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之经过

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之经过
作者:恽代英
1926年12月30日
本作品收录于《革命军
 载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革命军》半月刊,署名:恽代英。这是关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情况的报告,会议于1926年12月15日至28日在广州召开。

  此次联席会议,系由中央委员及二十余省区特派代表八十余人所组成。重要的提案,都预经中央提案委员会审查通过才提出大会。开会的时间,足费了十二天的工夫。此次会议意义非常重大。议案很多,都是重要的。党员对于这些议案,应当有完全的了解。兹分为两段报告:

  (一)关于政府的组织及人民会议的组织

  (二)决议的各项政纲

  关于国民政府议案有主要的三点:1.政府所在地,2.政府本身组织的分子,3.政府内部各部的组织。

  关于地点问题,联席会议当日议决暂不迁动。现在虽因九江、武穴相继攻下,军事上发展得非常迅速,有主张迁往武昌之说,但彼时大家的意思以为迁往武汉,不啻给奉张以一大攻击的目标。政府现定策略,仅对吴孙。打倒吴孙以后,已算殚精竭力,若遽然又与奉张开衅,未必定操胜利。还有一层,目前最要的工作,是在巩固已有的基础。近日由军事胜利所得的湘、鄂、赣,其基础自说不上如何稳固。即在广东,革命的基础亦还嫌薄弱。不过比较起来,广东职业的人民,早已各具组织,所以我们主张于最短期间,应当使政府仍留在广州,集中精力于渐渐地使本党完全建筑在有组织的各种民众上面,到那时再迁动政府亦不为迟。自然现在情形,以我党军神速的胜利,及渠辈彼此间倾轧、摇动,似乎向我争送秋波。因此,政府迁往武汉,亦可以表现我们力量的伟大,增加彼辈的暗斗,未尝是无利的事情。但事实究竟何如,尚无把握。所以政府现派五委员前往整理各省政务,借作实际的考察,然后再作迁动政府的计划。

  关于国民政府本身的组织分子问题,国民政府一定须有能代表各省有权力者的意见的人作委员,这固然有些是迁就事实,亦所以期望能做到令出必行的地步的原故。国民政府向只设外交、财政两部,此次议加军政、司法两部,以便军事上的指挥并统一各省的司法、行政。此外各部则暂不设立,因为多留些事业让各省自由设施,比较于革命有利益些。

  关于国民会议的议案,联席会议主张稍缓召集,因为现在除粤、湘两省农工,各有相当组织,能产生真正代表外,其余各省尚谈不到此。若吴、孙、张等军阀势力下之各省,更是不会有人民的真正代表推举出来。目下只宜以党的力量,唤起民众,组织民众。由组织农人、工人、学生、商人的团体,以至组织各县的各省的,乃至全国的农工商学联合会。民众都有了组织以后方能召集国民会议。不过联席会议决定仍应当宣传速开国民会议,以督促组织民众工作的进行。又议决将来会议的分子除总理主张的九种人民团体的代表以外,须加华侨及妇女团体的代表。

  省政府之组织的议案,则因鉴于现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各省号称委员制,实则各委员皆分掌一厅,彼此不能互相协商照应,流弊甚多。故由联席会议特规定添加非厅长之委员,如欧洲各国之有不管部长一样。最近广东省政府之改组,加入甘乃光及何香凝两同志即是此意。

  省党部与省政府的关系,联席会议决定应分为三等:第一等省政府须听省党部的指导,如国民政府听中央党部的指导一般。但因现时各省情形不一致,或因各党部力量薄弱,或因各军事领袖并党部还不能发生很好的关系,所以第二等办法,省政府受中央党部特派员的指导。第三等省政府与省党部合作,这是因地制宜,暂时应付的方法。各有不同,所以比较让各省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自然我们都是要逐渐达到使省政府完全受省党部的指导,这是一定的。

  省民会议议案,由联席会议议决,省民会议,系由全省人民团体代表组织。此会议每年一次,须立即召集,其职权现在还只能如前清咨议局一般。我们要立即召集省民会议,是要用此促进人民团体的发展,而且立起人民参政的基础。到了全省人民组织内容充实以后,我们便可以使省政府完全建筑在省民会议上面,不能有不利于全省人民的行为。

  县政府之组织,联席会议议决,原有县长制,一个人专断一切,容易犯专擅,被一般土豪劣绅包围之病,所以主张改为委员制。委员由政府派委,分理教育、财政、土地、公安各局事宜。委员长由省政府于各局长中自由择任之。因各县经费有限,委员人数不能过多,所以规定至少要有三个委员,一个委员可以掌两局的事情。

  县党部及县民会议问题。县联席会议,因县党部尚多无完备的组织,所以还很难说,到了县党部有完备组织以后,自然可以提供意见,叫县政府采用。县民会议每年召集二次,乡民会议每年召集四次,这须即刻召集。总之,这些会议亦是咨询机关,用意在促进人民团体的发展,同省民会议一样。

  此外关于军事者,议决于国防军外,各省须设省防军。国防军用以戡乱御侮,是行动的。省防军用以防匪,便利交通,是固定在一省以内的。

  又议决军中必须党代表,并于各省增设军校。我们第一二次东征军及此次北伐军的胜利,固然是前敌将士忠勇奋斗;而其因为有政治工作,能得一般民众的同情拥护,亦是很大的一个原因。故党代表在军中的关系,非常重大。军政时期,一日不完成,军事工作,即一日不能停止。为养成党的军事人才,必须于克复各省逐渐设立军事政治学校,以便各省革命分子就近入学。各省军事领袖,亦更可就近指导,以养成合于需要的人才。于必要时将设一中央军事政治大学,以为军事最高教育机关。

  关于外交方面的政策,现在依照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根本反对帝国主义。但是因为各帝国主义的内部冲突,他们现在已经不能够取国际的行动来侵略中国,我们要反对帝国主义,亦不能够同时一齐反对,一齐打倒。我们顶好是先打倒一两个压迫我们顶利害的帝国主义,其余的压迫我们还不十分利害的帝国主义,暂时不去打倒他。自然我们并不是永远不打倒他,不过是暂时不反对他罢了。例如现在最利害的帝国主义,就是英国,我们现在应该首先去打倒他;对于别国,暂时便可以不大反对。不反对他,虽然我们也并不是马上和他亲善。我们应当反对谁,不反对谁,不能由同志随便发表和某帝国主义者亲善的意见。一定要由国民政府的外交部,在中央党部指导之下去决定办法。外交政策既已决定之后,凡属我们同志均不能够反对。

  关于本党的政纲,从前决定对内是十五条,对外是六条,现在因为有的太简单,还有的定得太高,暂时不容易实现,所以这一次重新有一个很详细的规定。这一次的政纲,都是极切近可能实现的范围而规定的。例如关于工人作工的时间,规定每星期至少五十四小时,除星期照例休息外,其余六天,六九五十四,每天工作九点钟。从前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规定工人每日作工八小时,现在为什么每天反加了一点钟呢?便是因为每日作工八小时或更少,自然是很好的。不过就实际情形说,现在每日作工十二三小时的工人还很多,要想都做到以八小时工作为最高限度,还是不容易做到的事。不过这次政纲,虽然定得很低,然而要一一实现出来,还是不容易的。例如小学教师加薪,兵士和下级军官薪饷,不拖欠也无折扣,这点事情,自然是很低很正确的经济要求,但就实际情形说来也很难办。规定不要预征钱粮,此案在联席会议中间,已经通过;但是宋子文同志因为从前政治会议,已经通过要预征钱粮,所以提出来说,现在有许多薪饷没有款发,非预征钱粮不可。联席会议的职权,比政治会议的职权大些,是可以取消政治会议的议决案的,但是如不预征钱粮,各机关的薪饷就不能发;联席会议的代表,虽然想了许多的方法,始终不能解决这个困难问题。结果终只有将这件事交政治会议再去商议。还有一个同志,提议严禁烟赌,烟赌自然是应该禁的,尤其是在中国和世界上最有名的国民政府统治的地方河南一带,烟赌遍地皆是,真是太难看了,所以禁烟赌是没有问题的。但如认真的禁起来,又在我们的捐税项下,减少了一部分的收入,事实上却困难得很。商量到后来,终只能定为限期严禁。联席会议决定的议案,是很好的,但是要马上实行却是不容易的。同志们或者要问既明知不能够马上实行,在纸上写著干什么呢?大家要知道这种议决案,暂时虽然不能够实行,但是写上也好,因为本党的重大责任,是要使民众团结起来,本党指导下的国民政府,就是建筑在民众上面,联席会议决定的政纲,虽然暂时不能够实现,若能用这去唤起民众,使他们团结起来,用自己力量以要求实现,这是在将来一定可以实现的。孙科同志报告我们一件事情,很有意味。当他由联席会议出来,回到省政府里的时候,就碰著许多人来请愿,那些人都是小学教师,他们因为看见联席会议议决要加他们的薪饷,所以大家来请愿,请政府早日把这条议决案实行起来,这便是政纲定下的效验了。联席会议所定下的政纲,暂时虽然不能够马上实现,但是依然应该定下,使民众起来,使民众知道与政府努力合作。有了民众的力量,国民政府的根基才能够稳固,定下的政纲,是没有不能够实行的。

  有一条政纲,就是要规定要减少田租百分之二十五。这条政纲,总理在北上之前,已经定下,但因总理北上之后,有种种关系省政府里的人,把他放在箱子里锁起来,现在找了出来,依然规定下来了。大家知道,佃农对于地主,向来是纳租六成,还有的地方,要纳七成至八成的。农人的生活,是人类最苦的生活。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占中国人口全数百分之八十,他比工人还要苦,因为工人做了一天的工,至少总可以得到二毫或毫半的工资,去养活自己;农民则每年费许多本钱来买肥料,费一年的劳动,从事耕种,但因为水利不能够讲求,有没有收成,还是靠不住的事,就是能够收得一点,却要提出六七成来送给地主,农民只得到三四成,差不多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并且还负了许多的债。因此,所以农民也不愿意种田了。据民国八年的调查,中国的荒田有九万万亩。那些不种田的人,因为生活的压迫,都要变成匪盗,如果不想法子来改良农人的生活,中国将来真是非常危险。要免掉这种危险,只有设法消灭地主制度。地主本来完全是封建社会的余孽,如果任其存在,不但农人很苦,就是中国产业也不得发达。因此,中国不但不能走上社会主义的路径,就是想造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都是不可能的。中国如果想造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要有许多的大工厂,然而假使中国有许多大工厂制造货品,可以希望卖给谁用呢?农人因为连年水灾天旱,收成很少,工人因为工资低廉,小商人因为生意清淡,都不得不节省费用,因此有了工业品,亦会卖不出去。中国的工业,现在差不多还是在手工业时代,中国不但不能够做到社会主义,并且不能够发达资本主义。根本上解决,必须改良农民的生活,减田租百分之二十五,使农民生活优越一点,不至于流为匪盗,并且能站在本党的后面,来巩固本党的革命势力,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政纲上对于资本家,除了不允许其压迫工人以外,主张召集工业家大会,只要真正是中国的资本家,我们主张要他们组织起来,来发达中国的实业。我们的革命,资本家亦不是无利益的,只有地主是比较各阶级要吃亏一点。我们同志在生活上很多与地主制度有关系,但须注意革命全部的利益,切不可因为与自己有损害,就对于主义发生怀疑。要知道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全社会,不是为个人,我们应该极力的宣传,来解放许多终日过牛马生活的农人——而且这为资本主义之发展亦是必要的。美国总统林肯解放黑奴,不知道他的,说他主张人道主义,其实他是打倒南美地主的工具,替北美的资本家解放了许多人做他们的工人,来发达美国的实业。中国便要讲资本主义,亦必须先解放了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实业才可以渐渐发达起来。

  此外尚有零细的议案,其中各省代表最能全体一致的便是希望汪党代表回来,同时校长在前方也有电报回来,请汪主席销假视事。联席会议除一致电请汪党代表回粤之外,还派了代表亲自去找。汪主席现在所住的地方,外面都不知道,不过也还有人晓得。不过在迎汪潮流中,有反革命的人,想从中挑拨蒋校长和汪党代表的感情,所以联席会议特别申明,迎汪完全是因为时局的需要,非汪、蒋两同志合作不可。我们信任汪党代表与信任蒋校长一样,我们应设法打倒从中挑拨的分子,对于汪、蒋两同志,都不要有怀疑的态度。关于去年西山会议的分子,联席会议查明第二次大会后,两月无答复警告函者,如石英、张继等均一律开除党籍。王宠惠在北京吴佩孚下面做官,本党对伊曾下警告,亦未答复,所以亦开除了。此外从前办党的经费,每月是十万元,现为发展党务起见,扩充经费到三十万元。

  上面所说的,都是这次中央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的大概情形。此次会议,是要使一个政党得到一种领导人民、促成人民的自觉的力量。本党同志,都要努力去宣传,去完成还没有完全成功的革命事业。

这部作品在1929年1月1日以前出版,其作者1931年逝世,在美国以及版权期限是作者终身加80年以下的国家以及地区,属于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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