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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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挽之宜（上）

《禹贡》：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河〈（自北海达河，碣石在其右）〉；兖州，浮〈（舟行水曰浮）〉于济、漯，达〈（因水入水曰达）〉于河；青州，浮于汶，达于济；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扬州，沿〈（顺流而下曰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荆州，浮于江、沱、潜、汉，逾〈（越也）〉于洛，至于南河；豫州，浮于洛，达于河；梁州，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绝河而渡曰乱）〉于河；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

程颐曰：“冀为帝都，东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贡赋皆以达河为至。”

朱熹曰：“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实取转漕之利、朝会之便，故九州之终皆言达河，以纪其入帝都之道。”

臣按：《禹贡》于各州之下列贡赋之后，而叙其各州之水达河之路，达于河即达京师也。然当时贡赋皆驾舟筏、浮水路以达于河，盖亦后世漕运之法也，但未明言其为漕耳，然叙水路于贡赋之后，每州皆同，意自可见也。

百里赋纳总〈（禾本全曰总）〉，二百里纳丱〈（刈禾曰丱）〉，三百里纳秸〈（半槁去皮曰秸）〉服〈（又使服输将之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臣按：《禹贡》之时民所输纳以供京师者止于五百里，盖当是时风俗淳厚，用度俭朴，而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又寓兵赋于井田，无后世养官、养兵之费也。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众有饥色。

臣按：周之王畿止于千里，远输不出五百里，乘舆器服之用、宗庙百司之给自足以供。春秋战国以来行师千里，间行漕挽，然事已兵休，犹未至于甚困也。

《左传》：僖公十三年，晋荐饥，乞籴于秦，秦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

臣按：泛舟以输粟，春秋之世已有之矣。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

杜预曰：“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韩江是。”臣按：开渠以通粮道，已见于春秋之世。孙武曰：“千里馈粮，士有饥色，食敌一锺，当吾二十锺。”

臣按：古者出师往往因粮于敌，而兵不久暴、粮不远馈，非若后世兴久出之师、馈至远之粮也。

秦欲攻匈奴，运粮使天下飞刍挽〈（引车船也）〉粟，起于黄、腄〈（黄、腄，东莱二县）〉、郎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海〈（在朔方）〉，率三十锺〈（六斛四斗）〉而致一石。

臣按：前此未有漕运之名也，而飞挽始于秦。秦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负海之粟，输北河之仓，盖由海道以入河也。海运在秦时已有之，然率以三十锺而致一石，是以百九十斛乃得一石，盖通计其飞挽道路所费，不专指海运之时也。

汉兴，高祖时漕运山东之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张良曰：“关中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臣按：秦致负海之粟，犹是资以行师而国都之漕尚未讲也，至汉张良所论，始是漕挽以为国都之给。然是时也，凡事草创，所以给中都官者仅数十万石，不啻足矣。

孝文时，贾谊上疏曰：“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道为奉地，镪道数千，不轻致输，郡或乃越诸侯而远调均发征至，无状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徭使，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徭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者不苦其徭，徭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数十钱之费，不轻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臣按：贾谊此言则汉都关中固已资淮南以为奉地，不特唐宋以来然也。所谓一钱之赋而用数十钱之费始能致，岂特秦人海运然哉？凡远地之输将无不然者，人君观之其尚思物之难致如此，其禄赐于人，非真有功劳者，乌可以轻予之哉？

武帝时通西南夷，作者数万人，负担馈粮，率十馀锺致一石。其后东灭朝鲜，人徒之众拟西南夷，又击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复兴十万馀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

臣按：武帝通西南夷、灭朝鲜、击匈奴而劳中国人，漕中国粟以争无用之地，是犹以璀璨之珠而弹啁啾之雀也，务虚名而受实害，捐有用之财而易无用之地，岂帝王盛德事哉？

元光中，大司农郑当时言：“关东运粟漕水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渭水道九百馀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傍也）〉南山下，至河三百馀里，径，易漕，度可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可得以溉，此损漕省卒。”上以为然，发卒穿渠以漕运，大便利。

吕祖谦曰：“汉初高后、文景时，中都所用者省，岁计不过数十万石而足，是时漕运之法亦未讲也。到得武帝官多、徒役众，在关中之粟四百万犹不足以给之，所以郑当时议开漕渠引渭入河，盖缘是时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讲。”

臣按：吕祖谦言武帝时官多、徒役众，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讲。所谓官多、徒役众，此二者国粟所以费之由也。官多而不切于用者可以减其冗员，徒役众而无益于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是，则食粟者少，食粟者少则可以省岁漕之数，漕数日省则国用日舒、民力日宽矣，丰国裕民之策莫先于此。武帝作柏梁台，宫室之修由此日丽。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请令民入粟补吏赎罪。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

臣按：昔人言汉初致山东之粟，岁数十万石耳，至孝武岁至六百万石，则几十倍其数矣，虽征敛苛烦，取之无艺，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虽然，与其致之有道而积粟于国之多，孰若用之有节而藏粟于民之多之为愈哉？盖粟资民力以种，种成而不得食，而输于官以为之食，官食之而自取之可也，而又资民力以输将之焉，造作舟车之费、疏通沟渠之劳、跋涉河流之苦、鞭挞赔偿之惨百千万状，乃达京师，使其所养者皆有功于国、有益于民之人，不徒费也，不然何苦苦吾有用之民而养此无用之人、为此无益之事哉？呜呼，人主授一官、兴一役、费一物，必以此为念而痛为之撙节焉，非决不可不已必已也，国用其有不给、民生其有不安者哉？

昭帝元凤二年，诏曰：“前年减漕三百万石。”三年，又诏曰：“民被水灾，颇匮于食，其止四年勿漕。”

臣按：昭帝承武帝岁漕六百万石之后，一岁而减其半，又一岁而并免漕。矧武帝末年海内虚耗，而昭帝即位之初又从贤良文学言，罢征榷之课，是时霍光辅政，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而又免漕，何以为国用哉？吁，国用之赢缩在用度之侈俭，而不在漕运之多少也。

宣帝五凤中，耿寿昌奏：“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谷足供京师，可省关东漕卒过半。”

臣按：寿昌此议，遇京辅丰穰之岁亦可行之。

赵充国条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威羌虏，扬武折冲之具也。

臣按：充国此议，边方无事，遇岁丰稔亦可行之。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内，收四百万斛以给军，以辇车骊驾，转输不绝。

臣按：自古输运皆以转为名，是以汉、唐宋之漕挽皆是转相递送而未有长运者，而长运之法始见于本朝。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初成，河、汴分流，复其旧迹。

胡寅曰：“世言隋炀帝开汴渠以幸扬州，据此，则是明帝时已有汴渠矣。”

臣按：河即黄河，汴乃汴渠也。史称明帝时河、汴决坏，久而不修，至是明帝遣王景发卒数十万修汴渠堤，自荥阳东至千乘〈（今青州乐安县也）〉海口千馀里。盖昔河、汴堤坏，则汴水东与河合，日月弥广而为兖豫民害，今堤既成，则河东北入海而汴东南入泗，是分流复其故迹也。

诸葛亮在蜀劝农讲武，作木牛流马运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后用之。马廷鸾曰：“邸阁者，仓廪之异名。”

臣按：牛马之制不可考。盖蜀地出褒斜，不通舟楫，亮不得已而为此，非通行之法也。

魏正始四年，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开广漕渠。东南有事，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

臣按：凡漕运者皆自南而运于北，而此则自北而运于南。

后魏自徐、扬州内附之后，经略江、淮，转运中州以实边镇，有司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

臣按：后魏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此亦良便。

隋文帝开皇三年，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濬、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置黎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

臣按：隋于蒲陕等十三州募运米丁，又于卫、陕等州置仓，转相灌注，漕粟以给京师，盖于凡经过之处以丁夫递运，要害之处置仓场收贮，次第运之以至京师。运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劳，漕船得以回转而不长运，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随宜措注，而或发或留也。

四年，又诏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馀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便之。

炀帝大业元年，发河南诸郡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四年，又发河北诸郡开永济渠，引沚水南达于北河，通涿郡。

臣按：隋虽无道，然开此三渠以通天下漕，虽一时役重民苦，然百世之后赖以通济。炀帝又置洛口、回洛仓，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年。

胡寅曰：“隋炀积米多至二千六百馀万石，何凶旱水溢之足虞？然极奢于内、穷武于外，耕桑失业，民不聊生，所谓江河之水不能实漏瓮也。”

臣按：国家以得民心为治本，仓廪之积虽多不足恃也，其多适足以为盗贼之资耳。

唐都关中，岁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不过二十万石。

臣按：创业之君以兵戎得天下，所与共成王业者将帅、士卒耳，其赐予之骈蕃、周给之优裕，固其所也。况宫室未备、城池未固，凡百乘舆什器当用之物皆未具焉，必须一一创置而经营之，宜其用度之广也。然汉唐之初，岁漕不过一二十万，及夫继世之君往往岁漕至百倍其数，何也？史所谓“用物有节而易赡”一言足以尽之矣，斯言也岂难为哉？继世而有天下者，诚能以祖宗之心为心，一切用度俱从撙节，其复祖宗之治功不难矣。

玄宗开元十八年，裴耀卿请于河口置武牢仓、巩县置洛口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阳、柏崖、太原、永丰、渭南诸仓节级转运。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不滞远船，不忧欠耗，比于旷年长运，利便一倍有馀。

臣按：耀卿此奏玄宗不省，在当时虽未行，然其所谓沿河置仓，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此法亦良便。

二十一年，裴耀卿请罢陆运而置仓河口，乃于河阴置河阴仓、河西置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西置盐仓，凿山十八里以陆运，自江淮漕者皆输河阴仓，自河阴西至太原仓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渭以实京师，益漕魏濮等郡租输诸仓转而入渭，凡三岁漕七百万石。

臣按：自汉以来至于今日，漕运之数无有逾于此数者。

代宗广德二载，刘晏领漕事，晏即盐利雇佣分吏督之，随江、汴、河、渭所宜，故时转运船繇润州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晏命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繇扬州距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晏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扬州遣将部送至河阴上三门，斗米减钱九十。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

臣按：自古称善理财者首刘晏，然晏岁运之数止百一十万石尔，然当时运夫皆是官雇，而所用佣钱皆以盐利，非若今役食粮之军、多加兑以为费也。今米石加兑五六，是民之纳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军在卫所既支月粮，及出运又有行粮之给，而一夫岁运不过三十石，通其所加兑及所支给者而计之则多于所运之数矣，盖费一石有馀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费不与焉。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一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则是三百五十人驾十船运米一万石，较之今日十人驾一船，一船载米三百石，通三十船运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一千而不甚相远也。惟所谓囊米之说今日尚有未行，纲米所以耗损、运卒所以困毙者，坐此故也。史谓晏“岁转运粟百一十万，无斗升溺”，然当时未闻有加兑也，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随处转运，非但若今长运于窄浅之漕渠者，何以能无溺哉？况今加兑浮于所运之半而岁岁有所损溺，官军赔偿，举债鬻产无有巳时，所以然者，政坐剥浅之费广、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颗粒无馀也。为今之计，宜如刘晏之法，所运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浅涩暂舁岸上，过浅而复舁归舟，或分载小舟以过浅，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沉溺，捞而出之不致全失，纵有浥烂亦可他用也。说者若谓囊米恐舟浅不能受，夫既实满艎中，宜加之艎板之上，护以竹簟、苇席以蔽雨水，其后船毁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则米皆用囊，如费将益多何？失囊以布为之，可用数年，有山处可用竹篾，近江处可用蒲苇，其所费比所散失亦为省矣。

德宗贞元初，关辅宿兵米斗千钱，太仓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以飞龙驼负永丰仓米给禁军，江淮米不至，六军脱巾于道，上忧之。会韩滉运米至陕，上喜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置酒相庆。

臣按：人君之处国亦当如富民之处家，有富人焉而城居，负郭无半亩田，而惟远外之是资，其无远图可知矣。一旦为道梗所隔，将何以度日哉？是以人君于丰足之时，恒为阏绝之虑，撙节用度，必使有馀而于畿甸之间，垦田务农，不颛颛待哺于远漕也。唐德宗事可鉴也已，当是时也，上用且乏，六军、百姓又何赖焉？

周世宗谓侍臣曰：“转输之物，向来皆给斗耗，自汉〈（谓北汉）〉以来不与支破，仓廪所纳新物尚破省耗，况路所般岂无损失？今后每石宜与耗一斗。”

胡寅曰：“观世宗此言，则知晋汉间取耗未尝为耗用，直多取以实仓廪耳，世宗予之善矣。”

臣按：国家处事必须详察事理，曲尽物情，一事之行必思其弊之所必至，一物之用必思其患之所由来。况于转输粮斛，载以舟车，经涉艰险，积以岁月之久，行于道路之间，霖雨风波、水火盗贼不能保其必无，立法以防奸不可不严，而体情以宽下亦不可不尽，是以积粮者自唐明宗始给鼠雀耗，而运粮者亦给斗耗，用是故也。既名为耗，而官又取之，甚者计算俾其偿焉，是何理也。

以上论漕挽之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