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

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
作者：孙中山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各位同志：

　　我们国民党就是革命党。民国的名称，是革命党推翻了满清之后才有的。不过十三年以来，徒有民国之名，没有民国之实。这种名不符实，就是我们革命没有成功。革命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是由于反革命的力量太大；反革命的力量过大，抵抗革命，所以革命一时不能成功。革命究竟是什么事呢？是求进步的事。这种求进步的力量，无论在那一个民族或者那一个国家，都是很大的；所以革命的力量，无论在古今中外的那一国，一经发动之后，不走到底，不做成功，都是没有止境的。不只是十三年，或者二十三年、三十三年，就是四十三年、五十年，革命一日不成功，革命的力量便一日不能阻止。要革命完全成功之后，革命的力量才有止境。所以法国革命有八十年，大功告成之后，然后才有止境，然后法国才定。我们中国革命十三年，每每被反革命的力量所阻止，所以不能进行，做到彻底成功。这种反革命的力量，就是军阀。为什么军阀有这个大力量呢？因为军阀背后，有帝国主义的援助。这种力量，向来都没有人知道要打破，所以革命十三年，至今还不能成功。

　　这回北京发生政治上的大变化，这回变化之中，有一部分是革命党的力量。革命党何以要到北京去革命呢？因为十三年以前的革命都是在各省举行，所以在两三年前，便有几位同志说：我们以后革命如果还是专在各省进行，力量还是很小；必要举行中央革命，力量才是很大。由于这个理由，那几位同志便到北京去进行。到这次变化发生之前六个月，他们便有报告说：中央革命很有希望，北京军人赞成的很多，不久便要发动。他们在六个月之前便要我放弃广东，到天津去等候，参加中央革命。我在那个时候，看到很渺茫，不大相信，便答应他们说：要有事实发生后，我才可以去。到了江浙战事起了之后，他们催促更急，主张要我一定放弃广东，赶快到天津。当时我在韶关，督率北伐军出发江西，要北伐军完全离开广东进到江西之后，才可以离开广州；若是我离开广州太早，北伐便不容易进行。到了江浙战事发生变化，江西赞成北伐军的同志，不敢来归；在韶关的北伐军，也因之摇动，不能迅速前进。不上十日，北京就发生这次变化。外间的新闻传到了，我们同志的报告也同时到了。他们既是发动了这种事实，我为践成约起见，便不能不往北京去。

　　当北京初次变化的时候，国民军的行动好像真有革命的色彩。后来我由韶关到广州，由广州到上海，看到北京的情况便一天不如一天，似乎受了别种势力的牵涉，不像革命的运动。到上海住几日之后，北京情况更为之一变。但是还有许多人催我赶快到北方去的，像天津的段祺瑞，奉军领袖的张作霖，不是派代表就是用电报，总是要我赶快北上。我也因为要到北京去看看近来的真情况，所以便决定北上。又因为由上海直接往天津，不但是在最近数日之内无船位，就是在十五日之内也无船位，所以才绕道日本，来神户。在神户等船，比在上海等船还要快。而且路过日本，可以看看日本的旧朋友，及观察日本国民最近对于中国的感情。至于北京这次的变化，虽然不是完全的革命举动，但是他们欢迎我去，便是给我们以极好的宣传机会。

　　此时各方人民，都是希望中国赶快和平统一。说到和平统一，是我在数年前发起的主张；不过那些军阀都不赞成，所以总是不能实行这种主张。这次我到北方去，能够做成和平统一，也未可知。不过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我这次路过日本，在上海动身及到长崎和神户三处地方，都有很多日本新闻记者来见我，要我公开发表对于中国时局的主张；我都是主张要中国和平统一，便要废除中国和外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我现在神户，没有工夫来看日本全国的报纸，不知道日本国民对于我这种主张的感想是怎么样，或者有表同情的，或者有反对的。不过我这两日所见日本的旧朋友，都是表同情的多。我的这几个朋友，虽然不能代表日本的舆论，但是可以担负在日本宣传我的主张的任务。

　　中国要和平统一，为什么我要主张废除不平等的条约呢？和平统一是内政问题，废除条约是外交问题，我们正讲内政问题，为什么要牵涉外交问题呢？因为中国国内种种力量，都没有革命党的力量大；中国现在最大的力量，就是革命党。诸君如果有不知道的，只考查吴佩孚的历史。吴佩孚是袁世凯以后最大的军阀。吴佩孚这个军阀，究竟是从何而起呢？他在民国五、六年以前，是一个无名秀才，没有人知道。就是带兵到湖南衡州，来打南方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旅长。当时南方政府是总裁制，本总理也是几位总裁当中之一，我们南方政府教吴佩孚不要用兵，给他六十万块钱；并说北方政府卖国，教他回师去打北方。他得了我们南方的大批军饷，便回师武汉，进占洛阳。当时北京政府是段祺瑞当国，他便攻击段祺瑞，始而打电报，继而用武力，把段祺瑞推倒了。他推倒了段祺瑞之后，口头上虽然以民党自居，总是说北京政府腐败，要开国民会议来解决国事，心理上还是想做袁世凯第二。外国人考查到了他的这种真相，以为可以利用，便视为奇货可居，事事便帮助他，自己从中取利。吴佩孚以为外国人都是这样帮助，天下还有什么事不能做，所以便越发大胆，用武力横行于中国，弄到全国人民都是不能安居乐业。我们革命党因为要救国救民，所以便联络各方面有实力的人，共同推倒他。诸君听到这地，便知道吴佩孚的成功是由于民党，吴佩孚的失败也是由于民党，吴佩孚的起家和失败完全是由于民党的力量。革命党的力量当然要大过吴佩孚。至于吴佩孚在这几年中以军阀自居，专用武力压服民众，我们民党也是受他的压迫的原故，是由于吴佩孚得了外力帝国主义的帮助。所以此刻在中国，只有帝国主义的力量才是大过革命党。我们革命党要中国从此以后不再发生军阀，国民能够自由来解决国事，中国永久是和平统一，根本上便要在中国捣乱的帝国主义不能活动，便要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因为要消灭在中国捣乱的帝国主义，所以讲内政问题便牵涉到外交问题，要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

　　外国人在中国活动的，像教书的、传教的和许多做生意的人，都是很安分守己的分子；至于不安分的，只有少数流氓。这些流氓，在外国不过是小有手段，都是不能生活，一到中国，不上几年，稍为知道中国内情，便结交官僚，逢迎军阀；一逢迎到了军阀，便无恶不作，就是在不平等的条约之中所没有记载的事，他们都是包办一切，好像小皇帝一样。所以这几年来，无论那一个军阀做事，背后总有几个外国政客的帮助。

　　譬如，广州商团购枪自卫，向来都是很自爱的，对于政府都是很安分的。广州政府无论是民党或者非民党，同商团相处都是安然无事。这两年来，有几个英国人不喜欢国民党，不愿意国民党的政府发展，便煽动陈廉伯，运动商团全体，在广州内部反对国民党的政府。陈廉伯原来是一个汇丰银行的买办，本来是个安分的商人，没有什么野心。因为他做汇丰银行的买办，所以那几位反对国民党的英国人便认识他，便日日运动他反对政府，说：“如果你能够运动商团反对政府，我们英国便帮助你组织商人政府，你陈廉伯就是中国的华盛顿。”陈廉伯当初虽然没有野心，但是受了英国人的这种运动，既可以得英国的帮助，自己又住在沙面，得英国人的保护，安然无恙，于是他的胆量便雄壮起来，便发生野心。他便住在沙面，对于本党政府作种种的反抗运动。他当初所有的死党不过是几个人，运动成熟了的商团军士也不过是三五十个人，羽毛还不丰满，要反抗广州的革命政府还是没有办法。他于是又听英国人的话，向外国另外办军火，想另外组织军队。

　　他所办的头一批军火，是用一只叫做“哈佛”的丹麦船运进广州。当那只军火船一到广州的时候，便被我们政府查出来了。政府便一面扣留那只军火船，一面派人调查那船军火的来历，才知道那船军火是用商团的名义运进来的。在那只船进口之前五日，陈廉伯也曾用商团的名义，向政府领过了一张护照。不过陈廉伯领那张护照的时候，曾声明在四十日之后才发生效力，由四十日之后起，另外到五十日止，那张护照都是有用处。陈廉伯当初之所以有这些声明的意思，就是他对于丹麦船所运来的这批军火，已经想到了种种偷漏的方法，以为不必用到那张护照便可以偷过；他所领的护照，是预备第二批军火到的时候才用的。后来果然有第二批军火由欧洲放洋，只因第一批的在广州失败，所以第二批的便不知道运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陈廉伯才要所领的那张护照，就是在九十日之内都有效力。而这船军火运进广州的日期，和那张护照相差只有五日，便生出一个大疑点。更查这只军火船是属于丹麦商人的，丹麦在广州的领事是一个英国人代理，而那位代理的英国人又不在广州，是以我们便和英国领事交涉。英国领事和我们的私交很好，便将陈廉伯买军火的原委告诉我们说：“你们还不知道陈廉伯的行动吗？香港和上海的外国报纸老早就说，陈廉伯要运动商团反对你们政府，你们还没有留心那种新闻吗？我老实告诉你罢，有几个英国人许久<以前>便教陈廉伯买军火、练军队，反对广州政府。这不过是头一批军火，以后还有二批、三批。至于这种主张，只是几个英国人的事，我可以报告我们公使，惩办他们。你们可以办你们的商团，对付陈廉伯。”我知道了这种详细情形之后，便把那船军火完全扣留。当时许多明大义的商团，也承认由政府办理，没有什么举动。

　　但是，陈廉伯在沙面受了英国人的鼓动，便煽动一般无知识的商团，要求政府发还扣留的军火；如果政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便煽动广州全体商人罢市，抵制政府。所以有一日，便有一千多商团，穿起军服，整队到河南大本营请愿，要发还枪枝；若是不发还枪枝，第二日便罢市。我当那一日正在大本营，便亲出接见那一千多商团，对他们演说商团买枪的护照，就日期讲，陈廉伯已经声明在四十天之后才有效，这批枪枝只在领护照后五日之内便到广州，是一个疑点；就枪数讲，护照上载明的长短枪数，与这只船所载的枪数不符，是两〔二〕个疑点。专就护照说便有这两个疑点，有了这两个疑点，那末这批军火，不是私运，便是顶包。并且把英国领事对我所说陈廉伯要运动商团，和另外买枪练兵来反对政府的情形，详细告诉他们。演说了一点多钟，他们听明白了之后，当时便很满足，第二日也没有罢市。以后我把陈廉伯的叛迹，更是查得水落石出，便老实告诉商团。但是在手续上，我还没有用公文，只用私缄。对商团各代表说，陈廉伯反叛政府的诡谋，我已经查清楚了。你们商团不是同谋的人，我自然不理；若是同谋的人，我一定要办几个，以儆效尤。那些陈廉伯的羽党，便鼓动全体商团，要求政府宽大，不能多牵连。政府便答应他们的要求，不但是没有牵连，并且没有重办一个同谋的人。

　　陈廉伯看见政府很柔软，便鼓动商家罢市，还是要求政府发还所有扣留的枪枝。政府也答应他们的要求，承允把护照上所载枪枝的数目，分批发还。在国庆日便一批发还长短枪四千枝，子弹一二十万。陈廉伯那些人看见政府一步让一步，很容易欺负，于是更鼓动商团在国庆日收回枪枝的时候，对于政府武装示威，开枪打死许多庆祝双十节的农团军、工团军和文武学生。因为陈廉伯已经预备了在国庆日收回枪枝之后便造反，所以预先便在西关招了两三千土匪，假充商团。最奇的是那些假充商团的土匪，在国庆日不但是打死人，并且把打死了的人刨肝剖肺、#头断脚，把那些死尸分成无数部分，拿到沿街示众，惨无人道。当日，政府也没有把商团有什么处分。商团的不良分子，便从此以后目无政府，专唯陈廉伯之命是听，把广州全市商团的枪枝都集中到西关，在西关架天桥、筑炮台，用铁栅门分锁各街道，俨然把广州市分成了两部分：城内属于政府范围，西关属于商团范围。凡是商团范围以内，都是由商团发号施令。在商团发号施令的范围以内，不但是没有政府的警察，就是政府人员路过，只要被他们知道了，就马上有性命的危险。当时西关和城内，完全成了一个交战区域。那几日英国人便在香港英文报纸上挑战，说广州的实在势力已经到了商团之手，政府没有力量行使职权，政府人员马上便要逃走。其实政府还是想调和，但是西关的那些土匪顽强抵抗，无论政府是怎么样调和，都不能得结果。

　　到了十月十四日晚，凡是近政府各机关的高当铺，都收藏得有几十个团兵，居高临下，开枪打政府，一夜打到天明。到天明的时候，政府为求自卫起见，才下令还枪。到了政府还枪之后，稍明事理的商团份子便极愿缴枪了结，以免糜烂市场。而陈廉伯的死党还是在西关散布谣言，不说是东江陈炯明的援兵就到了，就说是白鹅潭的英国兵船马上便要开炮打退政府，只要商团多抵抗几点钟，便可以胜利。

　　当商团事变没有发生以前的十几日，英国领事本告诉了我们政府说：在白鹅潭的英国兵船，已经奉到了他们海军提督的命令，如果广州政府开炮打西关，英国兵船便开炮打广州政府。我得了这个通知，便用很正当的宣言，通告英伦政府和世界各国。英伦政府也自己知道无理，便制止他们海军提督，所以到后来政府和商团冲突的时候，英国兵船到底是守中立。从互相冲突之后，不上四点钟，各武装商团便缴械了事。于是香港英国的报纸，更以为是反对广州政府的好材料，便无中生有，乱造谣言，把广东政府骂得不值半文钱。其实广州政府和商团原来本是相安无事，因为有几个英国流氓居中离间，所以便弄到不和；到了不和之后，也可以用和平手段了结，因为那几个英国流氓又从中挑拨，所以便弄到杀人缴枪，以致商团受英国人的大骗。诸君不信，只看前几个月的香港英文报纸，许多都是恭维陈廉伯是“中国的华盛顿”，“广州不久便有商人政府出现”的论调，便可以知道英国人的居心。幸而英国人和陈廉伯的这次阴谋没有成功，如果真是成功了，广东便变成了第二个印度。

　　我们广东这次没有亡省，虽然是天幸，但是已经阻止了北伐军的进行，扰乱了广州市的商场，弄到全省不太平，都是外国人的力量在广东暗中捣乱。就是推到全国的情形，也是这一样。因为这些理由，所以我们才要防止外国人的力量再来中国捣乱。防止了外国在中国捣乱的力量，中国才可以永久的和平。要防止外国人在中国捣乱，便先要外国人在中国没有活动的力量。要外国人在中国没有活动的力量，还是在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废除了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才可以收回租界、海关和领事裁判权，中国才可以脱离外国的束缚，才可以还我们原来的自由。

　　用极浅近的道理说，诸君知道那些不平等的条约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大家的卖身契。中国和外国立了许多丧失权利的条约，就是把我们国民押到外国人，替我们写了许多卖身的字据一样。中国国民卖身，不只是卖到一国，已经卖到了十几国。我们国民卖了身，究竟国家的地位堕落到什么样子呢？有许多人都说中国现在是半殖民地，不承认是全殖民地。存这样见解的人，不是自己安慰自己，就是不知道中国现在的国情。如果说中国是半殖民地，中国的地位自然是比全殖民地的地位高。依我看起来，中国现在不是半殖民地，也不是全殖民地，但是国家的地位比全殖民地的地位还要低。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譬如香港完全割归英国，由英国人管理，是英国的全殖民地；上海还是中国的领土，不过暂时租到外国，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就字面讲，香港既是全殖民地，上海是半殖民地，上海的中国人所享的主权，当然比香港的中国人所享的主权要高。但是事实上是怎么样呢？香港割归了英国，英国政府便派一个总督来管理。那个总督为管理香港起见，设立了一个香港政厅，另外又设立一个立法局，所有关于管理香港土地人民的法律，都是由那个立法局颁布出来的。在那个立法局里头，还有几个中国人。那几个中国人在立法局里头，还有很大的发言权，还可以议订法律来管理香港。上海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在租界之内，大多数做生意的是中国人，纳税的是中国人，劳动的也是中国人，试问中国有没有人在上海工部局里头能够有大发言权呢？中国人能不能够在上海工部局里头议订法律来管理上海呢？我们在上海是主人，他们由外国来的都是客人，他们居然反客为主，在中国的领土之中组织一个政府来加乎我们之上，我们人民不敢过问，政府不能管理。用香港和上海比较，究竟是在香港的中国人所享的主权高呀，还是在上海的中国人所享的主权高呢？不但是上海是如此，凡是外国人在中国所到的地方，他们便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所以中国现在不只是全殖民地，比全殖民地的地位还要低一级。我就这个情形，创立一种新名词，叫中国是“次殖民地”。

　　再就全殖民地的情形讲，凡是一个殖民地的人民，只做一国的奴隶，对于母国总可以享多少权利；我们现在做十几国的奴隶，没有一点权利之可言。譬如澳洲是英国的殖民地，加拿大是英国的殖民地，和南非洲许多地方也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所有澳洲、非洲和加拿大所设立的政府，对于母国新进口的人民，都有主权可以检查；由母国运来的货物，那些殖民地的政府都可以自由抽税；英国人进那些殖民地之后，只可以做普通买卖的商业，不能滥发纸币，扰乱那些殖民地的金融；英国人在那些殖民地犯了罪，要由那些殖民地的法庭裁判，英国不能另外设立法庭去裁判。试问英国人进中国的口岸，中国政府有没有权力去检查呢？英国货物到中国来，中国有没有海关去自由抽税呢？英国在中国的所有通商口岸，开设银行，滥发纸币，中国政府有没有权力去稽查禁止呢？英国人寄居中国各地，若是犯了罪，中国法庭能不能够去裁判他们呢？英国人的这些行动，在本国的殖民地是怎么样呢？再在他们的祖国三岛之内，又是怎么样呢？不止是英国人在中国是这样横行，就是其他各外国人都是一样。所以中国人不只是做一国的奴隶，实在是做十几国的奴隶。国家的地位，真是一落千丈，比亡国奴的地位还要低！好比高丽亡到日本，安南亡到法国，高丽人只做日本一国的奴隶，安南人只做法国一国的奴隶，高丽人和安南人的地位比中国人还要高。我们不用外国的领土来比，就是同是中国的土地，只要完全亡到了外国的，便和在中国没有亡的大不相同。好比香港的公园，无论什么中国人都可以进内面休息。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都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现在虽然是取消了那块牌，还没有取消那个禁例。在香港之内，无论是什么地方，中国人都可以进去；在上海便有许多地方，中国人不能去。好像在上海的英国会馆，中国人便不许进去，就是有英国的朋友住在内面，中国人只要进去看看朋友，都是不能破例；至如在香港的英国会馆，中国人还可以进去看朋友，还可以进去吃饭。我们中国人的地位，堕落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还不想振作国民的精神，同心协力，争回租界、海关和领事裁判权，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们中国便不是世界上的国家，我们中国人便不是世界上的国民。

　　现在北京有了大变化，我可以自由到北京去。我一到北京之后，便要开国民会议。这个会议能不能够马上开得成，此刻固然没有把握。假若开得成，我首先要提出来的就是两件事：一件是改良国民生计；一件是改良中外不平等的条约。我们就是想要做这两件事，若是国民会议开不成１，便做不成功。要把这两件事做成功，还是要开国民会议。要能够开国民会议，还是要大家先出来提倡。

　　至于国民会议的组织法，因为全国人数的调查不的确，不容易由人民直接派代表，所以我在宣言里头，便主张用全国已经有了组织的团体派代表，共同到北京来组织国民会议。至于宣言中所列入的团体，遗漏了的还是很多。譬如报界便没有列入，所以我在上海，便主张加入报界团体。你们在海外的华侨团体也没有列入，为解决华侨在海外所受的种种压迫起见，华侨团体也应该要加入。要全体国民都是一致力争，要全国有组织的团体都是一齐加入，然后这个国民会议才可以开得成，然后这个国民会议才是〔会〕有很大的力量。因为要得到国民全体的主张，然后对内要改良国民生计的问题，才可以根本解决；对外要改良中外不平等的条约，才可以动世界各国人民的视听。现在中国捣乱的外国人，不过是少数无赖的流氓。至于在外国许多主张公道的外国人，都不知道这些详细情形。假若那些很公平的外国人，都知道了中国同他们所立的那些不平等条约实在是很坏，他们一定出来仗义执言，为我们打不平，要帮助我们要求他们本国政府废除那些不平等的条约。好比美国南方人从前虐待黑奴，北方主张公道的人便出来打不平，发生南北战争，一定要解放黑奴一样。因为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这次到北京所召集的国民会议，必须全国有组织的团体都是一齐加入，才有大力量，才可以动各国主张公道<的>民众的注意，然后乃可动世界的公忿，他们一定要来和我们表同情。到了各国主张公道的人都是和我们表同情，那还愁什么不平等的条约不能够废除呢！

　　我们做国民的要将来达到这种大目的，此刻必要向北京和全国去力争，要全体国民都是打电报，一致去争。国民为争这种国家大事，打到了几百张和几千张电报，便可以当几千兵和几万兵。假若我得到了国民的一万张电报都是要开国民会议，我在北京便可以拿那一万张电报向军阀去力争；用一万张电报去争，这种和平的争法，胜过十万兵。所以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还是要开国民会议；要开国民会议，还是要做国民的大家奋斗，一致去要求。今晚在这里开会的人，都是本党在日本各地的同志，散会之后，要实行本党的主张，便要写信发电到各方的朋友和中国的家庭，去解释国民会议的重要，要各人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是一致赞成要开国民会议。国民会议开得成，中国便可以和平统一，大家便可以得太平幸福；国民会议开不成，中国便还要大乱不已，大家便还要受兵灾的祸害。所以大家要以后所得到的是祸是福，还是在大家自己去求。今晚各同志来欢迎我，我便希望各同志在散会之后，对于国民会议要努力去奋斗。

　　注释：

　　据《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上海民智书局一九二五年三月出版）中的《中国内乱之因》

　　*孙中山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抵神户。这个欢迎会是由东京、大阪、神户三#的国民党组织联合举办的。

　　１按：以上两句，原文倒排，今予勘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