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府主席林森先生

国府主席林森先生
作者：胡适

　　本年的四中全会选举林森先生连任国民政府主席，全国舆论对这件事似乎很一致的表示满意。在这个只有攻击而很少赞扬的民族里，这样一致的赞同岂不是很可惊异的事吗？

　　我们考察各方与论对林主席的赞许，总不外“恬退”两个字。“恬退”的褒语只可以表示国人看惯了争权攘利的风气，所以惊叹一个最高官吏的澹泊谦退，认为“模范”的行为。但这种估量，我们认为不够，——不够表示林森先生在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史上的重大贡献。

　　林森先生的绝大功劳在于把“国府主席”的地位实行做到一个“虚位”，而让行政院院长的地位抬高到实际行政首领的地位。今日的国府主席，最像法国的大总统；今日的行政院院长，颇像法国的国务总理与英国的首相。两年多以来的政治制度的大变迁，就是从两年前的主席制变成两年来的行政院长制。其重要性颇等于从一种总统制改成内阁制。改制的根据固然由于民国廿一年十二月三中全会之改制案，然而使这个新制度成为可能的事实，这不能不归功于林森先生之善于做主席。

　　三中全会改定政府组织，把行政院抬高，作为行政最高机关。这确是政治制度上的一大进步。但如果国府主席是一个不明大体而个性特别坚强的人，如果他不甘心做一个仅仅画诺的主席，那么，十几年前北京唱过的“府院之争”一幕戏还是不容易避免的。

　　林森主席是一个知大体的人，他明白廿一年底改制的意义是要一个法国总统式的国府主席，所以他从不肯和行政院长争政权。旧制下国民政府的文官处，主计处，参军处，都至今依然存在；但两年来的行政大权都移归行政院了。

　　去年我过南京时，一个部长告诉我一个很有趣味的故事。在新组织法之下，第一个政府是孙科的政府，不久就倒了。第二个政府，汪精卫的政府，成立之时正当淞沪南京都最受日本压迫时期。汪政府成立了一个多月，忽然有一天，一位部长说：“我们就职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去正式参谒林主席哩！”这一句话提醒了全体“阁员”，于是汪院长派人去通知林主席，说明天上午汪院长要率领全体阁员去参见主席。到了第二天，全体阁员到了林主席的公馆，到处寻不见林主席。主席不知往那儿去了！他们都感觉诧异，只好留下名片，惘然而返。到了下午，林主席去回拜，他们才知道林主席因为“不敢当参谒的大礼”，出门回避了！

　　这个故事至今在南京传为美谈。我们关心政治制度的人，也都曾认得这个故事是一桩有意义的美谈。我们试回想那两年前党政军合为一体的国府主席的地位，就可以明白林主席的谦退无为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了。

　　两年前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是最不合理的。那时一个部长的地位是很低的，各部之上有行政院，行政院是与其他四院平等的，五院的正副院长加上其他国府委员组成国民政府。二十一年底的改制，改行政院各部为政府，而国府主席成为虚君制，于是三级政府合为一级，而其他四院与行政院分开对立，为行政部之外监督协助行政的机关。这个改革与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的原意似乎接近多了。而其中用无为的精神，在不知不觉之中使这个内阁制成为事实，使这个虚君主席制成为典型，乃是林森先生两年来的最大成绩。

　　我今年再到南京，又听见人说林主席的一件故事。两年前，他被选为国府主席之后，他自己去请他的同乡魏怀先生担任文官长的职务。林主席对他说：“我只要你做到两个条件：第一，你不要荐人。第二，你最好是不见客。”这个故事也应该成为南京政治的美谈。这是有意的无为。若没有这种有意的无为，单有一个恬退的主席，也难保他的属吏不兴风作浪揽权干政，造成一个府院斗争的局面。

　　有个朋友从庐山回来，说起牯岭的路上有林主席捐造的石磴子，每条石磴上刻著“有姨太太的不许坐”八个字。这个故事颇使许多人感觉好笑。有人说：“我若有姨太太，偏要坐坐看，有谁能站在傍边禁止我坐？”其实这也是林森先生的聪明过人处。你有姨太太，你尽管去坐，决没有警察干涉你。不过你坐下去了，心里总有点不舒服。林先生刻石的意思，也不过要你感觉到这一点不舒服罢了。他若大吹大擂的发起一个“不纳妾”的新生活运动，那就够不上做一个无为主义的政治家了。

　　二十三，三，三夜

　　（原载1934年3月11日《独立评论》第9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