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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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盗之机（上）

《周礼》：士师之职，掌乡合州党族闾比之联，与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追寇）〉胥〈（搏盗贼）〉之事，以施刑罚庆赏。郑玄曰：“乡合者，乡所合也。”

贾公彦曰：“合其人民之什伍者，此即因内政寄军令之类。五家为比，比即一伍也，二伍为什，以此什伍比追胥焉。”

臣按：先儒谓联比其居，什伍其人，乡官之事也，而士师掌之，比追逐偦，伺盗贼之事。可见成周盛时，虽称极治而圣人为民防患之心无所不及，故乡各有所司，而士师又合而治之，以比合比、以闾合闾以联其居，以伍合伍、以什合什以联其人。所以然者，使之相安，有不安者必其人非联比闾者矣；使其相受，有不受者必其人非比什伍者矣。于是即其相安相受之同什伍者，比而合之，以搏盗贼，昼则追逐之，夜则偦伺之，废事者则士师施之以刑罚，有功者则士师施之以庆赏，后世于里巷设为火铺、更夫，使之互相觉察以防盗贼，其原盖兆于此。

士师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贼、三曰邦谍、四曰犯邦令、五曰挢邦令、六曰为邦盗、七曰为邦朋、八曰为邦诬。

郑玄曰：“邦汋者，斟酌盗取国家密事。邦贼，为逆乱。邦谍，为异国反间者。犯邦令，干冒王教令者。挢邦令，称诈以有为者。为邦盗，窃取国之宝藏者。”

王昭禹曰：“为邦朋，为私党以乱民也。为邦诬，造讹言以惑众也。”

臣按：八者而谓之成，成者国法之成事品式也。朝廷为此八者之成事品式以禁制夫臣民，其事皆谓之邦者，以见此乃国家之大事，所以系安危治乱者，非但乡党州闾之事也。八者之中，邦汋、邦谍是交通外国之事，犯令、挢令是干犯王法之事，邦盗不过窃取国货而已，其间最是为邦朋者聚党以乱民，为邦诬者讹言以惑众，为邦贼者构逆以称乱，三者乃国家之大恶，生灵之祸本，有天下国家者所当预惩宿戒者也。先王立八成之法，使士师掌之而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所以杜其几微、遏其萌蘖者，岂不豫哉？

司厉掌盗贼之任器货贿，辨其物皆有数量，贾而揭之，入于司兵。

郑玄曰：“任器货贿，谓盗贼所用伤人兵器及所盗财物也。入于司兵，若今时杀伤人所用兵器、盗贼赃加责没入也。”吴澂曰：“贾而揭之，定其所直之价而识之也。”

臣按：司厉一官专主追征贼赃。

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犹校也）〉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庐之属）〉井树，若有宾客则令守涂地之人聚〈（与柝同）〉之，有相翔者诛之。

郑玄曰：“庐，客行道所舍。达，谓巡行通之，使不陷绝也。宿息，庐之属，宾客所宿及昼止者也。井共饮食，树为蕃蔽。相翔犹昌翔，观伺者也。聚之，聚击以宿卫之也。有奸人相翔于宾客之侧则诛之，不得令寇盗宾客。”

臣按：《周礼》遗人“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候馆，候馆有积”所以待宾客师役，使命之往来既已掌于地官矣，而秋官之野庐氏又职往来，按比而肃其守卫焉。由是观之，可见古昔盛时所以防盗者无所不至，非但以安行旅之往来，实所以示国威之严肃也。昔周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假道于陈以聘楚，道茀不可行而知陈之不能守其国，矧惟堂堂乎大朝，威名远慑于万里之外，九夷八蛮无不归仰顾于畿甸之间、国门之外，盗贼时时窃发公行以劫掠行旅，斯声也岂可闻于遐外乎？当道者以此为小事，故不以闻，盖不知《周官》设野庐氏之意、单襄公讥陈人之语也〈（臣请严敕捕盗之官，都城之外五百里内有盗贼劫掠者，其应捕及统督者不获盗，皆革其冠服，俾以必获为期，三月之外除其名。然京师地大而人众，俗杂五方，难于辨识，与其督责于其后，孰若豫备于其先，请于都城之外分为数路，每路约量远近立一望楼，每楼于常操军拨马军十名、步军十五名，五日一番，轮守楼上，置鼓一、白旗一、烽火一，遇有盗贼，楼上军即擂鼓举烟以白旗指其所往之方，楼下军具器械逐之，必抵其所至，如此，不必严刑督责而盗自无矣。若夫冬月河冰之后，于都城外设东西二营，委军官一员督领马军各一二百名，有大车运载者许其豫投辞告知，会集众军，必五车然后偕行，每车差马军三名护送，其军人刍料之具就俾僦车者给之，仍先行合经由军卫，如自良乡至涿州、涿州至河间、河间至德州、临清、济宁以至于徐州，此数处该班官军十月以后暂免赴操，俾委官督领马军以次递送至交换处，遇有回车，仍令顺护以回，如此，则道途无壅塞之患，商宦无畏途之忧，四方之人经历艰险，至于近郊，举首仰望九重宫殿于红云紫雾之中，即有登仙之乐矣）〉。

司寤氏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郑玄曰：“夜士，主行夜徼候者。”

王安石曰：“御晨行者，御使须明而行。禁宵行者，禁之使止也。”

臣按：此所谓夜禁也。今制一更三点禁人行，五更三点放人行，即此意。

修闾氏掌比国中〈（城内）〉宿〈（谓宿卫）〉互者与其国粥〈（养也，谓羡卒）〉而比其追〈（逐寇）〉胥〈（读为偦）〉者而赏罚之，禁径逾者与以兵革趋行者与驰骋于国中者。邦有故则令守其闾互，唯执节者不几〈（察也）〉。

郑玄曰：“禁径逾者、兵革趋行者、驰骋于国中者，皆为其惑众也。”

贾公彦曰：“邦有故，谓有寇戎、大丧札，皆恐有奸非，则令各守闾巷门，有执节公使者不几察也。”

刘彝曰：“掌比国中宿互柝者，谓检国中夜士之守宿也。互谓行马以断夜行者也，谓击柝以守门闾而传更者也。国之羡卒使之什伍以追偦擒捕寇贼，获多者赏之，否则罚之。”

臣按：成周之世所以防奸盗者，畿内则有野庐氏，城内则有修闾氏，是以都城内外奸无所容，闾里之间斩然以齐，门巷之列肃然以宁，虽有不逞之奸，无由而起，猝遇非常之变，有以制服之而不至于猖肆也。修闾氏掌比国中宿互谷者，国中，王城之中也，比合什伍宿卫于王城之中，以为追逐偦伺之备，各于闾巷之间设为互以断行，即今鹿角之类，设为谷以传更，即今木柝之属，夜行有禁则入息者不趋于晦冥之时，更漏分明则向晦者皆知夫早晚之候。盖寇盗之兴皆于夜静人息之时，而官府特于闾巷之间存此数辈，俾其不寐以为奸盗之防，此古昔盛时非独海宇之内无有大奸大寇，而于闾里门巷之中虽胠箧穴墉之小盗亦无有也。呜呼，天下之事何者而不起于微小哉？惟其绝之于微小，所以不使其延蔓滋长而至于大且著也〈（国初于南京设为四十八卫，每卫各有营，营两际各为门，本卫官军就居其中，遇有警急起集为易，又于五城各设兵马司，设立弓手专以巡徼京城内外，即《周官》修闾氏之职也，又于各坊里巷立为火铺支更守夜，其与修闾氏所谓互谷追偦者无以异焉。盖卫有所定居，则呼召之军易集，巡徼有攸司，则追偦之责有归，祖宗思患豫防之意深矣。惟今京师盖袭胜国之旧，街坊里巷参错不齐而卫所散处，而士卒之名隶尺籍者聚散无常，甚者野处在数十里之外，幸而承平无事，一旦不幸而有意外之变，出于仓猝之间，急欲有所召集，岂不难哉？臣愚欲于无事之先而豫为有事之备，请复祖宗南京旧制，虽然时异势殊，当守成之后而为创始之谋诚未易也，无已请用祖宗之意，以为今日之备可乎。夫南京之卫四十八，今京卫七十有馀，其卫署随处散置，中亦有未置署者，且其军士虽系籍卫中食粮，至其操练以待调发则分在各营，必欲使每卫各为一处，联比其居，决有不能者，今名籍在卫所、队伍在将领而其所居之地方则各属兵马司也，今京城地大人众，聚四海之人，杂五方之俗，承平日久，人烟众盛，奸宄实繁，一城之大仅设五司，官僚十数员，兵卒百十辈，而京城内外不下百十万人家，力有所不周，势有所不及，臣请每城量地广狭远近，添设行兵马司数处，每处添设副指挥一员居守其司署，相去以鼓相闻为限，司前用四木建鼓楼一所，添兵置鼓以支更，每更击鼓而火铺则击柝以相应，由近及远，不许杂乱，又于该辖地方除官民及匠外，凡像见操官军在地方住者，不分赁寄及上班者，皆俾报名附册，就于本坊见居军官中推举其管操者一员，官最高者或侯伯或都督、都指挥，无则把总指挥为众信服者，奏闻以为地方总领，每季一造册，册成各为三，一留本司、一送兵部、一送总领官，每季行兵马司率领本坊见居官军起赴总领官私居参见，每年四见，此外不许擅自起倩。旧例，每兵马司岁委御史一员督察，今既多立分司，宜随地方广狭添差分管，遇有儆急，兵部下兵马司行御史督该司起集该方官军，赴总领处听用，如此，则仓卒事起有备无患，虽非祖宗设立军营初制，然于其间处置得宜，运用有方，则亦其遗意之仿佛也。又京城内外自来街坊因袭前代旧名，俚俗不雅，混乱无别，宜令各该御史督同兵马司官分界画图，别立新名，每处立一大铺，分统小铺，每小铺设更夫六名，每夜自二更一点起守至四更三点止，其初更及五更不禁人行，每更二人，一守一巡，其大铺更夫倍之，大铺之立，必在本巷内出大街口边，对立木橦二，四尺以下，悬铁索三以截断行路，二更一点以后即横糸互以绝往来，至四更三点方开，其他小巷口可通大街处俱为栅门，一更三点即锁断，五更一点方开，各行司为印烙牌数十面，遇有公事及人家水火、昏丧紧急等事，许先赴行司告领牌面，遇夜照放，无牌而阑出及擅开者坐以罪。每大铺置大铜锣一面，小铺各置某小者一面，遇有盗窃即声锣相应，其城中大街及城下皆不必立铺，其大街中及城下居者俱分守各巷口大铺，大约京城直南北大街不过数处，假如崇文门自门至四楼为一节，又自此抵城下为一节，每节夜拨马军十五名，每夜止巡二更、三更、四更，更轮五骑往来巡逻，其馀仿此，其九门城垣之下以城为限，每城拨军之数亦如之，其巡逻之军，五军大营每日于见操官军内轮差。如此，则人家有盗贼之警而更铺得以阑拒，而贼不得以出入，国家有仓猝之变而军士易于召集，而贼不得以纵横，此虽琐末之事，而所关系实大，为国远虑者可不加之意乎。臣因是而又有一见焉，昔者周幽王举火以戏诸侯，则是三代之时不独边境置立烽火，而宫禁之中亦有之也，今国家运气隆盛，德泽深厚，所谓亿万年盘石之宗泰山而四维之者也，万无意外之事，然杞人忧天，天岂有坠理而杞人忧之，忧之诚愚也，然不失为爱天之深，臣愚请于皇城中豫蓄二高竿，猝有不测之事，即于琼岛上立之，悬红灯为号，其事缓急以灯多少为符，预以遍告诸总戎大臣，俾知其故，又于九门上各立高竿以悬红灯，定多少之数以示缓急之别，遍告诸军以为进止分散之令。如此，则不烦三令五申而六军万姓可不言而谕、不召而至矣，此亦愚者之一虑）〉。

《论语》：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朱熹曰：“言子不贪欲，则虽赏民使之为盗，民亦知耻而不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朱熹曰：“为政者民所视效，何以杀为？欲善则民善矣。”尹焞曰：“杀之为言，岂为人上之语哉？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而况于杀乎？”

臣按：宋范祖禹上疏于其君，首引鲁《论》此二章孔子答季康子之问之语，而继之曰：“臣始读此二章书，盖尝疑之，以为圣人之言主于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效也，及观唐太宗初即位，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役繁，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馀，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观太宗之政如此，乃始知圣人之言不欺，后世行之必有效也。夫以区区之鲁国，季康子为相，孔子犹劝之以不欲所以止盗，况天子之为天下乎？伏见熙宁臣僚有奏请别立盗贼重法者，自行法以来二十馀年，不闻盗贼衰止，但闻其愈多耳。古者开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节俭，示之以纯朴，有邪僻之民然后齐之以刑，岂有不治其本专禁其末哉？”祖禹所谓本者，开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节俭、示之以纯朴是已，然先以节俭、示以纯朴，非无欲而欲善者不能也，人君本节俭纯朴以为治，则民之衣食足矣，而又得人以教化之，则民皆化于善，而仰事俯育之皆足，放僻邪侈自不为矣。

子曰：“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苏辙曰：“古之圣人止乱以义，止盗以义，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义而谁与为乱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赵之人，八十年之间百战以奉贼臣，竭力致死、不顾败亡以抗天子之兵，而以为忠臣义士之所当然，当此之时，燕赵士唯无义也，故举其忠诚专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顺，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故夫燕赵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臣按：苏辙谓止乱以义、止盗以义，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义谁与为乱哉？臣窃以为，乱与盗皆起于血气之勇、心志之欲也，夫盗之起始于里闾，积而至于为大盗则乱天下矣。是以古之圣王必制民恒产，使其仰事俯育之有馀，教以礼义，使其知尊君亲上之当务，则其心志有所养而不敢肆其欲，血气有所制而不敢逆乎理，则里社之间偷窃之盗且不作矣，虽欲为乱，何所资而起乎？

秦二世时，发闾左戍渔阳者九百人屯大泽乡，阳城人陈胜、阳夏人吴广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斩。胜广因天下愁怨，乃杀将尉，令徒属曰：“公等皆失期当斩，假令毋斩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众皆从之。乃为坛而盟，称大楚，攻大泽乡，拔之。比至陈，卒数万人。入据之，遂自立为王。郡县苦秦法，争杀长吏以应之。使从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怒下之吏，后至者曰：“群盗鼠窃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也。”乃悦。

臣按：盗贼之起，盖有所因也，秦自始皇以来所以劳民力、苦民心、费民财、戕民命者非一日矣，民无以为生，举手动足何者非杀身之地，使有一隙生路，民亦不寻死矣，不得已而死中求生，此广、胜之徒所以造乱也。二世承始皇酷虐之后，天下愁怨之时，虽施之以仁恩惠政，犹恐不能补救，况又自蔽其耳目哉？盗已众矣而犹称无盗，臣下有言盗者反怒之，不当怒而怒，当忧而不忧，天下安得不乱哉？

汉武帝天汉中，东方盗贼滋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杀二千石，掠卤乡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琨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所至得擅斩二千石以下，诛杀甚众，一郡多至万馀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臣按：立法以除盗贼，不可以不严，亦不可以过于严，不严则有司不肯用心除贼，遂至养成大祸，过于严则有司恐罪及己，上下相蒙蔽以避文法，因而驯致大乱，二者皆非中道也。盗贼之起，必推求其致盗之由，既得其由，必研穷所以至于此者何故也，既得其故，必反其所为，以民待民而不以盗待民，如是而民为盗犹自若也，然后以盗待之。大抵民之所以为盗之故，不在朝廷则在官吏，又不然则是奸民之乘间生事也，国家不幸而有盗贼之起，则必反而思其所以致之者，其祸起于朝廷则反己自责、去其弊政，起于官吏则根究所自而诛逐其人，若但出于奸民则必急剿绝之，痛惩以警众，使毋至于滋蔓也，如此处之，庶几得中道乎。

宣帝时，渤海岁饥，盗贼并起，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龚遂，拜渤海太守，召见问何以治盗贼，对曰：“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上曰：“选用贤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惟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加赐黄金赠遣。乘传至渤海界郡，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敕属县：“罢逐捕吏，诸持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持兵者乃为贼。”遂单车至府，盗贼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镰也）〉汋，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遂乃开仓廪假贫民，选用良吏，慰安牧养焉。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各以口率种树蓄养，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狱讼止息，至是入为水衡都尉。

臣按：宣帝以渤海盗起，选能治者，丞相以龚遂应诏，可谓得人矣。以今观之，虽曰遂之才能，然非相臣之举，则帝无由得以用之，宣帝召至殿庭，亲行诘问，假之以文法，宠之以厚赐，此遂所以尽心效力，使郡之盗贼悉平而皆为良民也。于此一事可见宣帝留心民瘼，虽以一遐远之郡、二千石之吏犹拳拳如此，盖欲无负乎上天之付托、祖宗之传序，而亦不虚受臣民之供奉爱戴也。

甘露元年，免京兆尹张敞官。数月，京师吏民懈弛，枹鼓数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贼，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拜冀州刺史，到部盗贼屏息。

臣按：朝廷不可无名望之臣，名望之臣一足以当才能之臣十，夫才能有无固在乎其人，而其名望则系人君优假以养成之也。朝廷有此名望之臣，天下之人闻之有素，一旦有繁剧难处之事，委以任之则事半而功倍矣。盗贼虽曰小人，然非有智术者亦不能以聚众也，所以敢于犯天诛而为灭族之举者，非不知王法之严也，自恃其能，而谓人皆不己若也，而一闻有智术出其右者，其气自馁，而从之者亦泮然解散矣，宣帝起张敞而用之盖此意也。

以上论遏盗之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