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文学史/附录二 国语运动与文学

附录二 国语运动与文学

  今天我本不预备讲演的,现在诸同学的意思却要我讲演。国语文学底重要和兴趣,这个意思,我几星期以来,在国语文学史上讲的多了;没有讲的,还要留个编入讲义的馀地。不过有一唇不得不趁此说说。

  国语所以能成为一种运动,不仅是做个统一语言的工具罢了,认识几十个注音字母,会说“我”(ㄨㄛ)"你”(ㄋ丨)底官腔,就算是国语了吗?——这不过是一部分的事情。最重要,最高尚的,不要忘了“文学”这一个词!

  国语统一,谈何容易,我说,一万年也做不到的!无论交通便利了,政治发展了,教育也普及了,像偌大的中国,过了一万年,终是做不到国语统一的。这并不是我一味武断;用历史的眼光看来,言语不只是人造的,还要根据生理的组织,天然的趋势,以及地理的关系,而有种种差异,谁也不能专凭一己的理想,来划一语言的。教育,固然有统一语言的能力,但这方面使得统一,那方面却又自由变迁了。

  德国底戏剧和一部分地方的土话,不易懂得;德国的交通、政治、教育种种,可称完备了,尚且有“非普遍性”的语言存在。再看美国,他的交通、教育更其好了;可是有几处人,“纽约”读作Naova音的;Fast这个字,也有种种不同的读法;南部澳开萨一带的方言更是复杂之极。至于英国,人家都知道他语言有遍及全世界的势力,当然统一极了,可是在伦敦都会的地方,已有许多变化,——文字虽然不变,音却变了;如有些人说Have都把H音省去,读成Ave。还有苏格兰……各种方言,更加难懂了。所以要国语完全统一,即使教育、交通等等如何发达,终是办不到的。

  国语统一,在我国即使能够做到,也未必一定是好。国语文学之外,我看,将来还有两种方言文学,很值得而且一定要发展的。一,是吴语文学(包括苏州,无锡,常熟,常州一带);现在所有的苏白的文学作品,已有很好的了;将来发展起来,在我国文学上大有贡献的,并且能代表这一部分民族的精神的。二,是粤语文学;几百年来,广东话的诗,曲,散文,戏剧等,有文学价值的也很多;能够去发展他,又可以表现西南一部分民族的精神出来的。苏州的广东的文学家,能够做他们苏广的优美的文学,偏是不做,使他们来强从划一的国语,岂不是损失了一部分文学的精神吗?岂不是掩没了一部分民族的精神吗?如果任他们自由发展,看似和国语有些妨碍,其实很有帮助的益处。

  像教育部设立国语统一筹备会,开办国语讲习所,一方面看来,是要使语言统一;从另一方面看,国语至多不过统一个大致罢了。比方钞票,北京票换了天津票,中交票换了别种票,打一点折扣,并不害事的;非官话区域的人,学几句官话——国语,也要打个折扣,但也没有妨碍的。要做到这个地步,决不是只识了几十个注音字母,懂得了一口官腔,就行了;还要靠“文学”来帮忙。有了最有文学价值,文学兴趣的国语书报,人家才爱他读他。元朝,白话书本很多;明朝,白话告示也不少;何况现代,只推行几个字母,就算国语运动?真是做梦!

  字母不过是一种符号。文学这个东西,要有长时间的研究,不是几个星期所能弄得好的。诸位同学!我很希望诸位,各自养成文学的兴趣,具有文学的精神;最好,多做文学的作品,都成个文学家。要不然,至少也要能够赏识自然的美,文学的美,然后当国语教员,方得游刃有馀。

  说到这里,不得不还有几句话忠告诸位。现在有些小学国语教科书上说:“一只手,两只手;左手,右手。”教员认真地教,对于低能儿可以行得,因为他们资质笨了,还得用这种笨教法。可是文字和说话一天接近一天了,教一般儿童,这种方法,千万使不得了!将来诸位去教儿童,第一要引起那儿童们“文学的兴趣”!

  近来已有一种趋势,就是“儿童文学”——童话,神话,故事——的提倡。儿童的生活,颇有和原始人类相类似之处,童话,神话,当然是他们独有的恩物;各种故事,也在他们欢喜之列。他们既欢喜了,有兴趣了,能够看的,尽搜罗这些东西给他们看,尽听他们自己去看,何用教师来教。南高附小和苏州一师附小,以及北大周作人先生,都正在那里研究“儿童文学”,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也都有“儿童文学丛书”出版了。

  例如“一只猫和一只狗讲话”这些给儿童看,究有什么用?其实,教儿童不比成人,不必顾及实用不实用,不要给得他越多以为越好。新教育发明家法人卢梭有几句话说:“教儿童,不要节省时间;要糟塌时间。”你们看!种萝卜的,越把萝卜拔长起来,越是不行;应使他慢慢地长大,才是正当的法子。儿童也是如此;任他去看那童话,神话,故事,讲那“一只猫和一只狗说话”,过了一个时候,他们自会领悟的,思想自会改变自会进步的。——这不是我个人的私意,是一般教育家的公论。

  总之:我们能够使文学充分地发达,不但可以加增国语运动底势力,帮助国语底统一——大致统一;养成儿童底文学的兴趣,也有多大的关系!

  1921,12,31

  (原载1922年1月9日《晨报副刊》)

注:这篇附录是《胡适文集》编者所加。本文是胡适1921年12月31日在北京教育部国语讲习所同乐会上的讲演,由郭后觉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