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
坚持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
——批判“四条汉子”反对党的领导鼓吹“创作自由”的反革命口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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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伟大导师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等一系列教导,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著作,狠批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散布的一系列反动谬论。文艺领域里对周扬等“四条汉子”的批判也在深入进行。结合这场斗争,认真学习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一光辉著作,对于彻底批判刘少奇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扬等“四条汉子”鼓吹的“创作自由”,反对党领导文艺事业的反革命罪行,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加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编辑伟大列宁在一九○五年写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是无产阶级文艺发展史上的纲领性的文献。在这一文献里,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和阶级斗争的光辉学说,阐述了文学的阶级性,无情地撕下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鼓吹的所谓“超阶级文学”的假面具,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这个根本立场出发,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这样的革命口号:“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
列宁关于党的文学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党的文学事业必须置于党的坚强领导之下,接受党的监督。无产阶级文学不是为少数贵族或“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无产阶级文学家必须坚持党性立场。列宁这些光辉的思想,为无产阶级文学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我们同形形色色的反动文艺思潮进行斗争的锐利武器。
从《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发表以来,在文艺领域里,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斗争的焦点,还是列宁提出的党的文学原则问题。在这个斗争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坚持和捍卫了列宁的党的文学原则,并且根据新的斗争实践,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观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早在一九四二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针对我国文艺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作了历史的总结。毛主席明确地阐明了文艺工作和革命事业的关系,强调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的军队是革命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它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毛主席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原则问题,并解决了如何去服务的问题。毛主席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是一条最彻底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文艺方针。毛主席提出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是对列宁关于建设无产阶级文艺队伍这一思想的重大发展。毛主席号召文艺工作者“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不仅是为了解决创作源泉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改变文艺工作者世界观的问题。这是一条使文艺工作者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并把文学的党性原则贯彻到自己创作中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主席在捍卫和发展列宁的党的文学原则中所提出的一整套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方针、政策,永远是指引我们文艺工作者和一切革命者胜利前进的指路明灯,是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尖锐武器。
斗争的实践雄辩地证明,坚持列宁的党的文学原则,把文艺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发展无产阶级文艺,并使之成为无产阶级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的根本保证。
二
编辑正因为党的领导是贯彻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发展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根本保证,文艺领域里的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所切齿痛恨和集中攻击的,首先就是党对文艺的领导。长期以来,刘少奇、周扬一伙,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艺战线上贯彻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为了反对和取消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他们对于列宁提出的党的文学原则,恨之入骨。周扬曾经疯狂地叫嚷什么“不赞成用‘党性原则’、‘党的文学原则’这类名词”,并且制造种种反动谬论,扯起“创作自由”的破旗,公开与列宁的党的文学原则相对抗。
一、所谓“文艺特殊”论。刘少奇、周扬一伙把“艺术生产的特殊规律”讲得十分神秘,胡说只有他们那些“祖师爷”、“老头子”才能掌握,才能领导,而党却不能过问文艺工作,否则就是“外行”领导内行,就是“教条主义”,就是对文艺创作的“干涉”、“束缚”、“破坏”,就是作家没有“创作自由”。他们散布这些胡言乱语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把文艺变成资产阶级的“特殊王国”!
列宁尖锐地指出:“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文艺和别的社会意识形态一样,反映着阶级的意识,并为一定的阶级服务。无产阶级的文艺是无产阶级的意识的反映,它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和强烈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
诚然,象一切事物都有着它自己的特点一样,文艺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它不是以抽象的概念,而是以具体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揭示人的思想感情。但是,文艺的特点,并不能改变它作为上层建筑所必然具有的阶级性的实质。恰恰相反,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阶级的文艺,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特殊文艺。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不接受任何阶级的“干涉”,不接受任何政党领导的文艺是根本不存在的。在三十年代,周扬等“四条汉子”所炮制的那些“国防文学”的“杰作”,有哪一个不是在王明机会主义路线领导下,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了适应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而出笼的!而鲁迅所以成为文化革命的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敢于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以及周扬等“四条汉子”的围攻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也正是因为他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鼓舞,接受党的领导,决心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甘当无产阶级的“马前卒”和“小兵”的缘故。
周扬之流狂呼乱叫党对文艺是“外行”,实际上是不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过问文艺,是为了排除党对文艺的领导,是要地主资产阶级的自由,是要让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内行”,对社会主义的文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一伙在竭力贩卖“文艺特殊”的同时,在组织上大搞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千方百计地把那些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反动“权威”或蜕化变质分子搜罗拢来,组织他们自己“可爱的、很好的队伍”,窃踞文艺界的各种职位,把他们控制的这个“协会”,那个刊物,变成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疯狂反对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夺回了周扬等“四条汉子”所窃取的文艺领导大权。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为工农兵服务的、象革命样板戏那样的无产阶级文艺,才盛开出了一簇簇光彩夺目的鲜花。
二、所谓“保护作家个性”论。周扬一伙在全国解放以来一直鼓吹对于作家的所谓个性,要“保护它,鼓励它”,要让作家按照自己的个性进行“自由创作”;胡说“报纸的思想是党的思想”,而“作家要有自己的思想”,否则,就会给“艺术创造带来很大的危害”,妄图以此来抵制党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指导。
毛主席教导我们:“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的作家是没有的,没有一定的阶级思想指导的作家也是没有的。作家的个性,是由作家的阶级地位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那样:“个性是受非常具体的阶级关系所制约和决定的”。个性表现阶级性,阶级性寓于个性之中,不表现阶级性的超阶级的“作家个性”,是不存在的。当然,我们否认阶级社会中超阶级的个性存在,并不意味承认“一个阶级一个个性”,但无论个性怎样千差万别,它仍然只能是特定的阶级关系的一种折光,“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个性。
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文学创作有着真正的、最大的自由,无产阶级的个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和发展。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在这方面也明确指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刘少奇、周扬一伙竭力反对作家用党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指导创作,那么,他们为之奔走呼号要求“保护”的是哪一阶级的个性呢?说穿了,不过是他们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个性,是他们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劳动人民的自由。对于这种“个性”,这种“自由”,我们当然是绝不允许它存在的;我们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称的:“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解放以来,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从批判《武训传》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一系列对资产阶级的重大批判,使刘少奇、周扬一伙的反动“个性”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因此,他们狂叫党对他们的斗争“过火”、“错误”。他们混淆视听,说什么“作家的创造性是作家的个性”,“讲唯心主义”、“放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一概都是他们的“创造性”、“个性”,统统必须加以“保护”,而不许批判。他们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猖狂到了何等程度!但是,正如列宁痛斥的那样:“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这帮家伙为了反对党的领导,如此疯狂鼓吹这种“创作自由”,只能说明他们坚持依赖资产阶级“豢养”的反动立场是何等的顽固!
三、所谓“群众需要”论。刘少奇、周扬一伙还胡说什么“由于人们的需要、兴趣和爱好不同”,要求“多样化的艺术”,因此,要让作家“有广泛的自由”,而不许党进行任何干预。这是他们鼓吹“创作自由”、反对党的领导的又一借口。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而“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群众”中的每个人需要什么,爱好什么,对什么感兴趣,是由其阶级性决定的,而阶级性集中地表现为党性。不是无产阶级党性,就是资产阶级党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正是无产阶级党性的集中表现,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是从根本上反映了阶级的需要、兴趣和爱好。因此,对无产阶级文艺来说,党性和群众性是统一的,党的领导和群众需要是统一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党的文学就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的文学。而刘少奇、周扬一伙用所谓“群众需要”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这不仅说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而且正好暴露了他们反党的险恶用心。原来,他们所说的“群众需要”,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需要。事实不正是这样吗?为广大革命群众所欢迎和需要的革命样板戏,刘少奇、周扬一伙却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要拔掉;而地富反坏右分子为之拍手称快的什么《海瑞罢官》、《不夜城》等等,刘少奇、周扬一伙则捧为“优秀作品”。这就说明,他们所说的“群众”,只不过是牛鬼蛇神的代名词而已。
至于“多样化的艺术”,在无产阶级看来,是不能离开党的纲领,不能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标准来谈多样化的。我们是要求革命文艺丰富多采的,但是,周扬之流的目的不过是打着要有“多样化的艺术”的幌子,鼓动作家们不必服从党的领导,让那些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作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种“多样化”,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在这种“多样化”的掩盖下,他们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是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党发动进攻吗?周扬之流玩弄的这种花招必须予以彻底揭露。
三
编辑刘少奇、周扬一伙假马克思主义者,在鼓吹“创作自由”,向列宁的党的文学原则进攻,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时,虽然披上形形色色的外衣,戴上各种各样的假面具,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以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作为其思想基础的。早在三十年代,他们以“理论权威”的面目出现,在关于“国防文学”的论战中,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就打出了“创作自由”的旗号,而且叫嚷这种自由应该“是无限的”。为此,他们还提倡什么超阶级的“人的文学”。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公开鼓吹“党性就是人性”。周扬则按照其主子们的旨意,规定文艺应该表现所谓全人类的“共同人性”,疯狂地叫嚷党的领导是所谓“僵硬”的“清规戒律”,“束缚”着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总之,他们从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制造一套反动的逻辑,引出文艺创作“绝对自由”的极端反动的谬论。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光辉著作里,以鲜明而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运用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深刻地揭穿了那些号称“绝对自由”的作家先生们的形形色色的丑恶嘴脸。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必须“揭露这种伪善行为,打破这种假招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于那些超阶级人性的鼓吹者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刘少奇、周扬一伙极力宣扬以“人性论”为思想基础的所谓“创作自由”,其实质,就是妄图以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人性,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党性,取消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使文艺变成刘少奇、周扬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破坏无产阶级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已经彻底粉碎了刘少奇、周扬一伙鼓吹“创作自由”、反对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的阴谋。但是,也应该看到,他们散布的一些反动谬论的余毒并没有完全肃清,革命文艺工作者对此不能失去警惕。如果我们不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不在组织上、思想上增强党的观念,不努力学习党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不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著作,不与工农兵相结合,努力改造世界观,便不能适应时代对我们的要求,不能满足工农兵的需要,不能很好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在当前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过程中,进一步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对于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党性的观念,提高路线斗争的觉悟,是十分必要的。伟大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满怀革命激情地号召说:“工作吧,同志们!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困难的然而是伟大的和有成效的新任务:组织同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广大的、多方面的、多样性的文学事业。整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让我们更高地举起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刘少奇、周扬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理论,挖掉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这条黑根子,砸碎“创作自由”这块假招牌,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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