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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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量之谨

《舜典》：同律度量衡。

孔颖达曰：“律者候气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于律。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两，皆取法于律。”

蔡沈曰：“律谓十二律，六为律、六为吕，凡十二管，皆径三分有奇，空围九分，而黄锺之长九寸。既以之制乐而节声音，又以之审度而度长短，则九十分黄锺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以之审量而量多少，则黄锺之管其容子谷黍中者一千二百以为龠，而十〈（当作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以之平衡而权轻重，则黄锺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铢，两龠则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此黄锺所以为万事根本，诸侯之国其有不一者则审而同之也。”

臣按：律者候气之管，所以作乐者也，而度量衡用以度长短、量多寡、称轻重所用与律不同，而帝世巡守所至，同律而必及于度量衡，何哉？盖以度量衡皆受法于律，于此审之，三者之法制皆与律同斯为同矣。诚以是三物者，其分寸、龠合、铢两皆起于黄锺，而与候气之律同出于一，按律固可以制度量衡，而考度量衡亦可以制律，此圣人制律而及度量衡之本意也。然圣人不徒因律而作乐而用之于郊庙、朝廷之上，而又颁之于下，使天下之人用之以为造作、出纳、交易之则焉。其作于上也有常制，其颁于下也有定法，苟下之所用者与上之所颁者不同，则上取于下者当短者或长、当少者或多、当轻者或重，下输于上者当长者或短、当多者或少、当重者或轻，下亏于民，上损于官，操执者有增减之弊，交易者有欺诈之害，监守出纳者有侵克赔偿之患，其所关系盖亦不小也。是虽唐虞之世民淳俗厚，帝王为治尚不之遗，而况后世民伪日滋之时乎？乞敕所司，每正岁申明旧制，自朝廷始先校在官之尺量、斗斛、权衡，使凡收受民间租税器物不许过则，又于凡市场交易之处悬挂则样以为民式，在内京尹及五城兵马司官、在外府州县官，每月一次校勘，宪臣出巡所至必令所司具式呈验，公私所用有不如式者，坐其所司及所造、所用之人，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禹也）〉，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遗也）〉厥子孙。关〈（通也）〉石和〈（平也）〉钧，王府则有。

蔡沈曰：“典则，治世之典章法度也。百二十斤为石，三十斤为钧，钧与石，五权之最重者也。关通以见彼此通同，无折阅之意；和平以见人情两平，无乖争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临天下，典则法度所以贻后世者如此，至于钧石之设，所以一天下之轻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为子孙后世虑，可谓详且远矣。”

臣按：圣人本律作器以一天下者，非止一钧石也，而《五子所歌》举大禹所贻之典则，止言钧石而不及其他，何哉？先儒谓法度之制始于权，权与物钧而生衡，衡运生规，规圆生矩，矩方生绳，绳直生准，是权衡者又法度之所出也，故以钧石言之。嗟夫，万物之轻重取信于权衡，五权之轻重归极于钧石，是虽一器之设而与太宰所掌之六典、八则同为祖宗之所敷遗，承主器而出治者，乌可荒坠先祖之绪哉？

《周礼》：内宰，凡建国，佐后立市，陈其货贿，出其度量。合方氏掌达天下之道路，同其数器，壹其度量。大行人，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十有一岁同度量、同数器。

臣按：三代盛时所以制度量以定长短多寡，以取信于天下者，非但王府则有，凡诸侯之国、道路之间莫不有焉。天子时巡则自用以一侯国之制，非时巡之岁则又设官以一市井道路之制焉。是以当是之时，一器之设、一物之用莫不合于王度而无有异同，否则，非但不可行且有罪也，此天下所以一统也欤。

典瑞，璧羡以起度。玉人，璧羡度尺、好〈（璧孔也）〉三寸，以为度。郑玄曰：“羡者不圆之貌，盖广径八寸、袤八尺以起度。”

蔡元定曰：“按《尔雅》‘肉倍好谓之璧’。羡，延也。此璧本圜，径九寸、好三寸、肉六寸，而裁其两旁各半寸以益上下也。其好三寸所以为璧也，裁其两旁以益上下所以为羡也，袤十寸、广八寸所以为度尺也。以为度者，以为长短之度也，则周家十寸、八寸皆为尺矣。陈氏言以十寸之尺起度，则十尺为丈、十丈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则八尺为寻、倍寻为常。”

王昭禹曰：“夫度在礼则起于璧羡，在乐则起于黄锺之长，先王以为度之不存则礼乐之文熄，故作璧羡使天下有考焉。”

臣按：班固《汉志》“度之九十分，黄锺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孙子算术》“蚕所吐丝为忽，十忽为一丝，十丝为一毫，十毫为一厘，十厘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则尺固当以十寸为正，矧天地之数生于一而成于十，十者天地之足数也，以是为度以定万物之长短，岂非一定之理、中正之道哉？璧羡既起十以为丈引，又起八以为寻常，则非一定矣。设欲用八去其十之二，是则八也又何用别为之制哉？臣愚以为璧羡虽古人之制，然宜于古而未必宜于今也，请凡今世所用之尺，壹以人身为则。谨考许慎《说文》“寸，十分也。人手却一寸动旗谓之寸口”，十分为寸则十寸为尺也，宜敕有司考定古法，凡寸以中人手为准，铸铜为式以颁行天下，凡所谓八寸、六寸之尺虽古有其制，皆不得行焉，则用度者有定准、制造者有成法矣。或曰人之手有短长、体有肥瘠，乌可据以为定哉？曰自古制度者或以参黍、或以丝忽，地之生黍岂皆无大小，蚕之吐丝岂皆无粗细，何独致疑于人身哉？且身则人人有之，随在而在，拟寸以指、拟尺以手，虽不中不远矣。

氏为量。改煎〈（炼也）〉金锡则不耗〈（不复减耗）〉，不耗然后权之，权之然后准〈（水平）〉之，准之然后量〈（量以黍）〉之，量之以为〈（容六斗四升）〉。深尺、内方尺而圜其外，其实一鬴；其臀一寸，其实一豆〈（四寸为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两龠为合，四合为升）〉；重一钧〈（三十斤）〉，其声中黄锺之宫。概〈（所以为平）〉而不税〈（不征其税）〉，其铭曰：“时〈（是也）〉文〈（文德之君）〉思索〈（思索以求其理）〉，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

王昭禹曰：“量之为器，内方而外圜，则天地之象也；其臀一寸，其耳三寸，则阴阳奇耦之义也；其重一钧，则权衡之法寓焉；其声中黄锺，则律吕之法寓焉。夫黄锺为律之本而宫为五声之纲，量之所制，其本起于黄锺之龠，其成也，声又复中于黄锺之宫，岂非以天下之法于此乎出，而五则之法于此乎成欤？非特此也，宫于五行为土、于五常为信，则以量为法则之主，且以立信于天下也，惟其立信于天下，故与天下为公平而不敢私焉。”

郑敬仲曰：“量之为物，其粗则寓于规矩法度之末，而其妙极于天下之精微，盖出于时文之思索而归诸大中至正之道，民所取中而芘者也，虽童子适市莫之或欺矣。出之以内宰，掌之以司市，一之以合方氏，同之以行人，凡以观四国也，舜之巡守所以同度量，而孔子亦曰‘谨权量，四方之政行焉’，《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所谓‘永启厥后，兹器维则’者也。”

臣按：先儒谓栗之为义，有坚栗难渝之义，使四方观之以为则，万世守之以为法，以立天下之信，无敢渝焉。所以名工谓之干氏也。夫三代之量以金锡为之，外圜而内方以象天地，后世则改用木而内外皆方，失古意矣。古昔先王所以垂典则于子孙，以示四方、信后世者，既有所谓大经大法，而于器物之制作又皆各有成法焉，然又恐其岁久而易坏也，又必熔炼金锡而铸为之器，权其轻重之剂、准其高下之等，既精既坚，无馀无欠，刻为铭文以为世则，置之王府之中，以示天下之式，以垂后世之范，使其是遵是用，不敢有所渝易焉。以此为防，末代乃有以公量收、私量贷，以暗收人心、潜移国祚如齐陈氏者，然后知古先哲王于巡守之时必同度量衡，于行政之初必审权量，非故为是屑屑也，其为虑一何远哉！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即《诗》言“南东其亩”也）〉百四十六亩三十步。古者百里，当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陈澔曰：“古者八寸为尺，以周尺八尺为步，则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则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计之，则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与此百四十六亩三十步不相应，里亦仿此推之。”

臣按：孟子言“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者，治地分田，经画其沟涂、封植之界也，后世田不井授，凡古之沟涂、封植之界限尽废，所以经界者，不过步其远近、量其广狭、分其界至，以计其顷亩之数焉耳。然欲计之而无所以经画之尺度，可乎？大江以北地多平原广野，若欲步算固亦无难，惟江南之地多山林险隘，溪涧阻隔，乃欲一一经画之使无遗憾，岂非难事哉？古人丈量之法书史不载，惟《王制》仅有此文，然止言古今尺步、亩里之数而不具其丈量之法。今世量田用所谓步弓者，不知果古法否？然传用非一日，未必无所自也。是法也施于宽广平衍之地固无不可，惟于地势倾侧、纡曲、尖邪之处，其折量纽算为难，小民不人人晓也，是以任事之人易于作弊。宋南渡初，李椿年言经界不正十害，首行于平江，然后推及于诸郡，当时亦以为便，惟闽之汀、漳、泉三郡未及行，朱子知漳州言于朝，力主行之，然竟沮于言者。或曰宋人经界之法可行否欤？曰何不可之有，使天下藩服、郡县皆得人如李椿年、朱熹、郑昭叔，斯行矣。虽然犹未也，苟非大臣有定见，得君之专以主之于上，岂能不摇于群议而终于必行哉？

《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钧〈（平也）〉衡〈（称上曰衡）〉石〈（百二十斤）〉，角〈（校也）〉斗甬、正权〈（称锤）〉概〈（执以平量者）〉。

仲秋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平权衡，正钧〈（三十斤）〉石、角斗甬。郑玄曰：“因昼夜等而平当平也，同、角、正皆所以平之也。”

吴澂曰：“衡下但言石，于五者之中举其至重者言也。上曰量，下又曰斗甬者，先总言其器，后言其名也。权者衡之用，概者量之用，唯度既不析其名又不言其用者，度自用，无为之用者也。”

臣按：古先圣王，凡有施为必顺天道，是以春秋二仲之月，昼夜各五十刻，于是乎平等，故于此二时审察度量权衡，以验其同异，或过而长或过而短、或过于多或过于少、或过于重或过于轻，皆有以正而均之，使之皆适于平焉。后世事不师古，无复顺时之政，虽有度量权衡之制，一颁之后听民自为，无复审察校量之令，故有累数十年而不经意者矣，况一岁而再举乎？民伪所以日滋，国政所以不平，此亦其一事也。

《论语》：谨权量，四方之政行焉。

饶鲁曰：“谨权量，是平其在官之权衡、斗斛，使无过取于民。‘关石和钧，王府则有’，固是要通乎官民，然民间权量关系尚浅，最是官府与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今之苗斛皆然，当纣之时必是取民过制，所以武王于此不容不谨。”

臣按：饶鲁谓“民间权量关系尚浅，最是官府与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今之苗斛皆然”，呜呼，岂但一苗斛哉？苗斛之弊比其他为多尔。凡官府收民贡赋，其米麦之类则用斗斛，布帛之类则用丈尺，金银之类则用权衡，三者之中丈尺为害较浅，惟斗斛之取盈积少成多，权衡之按抑以重为轻，民之受害往往积倍蓰以至于千万，多至破家鬻产，以沦于死亡，用是人不聊生而祸乱以作。武王继商辛坏乱之后，即以谨权量为行仁政之始，言权量而不言度，非遗之也，而所谨尤在于斯焉。谓之谨者，其必丁宁慎重、反复详审而不敢轻忽也欤。

《前汉·律志》：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锺之长，以子谷黍〈（黑色者）〉中〈（不大不小）〉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锺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夫度者，别于分，忖于寸，纮〈（音约）〉于尺，张于丈，信于引。引者信天下也，职在内官，廷尉掌之。

臣按：以上言度。五度之义，分者可分列也，寸者忖也，尺者纮也，丈者张也，引者信也。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锺之龠，用度数审其容〈（因度以生量审其中所容多少）〉，以子谷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善也）〉矣。夫量者，跃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也。职在太仓，大司农掌之。

臣按：以上言量。五量之义，龠者跃也，跃微动气而生物也，合〈（音阁）〉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也，斗者聚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

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锺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而五权谨矣。始于铢，两于两，明于斤，均于钧，终于石。

臣按：以上言权。五权之义，铢者殊也，物丝忽微始至于成著可殊异也，两者两黄锺律之重也，斤者明也，钧者均也，石者大也。

凡律度量衡用铜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齐风俗也。铜为物之至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于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铜也。用竹为引者，事之宜也。

臣按：五度之法，高一寸、广二寸、长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惟引则用竹，盖引长十丈、高一分、广六分，长而难以收藏，故用竹篾为之为宜也。五量之法用铜，方尺而圜其外，旁有緌〈（不满之处）〉焉，其上为斛，其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其状似爵。夫班《志》于度量二者皆言其所以制造之质，或用铜或用竹，独于权衡略焉，乃于下文总言度量衡用铜者，意者权衡亦用铜欤？后世于度量二者用木为之度，间有用铜者，而斗斛之制用铜鲜矣。权之为器非若度量，虽有长短、大小之不同而各自为用，惟权之一器则兼衡与准而参用之，所以为之质者亦各不同，准必以绳、权必以铜而衡则以木若铜为之也，后世一惟用木耳。臣请诏有司考校古今之制，铸铜为度量权衡之式，藏在户部，颁行天下藩服、郡县，凡民间有所铸造必依官式，刻其成造岁月、匠作姓名，赴官校勘印烙，方许行使。

秦始皇二十六年，一衡石、丈尺。

吕祖谦曰：“自商君为政，平斗甬、权衡、丈尺，其制变于古矣，至是并天下一之，皆令如秦制也。然此乃帝王初政之常，秦犹沿而行之，至于后世则鲜或举之矣。”

臣按：秦事不师古，至为无道，而犹知以一衡石、丈尺为先务，况其不为秦者乎？然吕祖谦作《大事记》，于始皇平六国之初书曰“一衡石丈尺”，而其解题则云：“自商君为政，平斗甬、权衡、丈尺。”意其所书之石非钧石之石也，后世以斛为石其始此欤？

宋太祖诏有司精考古式，作为嘉量，以颁天下，凡四方斗斛不中度、不中式者皆去之。又诏有司，按前代旧式作新权衡以颁天下，禁私造者。

太宗淳化三年，诏曰：“《书》云‘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国经而立民极也。国家万邦咸乂，九赋是均，顾出纳于有司，系权衡之定式，如闻黍之制或差毫厘，锤钩为奸害及黎庶，宜令详定称法，著为通规。”

臣按：宋太祖、太宗皆起自民间，熟知官府出纳之弊，故其在位首以谨权量为务。史谓比用大秤如百斤者皆悬钩于架、植环于衡，或偃手或抑按，则轻重之际殊为悬绝，于是更铸新式，悉繇参黍而齐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损也。又令每用大秤必悬以丝绳，既置其物则却立以视，不可得而抑按。繇是观之，可见古昔好治之君莫不爱民，其爱民也，凡官吏可藉以害民者无不预为之禁革，则虽一毫之物不使过取于民，彼其具文移著、律例约束非不备，刑罚非不严，然利之所在，人惟见利而不见害，往往法外以巧取，依法以为奸，孰若每事皆立为一法，如宋人之于权衡，必齐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损，又俾操执者却立以视而不得按抑。噫，使凡事事皆准此以立为之法，则官吏无所容其奸而小民不至惧其害矣。

程颐曰：“为政须要有纲纪文章，谨权审量、读法平价皆不可阙。”

朱熹曰：“所谓文章者，便是文饰那谨权审量、读法平价之类耳。”

臣按：程子谓“为政须要有纲纪文章，谨权审量皆不可阙”，朱子谓“文章便是文饰那谨权审量之类”，然但言文章而不及纲纪。臣窃以谓，权而谨之，量而审之，使其长短适平、多寡酌中，固是文饰之意，然于操执之时或钩锤之转移、衡尾之按抑，收放之际或斛面之加淋、旁緌之摇撼，则是无纲纪矣。是知圣人为治，无一善之徒行，无一法之徒立，一器之设虽小也而必正其制度，一物之用虽微也而必防其病弊，惟恐一事之或失其宜，一民之或被其害，此所以巨细精粗无不毕举，上下四方无不均平也欤。

以上权量之谨。

臣按：舜巡守同律度量衡，而此止云权量而不及度者，盖《论语》叙武王之行政止言谨权量，朱子注《孟子》引程子之言亦止言谨权审量而不及度，意者权量之用比度为切欤，不然则举二以包其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