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之经过

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之经过
作者：恽代英
1926年12月30日

本作品收录于《革命军》

　载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革命军》半月刊，署名：恽代英。这是关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情况的报告，会议于1926年12月15日至28日在广州召开。

　　此次联席会议，系由中央委员及二十余省区特派代表八十余人所组成。重要的提案，都预经中央提案委员会审查通过才提出大会。开会的时间，足费了十二天的工夫。此次会议意义非常重大。议案很多，都是重要的。党员对于这些议案，应当有完全的了解。兹分为两段报告：

　　（一）关于政府的组织及人民会议的组织

　　（二）决议的各项政纲

　　关于国民政府议案有主要的三点：1．政府所在地，2．政府本身组织的分子，3．政府内部各部的组织。

　　关于地点问题，联席会议当日议决暂不迁动。现在虽因九江、武穴相继攻下，军事上发展得非常迅速，有主张迁往武昌之说，但彼时大家的意思以为迁往武汉，不啻给奉张以一大攻击的目标。政府现定策略，仅对吴孙。打倒吴孙以后，已算殚精竭力，若遽然又与奉张开衅，未必定操胜利。还有一层，目前最要的工作，是在巩固已有的基础。近日由军事胜利所得的湘、鄂、赣，其基础自说不上如何稳固。即在广东，革命的基础亦还嫌薄弱。不过比较起来，广东职业的人民，早已各具组织，所以我们主张于最短期间，应当使政府仍留在广州，集中精力于渐渐地使本党完全建筑在有组织的各种民众上面，到那时再迁动政府亦不为迟。自然现在情形，以我党军神速的胜利，及渠辈彼此间倾轧、摇动，似乎向我争送秋波。因此，政府迁往武汉，亦可以表现我们力量的伟大，增加彼辈的暗斗，未尝是无利的事情。但事实究竟何如，尚无把握。所以政府现派五委员前往整理各省政务，借作实际的考察，然后再作迁动政府的计划。

　　关于国民政府本身的组织分子问题，国民政府一定须有能代表各省有权力者的意见的人作委员，这固然有些是迁就事实，亦所以期望能做到令出必行的地步的原故。国民政府向只设外交、财政两部，此次议加军政、司法两部，以便军事上的指挥并统一各省的司法、行政。此外各部则暂不设立，因为多留些事业让各省自由设施，比较于革命有利益些。

　　关于国民会议的议案，联席会议主张稍缓召集，因为现在除粤、湘两省农工，各有相当组织，能产生真正代表外，其余各省尚谈不到此。若吴、孙、张等军阀势力下之各省，更是不会有人民的真正代表推举出来。目下只宜以党的力量，唤起民众，组织民众。由组织农人、工人、学生、商人的团体，以至组织各县的各省的，乃至全国的农工商学联合会。民众都有了组织以后方能召集国民会议。不过联席会议决定仍应当宣传速开国民会议，以督促组织民众工作的进行。又议决将来会议的分子除总理主张的九种人民团体的代表以外，须加华侨及妇女团体的代表。

　　省政府之组织的议案，则因鉴于现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各省号称委员制，实则各委员皆分掌一厅，彼此不能互相协商照应，流弊甚多。故由联席会议特规定添加非厅长之委员，如欧洲各国之有不管部长一样。最近广东省政府之改组，加入甘乃光及何香凝两同志即是此意。

　　省党部与省政府的关系，联席会议决定应分为三等：第一等省政府须听省党部的指导，如国民政府听中央党部的指导一般。但因现时各省情形不一致，或因各党部力量薄弱，或因各军事领袖并党部还不能发生很好的关系，所以第二等办法，省政府受中央党部特派员的指导。第三等省政府与省党部合作，这是因地制宜，暂时应付的方法。各有不同，所以比较让各省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自然我们都是要逐渐达到使省政府完全受省党部的指导，这是一定的。

　　省民会议议案，由联席会议议决，省民会议，系由全省人民团体代表组织。此会议每年一次，须立即召集，其职权现在还只能如前清咨议局一般。我们要立即召集省民会议，是要用此促进人民团体的发展，而且立起人民参政的基础。到了全省人民组织内容充实以后，我们便可以使省政府完全建筑在省民会议上面，不能有不利于全省人民的行为。

　　县政府之组织，联席会议议决，原有县长制，一个人专断一切，容易犯专擅，被一般土豪劣绅包围之病，所以主张改为委员制。委员由政府派委，分理教育、财政、土地、公安各局事宜。委员长由省政府于各局长中自由择任之。因各县经费有限，委员人数不能过多，所以规定至少要有三个委员，一个委员可以掌两局的事情。

　　县党部及县民会议问题。县联席会议，因县党部尚多无完备的组织，所以还很难说，到了县党部有完备组织以后，自然可以提供意见，叫县政府采用。县民会议每年召集二次，乡民会议每年召集四次，这须即刻召集。总之，这些会议亦是咨询机关，用意在促进人民团体的发展，同省民会议一样。

　　此外关于军事者，议决于国防军外，各省须设省防军。国防军用以戡乱御侮，是行动的。省防军用以防匪，便利交通，是固定在一省以内的。

　　又议决军中必须党代表，并于各省增设军校。我们第一二次东征军及此次北伐军的胜利，固然是前敌将士忠勇奋斗；而其因为有政治工作，能得一般民众的同情拥护，亦是很大的一个原因。故党代表在军中的关系，非常重大。军政时期，一日不完成，军事工作，即一日不能停止。为养成党的军事人才，必须于克复各省逐渐设立军事政治学校，以便各省革命分子就近入学。各省军事领袖，亦更可就近指导，以养成合于需要的人才。于必要时将设一中央军事政治大学，以为军事最高教育机关。

　　关于外交方面的政策，现在依照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根本反对帝国主义。但是因为各帝国主义的内部冲突，他们现在已经不能够取国际的行动来侵略中国，我们要反对帝国主义，亦不能够同时一齐反对，一齐打倒。我们顶好是先打倒一两个压迫我们顶利害的帝国主义，其余的压迫我们还不十分利害的帝国主义，暂时不去打倒他。自然我们并不是永远不打倒他，不过是暂时不反对他罢了。例如现在最利害的帝国主义，就是英国，我们现在应该首先去打倒他；对于别国，暂时便可以不大反对。不反对他，虽然我们也并不是马上和他亲善。我们应当反对谁，不反对谁，不能由同志随便发表和某帝国主义者亲善的意见。一定要由国民政府的外交部，在中央党部指导之下去决定办法。外交政策既已决定之后，凡属我们同志均不能够反对。

　　关于本党的政纲，从前决定对内是十五条，对外是六条，现在因为有的太简单，还有的定得太高，暂时不容易实现，所以这一次重新有一个很详细的规定。这一次的政纲，都是极切近可能实现的范围而规定的。例如关于工人作工的时间，规定每星期至少五十四小时，除星期照例休息外，其余六天，六九五十四，每天工作九点钟。从前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规定工人每日作工八小时，现在为什么每天反加了一点钟呢？便是因为每日作工八小时或更少，自然是很好的。不过就实际情形说，现在每日作工十二三小时的工人还很多，要想都做到以八小时工作为最高限度，还是不容易做到的事。不过这次政纲，虽然定得很低，然而要一一实现出来，还是不容易的。例如小学教师加薪，兵士和下级军官薪饷，不拖欠也无折扣，这点事情，自然是很低很正确的经济要求，但就实际情形说来也很难办。规定不要预征钱粮，此案在联席会议中间，已经通过；但是宋子文同志因为从前政治会议，已经通过要预征钱粮，所以提出来说，现在有许多薪饷没有款发，非预征钱粮不可。联席会议的职权，比政治会议的职权大些，是可以取消政治会议的议决案的，但是如不预征钱粮，各机关的薪饷就不能发；联席会议的代表，虽然想了许多的方法，始终不能解决这个困难问题。结果终只有将这件事交政治会议再去商议。还有一个同志，提议严禁烟赌，烟赌自然是应该禁的，尤其是在中国和世界上最有名的国民政府统治的地方河南一带，烟赌遍地皆是，真是太难看了，所以禁烟赌是没有问题的。但如认真的禁起来，又在我们的捐税项下，减少了一部分的收入，事实上却困难得很。商量到后来，终只能定为限期严禁。联席会议决定的议案，是很好的，但是要马上实行却是不容易的。同志们或者要问既明知不能够马上实行，在纸上写著干什么呢？大家要知道这种议决案，暂时虽然不能够实行，但是写上也好，因为本党的重大责任，是要使民众团结起来，本党指导下的国民政府，就是建筑在民众上面，联席会议决定的政纲，虽然暂时不能够实现，若能用这去唤起民众，使他们团结起来，用自己力量以要求实现，这是在将来一定可以实现的。孙科同志报告我们一件事情，很有意味。当他由联席会议出来，回到省政府里的时候，就碰著许多人来请愿，那些人都是小学教师，他们因为看见联席会议议决要加他们的薪饷，所以大家来请愿，请政府早日把这条议决案实行起来，这便是政纲定下的效验了。联席会议所定下的政纲，暂时虽然不能够马上实现，但是依然应该定下，使民众起来，使民众知道与政府努力合作。有了民众的力量，国民政府的根基才能够稳固，定下的政纲，是没有不能够实行的。

　　有一条政纲，就是要规定要减少田租百分之二十五。这条政纲，总理在北上之前，已经定下，但因总理北上之后，有种种关系省政府里的人，把他放在箱子里锁起来，现在找了出来，依然规定下来了。大家知道，佃农对于地主，向来是纳租六成，还有的地方，要纳七成至八成的。农人的生活，是人类最苦的生活。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占中国人口全数百分之八十，他比工人还要苦，因为工人做了一天的工，至少总可以得到二毫或毫半的工资，去养活自己；农民则每年费许多本钱来买肥料，费一年的劳动，从事耕种，但因为水利不能够讲求，有没有收成，还是靠不住的事，就是能够收得一点，却要提出六七成来送给地主，农民只得到三四成，差不多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并且还负了许多的债。因此，所以农民也不愿意种田了。据民国八年的调查，中国的荒田有九万万亩。那些不种田的人，因为生活的压迫，都要变成匪盗，如果不想法子来改良农人的生活，中国将来真是非常危险。要免掉这种危险，只有设法消灭地主制度。地主本来完全是封建社会的余孽，如果任其存在，不但农人很苦，就是中国产业也不得发达。因此，中国不但不能走上社会主义的路径，就是想造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都是不可能的。中国如果想造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要有许多的大工厂，然而假使中国有许多大工厂制造货品，可以希望卖给谁用呢？农人因为连年水灾天旱，收成很少，工人因为工资低廉，小商人因为生意清淡，都不得不节省费用，因此有了工业品，亦会卖不出去。中国的工业，现在差不多还是在手工业时代，中国不但不能够做到社会主义，并且不能够发达资本主义。根本上解决，必须改良农民的生活，减田租百分之二十五，使农民生活优越一点，不至于流为匪盗，并且能站在本党的后面，来巩固本党的革命势力，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政纲上对于资本家，除了不允许其压迫工人以外，主张召集工业家大会，只要真正是中国的资本家，我们主张要他们组织起来，来发达中国的实业。我们的革命，资本家亦不是无利益的，只有地主是比较各阶级要吃亏一点。我们同志在生活上很多与地主制度有关系，但须注意革命全部的利益，切不可因为与自己有损害，就对于主义发生怀疑。要知道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全社会，不是为个人，我们应该极力的宣传，来解放许多终日过牛马生活的农人——而且这为资本主义之发展亦是必要的。美国总统林肯解放黑奴，不知道他的，说他主张人道主义，其实他是打倒南美地主的工具，替北美的资本家解放了许多人做他们的工人，来发达美国的实业。中国便要讲资本主义，亦必须先解放了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实业才可以渐渐发达起来。

　　此外尚有零细的议案，其中各省代表最能全体一致的便是希望汪党代表回来，同时校长在前方也有电报回来，请汪主席销假视事。联席会议除一致电请汪党代表回粤之外，还派了代表亲自去找。汪主席现在所住的地方，外面都不知道，不过也还有人晓得。不过在迎汪潮流中，有反革命的人，想从中挑拨蒋校长和汪党代表的感情，所以联席会议特别申明，迎汪完全是因为时局的需要，非汪、蒋两同志合作不可。我们信任汪党代表与信任蒋校长一样，我们应设法打倒从中挑拨的分子，对于汪、蒋两同志，都不要有怀疑的态度。关于去年西山会议的分子，联席会议查明第二次大会后，两月无答复警告函者，如石英、张继等均一律开除党籍。王宠惠在北京吴佩孚下面做官，本党对伊曾下警告，亦未答复，所以亦开除了。此外从前办党的经费，每月是十万元，现为发展党务起见，扩充经费到三十万元。

　　上面所说的，都是这次中央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的大概情形。此次会议，是要使一个政党得到一种领导人民、促成人民的自觉的力量。本党同志，都要努力去宣传，去完成还没有完全成功的革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