壄隐逸稿/卷三
附录
编辑遗事
编辑高丽忠穆王三年丁亥春三月，整治都监杖杀元皇后族弟奇三万，下都监官田禄生、徐浩等于行省狱。皇后族弟奇三万倚势夺人田土，恣行不法，都监捕杖之，死狱中。于是，行省理问所囚都监官田禄生、徐浩等讯问之。王煦等呈书于佥议府争之，不能得。煦等将如元亲奏，会元使来，以命问整治几何。于是，理问所闻之，放禄生等。〈《丽史提纲》〉
行省理问所囚整治官徐浩、田禄生等，永旽告王曰：“殿下何囚整治官？”王曰：“三万夺人田五结，何至于死？”永旽曰：“三万怙势纵恣，奚止夺五结田？”王召理问河有源问之。永旽曰：“我等亲奉帝命，先治元恶，浩、禄生奚罪？”乃自系行省狱，王命出之。〈《高丽史、金永旽传》○《东国通鉴》系夏四月〉
行省理问所收都监官佐郞徐浩、校勘田禄生讯问。煦与永旽呈书于佥议府曰：“我等亲奉帝命，整治本国，今行省理问所以三万之死，归咎都监，囚浩、禄生。理问河有源挟私枉问，必欲诬服。自今不能整治，冀转达中书省。”〈《丽史、王煦传》○《东鉴》系五月〉
冬十月甲午，元以三万之死，遣直省舍人僧家奴，杖整治官白文宝、申君平、全成安、河楫、南宫敏、赵臣玉、金达祥、卢仲孚、李天伯、许湜、李承闰、安克仁、郑光度、吴璟、徐浩、田禄生。惟安轴、王煦，以圣旨原之；前判密直司事金光辙、前大护军李元，具以病免。帝仍降玺书，复置整治都监，令王煦判事。〈《丽史》，又见《东鉴》、《东国史略》。〉
忠定王二年庚寅秋九月，遣左献纳白弥坚、前典客寺丞金仁琯，应举于元。初田禄生亦在解额，尝为整治都监官，究治权豪，故疾而沮之。〈《东鉴》〉
恭愍王六年丁酉九月，分遣诸道盐铁别监。右谏议李穑、起居舍人田禄生、右司谏李宝林、左司谏郑枢等，上书论盐铁别监之弊曰云云。〈在本稿〉王召宰相、台省，问盐铁利害，穑、宝林称疾，禄生、枢固执前议。左谏议南兢，与同列素不相能，独曰：“遣之便。”左侍中廉悌臣亦言：“盐铁使业已定矣，不可改也。”王从之。〈《丽史、食货志、盐法》。又见《东鉴》、《东略》、《提纲》、《东史会纲》。〉
十年辛丑夏五月，全罗道按廉使田禄生启曰云云。〈在本稿。○《东鉴》，又见《丽史》先生传、《会纲稿》。〉
睦仁吉素与典法判书李子松有憾。子松奉使如元，都堂饯之，仁吉使酒扼子松吭而骂之。监察司劾之，仁吉诉台官于王，典法司再劾之，王不听。谏官田禄生等上疏曰云云。〈在本稿。〉王不得已罢封泗城君，佥议、监察、典法复请，乃罢归田里。〈《丽史、睦仁吉传》○《东鉴》系十一年壬寅夏六月。〉
十三年甲辰夏六月乙卯，明州司徒方国珍遣照磨胡若海，偕田禄生来，献沈香、弓矢及《玉海》、《通志》等书。〈《丽史》〉
冬十一月丙寅，以田禄生为监察大夫。〈《丽史》，又见《东鉴》。〉
十四年乙巳夏四月辛丑，遣监察大夫田禄生，宦者府院君方节如元，进礼物于皇太子，又赠廓扩帖木儿及沈王等。〈《丽史》。下同。〉
甲辰，以田禄生为密直提学，金先致为密直副使。
秋七月庚辰，以田禄生为鸡林尹，李得迁、李存吾为右左正言。
十五年丙午春三月庚子，遣密直提学田禄生，聘于天下摠兵官河南王廓扩帖木儿。〈《丽史》，又见《东鉴》、《提纲》。〉
夏六月壬戌，田禄生不达河南而还，书状官金齐颜欲达使命，留燕京。〈《丽史》〉
金齐颜以军簿佐郞，从田禄生聘河南王廓扩帖木儿，至燕京，皇太子恶其通信，命东还。齐颜谓禄生曰：“公大臣，不可留；予且留，必达使命。”遂称疾留燕。寄书其兄齐闵曰：“燕都虽不如昔，丈夫可居之地也。”王以齐颜有异谋，征例赐钱谷。居无何，齐颜自燕单骑走河南达国书曰：“宰相田禄生，被令旨还国，齐颜以王命不可不达，又乐闻大王名，不远万里而来。”〈《丽史、金齐颜传》，又见《东鉴》。〉
十六年丁未秋七月壬辰，以田禄生为庆尚道都巡问使。〈《丽史》〉
二十年辛亥三月，李穑知贡举，田禄生同知贡举，取进士。六月，亲试，赐金潜等三十一人及第。〈《丽史、选举志、科目》〉
秋七月己巳，流大司宪孙涌，以田禄生代之。〈《丽史》，又见《东鉴》。〉
二十二年癸丑秋七月乙巳，赐牟尼奴名禑，封为江宁府院大君，百官贺。命政堂文学白文宝、田禄生、大司成郑枢等傅之。〈《丽史》，又见《提纲》、《会纲》。〉
王命知申事权仲和往前政堂李穑第，会文臣议改牟尼奴名，乃书八字以进，王以禑命之。仍召侍中庆复兴、密直提学廉兴邦、政堂文学白文宝，议封禑江宁府院大君，使文宝及田禄生、郑枢等傅之。〈《丽史、辛禑传》，又见《白文宝传》。〉
冬十二月戊戌，平壤尹田禄生斩称永陵孽子释器者，传首于京。〈《丽史》，又见《东鉴》。下同。〉
癸卯，大赦。教曰：“今西北面都巡问使田禄生密认䆁器在其部内，诱集凶徒，潜谋不轨，与西海道都巡问使金庾，即往捕获，传首至京。”
王安置释器于济州，令李安、郑宝等押送，至海中挤之于水，䆁器不死亡匿。西北面都巡抚使田禄生报“有称释器者在平壤府谋逆”，遣庆复兴等捕之。禄生与西海道都巡问使金庾，获所谓释器者斩之。禄生之搜捕也，释器亡走匿安峡民家，死于平壤者，乃䆁器同行僧也。〈《丽史、释器传》，又见《提纲》。〉
二十三年甲寅夏四月丁未，以论崔莹，罢大司宪金续命，贬持平崔元濡为延安府使。以门下评理柳渊，兼大司宪，判开城府事田禄生代莹为庆尚道都巡问使。〈《丽史》，又见《东鉴》。〉
禑始置书筵，以田禄生、李茂方为师傅。〈《丽史、辛祸传》，又见《提纲》。○《提纲》，系辛禑元年乙卯春正月〉
洪武八年，北元遣使来高丽，禑欲遣大臣迎接。郑梦周上书言其不可，请执元使，遣大臣奉表如明，兼告金义杀使投元之由，禑不从。高丽谏官李詹、全伯英等疏论李仁任、池奫阴与金义杀明使迎元使之罪，请诛之。李仁任等大怒，下詹等狱，辞连田禄生、朴尚衷。狱官崔莹杖讯甚酷，流远地，禄生、尚衷皆道死。〈《十九史略》补〉
夏四月，北元使来，下典校令朴尚衷、评理田禄生、谏官李詹、全伯英等于狱，杖流之。并流典仪令郑道传、大司成郑梦周及金九容、李崇仁、权近、郑思道、李成林等。先是，李仁任与百官联名为书，将呈北元中书省。左代言林朴、典校令朴尚衷、典仪令郑道传以为：“先王决策事南，今不当事北。”并不署名。既而北元遣使来曰：“前王背我归明，故赦尔国弑王之罪。”于是，宰相李仁任、庆复兴、池奫等欲迎之。三司左尹金九容、典理摠郞李崇仁、典仪令郑道传、三司判官权近等上书都堂曰：“若迎元使，一国臣民皆陷于乱贼之罪，他日何面目见先王于地下？”仁任等却不受，令道传往迎元使。道传诣复兴第谓曰：“我当斩使首而来，不然则缚送于大明。”辞颇不逊。仁任等怒，乃流道传于会津。继而郑梦周、朴尚衷等上疏极言迎北使之不可。尚衷复上疏极陈李仁任主张事北之议之罪，请诛之，献纳李詹、全伯英等亦上书，请诛仁任。会有阿仁任者上书请鞫李詹等。于是，遂下詹、伯英于狱，使崔莹、池奫鞫之，辞连朴尚衷、田禄生等，皆杖流之。仁任又奏流郑梦周、金九容、李崇仁、权近、郑思道、李成林等。〈《提纲》〉
右献纳李詹、左正言全伯英上疏曰：“守侍中李仁任阴与金义谋杀天使，幸而获免，此国人所以切齿痛心者也。吴季南擅杀定辽卫之人，张子温不以金义之杀使告定辽卫，罪当推鞫，仁任置而不问：罪一也。近赞成事池奫出镇西北，得金义书，不以上达，密附仁任。及殿下累索，然后乃闻，托以不惑民听：罪二也。胡书之来，池奫写其书，削其言之要者，以献殿下，付其书仁任，仁任不即上闻：罪三也。与百官同盟，以示专事殿下之意，与胡通，欲树功沈王，以免他日之祸，反复奸诈：罪四也。仁任、奫唇齿煽变，将然之祸不可测，请诛仁任与奫。又正季南、子温之罪，又遣使闻于天子。”书上，贬詹知春州事，伯英知荣州事。〈《丽史、李仁任传》○《东鉴》系夏六月，又见《东略》。〉
鹰扬军上护军禹仁烈、亲从护军韩理阿仁任意，上书以为：“谏官论宰相，非细故也。谏官是则宰相有罪，宰相无罪则谏官非矣，不可不辨。”遂下詹、伯英狱，使莹、奫等鞫之，辞连尚衷、田禄生。莹杖鞫禄生、尚衷甚惨。仁任曰：“不须杀此辈。”乃流之，皆道死。杖詹、伯英及方旬、闵中衍、朴尚真流之。又以九容、崇仁、郑梦周、林孝先、廉廷秀、廉兴邦、朴形、郑思道、李成林、尹虎、崔乙义、赵文信等谋害己，并流之。〈《丽史、李仁任传》○《东鉴》系秋七月，又见《东略》。〉
献纳李詹、正言全伯英等上疏，请诛仁任、池奫。于是，下詹、伯英狱，辞连禄生、尚衷。使崔莹、池奫杖鞫甚惨。仁任曰：“不须杀此辈。”乃流之，禄生、尚衷皆道死。〈《东史纂要、朴尚衷传》〉
李仁任杀门下评理田禄生、典校令朴尚衷。禄生、尚衷等之下狱也，推官希仁任意，拷掠甚惨。由是，二人皆道死。尚衷，罗州人，性沉默慷慨，有大志；博该经史，善属文。平居言不及产业，居家孝友，莅官勤谨，视人不义富贵，蔑如也。及卒，年四十四。禄生亦有时望，皆死非罪，时议惜之。〈《提纲》〉
李仁任、池奫抗天朝杀使臣，迷君误国之罪，在所当诛。李詹、伯英之疏，曾不负谏职矣。而仁烈、韩理，池、李之鹰犬，则其阿意欲轧言事者，固不足责。禑之为君，狂悖颠倒，不辨邪正，则亦不足责。莹平生以正直自许，而反为之助凶党，辱言官，严加酷刑，罗织一时英雄豪杰之罪，悉皆流窜之。禄生文武全材，尚衷慷慨有大志，俱不保性命，其滥刑罚枉害忠良之罪，不于莹责，谁欤？以后日攻辽之计观之，则莹之心即池、李之心，其右池、李而后谏官，亦复何责哉？〈《东鉴》史断，又见《东略》。〉
李詹、全伯英之狱，辞连先生解附
编辑不肖谨按《高丽史》先生本传，有曰：“辛禑初，谏官李詹、全伯英请诛李仁任、池奫。禑下詹、伯英狱，辞连某及朴尚衷，杖流俱道死。”夫以“辞连”二字，发为奸臣构祸之端，何其略之甚也？此所以不可不解者也。
盖当仁任乘玄陵被弑，杀帝使而背大明，迎胡价而附北元之秋，李詹、全伯英之疏，历论仁任、奫之罪，请诛以闻天子。于是，下詹、伯英狱鞫之，先生与潘南朴公，并逮其狱，杖鞫甚惨，遂至殒命于谪路。
呜呼！夫奸邪之于忠贤也，必欲杀之者，诚以惧大忠大义慷慨抗疏，卒至于讨厥罪而后已故也。然则彼仁任辈，亦岂无讨厥罪之惧，而只以“辞连”，必甘心于先生耶？且若以“辞连”，必欲构害，则当时诸贤之逮狱者非止一二，岂先生偏为其阴中耶？是知先生于请诛奸臣之日，必有疏争之举，而夫何《高丽史》，秪以“辞连”二字，略及于构祸太甚之地乎？抑修史之时，文献已无征而然欤？笔削恐有谬而然欤？
自是以后，诸史书率多因循，而虽以《东国通鉴》言之“乙卯七月，书辞连某、尚衷”。夫潘南公既见上文，似不加姓字。而先生则甲寅四月，以他事见之，则至乙卯七月，只书名字，必无是理。此盖当其时，先生事多发见，而修史者率尔删去，至是书名，猝如潘南公已见之例，而不觉其误。且如《东史纂要》之全编内，书名不书姓之误，尤甚无谓，信乎史家之有三长难矣。
虽然，《舆地胜览》，最近出于《丽史》修定之后，而至书以“田某，辛禑初，与谏官李詹等，请诛李仁任，杖流道死”，即此一款，其有言事之迹，可推而知矣。史所谓辞连者，可见其失于略也。且惟《丽史提纲》，以李仁任杀门下评理田某、典校令朴尚衷作为一纲，大书特书，则彼“辞连”云者，文虽略，而义不足轻重于大节也。况至于《潘南先生家传》而益有所可明者。其传云：“田公与先生同祸，其守正蹈患，必有其迹，而于史无所考，可恨！”然则今日所恨于略称之失者，前辈已先获于畴昔也，宜乎不可谓子孙之私言也。然而夫《舆地胜览》既为明文，《丽史提纲》重以表出，则先生之守正蹈患，不可谓不有其迹。而《潘南传》，至谓于“史无所考可恨”者，盖谓先生与潘南公，同罹酷祸，则其见义委命之际，危言谠论，不宜无迹，而为史疏谬，无由考据之为可惜也。
尝试论之，先生以累朝宰辅老成之臣，已虑宗国存亡之机，有系华夷逆顺之辨，必欲讨乱诛贼，以正背义主而通胡羯之罪，以为彝伦之大福，遂厚受构诬，惨被酷刑，以至死而不悔。槩其平生，慷慨绝伦，忠良素著，有凌首阳之节，澄天下之志。而凡权豪奸凶，无所容贷者，则况于仁任等《春秋》必讨之罪，而讵独有畏惮而不敢言乎？是知先生于是事也既为首，故是祸也复为首也，岂有无其事而受其祸者哉？然则其正义深忠，巍乎不可尚已，而秪以其略称，有所慨然者矣。
抑又论之，李詹、全伯英之疏，与郑文忠、朴文正之疏互相表里，大意一致。而直请诛仁任杀天使迎北价，而唇齿煽变之罪，以及乎后日攻辽之虑，则其义至明，其忧至深，虽先生与李詹等请诛，而斯义又何可间然？况彼仁任辈必寘极祸，则先生之于请诛也，尤烈烈焉，不待辨说而自明矣。
且以郑文忠之首陈大义，而恭让教书，至云：“厥后胡使之来，书词不顺，当时郊迓之议，小大皆然。率李詹、伯英之徒，极陈不可，忤仁任、池奫之辈，未得见容。”然则当时之义，不出于是，而其谓郑文忠以率李詹、伯英而忤仁任、池奫，则先生之与李詹等请诛云者，亦知无憾于先生之大义理也。
呜呼！夫文忠状文有云：“公与文臣十数人，抗章论列，池、李深忌，贬公彦阳，馀悉流远州。”则其所谓十数人者，必指如先生而言也。且夫潘南公既有其疏，而至称“辞连”，则无怪乎先生亦有其疏，而同称“辞连”也。一则宜先生之抗章也，二则宜先生之有疏也。是又与《胜览》之明文，《提纲》之表出者，终始互备，详略相因，则可见先生之必奋于疏争也。况前乎《丽史》而文忠状文既如彼，后乎《丽史》而《胜览》明文又如此。且以草涧权公之博学，闻韶金氏之博考，而皆有“请诛杖流”之语。朴文烈之公言而又有“必有其迹”之语，则亦见史家之自失于略称也。
昭乎先生之所成就，固自如也。然则他日尚论之士，亦欲知先生处乙卯一节，不可他求。先生本意，盖在于亟正乱贼之罪，以明《春秋》之义，而既逮李公、全公之狱，且与郑先生同为首事，而朴先生同为首祸也，此之谓志同道合也。余故于诸史之下，谨附浅见，以解略称之失，而遂以明先生死义之由云。
时崇祯再甲午六月下澣，后孙万英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