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文学史/附录三 《国语文学史》大要

附录三　《国语文学史》大要

　　《国语文学史》这个题目，是我一篇没有做完的文章。我很早就想著手来做；但是因为材料的缺乏，竟使我不愿快些把他做出。

　　在此时研究中国的文学史，是很有趣的。因为这是一篇未完的文章，很需要我们去研究，去尽我们的工夫，因为有许多材料都等著我们来发现，这好像是科学家预备要发明一种科学一样的有趣。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还没有人做一部文学史，为历史的研究的。近十几年日本人研究中国文学的，才有几部关于东方文学的薯作。此外另有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出来，我们不问他的内容的好坏，但于此我们总可以看出总算有人注意文学史的研究了。白话的文学，中国的知识阶级向来不重视他，所以有许多重要的材料都被埋没了。最近在日本发现了一部《唐三藏诗话》，继续又发现了几部宋版的小说。

　　在我国又有安徽某君刻版小说七种。但这是一种秘密流传的东西，能够见到的人很少。宋朝的小说是很重要的，但到如今才有人印刻出来，而善本又很难得到，所以在研究的时候，材料的难收集是一个最大的难关。我们现在的工作，正是要努力于材料的收集和材料的发现。北京大学方面对于材料的收集很是注意，但收集了多年，所得到的非常有限。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对这件工作注意一下。这是我在杭州一个小书店里发现的一部书，名叫《花影集》。这是一部宋朝的曲子。内容很好，确能在国语文学中占重要的位子。但发现的时间是在一星期前，所以还来不及介绍给人们知道。明宋的文学书很多都失散了，我们知道江浙两省的人在明朝时很出了些文学家，在调曲文学上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因为没有人注意，所以很多的材料都已埋没。收集材料虽然十分困难，但大家不要因此灰心，停止了这种伟大的工作。要知道如果大家都注意这种工作，自然可以互相帮忙，共同努力去发现，那时岂不就比较容易了吗！我们现在要出版一部文学史，不过是一个起端，总不会是很完善的。所以我编的《国语文学史》，想慢慢的出版，现在先设法多收集材料。

　　我很武断的说，我承认《国语文学史》，就是中国的文学史。除了国语文学之外，便是贵族的文学。这种贵族的文学，都是死的，没有价值的文学。这种专重模仿的古典文学，不能代表二千五百年的文学变迁。他们走著一条很直的路，所以表现的几乎完全相同，一点没有变化。而真正的文学却在民间，一般的民众都觉得照这样一条很直的线演进，不能发挥我们的感情，而在无论那个时代，都是一方面因袭著前一代一条直线的演进，同时一方面又有一个不同的曲线的进化。于是由古乐府变为词为曲，又因曲太短不能发挥深长的情感，遂又产出套数。由套数变为戏曲，南曲，北曲。再进而有宋元明的小说。所谓真正的文学，却是要拿这条岔路来代表的。我们以前认定那死的直线的演进所表现的是文学的变迁，实在是大错了。其实照进化论来说，进化不是由一条直线通到底的，却是这条路走不通了，在旁边另开出一条道路来，在这条另开的道上走的，才是真正的进化。所以历史是多方面的发展，绝不是走一条路的，这一点我们不要看错。所以唐朝的白话文学，南北朝的词曲，以及唐宋元明各代的小说，才是真正的文学。这便是我所以敢武断中国国语文学史便是中国文学史的原因，在事实上大家也不能否认的。

　　还有一点，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找出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白话文学的作家，和古文学的作家，很多都是同代的。现在有许多新诗人，如康白情、徐志摩等，但同时也有许多旧诗人，如陈伯严等。在文章方面，有胡适之，陈独秀一般新文学家，同时也有林琴南等一般古文学家。如果我们做起民国十二年的文学史来，还是以胡适之、陈独秀、康白情、徐志摩这一个新派来代表呢，还是以陈伯严、林琴南这一个旧派来代表呢？历史上的现象，总是一部分是老死不变的。

　　而能在文学史上成功一个时代的，一定是在当时有一种特别的表现，最近北京大学的教授钱玄同先生曾写给浙江教育厅长张宗祥一封信，是用很古的古文写的。但他要给我写信，一定用白话文，写给你们的校长黎锦晖先生，一定用拼音文字，我们要给钱玄同作传的时候，一定不能拿他的文言文来做标准，因为他这种文言文，只是一种含有恶意的文章，而他的思想的正统却是在白话文上的贡献。又如黄庭坚（山谷），他在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家。他的诗都是古典的，但他做的小词，不但完全用白话，而且常用土话。我们现在用分身法来看黄山谷，把他的古典文学江西派拉去，剩下的完全是高兴的时候，写出来的白话作品，或是做给妓女唱歌的小词小曲，那才是真正的黄山谷的文学哩。由此看来，不但一个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就是一个人也有许多的不同啊！我们要做文学史的，却应当拿这种不同的，特别的表现为标准。

　　上面许多话，都是本篇的绪论，在说明要研究文学史的，第一要注意材料的收集；第二说明中国国语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第三就是说明做文学史时要晓得的标准。下面我们再来谈文学史的本身。

　　我们要问一问白话文学是怎样起来的？文学和文字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语言文字是拿来表情达意的，文学也是用来表达情绪的。这两种东西仔细比较起来，却有一个分别，就是文学是语言文字的最好的部分。文学的表情达意要看表得好否，达到妙否；至于普通的语言文字，只要能够表情能够达意就好了，用不著再追问表达得美妙与否。

　　白话的文学，完全是平民情感自然流露的描写，绝没有去模仿什么古人。记这种平民文学的古书，第一部当然是《诗经》。这部书里面所收集的，都是真能代表匹夫匹妇的情绪的歌谣，如《郑风》、《泰风》等。后来南方又出一部《楚辞》，这一部书里如《九歌》等篇，都能够代表当时民众的真正情感。到汉朝的时候，又觉得“楚辞”不能发表真正情感，而“楚辞”在当时便成了古典文学。而代替“楚辞”的却是五字一句的民众文学的诗，同时又将五字一句的诗变成三字，五字，八字不等的歌谣似的诗。这种类似歌谣的诗，当时一般文人都瞧不起来，但在他们瞧不起来的文学中，的确有很多是极好的作品，如《孔雀东南飞》等。这些东西总起来说，就是古乐府的文学。汉末，有曹操父子和他的朋友在北方提倡新文学，这就是赋的出现，他们的作品，都是模仿歌谣和古乐府的。到了此时，忽然有五胡的乱华。南北分裂起来，北方的野蛮民族带来许多特殊的文学，成功北方的乐府。南方的人好文，性情是文绉绉地。他们描写的是些恋爱的事，创了许多格式，这种文学都是匹妇匹夫所能懂的，南北朝的文学的精彩，就是五言的作品。直到唐朝的时候，一般人才大著胆子很诚实的模仿起匹夫匹妇的情绪，当时的文学，如《全唐诗》开首便是模仿古乐府的，所以处处都有些平民化了。总起在唐以前的文学，要以乐府为最重要，但当时散文的作品却很少。这就是因为小百姓们，平时用不著散文，有什么情感随口便唱成诗歌等的韵文了，此时的散文，在《汉书》里《赵皇后传》上可以找出很好的一问一答的散文。此外《文选》中也可找出来。

　　上面是第一个时代，第二个时代便是由唐朝到北宋。唐朝的时候，国语文学的作品很多。唐诗大部分都是用白话做的，如大诗人杜工部，李太白等人的作品，差不多都是白话的。这时一般人不但偶然做白话诗，而且还有人非白话不做的，如白香山的作品，都是先读给老太婆听过，来定去取及好坏。所以中唐晚唐以下的作品，也都是趋向白话的。但材料太多，不便举例，在此时的文学，就拿白香山来代表好了。此时又发觉五字一句七字一句的诗，不适合用白话来写。于是又发生了一大革命，而有词曲出来！诗【词？】的字数没有诗那样严格，长短句比较和语言近些。这个把字数限制打破的工作，确实是一大革命。这时散文方面，亦有不得不革命之势。骈体文到了中叶将对仗的文章打倒，同时还有一派对于白话文学是很尽力的。就是禅宗，这一派人痛恨文字不能完全打破，便用白话著书讲学，产生出语录等很好的散文。这一期散文文学就可拿禅宗的语录来做代表。

　　第三时代是南宋到金元。这个时代在文学史上很是重要。此时中国北部，又被野蛮民族占去，南北的文学又分了几百年，双方都有很好的白话文学作品，如陆放翁、杨万里等都是白话文学家。还有特别的表现，就是白话散文的兴起。因此时的和尚都用白话讲道，而一般文人又用语录的体裁著书。因各大文学家用他，所以成功白话散文文学。第二是白话小说的成立。宋期的白话小说，最好的是《宣和遗事》，《五代史平话》，《唐三藏诗话》（是在日本一个庙里发现出来的）。我们看看这些小说，便知道在宋朝便有了很完美的白话小说了。但可惜的是很难得到善本。但此时代还有个缺点，如词是有一定的格式和平仄声，不能改变。所以到元朝时便渐渐变成曲，小令了。如《太平乐府》等都是这种文学的代表。由小令又变为套数，格式更比较的放宽了。但还觉得还【不？】满意，因为仍要守著韵文的格式，所以后来又加上了说白。宋朝的词和元朝的曲，都是先有调子谱上去的。他们做这些东西，很多都是拿给妓女去唱的。那末，他们做的时候一定都用白话，好使妓女们懂得。由这看来，当时的妓女和白话文学也是很有关系的。

　　第四个时期，是由明朝到清末。这时的文学，是继续前代发展下去的，散文方面则多向小说发展，韵文则向白话曲子发展。明朝的曲子很多，可以拿南宫词记和北宫词记来代表。因当时所谓才子，都过著放浪生活，所描写的多属于什么才子佳人的情事，所以文学的意境很低。如《牡丹亭》中“游园惊梦”一段，很可以代表当时文学的意境。但描写的技术却大有进步。小说方面有演义体，但这种体裁很是呆板，没有趣味。从元代野蛮民族侵入以至于明，此种无味的演义体小说一变而为历史小说，再变而为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小说，代表的作品如《水浒传》等书，后来又有《金瓶梅》出来，专门用自然主义的方法描写性欲的生活。中国的白话小说到此才完全成立。自然主义的文学，也于此时成立。清朝的白话小说最重要的要算《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儒林外史》是描写当时文人社会的实际生活。《红楼梦》是先有一段悲哀的故事，然后才写出来的。再进便是白话诗的发生。总之，白话文学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完全是由于历史上必然的趋势。有些人误认是几个人提倡起来的，实在是大错了。因为白话文学如果没有这样一千多年的历史，凭我们几个人拼命去提倡，结果还是等于零。这一点大家不能弄错。

　　（赵并懽、吕一鸣记，演讲时间、地点不详。原载1924年9月20日《国语月刊》2卷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