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六十二周年校庆纪念会上的演说词

　　今天是北大六十二岁的校庆。同学们把我的生日连在一起，并且一再邀请，不好意思不来。我不想多说话，只带来三本已经发黄的小册子，提一部分向大家讲讲。这三本是《北大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北大五十周年纪念图书馆善本目录》、《北大历届校友录》。

　　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是在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当时一切庆祝话动都已准备好了，可是却没有举行，因为那时北平已经成了围城。15日，我和几位教授与家里的人，就乘政府的飞机离开了北平。17日校庆日，炮弹已经打进了城，这是北大一个很严重的患难。

　　各位所看到的这本《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前几页是图，图里不但包括过去的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同时还有抗战以后成立的农学院、医学院、工学院。这些图片以下是纪念文字。第一篇是我的《北大五十周年》。以后便是各种展览会及实验室开放目录。再以后便是论文目录，包括理学院的二十篇，文学院的四十五篇，法学院的十五篇，医学院的三十一篇，农学院的十七篇，工学院的七篇。从这些论文中，我们可以充分的看到，那时正是北大在学术研究上的全盛时代。论文之后，便是特刊。特刊中有邹树文的《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俞月奎的《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齐如山的《同文馆》，冯友兰的《北大怀旧记》，熊十力的《纪念北大五十周年并为林宰平先生祝嘏》，罗常培的《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等多篇纪念文字。

　　有人问北大校庆为什么和我的生日同一天？我的生日是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后来我在签证处赴美留学时，一位王尔德博士替我翻成阳历的今天。至于北大校庆的日子，有几种说法：一说是从阴历翻成阳历的今天，但据邹树文那篇回忆中说，戊戌年设校之说不确，可能是庚子乱后，壬寅年恢复开学的纪念日。这篇文章和罗常培那篇《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都是校史的重要资料。七七事变后，我在南京接受政府非正式的任务出国去，自南京搭船至汉口，转飞香港时，在九江途中给北大留守的郑毅生的一封信，也是北大校史的一份资料。

　　我们经过多少患难的人，今天在此纪念北大校庆纪念会，心里很难过。现在有许多大学在这里复校，为什么北大不复校？我常说，办一个第一流大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学校是与人一样的，一个人做了许多事，最后还会死，但是他的精神仍是值得纪念的。我们要纪念北大，应当从精神上去纪念他，历史上去纪念他，百年千年之后，一样可以纪念他。要建立一个像十二年前、三十年前、四十年前的北大是不容易的，因此我们今天只有在精神上及痛苦的感情上去纪念北大。

（本文为1960年12月17日胡适在台北北大同学会举行的北大六十二周年校庆纪念会上的演讲，原载1960年12月18日台北《中央日报》、《新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