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纪念“八一三”而展望全面和平

因纪念“八一三”而展望全面和平
二十九年八月十三日
汪精卫
中华民国29年(1940年)8月13日
1940年8月13日
本作品收录于《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

有人问我道:“中国的抗战派与和平派何时始能合一呢?全面和平何时始能实现呢?”

我答道,中国没有什么派,只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为国家民族求生存独立的共同意见;祇有极少数的共产党,是被摈于此共同意见之外。然而这些共产党,久矣夫不是中国人了,是应该被摈于中国人之外。那么,中国没有什么派,只有一个为国家民族求生存独立的共同意见。

这共同意见是什么,是好的和平条件。详细些说,是有益于中日两国、有益于东亚的和平条件。如果这好的和平条件能得到呢,中国绝不会再有所谓抗战派;反之,不能得到呢,则所谓和平派归于失败。这所谓失败,不过是目前的失败,不是永久的失败。因为中日合作、复兴东亚这条大路,迟早两国总要共同走上的。

由此可知,全面和平之能否实现,视乎好的和平条件之能否获得。好的和平条件获得愈快,则全面和平实现亦愈快。

然则我们将如何获得好的条件呢?

好的和平条件是中国人所共同希望的,至于如何获得好的和平条件,则中国人所采的方法未见得尽同了。我如今举出两个最要不得的方法如下:

其一、“以为单独与日本讲和平是不容易得到好条件的,必须加上某某国方才能得到帮助,以折衷至当。”这种打算是最要不得的。我们必须认定,所谓“中日合作、复兴东亚”不是一种门面话,而是一种有真实性的主张;不是一种权谋术数,而是一种有绝对性的信仰。如果中日两国不能相见以诚,而欲以纵横捭阖的手段得到外交上的效用,真所谓弄小巧成大拙。

其二、“以为日本既欲结束战事,则中国正宜利用之,使战事延长,因而获得更好的和平条件。”这种打算尤其要不得。战事愈延长,则消耗愈多、补偿之必要愈加甚,只有使和平条件更不好,岂有使和平条件更好之理。

以上两者,不但浅薄,而且乖戾。然而重庆方面往往发生此种论调,恬然不以为怪,是何故呢?一由于怀疑“好的和平条件”之能否获得,二由于恐惧“好的和平条件”之不能获得。而其怀疑与恐惧之来源,则在对于中日合作、复兴东亚的意义,始终没有认识清楚,始终以为这不过是一种门面话、一种权谋术数。

殊不知立国于现世界,很少能孤立的。不惟弱国不能孤立,强国也不能孤立。固然为国家打算,不可轻易与他国发生连带关系,以致牵制了行动的自如。然而,在天然关系上(如地理、人种),在人为关系上(如道德观念、经济条件),两三个国家联合起来,各自保障并且互相保障,实在是必要的。所以日本看得在睦邻好友、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原则上面,与中国合作、复兴东亚,比较藉战胜之威使中国屈服,更来得重要。

中国如果明白此层,则用不着怀疑、用不著恐惧,只有打叠起全副精神、加倍的努力。如我在四月二十六日所讲《罪己的精神》,使日本觉得中国实实在在是复兴东亚的一个最良的伴侣,则和平条件断没有不好的。因为这所谓好,不但于中国好、于日本也好、于东亚也好。

1996年1月1日,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国家或地区属于公有领域,之前在美国从未出版,其作者1944年逝世,在美国以及版权期限是作者终身加75年以下的国家以及地区,属于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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