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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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十七 史部四十三
○目录类存目
不著撰人名氏。初，甯献王权以永乐中改封南昌，日与文士往还，所纂辑及刊刻之书甚多。嘉靖二十年，多焜求得其书目，因命教授施文明校刊行之。所载书凡一百三十七种，词曲、院本、道家、炼度、斋醮诸仪，俱附焉。前有多焜序，及启一通，后有施文明跋。多焜启中所称父王者，乃弋阳端惠王拱樻，以嘉靖初受命摄宁府事。多焜后亦袭封，谥曰恭懿，见《明史•诸王世表》。
明钱溥撰。溥有《使交录》，已著录。是编前有自序，盖其致仕归里后所作。称自选入东阁为史官，日阅中秘书凡五十馀大橱，因录其目，藏以待考。近儿子山自京授职回，又录未收书目，芟其重复，并为一集。所载书只有册数而无卷数，大抵多与《文渊阁书目》相出入。正统六年杨士奇等奏疏一篇，亦附于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此书为马愉撰，而溥别有《内阁书目》一卷。然溥序实载此书卷首，疑虞稷所记误也。
明叶盛撰。盛有《叶文庄奏议》，已著录。此其家藏书之目。中为《经》、《史》、《子》、《集》各一卷，首卷曰《制》，乃官颁各书及赐书赐敕之类。末卷曰《后录》，则其家所刊及自著书。前有成化七年自序，谓先之以《制》，尊朝廷也。叶氏书独以为《后录》，是吾一家之书也。其叙列体例，大率本之马端临《经籍考》。然如《集部》别出《举业类》，而无《诗集类》，亦略有所增损矣。盛之书凡为册者四千六百有奇，为卷者二万二千七百有奇。在储藏家称极富，故于旧书著录为多。独其不载撰人姓名，颇伤阙略。又别有《新书目》一卷附于后，中载夏言、王守仁诸人集，皆不与盛同时。盖其子孙所续入也。
明崔铣撰。铣有《读易馀言》，已著录。是书自序称，夫子删书百篇，以寓惩劝。后来选文家未有继夫子之志而法《尚书》者，乃录汉诏疏以迄明太祖檄元文，共为百篇，名曰《文苑春秋》。为《叙录》一卷，略表作者之志。自汉文以下凡十一目，今已散入《文苑春秋》，各冠本篇之首。此则其单行别本也。大抵皆仿《尚书》小序之文，欲自比于王通拟经，未免近妄。其所去取，专主明理。惟汉文稍多，馀则代各数篇，更不足尽文章之变矣。
明晁瑮撰。瑮字君石，号春陵，开州人。宋太子太傅迥之后。嘉靖辛丑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其子东吴，字叔权，嘉靖癸丑进士，选翰林院庶起士。父子皆喜储藏，尝刊行诸书，有饮月圃、百忍堂诸版。此本以御制为首。上卷分《总经》、《五经》、《四书》、《性理》、《史》、《子》、《文集》、《诗词》等十二目，中卷分《类书》、《子杂》、《乐府》、《四六》、《经济》、《举业》等六目，下卷分《韵书》、《政书》、《兵书》、《刑书》、《阴阳》、《医书》、《农圃》、《艺谱》、《演算法》、《图志》、《年谱》、《姓氏》、《佛藏》、《道藏》、《法帖》等十五目。其著录极富，虽不能尽属古本，而每书下间为注明某刻，亦足以考见明人版本源流。特其编次无法，类目丛杂，复见错出者不一而足，殊妨检阅。盖爱博而未能精者也。
明朱睦撰。睦既作《授经图》，又取诸家说经之书，各采篇首一序，编为一集，以志其概。颇嫌挂漏。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录。是书首列《制书类》，凡御制及中宫著作，记注、时政、敕修诸书皆附焉。馀分《经》、《史》、《子》、《集》四部，末附《纠缪》一卷，则驳正《汉书》、《隋书》、《唐书》、《宋史》诸《艺文志》，及《四库书目》、《崇文总目》、郑樵《艺文略》、马端临《经籍考》、晁公武《读书志》诸家分门之误。盖万历间陈于陛议修国史，引竑专领其事。书未成而罢，仅成此志，故仍以“国史”为名。顾其书丛抄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世以竑负博物之名，莫之敢诘，往往贻误后生。其谲词炫世，又甚于杨慎之《丹铅录》矣。
明内府所刊书目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有此书，亦作一卷。经厂即内翻经厂，明世以宦官主之。书籍刊版，皆贮于此。所列书一百十四部，凡册数、页数、纸幅多寡，一一详载。盖即当时通行则例，好事者录而传之。然大抵皆习见之书，甚至《神童诗》、《百家姓》亦厕其中，殊为猥杂。今印行之本尚有流传，往往舛错，疑误后生。盖天禄石渠之任，而以寺人领之，此与唐鱼朝恩判国子监何异！明政不纲，此亦一端。而当时未有论及之者。宜冯保刻私印，其文曰内翰之章也。（按冯保印文，见所作《经书辑音•序文》末。）
国朝钱曾撰。曾字遵王，自号也是翁，常熟人。家富图籍，多蓄旧笈。此书皆载其最佳之本，手所题识，仿佛欧阳修《集古录》之意。凡分《经》、《史》、《子》、《集》四目。《经》之支有六，曰《礼乐》，曰《字学》，曰《韵书》，曰《书》，曰《数书》，曰《小学》。《史》之支有十，曰《时令》，曰《器用》，曰《食经》，曰《种艺》，曰《豢养》，曰《传记》，曰《谱牒》，曰《科第》，曰《地理舆图》，曰《别志》。《子》之支有二十，曰《杂家》，曰《农家》，曰《兵家》，曰《天文》，曰《五行》，曰《六壬》，曰《奇门》，曰《历法》，曰《卜筮》，曰《星命》，曰《相法》，曰《宅经》，曰《葬书》，曰《医家》，曰《针灸》，曰《本草方书》，曰《伤寒》，曰《摄生》，曰《艺术》，曰《类家》。《集》之支有四，曰《诗集》，曰《总集》，曰《诗文评》，曰《词》。其分别门目，多不甚可解。如五经并为一，而字学、韵书、小学乃岐而三。纪传、编年、杂史之类并为一，而器用、食经之类乃多立子目。儒家、道家、纵横家并为一，而墨家、杂家、农家、兵家以下乃又缕析诸名。皆离合未当。又如书法、数书本艺术，而入《经》。种艺、豢养本农家，而入《史》。皆配隶无绪。至于《朱子家礼》入《礼乐》，而《司马氏书仪》、《韩氏家祭礼》则入《史》。吾衍《续古篆韵》入《字书》，而夏竦《古文四声韵》则入《韵书》。以至《北梦琐言》本小说，而入《史》。《元经》本编年，《碧鸡漫志》本词品。而皆入《子》。编列失次者，尤不一而足。
其中解题，大略多论缮写刊刻之工拙，于考证不甚留意。如《韵略》、《易通》至谬之本，而以为心目了然。东坡《石鼓文》全本，实杨慎伪托，而以为篆籀特全。《臞仙史略》载元顺帝为瀛国公子，诬妄无据，而以为修《元史》者见不及此。《了证歌》称杜光庭，《太素脉法》称空峒仙翁，本皆伪托，而以为实然。《玄珠密语》最为妄诞，而以为申《素问》六气之隐奥。李商隐《留赠畏之诗》后二首，本为误失原题，而强生曲解。《声画集》本孙绍远撰，而以为无名氏。《岁寒堂诗话》本张戒撰，而以为赵戒。魏校六书精蕴最穿凿，而谓徐官音释六书之学极佳。《四声等子》与刘鉴《切韵指南》异同不一，而以为即一书。古三坟书及东家杂记之琴歌，伪托显然，而依违不断。萧常续《后汉书》正《三国志》之误，而大以为非。王弼注《老子》，世有刻本，而以为不传。庞安常《圣散子方》，宋人已力辨苏轼之误信，而复称道其说。屈原赋、宋玉赋，《汉艺文志》有明文，而斥钱杲之谓《离骚》为赋之非。欧阳詹赠妓诗真迹，至邵伯温时犹在，而以为寄怀隐士之作。皆不为确论。然其述授受之源流，究缮刻之同异，见闻既博，辨别尤精。但以版本而论，亦可谓之赏鉴家矣。
国朝钱曾撰。曾此编乃其藏书总目。所列门类，琐碎冗杂，全不师古。其分隶诸书，尤舛谬颠倒，不可名状，较《读书敏求记》更无条理。如杨伯岩《九经补韵》乃摭九经之字以补《礼部韵略》，非九经音释，而列之于《经》。《玉篇》、《龙龛手镜》、《篇海》从古正文，皆字书也，而列之《韵学》。《啸堂集古录》乃博古图之类，而列之《六书》。《东观馀论》乃杂编题跋，《宝章待访录》乃蒐求书画，而列之于《金石》。《班马异同》、《两汉刊误补遗》、《后汉书年表》乃正史之支流，《两汉博闻》乃类书，《唐阙史》乃小说，而列之《杂史》。《资治通鉴》入《正史》，而所谓《编年》一门乃收甲子纪元之类。《政和五礼新仪》入《礼乐》，而《大金集礼》入《政刑》。《五木经》李翱所作，本为博戏，《禁扁》王士点所作，杂记宫殿，而均入之《营造》。《东国史略》之类入《外夷》，而《高丽图经》、《真腊风土记》、《安南志略》、《越峤书》、《西洋番国志》又入《别志》。《澉水志》本地里，而入之于《掌故》。《释名》本小学，而入之《杂子》。《伯牙琴》本别集，《入蜀记》本传记，而入之《小说》。《土牛经》本五行，而入之《鸟兽》。《帝范》唐太宗作，而入之《疏谏》。《容斋五笔》本说部，《群书归正集》本儒家，《沧海遗珠》本总集，而入之《类书》。《诗律武库》本类书，《沧浪吟卷》本别集，而入之《诗话》。《文章轨范》本总集，而入之《诗文评》。大抵但循名目，不检本书。郑樵所讥以《树萱录》入农家者，殆于近之。至于以汪藻《浮溪文粹》为汪应辰，以王焘《外台秘要》为林亿，撰人乖舛者，尤不可以毛举。曾号多见古书，而荒谬至此，真不可解之事矣。
国朝王钺撰。钺有《粤游日记》，已著录。是书旧题长洲顾嗣立、大兴王兆符合编。前一卷皆跋《汉魏丛书》，后二卷皆跋《说郛》。别有刊本在《任庵五书》中。以前一卷自为一书，题曰《墨馀笔记》。后二卷则仍名《读书蕞残》。而删其每书之标目，颇愦愦不可辨别。此盖其原本也。
国朝王钺撰。所跋《汉魏丛书》，于真伪多不能辨别。如跋《易林》谓焦延寿《易》得之孟喜，不知刘向记施雠证延寿妄言事。谓《汉武内传》出班固，不知晁公武所记本无撰人。《秘辛》不知出杨慎，《续齐谐记》不知续东阳无疑，谓古无其书，特借庄周之文。《西京杂记》不知出吴均。率袭舛因讹，无所订正。其品评诸书，谓《白虎通》为文情诡激，时出快语。谓《独断》为奇情快笔之类，尤与其书全不相似。惟辨《吴越春秋》及《天禄阁外史》二条，差有考证尔。
国朝尤侗撰。侗字展成，号悔庵，又称艮斋，又号西堂，长洲人。由拔贡生任永平府推官。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官至侍讲。是编即其初入翰林纂修《明史》之志稿也。凡《易类》二百六十八部，《书类》一百五部，《诗类》九十部，《礼类》一百六十一部，《乐类》八十四部，《春秋类》一百五十七部，《孝经类》三十部，《诸经类》八十二部，《四书类》一百七十七部，《小学类》一百八十三部，《正史类》四百七十一部，《稗史类》一百十部，《传纪类》二百五十部，《典故类》二百四十六部，《地理类》五百九十一部，《谱系类》一百四部，《儒家类》五百十一部，《道家类》一百十部，《释家类》二百二十部，《农家类》八十七部，《法家类》五十一部，《兵家类》六十六部，《小说类》三百七十一部，《五行类》八十二部，《艺术类》二百十三部，《奏议类》二百九十八部，《诗文类》一千六百四十五部，《选纂类》三百七十八部。所摭拾既多挂漏，又往往不载卷数及撰人姓名。其例惟载有明一代著作，而前史所载则不录，盖用刘知几之说。然如朱鉴《朱子易说》、薛季宣《书古文训》（案原本作薛士龙，即季宣之字也）、郑敷文《书说》、段昌武《毛诗集解》、张虙《月令解》、傅崧卿《夏小正解》、余允文《尊孟辨》、杨伯嵒《九经韵补》（案原本误作杨嵒，盖偶脱一字）、徐子光《蒙求补注》、胡舜陟《孔子编年》、陈埴《木钟集》（案原本误作陈植）、邱濬《牡丹荣辱志》（案此邱濬与明大学士邱濬同姓名，故侗误以为明人）、陈思《海棠谱》、庞元英《谈薮》、陈郁《藏一话腴》、陈应行《吟窗杂录》、潘用牧《记纂渊海》、萧恭文《锦绣万花谷》、章如愚《山堂考索》，皆灼然宋人。朱公迁《诗传疏义》、《四书通旨》，史伯璿《四书管窥》，毛应龙《周礼集传》，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陆辅之《吴中旧事》、王恽《中堂纪事》、《玉堂嘉话》、潘昂霄《河源志》（案原本谀作潘昂），王桢《农书》，张养浩《三事忠告》，盛如梓《老学丛谈》，李冶《测圆海镜》，危亦林《得效方》，范梈《木天禁语》，以及周伯琦、杨允孚、李存、吴海、陈基诸集，皆灼然元人。甚至袁昂《书评》收及南齐之人，而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为黄省曾所刻，《管子》、《韩子》为赵用贤所刻，皆但有刊版之功，并无注书之事。而以为黄省曾《两汉纪》，赵用贤《管子》、《韩子》。是某人所刊，即署某人，恐有明一代之书版，志不胜收矣。诸史之志，惟《宋史》芜杂荒谬，不足为凭。此志又出《宋志》之下。后来钦定《明史》，削侗此稿，重加编定，固至允之鉴也。
国朝翟均廉撰。均廉字春沚，钱塘人。乾隆乙酉举人，官内阁中书舍人。其书考自汉讫元诸家易注源流得失，凡一百一十四条。中间惟辨朱彝尊误引张氏易、毛奇龄误引刘表易，及彝尊误荀煇为长倩，宋咸不及见鲜于侁易四条，差有考证。其馀一百一十条，皆刺取《经义考》之文，而排比联贯之者也。
──右“目录类”经籍之属，十四部四十一卷，内二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赏录》，已著录。穆好金石遗文，所作《西使记》、《金薤琳琅》诸书，载古碑为多。此书专录吴中铭志之文，凡三十四首，皆诸家集中所不概见，故谓之《遗文》。
明杨慎撰。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昔宋洪适作《隶释》，尝以《水经注》所载诸碑，类为三卷。慎偶然未检，遂复著此编，未免为床上之床，且精密亦不及适。其中梵经仙笈，荒邈难稽。如《阿育王巴达佛邑大塔石柱铭》、《泥犁城师子柱铭》、《王母昆仑铜柱铭》、《稀有鸟铭》，皆不见采录，是固传信之道。然《覆釜山金简玉字书》，岂果有遗刻可征，何自乱其例也！又其他注中所有而遗漏者甚多。即以《河水》一篇而论，海门口《大禹祠三石碑》，夏阳城西北《司马迁庙》二碑，邵阳城南《文母庙碑》，临洮《金狄胸碑》，陕县《五户祠铭》，洛阳县北《河平侯祠碑》，黎阳县南《黎山碑》，凉城县《伍子胥庙碑》、濮阳城南《邓艾庙碑》，一概阙如，何所见而删之也。至每条下所注，忽有标识，忽用郦道元语。如《郎山君碑》云，在今保定府，是慎语也；卢龙《九峥山刊石碑》，称其铭尚存，是道元本文矣。混淆不分，亦无体例。后附王象之《舆地纪胜》碑目、曾巩《金石录跋尾》所载唐以前碑，其病亦同。且象之，南宋人；巩，北宋人。以象之列巩前，尤为失考。嘉靖丁酉，云南按察副使永康朱方为之刊版，盖未察其疏舛也。
明盛时泰撰。时泰字仲交，上元人。以诸生贡太学。善画水墨竹石，居近西冶城，家有小轩，文徵明题曰“苍润”。盖以时泰画仿倪瓒，而沈周题倪画诗有“笔踪要是存苍润”句也。是纪所著碑版，于金陵六朝诸迹为多。率皆借观于人，非尽出所自藏。又多但据墨本，而不复详考原石。即如孔庙《汉史晨碑》后有武周时诸人题字，乃疑为于别刻得之，则并未见全碑。又如唐元和六年刻晋王羲之书《周孝侯碑》为陆机文，陆机之文既不应羲之书，且其中于唐诸帝讳皆缺笔，其伪可不辨而明。而是纪乃信为羲之所书，则于考证全疏矣。
明顾元庆撰。元庆有《云林遗事》，已著录。元庆为都穆弟子。是书所录铭词跋语，盖从穆得之，颇与今《玉烟堂帖》相类。案，穆自云可读者仅二十字，因拓以归。又云铭残缺而录其全文。然铭既残缺，则非全文可知。宋人如黄伯思《东观馀论》、董逌《广川书跋》，元人如陶宗仪《辍耕录》，所载虽互有异同，总非首尾完具之本。国朝张弨作《瘗鹤铭辨》，仅于董、黄之外复得八字。至陈鹏年始出此石于江，益证佐凿凿，无可假借。穆于何处得全文耶？至所列诸家之说，纷纭纠结，究不能断其是非，尤无取乎有此考也。
明顾起元撰。起元字太初，江宁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谥文庄。其书于金陵所有古金石，以年代排纂，各纪所在及撰人、书人姓名，无所考证。
明孙克宏撰。克宏，华亭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汉阳府知府。其书略仿陈思《宝刻丛编》之例，统载天下碑目，舛谬颇多。如所载顺天府下有《汉北岳安天王碑》。考《金石录》、《集古录》、《汉隶字源》诸书，汉无《北岳安天王碑》。惟《金石录》载有《唐安天王碑》阴，乃天宝七年五月所立，则不但误题朝代，并碑之字画亦讹。又《石墨镌华》载宋亦有《安天圣帝碑》，云在岳庙。宋时岳庙，当属真定之曲阳，而亦属之顺天。如此之类，不可缕举，殊不足依据也。
明周锡珪撰。锡珪字禹锡，会稽人。是书所载皆唐碑，惟末附五代杨凝式一人。皆就锡珪所见，各为题跋。如《尉迟敬德碑》，其石尚存，乃遗不载，知其不主求备矣。其中如辨锺绍京《灵飞六甲经》为玉真公主奉敕检校写，公主于天宝元年卒，天宝三年始改年为载。卷中所说，与史不符，亦颇见考证。至辨《肚痛帖》为伪作，非张旭书，辨《停云馆帖》所刻颜真卿书《朱巨川告身》及《多宝塔碑》，皆徐浩书。谓书有性情，如人之老少肥瘠不同，而性情不易。此书较颜诸碑，毫发无似者。格律严而法度谨，东海之家学也，人少嫌其近佐史。以此推究，更无可疑云云。则别无显证，直以己意断之矣。黄伯思、米芾精鉴入神，所定《阁帖》真伪，后人尚有异同，此事亦谈何容易也。
旧本题关中来濬撰。自署其字日梅岑，不著时代，陕西地志亦均不载其姓名。考《太学进士题名碑》，陕西有来聘、来俨然、来复，皆三原人，濬岂其族欤？书中有万历间颍井出兰亭事，则是明万历后人。又称国学兰亭即定武本，则是赵孟坚、柯九思所藏肥、瘦二本尚未著录流传之日，其书殆著于明末。原本未标卷次，以其分省之序当为一十三卷，合《附载》一卷，共为十四卷。其曰《备考》者，盖以只据前人所著录者，存其名目，以资检括，非比欧、赵诸书荟萃论次者也。然既撮为一编，则亦应略为考证，俾存亡真赝，釐然可考，方足成书。而概无别择，视孙克宏、于奕正诸书详则过之，而讹谬亦复不减。其最甚者，如《周穆王赞》皇坛山吉日癸巳字，误为史籀书；济宁《王安石诗碑》，误为党怀英诗；慈恩寺塔褚遂良书《圣教序》，误为临王羲之书；《释梦英篆千文》，误为李阳冰书。此人名之舛也。皇象篆书《吴纪功碑》，误为八分书，此字体之舛也。唐高正臣书《明征君碑》，误为宋人；《辰州桐柱记》误为晋刻；以谢灵运误为唐人，此时代之舛也。《房玄龄碑》在西安，《鲁峻碑》在济宁，而皆误云在章邱；《衡方碑》在汶上，《张九龄碑》在韶州，而皆误云在西安。又若《汉周憬碑》则湖广桂阳与广东乐昌两载；房山《隋石经》、许州《上尊号碑》、嵩山《徐浩碑》、永州《中兴颂》、长沙岳麓寺《李邕碑》，则一处而两见。此地理之舛也。即其注于条下曰今断、曰今残阙者，亦是所据之书如此，非得自目见。虽备考不妨存疑，然于裒辑亦太草略矣。
明于奕正撰。奕正有《帝京景物略》，已著录。是书具载古来金石之所在，略注撰书人姓名年月，亦间有所考证。其中如《衡方碑》在山东，而以为在陕西。唐《颜氏家庙碑》今在西安府儒学，而以为在曲阜。又杭州府儒学有宋高宗御书石经，古刻犹存，而此编不载，未免疏漏。据《因树屋书影》所叙奕正始末，盖生长京师，平生未出国门，晚年始一游江南，遂以旅卒。其耳目所及者隘，其不能详者亦宜也。书前有金铉序，又有刘侗《略述》六则，词颇儇佻，盖染竟陵公安之习者。独其称孙雪居误以李翕《郙阁颂》在冀郡，颍川《荀淑碑》在颍上；周少鲁不载董仲舒《汉赞》于真定，《天甯寺隋碑》于宛平，均为舛谬。奕正此书，正孙本者十四，正周本者十七，则尚为公论云。
国朝胡世安撰。世安有《大易则通》，已著录。是书荟萃古今禊帖题识，皆习见陈言，后旁考同会诸人仕履，尤与书法无关。至指摘帖中“岁”、“会”、“兰”、“亭”、“禊”、“弦”、“快”、“倦”、“撰”等字不合六书，是又别为一家之学，不宜以论古帖也。
国朝曹溶撰。溶有《崇祯五十宰相传》，已著录。是书杂列所蓄碑帖之目。前有自序，称“予行塞上，见古碑横茀草间，偶一动念，古人遗迹历千百年，自吾世而湮没之，为可惜。搜自境内，以至远地。积五年，得八百馀本。经以碑，纬以撰者、书者之姓名，及所立之地与世与年，合而成表”。然其书与他家碑目相等，无所谓体仿周谱，旁行斜上之式。以表为名，殊不相称。其间既不从欧、赵不分时代之例，而所列时代不以年序，亦不以地序，六朝以前合而为一，尤为杂糅。似乎未经编次之本，且八百馀本之中，惟杨珣残碑注“疑非是再考”五字，馀皆不置一词，亦不足以资考证。又王羲之书《曹娥碑》、《乐毅论》诸条下，皆注“宋拓”字。是杂录古帖，并非金石之存于今者矣。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著录。是编所记自《兰亭》而下至文徵明之《停云馆帖》，凡三十有八种。一一考其源流，品其次第。书成于顺治丁亥，在《庚子销夏记》之前，故所记互有详略。
国朝周在浚撰。在浚字雪客，祥符人。流寓江宁。是碑本在江甯城南之岩山，后在天禧寺门外。至宋，胡宗愈移置转运司后圃，元杨益又移置府学中。一名三段碑，吴天玺元年刻石。黄伯思以为皇象书，或以为苏建，其字怪伟，兼以碑断裂，颇难辨识。在浚合其石，贯以钜铁，重为释文，而以诸家题跋附之。考《吴志》及许嵩《建康实录》，皆谓天玺元年吴郡言，临平湖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四寸，刻上作皇帝字，于是改元天玺，立石刻于岩山纪功德，即此碑也。而赵明诚《金石录》载《天发神谶碑》，乃谓天玺元年秋八月，鄱阳言，历阳石理成字，凡二十，明年改元大赦，以协石文。今此碑乃在金陵，莫可考究。不知《吴志》载秋八月获石历阳，在获石临平湖之后，别自一事，明诚误以此碑当之，宜其抵牾。又欧阳修《集古录》载吴《国山碑》，谓孙皓天册元年禅于国山，改元天玺。考《吴志》吴既改元天玺之后，又于吴兴阳羡山获石长十馀丈，名曰石宝，遂禅于国山，明年改元天纪。其事亦在此碑之后。故《金石录》既载《天发神谶碑》，又载吴《国山碑》。修误合为一，亦未考也。此书前列断碑残字，后列金石舆地之书有可考证者，凡数十条。而《金石》、《集古》二录独不见采，殆以其舛异不取欤？所列碑中残文，较《金石录》多一百七十七字。盖明诚所据乃不完之拓本，而在浚则亲至其地勘验原石也。
国朝张弨撰。弨字力臣，山阳人。博学嗜古，尤究心金石之文。后以聋废，而考证弥勤。以《昭陵六马图赞》或以为太宗御撰，或以为殷仲容撰，或以为欧阳询书，或以为殷仲容书，赵崡诸家，辗转讹异。因亲至其侧，勘验绘图，以赵明诚《金石录》为据，定以《六马赞》为欧阳询书，诸降将姓名为殷仲容书。文已尽泐，确为谁撰，弨亦不能考矣。
国朝张弨撰。弨亲至焦山拓原铭，较宋黄长睿、董逌所载者多得八字，所辨亦较顾元庆书为详核。
国朝汪士𬭎撰。士𬭎字文升，长洲人。康熙丁丑进士，官至右春坊右中允。《瘗鹤铭》在镇江府焦山之下，以雷震堕入江。其石破碎不完，故字多残阙，传本往往不同。又作书者或以为王羲之，或以为陶弘景，或以为顾况。自宋欧阳修《集古录》以后，著录者数十家，彼此讥驳，几如聚讼。而海昌陈氏玉烟堂帖本，尤为辗转失真。康熙丁未，淮安张弨亲至水澨，仰卧而手拓之。共得六十九字，较诸本独多。因为考证成书。后四十六年，陈鹏年守镇江，乃募工出石于江中，陷之焦山亭壁间。其石分而为五，所存七十七字，又不全九字，其无字处以空石补之。按其辞义，补缀联合，益为完善。士𬭎因备采昔人之论，并引弨说而折衷之。以鹏年所出石本为图，列诸卷首，汇为此考，搜罗颇称详尽。案元郝经《陵川集》，载焦山寺僧寄《瘗鹤铭考证》一卷。又明司马泰家藏书目内亦有《瘗鹤铭考》之目。今皆不传。此书当原石出水之后，视张弨所录较更详也。
国朝陈奕禧撰。奕禧字子文，号香泉，海宁人。由贡生官至南安府知府。奕禧以书著名，是书为书法而作。就所得金石，采录其文，汇辑成帙。王士祯《分甘馀话》称，奕禧于秦、汉、唐、宋以来金石文字，收藏尤富，皆为题跋辨证，而以为米元章、黄伯思一流人。盖即指是书。然其采辑前人论说，及奕禧自缀论者，仅汉碑数种而已。唐碑以后，十不逢一。则是意在录文，而不全在跋也。即以录文而论，亦鲜体例。如汉碑中录侯成、唐扶、逢盛诸篇，皆拓本之不存于今者。不知奕禧果见其拓本，抑或仅于金石书中录之。若果见拓本，则是稀有之迹，必当详注所自来。若仅从金石书抄取，则挂漏在所不免矣。至于碑之原额原题，颇有改窜。又于题下标列姓氏，类坊刻时文之式。篇内讹脱，更复不可枚举。若碑有传摹先后真迹之不同，同一石者又有存字多寡，拓本传写之不同，而此书亦复不加审择。甚至少林寺《戒坛铭》一篇，真赝二本并存。又如明皇之《孝经注》，颜元孙之《干禄字书》，则连篇全载。浯溪《中兴颂》则于王士祯《浯溪考》一字不遗。而汉唐诸碑前人剖辨最有关系者，乃一字不录。后载奕禧自书诸碑，盖用宋曾宏父载《凤墅帖》于《石刻铺叙》卷尾之意。然其于本朝人诸石刻，仅载傅山、郑簠二通。即接以自书诸碑，而于元、明碑亦廖寥无几，皆体例之不相称者。又其书既为书法而作，则每碑自应详著其字体，而书内或著或否，参差不一，其诸碑所在地名亦不详著。皆非辑录之体，似是裒辑未成之书也。
国朝叶万撰。万字石君，常熟人。卷首有汪士𬭎、何焯、顾有典同校名氏。其书著录金石，用洪适《隶释》例，多载全文，并著其阙字之数，行列之式，欲以续赵明诚之书。所载古碑，于《金薤琳琅》诸书阙文漏字亦间有补益。然金与石既杂糅不伦，石刻与法帖又偏枯不备。甚至娄坚所作《戏鸿堂帖》诸跋，亦阑入石刻之内。虽曾宏父《石刻铺叙》尝有此例，不知《石刻铺叙》大指以《凤墅帖》为主，专为法帖而作，故自淳化、大观以来历历缕述。此书编录金石，例迥殊也。至如镜、砚、刚卯，自宜另列《古器》一门，乃杂然并收，亦无编次。所载古今聚金石刻诸姓氏，前后丛脞，又复漏不一。甚至讹刘攽之《先秦古器记》为《先秦奇器录》，殆未睹原书，转相稗贩，致有此失矣。
国朝刘青藜撰。青藜字太乙，襄城人。康熙丙戌进士，改庶起士。是编即其家藏金石诸刻，各为题跋。其子伯安纂录成帙，其弟青震序之。所见既乏奇秘，所跋亦罕考证。
国朝黄叔璥撰。叔璥有《南征记程》，已著录。是书则其官河南开归道时所辑也。成于乾隆辛酉。所录中州金石，自商、周以至元、明，搜采颇富，然既以十府三州分目，则疆域井然，不容牵混。而郏县苏轼《蜀冈诗》石刻，第八卷内乃两收。此类未免失检。又所载金石，皆不著其存亡。即如自序中明言汉碑只存其七，而所载汉时金石乃至百二十种。则是据前人所述，概为录入。其中重刻者、传疑者又不尽著其由来，殊非记实之意。又每种之下，宜一一具载立石年月，撰书人姓名。其不可考者，则著其阙文，方足征信。而是书或著或否，则体例亦未画一。至于郡县地名，古今沿革之殊，或前人著录称某碑在某州县，而今改其名者，亦宜疏明，以资考核。如石梁今已为县，而称《徐庶母碑》在州城东之类，尤端委未明。是皆由辑书时未尝亲见原碑，或据金石旧书，或据郡县诸志故也。
不著撰人名氏。观其所载碑刻，虽讫于金、元，而称江南不称南直隶，称江甯不称应天府，是国朝人所著矣。其书分地编载，殊多挂漏。如顺天载金《国子学石经》，而杭州府《南宋石经》则不录。阶州之《西狭颂》人所共知，亦复不载。有《绛帖》而无《潭帖》、《汝帖》。凡此之类，不可殚记，或就其家所藏者著录耶？
国朝褚峻摹图，牛运震补说。初，峻先刻此书，上卷名《金石经眼录》，尚未载后汉永和二年《炖煌太守裴岑纪功碑》。后与运震重编是图，运震始以副使郭朝祚所贻摹本补入。然此一碑，其出最晚，又远在玉门阳关以外，非所亲睹，故字体颇失其真，即字画亦多舛异。如“《广火》”字碑本从广，此乃从疒。碑本云“边竟乂安”，此乃作“又安”。碑本云“立德祠”，此乃作“立海祠”。皆显然之误。其刊刻亦不及诸图之工。岂此碑非峻所摹，而运震于续得之时别令拙工补之欤？其下卷则自吴《天发神谶碑》、《魏受禅碑》以下迄于唐《颜真卿家庙碑》，凡六十图。每碑绘其形制，而具说于其上。其文则但于一碑之中钩摹数十字或数字，以存其笔法，不似汉以前碑之全载。盖欲省缩本之工，遂致变其体例。其字又随意摘录，词不相属，于义殊无所取。且拓本多行于世，亦不借此数十字以传，徒涉买菜求益之诮。故今仍以《经眼录》著录，而此刻附存其目焉。
──右“目录类”金石之属，二十二部六十卷，内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