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二 大学衍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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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挽之宜(上)

《禹贡》: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河(自北海达河,碣石在其右);兖州,浮(舟行水曰浮)于济、漯,达(因水入水曰达)于河;青州,浮于汶,达于济;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扬州,沿(顺流而下曰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荆州,浮于江、沱、潜、汉,逾(越也)于洛,至于南河;豫州,浮于洛,达于河;梁州,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绝河而渡曰乱)于河;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

程颐曰:“冀为帝都,东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贡赋皆以达河为至。”

朱熹曰:“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实取转漕之利、朝会之便,故九州之终皆言达河,以纪其入帝都之道。”

臣按:《禹贡》于各州之下列贡赋之后,而叙其各州之水达河之路,达于河即达京师也。然当时贡赋皆驾舟筏、浮水路以达于河,盖亦后世漕运之法也,但未明言其为漕耳,然叙水路于贡赋之后,每州皆同,意自可见也。

百里赋纳总(禾本全曰总),二百里纳丱(刈禾曰丱),三百里纳秸(半槁去皮曰秸)(又使服输将之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臣按:《禹贡》之时民所输纳以供京师者止于五百里,盖当是时风俗淳厚,用度俭朴,而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又寓兵赋于井田,无后世养官、养兵之费也。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众有饥色。

臣按:周之王畿止于千里,远输不出五百里,乘舆器服之用、宗庙百司之给自足以供。春秋战国以来行师千里,间行漕挽,然事已兵休,犹未至于甚困也。

《左传》:僖公十三年,晋荐饥,乞籴于秦,秦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

臣按:泛舟以输粟,春秋之世已有之矣。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

杜预曰:“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韩江是。”臣按:开渠以通粮道,已见于春秋之世。孙武曰:“千里馈粮,士有饥色,食敌一锺,当吾二十锺。”

臣按:古者出师往往因粮于敌,而兵不久暴、粮不远馈,非若后世兴久出之师、馈至远之粮也。

秦欲攻匈奴,运粮使天下飞刍挽(引车船也)粟,起于黄、腄(黄、腄,东莱二县)、郎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海(在朔方),率三十锺(六斛四斗)而致一石。

臣按:前此未有漕运之名也,而飞挽始于秦。秦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负海之粟,输北河之仓,盖由海道以入河也。海运在秦时已有之,然率以三十锺而致一石,是以百九十斛乃得一石,盖通计其飞挽道路所费,不专指海运之时也。

汉兴,高祖时漕运山东之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张良曰:“关中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臣按:秦致负海之粟,犹是资以行师而国都之漕尚未讲也,至汉张良所论,始是漕挽以为国都之给。然是时也,凡事草创,所以给中都官者仅数十万石,不啻足矣。

孝文时,贾谊上疏曰:“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道为奉地,镪道数千,不轻致输,郡或乃越诸侯而远调均发征至,无状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徭使,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徭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者不苦其徭,徭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数十钱之费,不轻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臣按:贾谊此言则汉都关中固已资淮南以为奉地,不特唐宋以来然也。所谓一钱之赋而用数十钱之费始能致,岂特秦人海运然哉?凡远地之输将无不然者,人君观之其尚思物之难致如此,其禄赐于人,非真有功劳者,乌可以轻予之哉?

武帝时通西南夷,作者数万人,负担馈粮,率十馀锺致一石。其后东灭朝鲜,人徒之众拟西南夷,又击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复兴十万馀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

臣按:武帝通西南夷、灭朝鲜、击匈奴而劳中国人,漕中国粟以争无用之地,是犹以璀璨之珠而弹啁啾之雀也,务虚名而受实害,捐有用之财而易无用之地,岂帝王盛德事哉?

元光中,大司农郑当时言:“关东运粟漕水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渭水道九百馀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傍也)南山下,至河三百馀里,径,易漕,度可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可得以溉,此损漕省卒。”上以为然,发卒穿渠以漕运,大便利。

吕祖谦曰:“汉初高后、文景时,中都所用者省,岁计不过数十万石而足,是时漕运之法亦未讲也。到得武帝官多、徒役众,在关中之粟四百万犹不足以给之,所以郑当时议开漕渠引渭入河,盖缘是时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讲。”

臣按:吕祖谦言武帝时官多、徒役众,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讲。所谓官多、徒役众,此二者国粟所以费之由也。官多而不切于用者可以减其冗员,徒役众而无益于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是,则食粟者少,食粟者少则可以省岁漕之数,漕数日省则国用日舒、民力日宽矣,丰国裕民之策莫先于此。武帝作柏梁台,宫室之修由此日丽。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请令民入粟补吏赎罪。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

臣按:昔人言汉初致山东之粟,岁数十万石耳,至孝武岁至六百万石,则几十倍其数矣,虽征敛苛烦,取之无艺,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虽然,与其致之有道而积粟于国之多,孰若用之有节而藏粟于民之多之为愈哉?盖粟资民力以种,种成而不得食,而输于官以为之食,官食之而自取之可也,而又资民力以输将之焉,造作舟车之费、疏通沟渠之劳、跋涉河流之苦、鞭挞赔偿之惨百千万状,乃达京师,使其所养者皆有功于国、有益于民之人,不徒费也,不然何苦苦吾有用之民而养此无用之人、为此无益之事哉?呜呼,人主授一官、兴一役、费一物,必以此为念而痛为之撙节焉,非决不可不已必已也,国用其有不给、民生其有不安者哉?

昭帝元凤二年,诏曰:“前年减漕三百万石。”三年,又诏曰:“民被水灾,颇匮于食,其止四年勿漕。”

臣按:昭帝承武帝岁漕六百万石之后,一岁而减其半,又一岁而并免漕。矧武帝末年海内虚耗,而昭帝即位之初又从贤良文学言,罢征榷之课,是时霍光辅政,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而又免漕,何以为国用哉?吁,国用之赢缩在用度之侈俭,而不在漕运之多少也。

宣帝五凤中,耿寿昌奏:“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谷足供京师,可省关东漕卒过半。”

臣按:寿昌此议,遇京辅丰穰之岁亦可行之。

赵充国条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威羌虏,扬武折冲之具也。

臣按:充国此议,边方无事,遇岁丰稔亦可行之。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内,收四百万斛以给军,以辇车骊驾,转输不绝。

臣按:自古输运皆以转为名,是以汉、唐宋之漕挽皆是转相递送而未有长运者,而长运之法始见于本朝。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初成,河、汴分流,复其旧迹。

胡寅曰:“世言隋炀帝开汴渠以幸扬州,据此,则是明帝时已有汴渠矣。”

臣按:河即黄河,汴乃汴渠也。史称明帝时河、汴决坏,久而不修,至是明帝遣王景发卒数十万修汴渠堤,自荥阳东至千乘(今青州乐安县也)海口千馀里。盖昔河、汴堤坏,则汴水东与河合,日月弥广而为兖豫民害,今堤既成,则河东北入海而汴东南入泗,是分流复其故迹也。

诸葛亮在蜀劝农讲武,作木牛流马运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后用之。马廷鸾曰:“邸阁者,仓廪之异名。”

臣按:牛马之制不可考。盖蜀地出褒斜,不通舟楫,亮不得已而为此,非通行之法也。

魏正始四年,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开广漕渠。东南有事,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

臣按:凡漕运者皆自南而运于北,而此则自北而运于南。

后魏自徐、扬州内附之后,经略江、淮,转运中州以实边镇,有司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

臣按:后魏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此亦良便。

隋文帝开皇三年,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濬、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置黎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

臣按:隋于蒲陕等十三州募运米丁,又于卫、陕等州置仓,转相灌注,漕粟以给京师,盖于凡经过之处以丁夫递运,要害之处置仓场收贮,次第运之以至京师。运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劳,漕船得以回转而不长运,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随宜措注,而或发或留也。

四年,又诏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馀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便之。

炀帝大业元年,发河南诸郡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四年,又发河北诸郡开永济渠,引沚水南达于北河,通涿郡。

臣按:隋虽无道,然开此三渠以通天下漕,虽一时役重民苦,然百世之后赖以通济。炀帝又置洛口、回洛仓,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年。

胡寅曰:“隋炀积米多至二千六百馀万石,何凶旱水溢之足虞?然极奢于内、穷武于外,耕桑失业,民不聊生,所谓江河之水不能实漏瓮也。”

臣按:国家以得民心为治本,仓廪之积虽多不足恃也,其多适足以为盗贼之资耳。

唐都关中,岁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不过二十万石。

臣按:创业之君以兵戎得天下,所与共成王业者将帅、士卒耳,其赐予之骈蕃、周给之优裕,固其所也。况宫室未备、城池未固,凡百乘舆什器当用之物皆未具焉,必须一一创置而经营之,宜其用度之广也。然汉唐之初,岁漕不过一二十万,及夫继世之君往往岁漕至百倍其数,何也?史所谓“用物有节而易赡”一言足以尽之矣,斯言也岂难为哉?继世而有天下者,诚能以祖宗之心为心,一切用度俱从撙节,其复祖宗之治功不难矣。

玄宗开元十八年,裴耀卿请于河口置武牢仓、巩县置洛口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阳、柏崖、太原、永丰、渭南诸仓节级转运。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不滞远船,不忧欠耗,比于旷年长运,利便一倍有馀。

臣按:耀卿此奏玄宗不省,在当时虽未行,然其所谓沿河置仓,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此法亦良便。

二十一年,裴耀卿请罢陆运而置仓河口,乃于河阴置河阴仓、河西置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西置盐仓,凿山十八里以陆运,自江淮漕者皆输河阴仓,自河阴西至太原仓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渭以实京师,益漕魏濮等郡租输诸仓转而入渭,凡三岁漕七百万石。

臣按:自汉以来至于今日,漕运之数无有逾于此数者。

代宗广德二载,刘晏领漕事,晏即盐利雇佣分吏督之,随江、汴、河、渭所宜,故时转运船繇润州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晏命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繇扬州距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晏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扬州遣将部送至河阴上三门,斗米减钱九十。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

臣按:自古称善理财者首刘晏,然晏岁运之数止百一十万石尔,然当时运夫皆是官雇,而所用佣钱皆以盐利,非若今役食粮之军、多加兑以为费也。今米石加兑五六,是民之纳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军在卫所既支月粮,及出运又有行粮之给,而一夫岁运不过三十石,通其所加兑及所支给者而计之则多于所运之数矣,盖费一石有馀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费不与焉。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一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则是三百五十人驾十船运米一万石,较之今日十人驾一船,一船载米三百石,通三十船运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一千而不甚相远也。惟所谓囊米之说今日尚有未行,纲米所以耗损、运卒所以困毙者,坐此故也。史谓晏“岁转运粟百一十万,无斗升溺”,然当时未闻有加兑也,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随处转运,非但若今长运于窄浅之漕渠者,何以能无溺哉?况今加兑浮于所运之半而岁岁有所损溺,官军赔偿,举债鬻产无有巳时,所以然者,政坐剥浅之费广、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颗粒无馀也。为今之计,宜如刘晏之法,所运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浅涩暂舁岸上,过浅而复舁归舟,或分载小舟以过浅,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沉溺,捞而出之不致全失,纵有浥烂亦可他用也。说者若谓囊米恐舟浅不能受,夫既实满艎中,宜加之艎板之上,护以竹簟、苇席以蔽雨水,其后船毁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则米皆用囊,如费将益多何?失囊以布为之,可用数年,有山处可用竹篾,近江处可用蒲苇,其所费比所散失亦为省矣。

德宗贞元初,关辅宿兵米斗千钱,太仓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以飞龙驼负永丰仓米给禁军,江淮米不至,六军脱巾于道,上忧之。会韩滉运米至陕,上喜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置酒相庆。

臣按:人君之处国亦当如富民之处家,有富人焉而城居,负郭无半亩田,而惟远外之是资,其无远图可知矣。一旦为道梗所隔,将何以度日哉?是以人君于丰足之时,恒为阏绝之虑,撙节用度,必使有馀而于畿甸之间,垦田务农,不颛颛待哺于远漕也。唐德宗事可鉴也已,当是时也,上用且乏,六军、百姓又何赖焉?

周世宗谓侍臣曰:“转输之物,向来皆给斗耗,自汉(谓北汉)以来不与支破,仓廪所纳新物尚破省耗,况路所般岂无损失?今后每石宜与耗一斗。”

胡寅曰:“观世宗此言,则知晋汉间取耗未尝为耗用,直多取以实仓廪耳,世宗予之善矣。”

臣按:国家处事必须详察事理,曲尽物情,一事之行必思其弊之所必至,一物之用必思其患之所由来。况于转输粮斛,载以舟车,经涉艰险,积以岁月之久,行于道路之间,霖雨风波、水火盗贼不能保其必无,立法以防奸不可不严,而体情以宽下亦不可不尽,是以积粮者自唐明宗始给鼠雀耗,而运粮者亦给斗耗,用是故也。既名为耗,而官又取之,甚者计算俾其偿焉,是何理也。

以上论漕挽之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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