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运动之前途
| 和平运动之前途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元旦广播演讲辞 汪精卫 中华民国29年（1940年）1月1日 1940年1月1日 |
|
二十九年这一年，无疑的是和平运动由开始而到达于成功。前几日我在《艳电书后》中已经有所说明了，如今再说几句话、加以引申，作为二十九年献岁发新的颂辞。
或者有人会问我道：“和平运动的意义，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我们的实力如何呢？如果我们没有实力，如何能担负和平运动呢？”这种问法，我是很高兴解答的。因为“不量力”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我们最应该时时刻刻提心吊胆，不可忘却“量力”两个字，方才能够立国于东亚、立国于世界。
我对于所谓实力，想分析为两部份：第一是军事力量、第二是经济力量。如今先说军事力量。
如果说我们的军事力量，够不上做和平运动，那么够得上抗战吗？这真所谓不值一驳的。在芦沟桥事变以前，我们如果知道量力，则应该诚意的、努力的调整中日关系，并且把军事方针确定于防共这一点，那么我们的军事力量可以保存，而且可以发达；即在芦沟桥事变以后，我们如果知道量力，在德国出来斡旋的时候，诚意的、努力的谋和平之实现，那么军事力量还不至过于消耗；即在“近卫声明”以后，我们如果知道量力，诚意的、努力的以谋实现全面的和，那么军事力量虽然消耗，也还可以想法子来恢复。可是一误再误，以至于今，连所谓全面的和也在不可知之数了。军事力量这样的消耗下去，只怕恢复无期了。
然而没有军事力量就不能做和平运动，也未必然的。普法之战，法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被普国击破，为什么法国还能恢复和平？上次欧洲大战，德国的军事力量在停战时候，几乎可以说是全被缴械。为什么德国还能恢复和平？天下祇有相类的事，没有相同的事。我不是以法、德例中国，我也不想中国蹈法、德循环报复的覆辙。但是我想说明，一个国家在军事力量不幸而被击破之后，这个国家还有一种力量可以存在。这一种力量是什么？是民族意识。普法之战，法国军事力量被击破了，然而民族意识仍然存在。所以于割地赔款之后，仍能保有法国；上次欧洲大战，德国军事力量被击破了，然而民族意识仍然存在，所以于割地赔款之外，再加以种种不平等的束缚，仍能保有德国。
至于中国民族意识的存在已经数千多年，尤其数十年来特别发达。不但我们自己知道，便是日本也知道的。不过我们对于民族意识的力量要估计清楚，我们不可妄自菲薄，以立国才二十多年的捷克斯洛戛为比；我们尤不可妄自期许，以为只凭民族意识便能得到最后胜利。我们要于估计清楚民族意识的力量之后，随时随地而善用之，用之于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用之于分担东亚永久和平的责任。这是我们所能做的，也是我们所应做的。
我们必须明了所谓军事力量是什么，除了专门的军事学识和技能之外，一切物质都是取给于人民的，一切精神也都是由民族意识而来的。即所谓专门的军事学识和技能，也莫非是由人民培养而成，决不是如小说书所谓，一位金甲神从天下降。所以军事力量不能包括民族意识，而民族意识却可以包括军事力量。
可怜的中国人，几十年来，前误于军阀、后误于个人独裁，把军事力量看得如同从天下降的金甲神一样。于是，开口实力、闭口实力，把实力与军事力量看成一物。从前以为没有军事力量不能抗战，如今以为没有军事力量不能讲和，这不是把军事力量看得太重，却是把民族意识的力量看得太轻了。自然，我们将来还是要建军，还是要巩固国防，还是要绥靖地方、保卫人民，我们并没有一刻忘记军事力量。不过我们却要说明，决不是有了军事力量才可以做和平运动！
如今再说经济力量。
说到经济力量，日本是先进国家，最近已骎骎然进于重工业发达的阶段。中国是经济落后国家，重工业还没有萌芽；轻工业刚刚开始，还在幼稚时代便遭著摧残了；甚至号为以农立国，而粮食一项，无论米、麦，都不能自给自足。因此有许多人对于中日经济提携抱著绝对的悲观，以为两个幼稚国家可以说提携、两个强盛国家也可以说提携，一个幼稚国家和一个强盛国家却如何可以说提携呢？这不是狼与羊提携一样吗？这种论调，在战前已经普遍，在战后尤其深刻。以为中国已经是一个落后国家了，如今再加上一个战败国家，所谓经济提携还堪问吗？无论如何，都是合作其名、独占其实，这是势所必至、无可逃避的。
这种绝对的悲观论调，浸淫起来，便成了以下的判断：中国和欧美讲提携还可，和日本讲提携则绝对不可。因为欧美离中国远，来的人不多，来的货色也不多，所以中国人还可以在欧美指缝里过生活；日本离中国近，来的人多，来的货色各样齐全、精粗美恶应有尽有，所以中国人休想望日本在手下留情。除了做苦力外，只有做叫化的了。
总而言之，中国和欧美讲提携，欧美人嚼牛肉排，中国人还可以吃咸菜饭；中国和日本讲提携，日本人吃“沙斯美”，中国人连汤也没得喝了。由于这种判断，便只能有以下的两个希望：其一、日本火山爆发了；其二、欧美合起伙来将日本打倒。但这两个希望，不是等于望天打卦吗？根本就不会成立的。
至于枝节呢？几十年来，中国往往发生抵制日货的事情，这固然由于政治的理由，然而在经济的理由看来，却成了一种变相的保护政策。因为一方面正正堂堂的以政治的理由来抵制日货，一方面却正好偸偸摸摸的以经济的理由来提倡国货。于是，许多国货在抵制日货的环境之下便应时而兴了，但这是好办法吗？恐怕无论何人，都不会承认为好办法的。十年以前，我曾经在香港一间客栈里住过，和茶房谈谈天。我问他道：“近来生意好吗？”他叹口气道：“嗳！广东没有乱，这里生意怎样好呢？”我听了，真是哭笑不得。靠抵制日货来提倡国货，可不是和这种见识一样？不用说根本，连枝节也不应该这样的啊！
然则中日经济提携，真个的是这样绝对的悲观吗？如果是的，和平运动自然无从做起，但是我的看法却不是如此绝对的悲观。我以为日本对于中国，本来有两条路：
一条在军事上谋征服、在经洲上谋独占。那么，那是以中国为殖民地。第一期、榨取原料、销售商品，同时并行；第二期、中国人的购买力尽了、无所谓销售商品了，就只有于榨取原料之外更榨取其劳力，使中国人以苦力始、以叫化终了。这条路行得通吗？行不通的。强行起来，必然遇条中国民族意识之激烈反抗。民族意识不是枪炮所能击破的，其结果必致徒劳而无功。所以这一条路，是断断乎行不通的。
另一条路呢，便是“近卫声明”所谓“按照平等互惠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了。这条路行得通吗？行得通的。上头说过，中国号为以农立国，而粮食一项，无论米、麦，都不能自给自足。这不是中国地利之咎，而是人工之咎。如果以人工发达地利，使之科学化、现代化，则中国的农业不但能充分的自给自足，并且能充分的供给日本之所需求，如棉花、如羊毛皆是。这些在农业知识上已有定论，用不着多说。至于轻工业呢，中国在战后必须从事于恢复，这是不待言的。那么会和日本的销售商品发生冲突不会呢？普通看来，似乎必然冲突。不是日本商品布满了中国市场，使中国的工业制造品无从销售，因之工业无从发达；便是中国的工业制造品，将日本商品从中国市场驱逐出去。方才所说绝对的悲观论，即是从此出发的。
但是中日两国，难道不能适用有无相通、长短相补的原则吗？难道不能分别部门，以各显所长吗？难道不能于同一部门之中，分别精制品、粗制品，以各尽所能吗？难道不能于同一部门、同一质量之中，更从事于数量的分配，以使之各如其量吗？那见得就这样绝对的悲观呢？中国的民族资本本来有限，以有限的资本来经营各种工业，势必至因分散而薄弱，对外不能竞争。而且资本愈少，则归本及赢利之心愈急，内部因此亦时时发生破裂。这实在是几十年来中国工业不振之最大原因。如果认定几个部门，集中力量从事经营，对外既不至因重复而惹起冲突，而内部亦不致左支右绌，使事业中途停顿。
有许多人恐惧日本货品的廉价，以为必然独占市场。殊不知中国若能用避免重复的办法，对于自己所经营的部门，专心致力；则对于所放任的部门，正可利用日本货品的廉价，减轻买价的负担而增加购买力、增加消费力。这岂不是较好的辨法吗？不特此也，即使同一部门，也可从质量上、数量上想出平均发展的办法的。举一个例来说，二十六年的上半年，日本在中国所办的纱厂以及中国自办的纱厂都获厚利，其原因在什么？在于二十五年之丰收。中国农民得到丰收，过年的时候替自己或替子女多买一块布，各纱厂就觉得销路大畅了。
说起来真伤心，中国号为以农立国、号为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农民，但是农民所过的生活是人的生活么？不用说别的，衣不蔽体的现象，郷村间触目皆是。自然在上海跳舞场的人们是不会看见的。可知道陕、甘一带有些十七、八岁的姑娘们，因为衣不蔽体，见了人就躱在土坑内啊！如果政治能修明、共匪能肃清、一切不必要的政费军费能减少，则政府可以拿出大批的钱来，从事于农业之改良发达与轻工业之恢复。那么，一般农民收入自然增加了，购买力自然也因之增加了。照现时的纱厂再添十倍，乃至数十倍，也不怕没有销路，那里见得便冲突呢？“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一偏之见。均不均是分配问题、寡不寡是生产问题，生产则欲其多、分配则欲其均，才是正理。中国今日可谓寡到极处了，提高人民的生产力，即是提高人民的购买力、即是提高人民的消费力，商品不愁不畅销、市场不愁不推广的。绝对的悲观论者，请放心罢。
以上所说，农业、轻工业是如此，重工业在发达程序上自然较后。但是中国如果要兴办重工业如钢铁厂等等，则欢迎投资、欢迎技术人才是必要的，因之经济提携也是必要的。所以绝对的悲观论者，以为经济上若没有同等的力量则不能提携，这话是没有根据的。此于和平运动关系极大，明白了经济提携之可能性与必要性，便可明白和平运动之可能性与必要性了。
以上所说是“量力”，不是“不量力”。我们不但应该担任和平运动，我们并且能够担任和平运动，以努力于具体的和平条件之获得，并努力于实现。
末了，还有几句话。日本舆论，大体上都盼望中国能有爱国者出来担任和平运动，这是重视中国民族意识之表示，我们十分感谢。但是还有一小部份责备中国，不应只知爱国，应知兴亚尤大于建国。我想答复道，日本人如不爱日本，能爱东亚么？然则中国人如不爱中国，又安能爱东亚？至于中国人呢，应该记著孟子所说，不要“自暴自弃”；尤应该记著韩文公所说，不要成为一个“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的人。那么，于创钜痛深之后同心协力，必能将建国、兴亚两重责任，担负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