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纪念“八一三”而展望全面和平
| 因纪念“八一三”而展望全面和平 二十九年八月十三日 汪精卫 中华民国29年（1940年）8月13日 1940年8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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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我道：“中国的抗战派与和平派何时始能合一呢？全面和平何时始能实现呢？”
我答道，中国没有什么派，只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为国家民族求生存独立的共同意见；祇有极少数的共产党，是被摈于此共同意见之外。然而这些共产党，久矣夫不是中国人了，是应该被摈于中国人之外。那么，中国没有什么派，只有一个为国家民族求生存独立的共同意见。
这共同意见是什么，是好的和平条件。详细些说，是有益于中日两国、有益于东亚的和平条件。如果这好的和平条件能得到呢，中国绝不会再有所谓抗战派；反之，不能得到呢，则所谓和平派归于失败。这所谓失败，不过是目前的失败，不是永久的失败。因为中日合作、复兴东亚这条大路，迟早两国总要共同走上的。
由此可知，全面和平之能否实现，视乎好的和平条件之能否获得。好的和平条件获得愈快，则全面和平实现亦愈快。
然则我们将如何获得好的条件呢？
好的和平条件是中国人所共同希望的，至于如何获得好的和平条件，则中国人所采的方法未见得尽同了。我如今举出两个最要不得的方法如下：
其一、“以为单独与日本讲和平是不容易得到好条件的，必须加上某某国方才能得到帮助，以折衷至当。”这种打算是最要不得的。我们必须认定，所谓“中日合作、复兴东亚”不是一种门面话，而是一种有真实性的主张；不是一种权谋术数，而是一种有绝对性的信仰。如果中日两国不能相见以诚，而欲以纵横捭阖的手段得到外交上的效用，真所谓弄小巧成大拙。
其二、“以为日本既欲结束战事，则中国正宜利用之，使战事延长，因而获得更好的和平条件。”这种打算尤其要不得。战事愈延长，则消耗愈多、补偿之必要愈加甚，只有使和平条件更不好，岂有使和平条件更好之理。
以上两者，不但浅薄，而且乖戾。然而重庆方面往往发生此种论调，恬然不以为怪，是何故呢？一由于怀疑“好的和平条件”之能否获得，二由于恐惧“好的和平条件”之不能获得。而其怀疑与恐惧之来源，则在对于中日合作、复兴东亚的意义，始终没有认识清楚，始终以为这不过是一种门面话、一种权谋术数。
殊不知立国于现世界，很少能孤立的。不惟弱国不能孤立，强国也不能孤立。固然为国家打算，不可轻易与他国发生连带关系，以致牵制了行动的自如。然而，在天然关系上（如地理、人种），在人为关系上（如道德观念、经济条件），两三个国家联合起来，各自保障并且互相保障，实在是必要的。所以日本看得在睦邻好友、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原则上面，与中国合作、复兴东亚，比较藉战胜之威使中国屈服，更来得重要。
中国如果明白此层，则用不着怀疑、用不著恐惧，只有打叠起全副精神、加倍的努力。如我在四月二十六日所讲《罪己的精神》，使日本觉得中国实实在在是复兴东亚的一个最良的伴侣，则和平条件断没有不好的。因为这所谓好，不但于中国好、于日本也好、于东亚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