每遇革命党人，与之论政，亦多谓非用专制不能统一者，是明知中国程度决不能行极端之民权，乃所议约法，辄与相反，是明知之而故违之也，果何故欤？且即以初次约法而论，其施行于南京政府时代者，尚在情理之中，因参议院将移北方，乃临时加入内阁制及种种限制政府条文，及至后来，国会即据此以束缚政府之一切行动，又何故欤？岂真心醉共和，欲行程度极高之宪政乎？非也！不过欲以此削减政府之权力，使之不能统一全国，以为彼等革命之预备耳。合前后而观之，自南京政府取消之日起，以至湖口起事之日止，一切行为，皆此目的耳。不知者谓此为彼等立宪之宗旨，其知者谓此为彼等革命之手法，人幷未欲立宪而但欲革命，而我乃以立宪诬之，并以此诬宪政，不亦冤乎？若云里面虽为革命手法，表面仍为立宪宗旨，究竟不能不谓为立宪，且不能不谓立宪之足以酿乱，不知此又非立宪之咎，而共和之咎也。设非共和，何能借口民权，定成此种约法，又何能以一国约法，全由民党任意成立，更能即借约法以预备革命，为竞争大总统之地乎？议者不咎根本之共和，而咎枝叶之宪政，是不知本之论也。予尝谓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可，由此而谈，尚何宪法约法之足言乎？议初次约法者，亦非不知此义，不过知之而故为之耳。故予谓民党所谓立宪，亦非立宪也，不过藉立宪之手法，达革命之目的而已，其功用与清室之立宪正同，所异者，清室为他人预备革自己之命，民党为自己预备革他人之命而已。”

　　客曰：“然则子所谓立宪，不与前清民国同？”虎公曰：“然。予以为他日之君主立宪，有二要义焉：一曰正当，所以矫民国之弊也；二曰诚实，所以矫前清之弊也。”

　　客曰：“所谓正当者何也？”虎公曰：“民国初次约法，即使民党非为革命预备，而以理想定此，亦不可以实行，故将来改为君主，所宜取法者，惟世界各君主国耳。以世界君主国宪政派别而论，可以为代表者有三：一曰英国、二曰普鲁士国、三曰日本国。英国为世界立宪之母国，宪政基础，立之将近千年，人民程度至高，世界无与为比，国会成立，其年至远，无论何等重大事件，旨随时由国会以普通法律定之，故至今无特别宪法，且有并无法律而以习惯行之者，故学者谓英之宪法为不成文宪法。国会权力，几于万能，君主特一虚名之代表，名为君主，实则共和，以虚君共和之名施之，实为至安，国为君主，而宪法全由国会议成，此世界所无者也。至于普鲁士。则因人民革命以求立宪，君主乃召集议会，提出宪法草案，使议决之，故其宪法之成，成于君主与国会，民权远不及英矣。至于日本，则为钦订宪法，未经国会承认，据宪法以开国会，民权更不及普矣。以中国程度而论，决不能取法英国，非仅我国为然，世界君主国，未有敢较英者也。我国改为君主以后，其宪法宜取法普日之间。日本君主二千馀年，一姓相承，故称万世一系，皇室历史，甲于全球，且其立宪之成，半由于人民之要求，半由于皇室之远识，故能以钦订宪法行之，此非他国君主所能仿效者。中国承革命共和之后，民智大开，过于当时之日本，而君主之资格又不及其久远，若用钦订之法，未必能餍人民心，故亦采普鲁士之法，略变通之，由君主提出，由议会承认议决，成立宪法之手续，以至此为适宜。至于宪法之内容，如紧急命令权、非常财政处分权之类，则可采法日本而补之，君主既有大权，又无蔑视民权之弊，施之今日中国，实为至宜。故予欲舍英国而取普日之间，盖以此为最正当也。”

　　客曰：“将来宪法之内容，可以预议乎？”虎公曰：“具详未可骤论，普、日宪法具在，亦更无容缕述。一言以蔽之，不仅非民国初次约法，且非前清十九信条而已。夫人民权利国会权限等普通条件，为各国所同有，当然载入中国宪法者，皆不必论，惟略取其当论者论之。以民国初次约法而论，参议院之权甚重，而大总统之权甚轻，内阁更无论矣，大总统除接外国大使并颁给勋章荣典外，几无事不须参议院之同意，如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制定官制官规之类是也，最奇者，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亦须同意，此虽法美及英，皆所不及，断非将来君主宪法所能采用者也。以前清十九信条而论，宜非共和约法之比矣，然清室当可用立宪以弭革命之时，则吝不肯与，及革命既起，又急无所择，将不必与及不可与之权利而幷与之，如宪法起草由资政院，宪法改正属于国会，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海陆军之对内使用应依国会议决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国际条约经国会议决追认，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之类皆是也，其程度殆以追及英国，且又过之。此本为资政院所要求，不过彼时国民革命心理之表证，凡此等类，皆未能行于今日之中国，亦非将来君主宪法所能采用者也。民国初次约法及前清十九信条，其内容既多不能采用，则采用者，乃普鲁士、日本两宪法，合参而酌取之，以求合于我国程度，而成立宪法之手续，则取法普鲁士而略变通之，以求合于我国时势。盖宪政但能实行，即程度稍低，亦可为富强之国，普、日即以此种宪法而强，是其明证，无取乎高谈法理也。中国能如普、日，亦已足矣，此予之所谓正当也。”

　　客曰：“子所谓正当，既闻之矣，所谓诚实者何也？”虎公曰：“治国所最忌者，莫如欺民。人民分之则愚，合之则智，不可以欺者也。前清不肯以权利与民，而又不敢不言立宪，故以假立宪欺之，遂遭革命之祸，前车之鉴，最为显然。盖中国此时人民程度本不甚高，与之适宜之权利，并不致遂嫌甚少，惟行之以欺，则必失败。他日君主立宪，人民之权利，国会之权限，所得几何，非今日所能预定，然有一至要之言，曰宁可与少，不可欺民。盖人民他日若嫌权利之少，不过进而要求加多，政府察其程度果进，不妨稍增与之，免成反抗之祸，若以为尚未可与，则亦必以正当理由宣告国中，苟能诚心为国家计，断无不为人民所谅者。故少与权利，尚不足为祸害，若夫视作具文，并无实行之意，则人民以为欺己，即怨毒所由生。无论以何种敷衍之手法及强大之压力济之，终必溃裂，故诚实为立宪最要之义。诚实之法，亦甚简平，即此议决法律、议决预算，乃国会必有之权，既令其议决矣，若又行政自行政，法律自法律，财政预算自预算，彼此不顾，两不相关，此万万不可者也。若因所议法律、预算，本多理想，难于实行，则莫如说明窒碍之理由，令其覆议，甚至解散议会，再召集而议决之，皆无不可，若视为无关事实，任其议多议少，是则有蔑视议会之心，断不可也。若曰各国本有实行法律预算之道，中国本无实行法律预算之道，则万万无此情理，各国立宪之初，亦不知经几何波折而后终竟实行，故能行与否，视有诚心实力贯之否耳。法律预算，其一端也，政府命令，亦其一端也，此外各事，大皆类此，总求议会所决，政府所颁，有一字即有一字之效力，乃为宪法实行，然此事言之甚易，行之甚难，故予谓难莫难于立宪之初，即指此类而言，然欲树宪政，终非经过此途，不能到达。若畏苦而中阻，必致革命之祸。人民虽愚，终不可欺，故曰宁可与少，不可欺民，此予之所谓诚实者也。”

　　客曰：“正当则安国，诚实则民信，前清与民国之弊，皆可扫除矣。以此而行君主立宪，中国之福也。予虽愚蒙，敢不从教。”于是虎公之言既竟，客乃欣然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