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卷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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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馆杂录下
编辑长安三年，张易之、昌宗欲作乱，将图皇太子，遂谮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昌宗奏言，可用凤阁舍人张说为证。说初不许，遂赂以高官。说被逼迫，乃伪许之。昌宗乃奏元忠与太平公主所宠司礼丞高戬交通密谋，构造飞语曰︰“主上老矣，吾属当挟皇太子，可谓耐久。”时则天春秋高，恶闻其语。凤阁侍郎宋璟恐说阿意，乃谓曰︰“大丈夫当守死善道。”殿中侍御史张廷珪又谓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起居郎刘知几又谓曰︰“无污青史，为子孙累。”明日，上引皇太子、相王及宰相等于殿庭，遣昌宗与元忠、高戬对于上前。上谓曰︰“具述其事。”说对曰︰“臣今日对百寮，请以实录。”因厉声言︰“魏元忠实不反，总是昌宗令臣诬枉耳。”是日，百寮震惧。上闻说此对，谓宰相曰︰“张说倾巧，翻覆小人，且总收禁，待更勘问。”异日，又召，依前对问，昌宗乃屡诱掖逼促之。说视昌宗言曰︰“乞陛下看取，天子前尚逼臣如此，况元忠实无反语，奈何欲令臣空虚加诬其罪？今大事去矣，伏愿记之，易之、昌宗必乱社稷。”天后默然，令所司且收禁。掌谏议大夫、知政事朱敬则密表奏曰︰“魏元忠素称忠正，张说又所坐无名，俱令抵罪，恐失天下之望。愿加详察。”乃贬元忠为高要尉，说流钦州。〈时人议曰︰“昌宗等包藏祸心，遂与说计议，欲拟谋害大臣。宋璟等知说巧诈，恐损良善，遂与之言，令其内省。向使说元来不许昌宗虚证元忠，必无今日之事，乃是自招其咎。赖识通变，转祸为福，不然，皇嗣殆将危矣。”〉后数年，说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至史馆，读《则天实录》，见论证对元忠事，乃谓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吴兢曰︰“刘五修实录，〈刘五即子玄也。〉论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当时说验知是吴兢书之，所以假托刘子玄。兢从容对曰︰“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令相公有怪耳。”同修史官苏、宋等见兢此对，深惊异之，乃叹曰︰“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说自后频祈请删削数字，兢曰︰“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
景龙二年四月二十日，侍中韦巨源、纪处讷、中书令杨再思、兵部侍郎宗楚客、中书侍郎萧至忠并监修国史。其后史官太子中允刘知几以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于是求罢史职，奏记于萧至忠曰︰“知几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者，何哉？静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序，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纠之于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今者，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其不可一也。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编录，唯自询采。而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县，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兰台，簿籍难见。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书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书弑也，[1]执简以往。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幽居九重，欲人不见。寻其义者，盖由杜彼颜面，防诸请谒故也。然今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齰舌。倘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不栖毫，而缙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干宝直书，见雠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其不可三也。今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曰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命难行；一国三公，适从焉在？其不可四也。窃以史置监修，[2]虽无古式，寻其名号，可得而言。夫监者，盖总领之义耳。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刊削之务也。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某帙某篇，付之此职；某纪某传，归之彼官，此铨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倘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坐变炎凉，徒延岁月。其不可五也。而时谈物议，焉得笑仆编次无闻者哉！”至忠惜其才，不许解史职。宗楚客嫉其正直，谓诸史官曰︰“此人作书如是，欲置我于何地也？”知几又著《史通》二十卷。
开元五年十月十八日，诏曰︰“王者钦若天道，率由时令，考六官之化，循五纪之法，故得灾害不生，休征洊委。夫正月东郊，祈春赏士；孟冬北陆，迎寒恤孤。参四序之运行，稽五材之动用，不协所尚，或罹于咎。自今已后，每入孟月，史官条奏应所行事，当斟酌典礼，用孚于休。宣布朝廷，使知朕意。”
至德二载六月二十三日，上谓史官于休烈曰︰“君举必书。朕有过，卿宜书之。”休烈对曰︰“臣闻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书过，臣不胜庆。”
永贞元年九月，书“河阳三城节度使元韶卒”，不载其事迹。史臣路随立议曰︰“凡功名不足以垂后，而善恶不足以为诫者，虽富贵人，第书其卒而已。陶青、刘舍、许昌、薛泽、庄青翟、赵周，皆为汉相，爵则通侯，而良史以为龌龊廉谨，备员而已，无能发明功名者，皆不立传。伯夷、庄周、墨翟、鲁连、王符、徐穉、郭泰，皆终身匹夫，或让国立节，或养德著书，或出奇排难，或守道避祸，而传与周、召、管、晏同列。故富贵者有所屈，贫贱者有所伸。孔子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然则志士之欲以光辉于后者，何待于爵位哉？富贵之人，排肩而立，卒不能自垂于后者，德不修而轻义重利故也。自古及今，可胜数乎？”
元和四年正月，减集贤写御书一十人，付史馆收管。史馆奏︰“当馆旧制，例只有楷书，无御书各额，请改正楷书。”从之。
六年四月，史官左拾遗樊绅、右拾遗韦处厚、太常博士林宝并停修撰，守本官。以考功员外郎独孤郁充史馆修撰，兼判馆事，又以兵部尚书裴垍为太子宾客。垍以疾罢相，拜兵部尚书，久未任朝谢。宰相李吉甫自淮南至，复监修国史，与垍有隙，又以垍抱病方退，不宜以《贞元实录》上进，故史官皆罢，垍亦更移散秩。
七年六月，上读《肃宗实录》，见大臣传多浮词虚美，因宣与史官，记事每要指实，不得虚饰。
八年十月，宰臣以下候对于延英殿，上以时政记问于宰臣，监修国史李吉甫对曰︰“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实录也。古者，左史记言，今起居郎是也；右史记动，今起居舍人是也。永徽中，宰臣姚璹监修国史，虑其造膝之言，或不可闻，因请随奏对而记于仗下，以授史官，今时政记是也。”上曰︰“其间或修或不修者，何也？”吉甫对曰︰“凡面奉德音，未及施行，总谓机密，固不可书以送史官。其间谋议有发自臣下者，又不可自书以付史官。及事已行者，制旨昭然，天下皆得闻知。即史官之记，不待事以授也。且臣观时政记者，姚璹修于长寿，及璹罢而事废；贾耽、齐抗修于贞元，及耽、抗罢而事废。然则关于政化者，不虚美，不隐恶，谓之良史也。”
十二年九月，诏︰“记事记言，史官是职；昭其法诫，著在旧章；举而必书，朕所深望。自今已后，每坐日，宰臣及诸司对后，如事可备劝诫，合记述者，委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令其缀录。仍准旧例，每季送史馆。”时起居舍人庾敬休上疏，请行故事，因有是诏。既而宰相以事关机密，不以告之，事竟不行。自左右史失职，于今几一百五十年，中间往往有时政记出焉。既录因宰相，事同称赞，推美让善之道行，而信史直书之义阙。然于时尚十得其四五，今则全废，君子惜之。
十四年四月，史官李翺奏︰“臣等谬得秉笔史馆，以记录为职。夫劝善惩恶，正言直笔，记圣朝功德，述忠贤事业，载奸佞丑行，以传无穷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知之。旧例皆访问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依据。今之作行状者，非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如此不唯处心不实，苟欲虚美于所受恩而已也。盖亦为文者既非游、夏、迁、雄之列，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词而弃其理。故为文则失《六经》之古风，纪事则非史迁之实录，不然则词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于理，而行状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书实，不饰虚言，则必有人，知其真伪。不然者，纵使门生故吏为之，亦不可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请作行状者，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假令传魏徵，但记其谏诤之词，自足以为正直矣。如传段秀实，但记其倒用司农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击朱泚，自足以为忠烈矣。若考功定谥，见行状之不依此者，不得受谥。依此者乃下太常，及牒史馆。太常定谥后，亦以谥议牒送史馆，则行状之言，纵未可一一皆信，与其虚加妄言、都无事实者，犹山泽高下之不同也。史氏记录，须得本末，苟凭往例，皆是虚言，则使史官何所为据？伏乞下臣所奏，使考功守行，臣等要知事实，辄敢陈论。”制可。
其年六月，史馆奏︰“当馆楷书手，准元敕，同集贤例，五考足放选。今选务集贤年数仍旧，当馆更加三年，同弘文馆例，八年放选。缘当馆一例长上，弘文馆分番上下，事理实屈，请依元敕处分。”敕旨依奏。
长庆元年正月，史馆奏︰“写国史楷书元额三十员，内十员馆司前后停减，五员吏部奏减，今只十五员见在。伏请却复吏部先减五员。”敕旨︰“宜量与三员。”
其年二月，史馆奏︰“楷书典书等授官次叙，伏请敕吏部，同集贤例比拟。”敕旨︰“宜准集贤例处分。”
其年四月，修圣政纪，中书门下奏︰“伏以尧舜之政，二《典》存焉，君臣之间，都俞之旨，罔不备载。厥后虽代有史官，多出于追书，所以其事或纪，其言盖略。太宗文皇帝躬勤庶政，朝多良臣，论思献替，动可纪录，故能远继尧舜，焕乎其文章。国朝旧制，每正衙奏事，史官载笔于玉阶之下，所有议论政事，悉得闻之。及永徽已后，仗下便退，宰臣谋议，外莫得闻。长寿二年，宰相姚璹以为‘帝王谟训，不可阙于纪述，史官疏远，无因得书。请自今已后，所论军国政要，委宰相一人撰录，号为时政纪’。此事久废，史官不得复闻，唯写诰词，记除授而已。臣等常窃愤悱，大惧皇猷未有以光扬于天下。伏望天恩，许臣等每坐日，所有谋议事关政事者，便日撰录，号为圣政纪。书纪缄封，至岁末，则付史官，永为常式。庶得睿谋所载，如日月高悬；圣政惟新，与天地广运。臣等不胜大愿。”从之。
大和五年，中书侍郎、监修国史路随奏曰︰“臣昨面奉圣旨，以《顺宗实录》颇非详实，委臣等重加刊正，毕日闻奏。伏以史册之作，劝诫所存，事有当书，理宜归实。匹夫美恶，尚不可诬，人君得失，无容虚载。况贞观已来累朝实录，有经重撰，不敢固辞。缘此书成于韩愈，今史官李汉、蒋系，皆愈之子婿，若遣参校，或致私嫌。臣既职编修，盍命详正，及经奏请，事遂施行。今庶寮竞言，表章交奏，既迫群议，辄冒上闻。且韩愈所书，亦非出己。元和之后，已是相循。纵其密亲，岂害公理？使归本职，实谓正名。其实录伏望取旧记最错误者，宣付史馆，委之修定。”诏曰︰“其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起于谬传，殊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其他不要更修。”初，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于上前屡言不实，故令刊正也。
开成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延英对，宰臣须纪录。伏以陛下躬勤庶政，超迈百王，每对宰臣，日旰忘倦。正衙决事，二史在前；便殿坐日，全无纪录。长寿初，宰臣姚璹奏置时政纪，寝而不行。贞元中，宰臣赵憬请复故事，无何又废。恭惟圣政，必在发明。今请每至延英坐日，对宰臣往复之词，关教化政刑之事，委中书门下直日纪录，月终送史馆，所冀政猷不坠，国史有伦。昨日延英面奏，已蒙允许。”敕旨依奏。
会昌三年十月，中书门下奏︰“时政纪、起居注记、修国史体例等。伏以时政纪，长寿二年，宰臣姚璹以为‘帝王谟训，不可阙于纪述。史官疏远，无因得书。请自今已后，所论军国政要，宰臣一人撰录，号为时政纪’。厥后因循。多阙纪述。臣等商量，尔后坐日，每闻圣言，如有虑及生灵，事关兴替，可昭示百代，贻谋后昆者，及宰臣献替谋猷，有益风教，并请依国朝故事，其日知印宰相撰录，连名封印，至季末送史馆。起居注记，比者不逐季撰录，至有去官三五年后。犹未送纳者。伏以每度延英奏事后，向外传说，三事犹两事虚谬，岂有起居注记皆三数年后，采拾传闻，耳目已隔，固非实事。向后起居注记事，望每季初即送纳向前一季文书，与史馆纳讫，具状申中书门下。史馆受讫，亦申报中书门下。其起居改转，望以注记迟速为殿最。如有军国大政，传闻疑误，仍许政事堂都见宰相等，临时酌量。如事已施行，非关机密，并一一向说。所冀书存信实，免有疑误。修史体例，臣等伏见近日实录，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与宰臣及公卿言，皆须众所闻见，方合书于史策。禁中之语，向外何由得知？或得于传闻，多出邪佞，便载史笔，实累鸿猷。向后日录中如有此类，并请刊削，更不得以此记述。又宰臣及公卿论事，行与不行，须有明据。或奏议允惬，必见褒称；或所论乖僻，固有惩责。在藩镇献表者，有答诏；居要官启事者，亦合著明，并当昭然在众人耳目。或取舍在于堂案，或与夺形于诏敕，前代史书，载明奏议，无不由此。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言不彰其明听，事不显于当时，得自其家，实难取信。向后所载群臣章奏，其可否得失，须朝廷共知者，方可纪述，密疏并请不载。如此则书必可法，人皆守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伏见近日实录，事多纰缪，若详求摭实，须举旧章。”敕旨︰“宜依奏。”
大中四年四月，史馆奏︰“当馆写国史楷书、典书等，与集贤院写书人等，承前一例并校成五考，便勒赴选。自大和八年已后，被吏部条奏疏，五考满后，待受散三年。今集贤院以其劳役年深，补人不得，去年三月十三日，具事由申奏。已蒙敕下，并免三年受散讫。今当馆未蒙处分，伏请依例并勒校成五考，便许参选。”敕旨依奏。
八年七月，监修国史郑朗奏︰“当馆修撰直馆共四员，准故事，以通籍者为直馆。伏以修史重事，合选廷臣，秩序或卑，笔削不称。其直馆伏请停废，更添修撰二员。其旧直馆万年尉张范、[3]泾阳尉李节勒守本官。以户部郎中孟穆、驾部员外郎李涣并充修撰，通旧为四员，分修四季之事。”从之。
天祐元年十月十三日，前绛州曲沃县令高处鲁进史馆亡书三百六十卷，授兼监察御史，赐绯。
弘文馆
编辑武德四年正月，于门下省置修文馆。至九年三月，改为弘文馆。至其年九月，太宗初即位，大阐文教，于弘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馀万卷，于殿侧置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文义，商量政事，或至夜分方罢。令褚遂良检校馆务，号为馆主，因为故事。其后得刘祎之、范履冰，并特敕相次为馆主。贞观三年，移于纳义门西。九年，又移于门下省南，其后移仗大明宫，其馆亦在门下省南。仪凤中，以馆中多图籍，置详正学士校理之。神龙元年十月十九日，改为昭文馆，避孝敬讳故也。二年，又改为修文馆。至景龙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修文馆增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征攻文之士以充之。二十三日，敕中书令李峤、兵部尚书宗楚客并为大学士。二十五日，敕秘书监刘宪、中书侍郎崔湜、吏部侍郎岑羲、太常卿郑愔、给事中李适、中书舍人卢藏用、李乂、太子中舍刘子玄并为学士。五月五日，敕吏部侍郎薛稷、考功员外郎马怀素、户部员外郎宋之问、起居舍人武平一、国子主簿杜审言并为直学士。十月四日，兵部侍郎赵彦昭、给事中苏颋、起居郎沈佺期并为学士。景云元年，馆中学士多以罪被贬黜，宰臣遂令给事中一人权知馆事。二年三月八日，复改为昭文馆。至开元七年九月四日，依旧改为弘文馆，学生三十八人。补弘文馆崇文学生例︰皇缌麻已上亲，皇太后大功已上亲，散官一品，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尚书、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正品，供奉官三品子孙，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子，并听预简选性识聪敏者充。
贞观元年，敕︰“见在京官文武职事五品已上子，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其书法内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黄门侍郎王珪奏︰“学生学书之暇，请置博士，兼肄业焉。”敕太学助教侯孝遵授其经典，著作郎许敬宗授以《史》、《汉》。二年。王珪又奏，请为学生置讲经博士，考试经业，准式贡举，兼学书法。
开元二年正月，弘文馆学士、直学士、学生，情愿夜读书及写供奉书人、拓书人愿在内宿者，亦听之。又弘文馆令学士一人专判馆事，幷差给事中一人，差知勾当，明为簿历。其学生既在馆宿，博士及直馆，每夜各一人递直。
七年十二月三日，省弘文、崇文两馆雠校，置弘文馆校书四员，崇文馆检书两员。
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省弘文馆校书两员。
长庆二年闰十月，弘文馆奏︰“楷书、拓书、典书元额三十五员，七员先停减。今请于先减数内，量补五员，幷见在员数，并勒长写书，及功课年劳官资，请依史官例处分。”敕旨宜依。
三年二月，弘文馆奏请添修屋宇，及造书楼︰“伏以儒学之科，政化根本，苟或隳废，则人何观？伏望赐敕所司，遂急补修，庶使已成之业免坠，弘阐之义再扬。”敕旨依奏。
其年七月，弘文馆奏︰“按《六典》，当馆先有学士、直学士、详正学士、校理、直馆、雠校错误、讲经博士等。虽职事则同，名目稍异，须有定制，使可遵行。今请准集贤、史馆两司元和中停减杂名目例，其登朝五品以上充学士，六品已下充直学士，未登朝官，一切充直弘文馆，其馀幷请停减。冀得典故不烦，职业咸在。”敕旨依奏。
大中四年七月，弘文馆奏︰“当馆楷书、典书等，与集贤、史馆楷书等，承流前例，并勒校成五考赴选。自大和八年以后，被吏部条流，更加授散三年。今集贤、史馆奏，劳役年深，补召不得。已蒙敕下，免三年授散讫。今当馆请准例处分。”敕旨依奏。
六年六月，弘文馆奏︰“伏以三馆制置既同，事例宜等，比来无事，未敢申论。今缘准敕修《续会要》以来，官僚入日稍频，因缘费用，其数至多，纸笔杂物等，不敢别有申请，其厨料从前欠少。伏请准两馆流例增添，给用之闲，庶得济办。”敕旨︰“依，事毕日停。”
文学馆
编辑武德四年十月，秦王既平天下，乃锐意经籍，于宫城之西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于是以僚属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及于志宁，军谘祭酒苏世长，天策府记室薛收，[4]文学褚亮、姚思廉，太学博士陆德明、孔颖达，主簿李元道，天策仓曹李守素，记室参军虞世南，参军事蔡允恭、颜相时，著作佐郎、摄天策记室许敬宗、薛元敬，太学助教盖文达，军谘典签苏勖等，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及薛收卒，征东虞州录事参军刘孝孙入馆，令库直阎立本图其状，具题其爵里，命褚亮为文赞，号曰《十八学士写真图》。藏之书府，用彰礼贤之重也。诸学士食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阁下。每日引见，讨论文典。得入馆者，时人谓之登瀛洲。
崇文馆
编辑显庆元年三月十六日，皇太子弘请于崇贤馆置学士，幷置生徒，诏许之。始置二十员，其东宫三师、三少、宾客、詹事、左右庶子、左右卫率及崇贤馆三品学士子孙，亦宜通取。至上元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改崇贤馆为崇文馆，避章怀太子讳也。
永隆二年二月六日，皇太子亲行释奠之礼。礼毕，上表请博延耆硕英髦之士为崇文馆学士，许之。于是薛元超表荐郑祖元、邓玄挺、杨炯、崔融等并为崇文学士。至贞元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崇文馆宜令左春坊勾当。
集贤院
编辑西京在光顺门大衢之西，命妇院北，本命妇院之地，开元十一年分置，北院全取命妇院旧屋。东都在明福门外大街之西，本太平公主宅，十年三月，始移书院于此。西向开门，院内屋幷太平公主所造。兴庆宫院在和风门外横街之南，二十四年，驾在东都，张九龄遣直官魏光禄先入京造此院。华清宫院在宫北横街之西。
开元五年十一月，敕于秘书省、昭文馆，兼广召诸色能书者充，皆亲经御简。后又取前资，常选三卫散官五品已上子孙，各有年限，依资甄叙。至十九年，敕有官者为直院。
六年，乾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以秘书监马怀素、右散骑常侍褚无量充使。初，置院经始，皆无量处置。至八年正月，以散骑常侍元行冲充使，检校院内修撰官。初，无量奏︰“前闻喜县尉卢撰、前江阳县尉陆元泰、前左监门胄曹参军王择从、武陟县尉徐楚璧分库检校。”至六年已后，秘书丞殷承业、右赞善大夫魏哲、通事舍人陆元悌、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刘怀信、胡履虚、恭陵令陆绍伯、扶风县丞马利贞，并别敕收入院。
八年十月，敕︰“学士等入经三年已上，为年深。若校理精勤，纰缪多正，及不详覆，无所发明，委修书使录奏，别加褒贬。”
九年冬，幸东都，时集贤院四库书总八万一千九百九十卷︰经库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三卷，史库二万六千八百二十卷，子库二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库一万九千八百六十九卷。至二十四年，车驾还西京，敕百司行从，皆令减省，集书籍三分留一贮在库者。至天宝三载六月，四库更造，见在库书籍，经库七千七百六卷，史库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九卷，子库一万六千二百八十七卷，集库一万五千七百二十二卷。从天宝三载至十四载，四库续写书又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二卷。
十三年四月五日，因奏封禅仪注，敕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等，赐宴于集仙殿。上曰︰“今与卿等贤才，同宴于此，宜改集仙殿丽正书院为集贤院。”乃下诏曰︰“仙者捕影之流，朕所不取；贤者济治之具，当务其实。院内五品已上为学士，六品已下为直学士。”中书令张说充学士，知院事，散骑常侍徐坚为副。礼部侍郎贺知章、中书舍人陆坚并为学士，国子博士康子元为侍讲学士。考功员外郎赵东曦、监察御史咸廙业、左补阙韦述、李钊、陆元泰、吕向、拾遗毋煚、太学助教余钦、四门博士赵玄默、校书郎孙季良并直学士。太学博士侯行果、四门博士敬会直、右补阙冯骘并侍讲学士。初以张说为大学士，辞曰︰“学士本无‘大”称，中宗欲以崇宠大臣，景龙中修文馆有大学士之名，如臣，岂敢以‘大’为称？”上从之。
二十八年，敕︰“造书直及写御书一百人。”
贞元四年正月，敕减集贤写御书一十人，付史馆收管。
其年六月，集贤院准《六典》，有学士及直学士。准《集贤注记》外，有校理、待制、留院、入院、侍讲、刊校、修撰、修书及直院等，色类徒多，等秩无异。今请登朝官五品已上，准《六典》为学士，六品已下为直学士。学士中取一人最高者判院事，阙学士，即以直学士中高者充。自馀非登朝官，不问品秩，并为校理。其馀名一切勒停，仍永为常式。从之。
其年五月十一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泌奏︰“伏蒙以臣为集贤殿大学士，窃寻故事，中书令张说，中朝元老，硕德鸿儒，恳辞‘大’字，众称达礼。其后至德二载，崔圆为相，加集贤殿大学士，其后因循，遂成恒例。伏望削去‘大’字，崇文馆大学士亦准此。”敕依。
八年六月十三日，置集贤殿校书四员、正字两员，仍于秘书省见任校书正字中量减。秘书省所减官员，便据数停之。
十八年，上问神策军起置之由，相府讨求，不知所出。乃召集贤学士蒋乂问之，乂征引根源，事皆详悉。宰臣高郢、郑珣瑜曰︰“集贤有人矣。”翌日，制判集贤院事。乂，集贤院学士蒋将明之子，其父常以兵乱之后，图籍溷杂，乃白执政，请携乂入院编次。于是宰臣张镒署乂为集贤编录。
元和二年七月，集贤院奏︰“伏准《六典》，集贤院置学士及校理、修撰官，累圣崇儒，不失此制。至贞元八年，判院事官陈京始奏停校理，分校书郎四员、正字两员，为集贤殿校理正字。今诸校书郎、正字并却归秘书省。当司请依旧置校理官，庶循名实，且复开元故事。又直官请减五人，写御书请减十人。”从之。
其年闰十月，集贤殿大学士、中书侍郎、平章事武元衡奏︰“以厨料欠少，更请本钱一千贯文，收利充用。置捉钱四人，其所置，请用直官，及写御书各两员，每员捉钱二百五十贯文，为定额，即免额外置人。”敕旨︰“已配捉钱人，宜至年满准旧例处分，其阙便停，不得更补。馀依奏。”
大和五年正月，集贤殿奏︰“应校勘宣索书籍等，[5]伏请准前年三月十九日敕，权抽秘书省及春坊、弘文馆、崇文馆见任校正，作番次就院同校。其厨料请准元敕处分，事毕日停。”从之。
开成元年四月，集贤殿御书院请铸小印一面，以御书为印文。从之。
大中五年正月，校理杨收逢侍御史冯缄与三院退朝入台，收不为之却，乃追捕仆人笞之。时宰臣大学士马植论奏，始著令。三馆学士不避行台，自植始也。
崇玄馆
编辑开元二十九年正月三日，于玄元皇帝庙置崇玄博士一员，令学生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待习业成后，每年随贡举人例送至省，准明经例考试。
天宝元年五月，中书门下奏︰“两京及诸郡崇玄馆学生等，准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制，前件举人合习《道德》、《南华》、《通玄》、《冲虚》等四经。又准天宝元年二月十日制，改《庚桑子》为《洞灵真经》，准条补，崇玄学生亦合集读。伏准旧制，合通《五经》。其《洞灵真经》，人闲少本，近令诸观寻访，道士等全无习者，本既未广，业实难成。幷《通玄》、《冲虚》二经，亦恐文字不定。玄教方阐，学者宜精。其《洞灵真经》等三经，望付所司，各写十本，校定讫，付诸道采访使颁行。其贡举司及两京崇玄学，亦望各付一本。今冬，崇玄学举人，望准开元二十九年敕条考试。其《洞灵真经》，请待业成，然后准式。”从之。
二年正月十五日，改崇玄学为崇玄馆，博士为学士，助教为直学士，置大学士二员。天下诸郡崇玄学改为通道学，博士为学士。二月四日，以门下侍郎陈希烈兼崇玄馆学士。
其年二月十二日，敕两京玄元宫及道院等，并委崇玄馆学士都检校。
贞元六年十二月，给事中卢微奏︰“太清宫崇玄馆，元置楷书二十人写道经，已足，请不更补置。”敕旨依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