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章太炎先生

回忆章太炎先生
作者：刘文典
1957年4月13日

本作品收录于《文汇报》

　　我从章太炎先生读书，是在前清宣统二三年的时候。那时章先生住在日本东京小石川区，门口有一个小牌牌，叫作学林社。我经朋友介绍，去拜见他。章先生穿著一身和服，从楼上走下来，我经过自我介绍之后，就说明来意，要拜他为师。他问我从前从过什么师？读过什么书？那时候，我明知道他和我本师刘申叔（师培）先生已经翻脸，但是又不能不说，心里踌躇了一下，只好说：“我自幼从仪征刘先生读过《说文》、《文选》。”他一听我是刘先生的学生，高兴极了，拉著我谈了几个钟头，谈话中间对刘先生的学问推崇备至。他忽然又想起来说：“是了。申叔对我提到过你。”从那天起，我就是章氏门中的一个弟子了。

　　我天天到他那里去请教，听他讲些作经学、小学的方法，他又讲《说文》、《庄子》给我听，我那时候年纪太轻，他讲《说文》，我还能懂一点，他讲《庄子》，我就不大懂。再加上佛学，那就更莫名其妙了。记得有一天下午，章先生正在拿佛学印证《庄子》，忽然听见巷子里卖号外，有一位同学买来一看，正是武昌起义的消息，大家喜欢得直跳起来。从那天起，先生学生天天聚会，但是不再谈《说文》、《庄子》，只谈怎样革命了。因为我忙著要回国，坐火车到神户赶一只船，来不及辞行，就先走了。

　　章先生不久也就回国，住在上海哈同花园里，我因为太忙，只去看过一次，是为刘先生的事。那时候，申叔先生正在端方的幕府里，端方被杀后，刘先生的下落不明。我怕刘先生有危险，求章先生打电报给四川都督尹昌衡，章先生不待我说，慨然说道：我早有电报，并且把电稿给我看。我记得电文上有这几句话：“姚广孝劝明成祖：殿下入京，勿杀方孝孺，杀孝孺则读书种子绝矣。”又说：“申叔若死，我岂能独生？”他又约蔡元培先生联名在上海报上登一个广告，劝申叔先生到上海来，后来听说谢无量先生把刘先生接到成都，在存古学堂教书，章先生才放了心。章先生、刘先生之翻脸，平心说来，完全怪刘先生，章先生能这样的不念旧恶，古道热肠，真令人可钦可感。

　　后来章先生在北京被袁世凯幽囚起来，几次要杀他，章先生虽在幽囚之中，还是聚徒讲学。大师姊自杀，章先生屡次绝食。那种宁死不屈的精神，真值得后生仰慕。我觉得这一段是章先生生平最光荣的历史，或者可以说远远胜过从前在上海租界上因为在《苏报》上做文章骂西太后做了三年西牢。

　　袁世凯死后，章先生住在苏州，我到北京大学教书，地北天南，师生十几年没有见过面；但是章先生晚年最喜欢我这个小学生，这决不是因为我能传他的学问，而是因为章先生最恨蒋介石，而我在安徽大学的时候，骂蒋一顿，被蒋关过两个星期。他在上海，逢人便说有这个好学生。九一八事变后，十九路军在上海和日本兵打起来，章先生冒著炮火到北京来见张学良，劝他出兵，讨伐溥仪。一到北京，就派人到清华园找我，我一听老师呼唤，连忙进城，在西城的花园饭店，拜谒老师，章先生看见我，摸摸我的头，说：“叔雅，你真好。”随后就大骂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真是卖国军阀。张学良去见他的时候，我在楼下龚镇鹏的房里，听见他大声疾呼，声震屋瓦，那种激昂慷慨的声音，至今还留在我耳朵里。后来他迁居东城永康胡同，正请医生治疗鼻子，还扶病下床，写一副对联，派龚镇鹏送给我，对文是“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上联是告诫我不要吸烟，下联是夸奖我骂蒋介石。

　　回想章先生的一生，人格是十分伟大的，学问是十分高深的。本来汉学家做学问的方法，就是很科学的，也可以说就是很辨证的，所以研究出来的东西，多半是颠扑不破的。章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天下后世，自有定评，无待我这个小学生多说。章先生的思想，也是个唯物论者。他虽是喜欢讲佛学，但决不迷信佛教，可以说是吸取了佛学里唯物的内核，吐弃了唯心的外壳。例如他作的讲《庄子》的《齐物论释》，是用佛教的法相宗思想来解释《庄子》，而法相宗是佛教最科学、最合逻辑的一派。章先生早生几十年，未闻马克思主义之大道。我们也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要求他。但是他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是一颗光辉灿烂的巨星。就是政治史上，他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和袁世凯、蒋介石都斗争到底，这也是值得学习的。

　　我从他读书的时间太短，聚会的次数也不多，关于他的遗闻轶事，知道的不多，不过，世间流传的许多话，大约十之八九都是无根之谈；因为他性情刚直，疾恶如仇，所以有人编造许多鬼话，又有些人过于崇拜他，也生出过甚之词。其实章先生的言行都是和易近人的。章疯子这个绰号，是无聊的小人加到他头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