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觉迷录/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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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觉迷录 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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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谕：我朝肇造区夏，天锡人归，列祖相承，中外从乂。逮我圣祖仁皇帝，继天立极，福庇兆民，文治武功，恩施德教，超越百王，亘古罕有，此普天率土，心悦诚服。虽深山穷谷，庸夫儒子，以及凡有血气之伦，亦莫不尊亲者。

讵意逆贼吕留良者，悍戾凶顽，好乱乐祸，自附明代王府仪宾之孙，追思旧国愤懑诋讥。夫仪宾之后裔，于戚属至为疏贱，何足比数？且生之末季，当流寇陷北京时，吕留良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后，伊亲被教泽，始获读书。成立于顺治年间，应试得为诸生，嗣经岁科屡试，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盗窃虚名，夸荣乡里，是吕留良于明毫无痛痒之关，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节也。乃于康熙六年，因考校失利，妄为大言，弃去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后以博学宏词荐，则诡云必死；以山林隐逸荐，则薙发为僧。按其岁月，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馀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千古悖逆，反复之人，有如是之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书，立逆书，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其实不过卖文鬻书，营求声利，而遂敢于圣祖仁皇帝，任意指斥，公然骂诅，以毫无影响之事，凭空撰造，所著诗文以及日记等类，或镌板流传，或珍藏秘密，皆人世耳目所未经，意想所未到者。

朕审阅之馀，不胜惶骇震悼，盖其悖逆狂噬之词，非惟不可枚举，抑且凡为臣子者所不忍寓之于目，不忍出之于口，不忍述之于纸笔者也。今姑就其中数条略为宣示内外诸臣，庶天下后世共知其诪，张感愤之荒唐，犬吠狼嗥之忿唳。

自生民以来，乱臣贼子，罪恶滔天，奸诈凶顽，匪类盗名，理学大儒者，未有如吕留良之可恨人也。其文集有云：“德祐以后，天地一变，亘古所未经。”又其形状云有：“故人死于西湖，为位以哭，坏墙裂竹，拟于西台之恸。”又云：“将以小庄为桃花源，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人。”又云：“遂削发僧，敬延性命。”又辞山林隐逸之荐，答友人书云：“有人行于途卖饧者，唱曰：‘破帽换糖’，其人急除匿己，而唱曰：‘破网子换糖’，复匿之又唱曰：‘乱头发换糖’，乃惶遽无措，曰：‘何太相逼’。”留良之薙顶，亦正怕换糖者相逼耳。又示诸子戒生辰云：“如其有重于生也，则偷息一日一日之耻也。”世有君子曰：“夫夫也，何为至今不死也。则其僇严于𫓧钺，又何庆之有？使以辱身苟活者为庆，将置夫年不满三十，义顾门户，断脰飞首，以遂其志义者于何地也？”

又曰记内诗句云：“若论五百年间事，紫色蛙声总正传。”又云：“麻剌吉出城，送者填塞饥渴，易为饮食。”如此观我民狼狈不知所归，可怜可痛也。

又云：“李雯，华亭人，甲申后入北幕，与史道邻书及下江南诏皆其笔也。中有‘六合一而泰阶平，礼乐兴而干戈息’之句，人传嗤之。”

又云：“沈天彝为其妹求旌贞节，且云其尊公弃车先生遗命，不请有司之旌，予曰：‘尊公之职高，其命正当尊也。’弃车先生遭变后，十馀年闭门不见宾客，颠毛全好，天彝忽以酒灌醉，尽髠之，醒为号痛而已。所著述将及栋，天彝尽取焚之，恐有刺触累己也。嘻，亦异矣！”

又祭友人云：“斯文将丧，逆天者亡；顾我逆天，死反得后”等语，此即其梗化不臣，明目张胆，指我朝为闰统托吠，尧以自文者，皆此类也。

夫吕留良食本朝之粟，履本朝之土，且身列胶庠，深被本朝之恩，何得视如仇敌而毫无顾忌？曾蜂蚁之不若乎？

又文集有云：“人心恶薄日甚，即杀运所开，聊避睹闻，窃恐不免。”

又日记云：“吴三桂乞撤之语，甚有愤懑不平之气。三桂老，不足虑，其下恐未必安。”又云：“滇中于甲寅元日寅时即王位，取四寅也。今按其时，正彼中日食云”

又云：“董允瑫出其新作，乃平平凉颂也。予不看曰先须改题目，去首字，改颂作叹”

又云：“闻吴三桂死，有吴国贵者立清，遣人往讲，割云贵罢兵。”

又云：“闻闽乱为范承谟激成，承谟亦死于闽。”

又其形状内云：“夙兴夜寐，终日乾乾……”等语。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平日谓我朝皆任意指名，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至于与逆藩吴三桂连书之处亦曰清、曰往讲，若本朝于逆藩为邻敌者，然何其悖乱之甚乎？！且吴三桂、耿精忠乃叛逆之贼奴，人人得而诛之，吕留良于其称兵犯顺则欣然有喜，惟恐其不成；于本朝疆宇之恢复则怅然若失，转形于嗟叹；于忠臣之殉难则污其过失，且闻其死而快意，不顾纲常之倒置，惟以助虐迎寇为心，不顾生民之涂炭，惟以兵连祸结为幸，何吕留良处心积虑，残忍凶暴之至此极也？

且乾乾夕惕，《易经》传注皆以为人君之事，而其子孙公然以加吕留良之身，不更肆且妄乎？

又云：“永历帝被执时，满汉皆倾心东宫。勒马前行，以鞭稍东指则东边满汉兵皆跪，西指则西跪。弑之日，天地晦霾，日月失光，百里之内凡关壮缪庙皆被雷击……”等语，查伪！永历朱由榔本窃立于流寇之中，在云贵、广西等处，其众自相攻剽劫夺，贻祸民生，后兵败逃窜缅甸。顺治十八年，定西将军爱星阿等领兵追至缅城，先遣人传谕缅酋，令执送朱由榔，否则军临城下，后悔无及。大军随至城下，缅人震惧，遂执朱由榔献军前，杀伪侯五维恭等一百镠人，于是全获朱由榔眷属以归，此伪永历之实迹，乃中外之人所共知者。朱由榔穷蹙无归，为我朝满汉大兵所共擒获，岂有擒获贼寇之人转于伊马前行跪之理乎？其时之汉人兵丁亦耻而不为之事，况于满人乎？此等瞽说荒唐鄙谬，无中生有，不知何自而来也。

至云关壮缪侯庙皆被雷击，尤为荒诞之甚。朱由榔之死，实系上天诛殛，而人力岂能强为耶！

关圣帝君与雷神皆为奉天司令之正神，何以有凡关庙者皆被雷击之事？于理亦甚为不顺。且本朝用兵以来，事事皆仰荷上天眷佑之恩，百神呵护之德，即如我兵之守永兴也，士卒不过千人，贼以重兵相攻，势甚危急，蒙真武之神显化，神兵布满岩谷，狂寇寒心裭魄，众遂溃逃而散，此有御制碑文详纪其事者。其克复云南城也，则有金马飞腾之兆，而逆寇即日荡平，此皆见之志，乘万目共睹之事，天下所共知者。然此不过举一二事而言，其他不可枚举。吕留良独不闻之乎？总之，逆贼吕留良于本朝应有征应之事迹则㮣为隐匿而不书，而专以造作妖诬，欲快其私愤，伊之妄诞伎俩，能逆天乎？！

又文集内云：“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等语。夫明末之时，朝廷失政，贪虐公行，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至于流寇肆毒，疆场日蹙，每岁糜饷数成万，悉皆出于民力，乃斯民极穷之时也。我朝扫靖寇氛，与民休养，于是明代之穷民咸有更生之庆。吕留良岂毫无耳目，乃丧心昧理，颠倒其说，转言今日之民穷乎？况逮我圣祖皇帝爱育黎元，海内殷庶，黄童白叟，不见兵革，蠲租减赋之政，史不胜书，何由而穷至为羲皇以来仅见之穷乎？试问之吕留良如我圣祖皇帝六十馀年，久道化成，休养生息，物阜民安，内外升平，兆民乐业，即自羲皇以来，史册所纪，曲指而数，蒙上天眷佑，可以比并我朝之盛者，果可多得乎？而乃云羲皇以来未有之穷，不太甚乎？

即如吕留良还不逞之心，动云万金结客，而其刊刻我朝时文，货卖谋利，富仍不赀。观其日记所载米盐琐碎，算及粪坏，营营求财之心，惟日不足，尚得谓之穷乎？

又日记内云：‘四月末，京中起怪风三日，其色大红，著人面皆红。’又云：‘石门镇堰桥水忽立二丈许，舟中芦席有飞至南高桥复还原舟者。’又云：‘有大星如碗，后有细星随之如彗。’又云：‘十二月二十九日夜，雨甚大，㸌然大电随发，震雷甚响而长，不知明年作何运数耳。’又云：‘初五日午后，日光磨荡有黑，日如斗状。’又云：‘日有三枚，日旁有一差，小者色白，不甚动。白日旁又一小者，色赤而动甚。’又云：‘河南郏县有凤至，百鸟朝会数日。有二赤鸟，长丈许，以身蔽。凤凰身五色陆离，鸣如萧韶，邑人怪之。驱牛厌胜，牛俱股栗不前。路上死鸟甚众，又有死金色鲤，狼藉地上。时予作凤砚铭云：“德未尝衰，尔或不来。善以道鸣，必圣人生。而忽闻此，又一异也。”’等语。凡此毫无影响、妄捏怪诞之记载甚多，总由其逆意中幸灾乐祸，但以捏造妄幻惑人观听为事，其荒诞不经皆不顾也。

夫灾异亦古所时有，上天垂象，原以儆戒人君，令其修省进德，未有事不实而可以为鉴者也。若如吕留良之记载，一一皆虚，天地间未有之事何以示儆于将来？假使传诸后世，以捏影捕风之语，或信为实有之事，必以从前太平盛世尚有如此非常奇怪灾异。倘遇日月星辰水旱之变必轻忽为无关于治乱而漫不经心。其所以启后世人君之怠玩者，其罪不可胜数矣。

又日记云：‘康熙甚吝吴中，顾云珵者写直甚精，供奉内廷，不许其遍游公侯之门。一日入朝，仓遽用旧服，康熙曰：“此要银子也！”荐之一王子，王子送元宝二百两及縀，康熙收之。临行辞康熙，止予二十四两而已。’等语。不但岂有此事，而怪诞悖乱何至于此极也！

吕留良以此诬诋圣德。夫韩昭侯藏蔽袴曰：‘欲待有功者，史册相传。’以为美谈。今一写真之人，即圣祖仁皇帝不轻加厚赐，亦圣主慎重赏赉之盛德耳。而吕留良捏此浮言，讥为吝惜财物乎？

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一年，除水旱赈恤外，特恩蠲钱粮不下数百万万，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岂吝主所能为者？吕留良独无耳目乎？忍心害理，可谓极矣！且吕留良谊属臣民而谩称康熙，其悖逆无状，何太甚矣！即此数条，猖狂悖乱已极放言横逆之罪，况其他太甚之词尤足令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

夫吕留良生于浙省人文之乡，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且曾静祇讥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况曾静谬执中国夷狄之见，胸中妄起疑团，若不读吕留良之书，不见吕留良之议论，蜂起快心满意，亦必有所顾忌而不敢见之文辞。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诚有较曾静更为倍甚者也。朕向来谓浙省风俗浇漓，人坏不逞。如汪景祺、嗣嗣庭之流，皆以谤讪悖逆，自伏其辜，皆吕留良之遗害也。

甚至民间氓庶亦喜造言生事。如雍正四年内有海宁平湖阖城屠戮之谣，比时惊疑相煽、逃避流离者有之。此皆吕留良一人为之倡导于前，是以举乡从风靡也。盖浙江士人等习见吕留良之恣为狂吠，坐致盛名兼拥厚赀。曾无织芥之患，得婴其身，是以转相推服、转相慕效，多被愚迷而不知也。

甚至地方官吏怵其声势之嚣凌、党徒之众盛，皆须加意周旋，优礼矜式，以沽重儒之誉。如近日总督李卫为大臣中公正刚直之人，亦于至任之时循沿往例，不得不为之赠送祠堂匾额，况他人乎？此其陷溺人心、浊乱世俗，害已不可胜言矣。

数年以来，朕因浙省风俗之害，可忧者甚大，早夜筹划、仁育义正、备极化导整顿之。苦心近始渐为转移，日归于正。若使少为悠忽，不亟加整顿，则吕贸良之邪说诬民者，必致充塞胶固于人心而不可解，而天经地义之大闲泯没伦弃，几使人人为无父无君之人矣。

吕留良之为祸浙省者不知何所底止耶。今日天道昭然，逆贼恶贯时至，令其奸诈阴险心情败露，则不容不明正其罪以维持世教、彰明国法者也。

且吕留良动以理学自居，谓己身上续周程张朱之道统。夫周程张朱，世之大儒，岂有以无父无君为其道，以乱臣贼子为其学者乎？此其狎侮圣儒之教、败坏士人之心，真名教中大罪魁也！而庸流下愚，不能灼知其心迹行藏，乃以一不解天经地义之匪类，犹且群然以道学推之，则斯文扫地矣。

即吕留良自撰之文亦云逆天者亡，又曰：‘顾我逆天，死反得后。’明知逆天之罪大，而欲悍然蹈之，死而不悔，不知古今以来天地间乖戾悍暴之气何独钟于吕留良也！

朕即位以来，实不知吕留良有何著述之事。而其恶贯满盈、人神共愤、天地不容，致有曾静上书总督岳锺祺之举，曲折发露，以著吕留良之凶顽。而吕留良之子如吕葆中者，曾应举成名，蒙恩拔置鼎甲，仕列清华。其馀子孙多游庠序，乃不即毁板焚书，以灭其迹。且吕葆中既以身叨仕籍，犹世恶相承，并未洗心涤虑。前此一念和尚谋叛之案，党羽连及吕葆中，其时逆迹早已彰著。蒙圣祖仁皇帝如天之仁，免其究问，而吕葆中遂忧惧以死。就常情而论，吕葆中之兄子孙，遇如此之惊危险祸，且荷蒙圣祖皇帝如此之高厚洪恩，自当感激悔悟，共思掩覆前非，以为幸逃诛殛之计。岂料冥顽悍鸷，习与性成，复抱守遗编，深藏笥箧，此固吕留良以逆乱为其家传，故吕葆中等逆竖昏愚罔知警惕，而实乃天道昭然，不容少昧。如有鬼神驱遣，使逆贼之阴谋彻底呈现于今日，逆贼之遗毒不致漏网于天诛也。

前此曾静逆书，朕所以一一剖白者，缘朕即位以来深知外间逆党甚众，自然散布讹言惑乱人之心志。其所诋，惟朕之一身者。朕可以己意自为判定归结，若如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获罪于圣祖在天之灵者至深至重，即凡天下庸夫孺子，少有一线良心之人，知此亦无不切齿竖法，不欲与之戴履天地，此亦朕为臣子者情理之所必然。兹特降谕旨，将诸条略为宣示，其逆贼吕留良及其子孙、嫡亲弟兄、子侄应照何定律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会议，直省督抚、提督、两司秉公，各抒己见，详核定议俱奏

杭奕禄等将吕留良一案上谕发与曾静、张熙、刘之珩等看，曾静等供词二条：

曾静供：弥天重犯生于楚边，身未到过大都，目未接见文人，见闻固陋，胸次尤狭，只有一点迂腐。好古好义之心时存于中而不可泯，加以吕留良之文评盛行于世，文章举子家多以伊所论之文为程法，所说之义为定议，而其所讥诋本朝处又假托春秋之义，以寄其说于孔子口中，所以不得不令愚人信其实。弥天重犯心下虽不知本朝得统来历与列圣相承功德，然生圣祖皇帝之朝，赖圣祖皇帝之恩，自祖父以来，无干戈之扰，无苛政之苦，休养生息，以乐以利，大是安业顺化，胸中原无此说。无奈吕贸良将此义发得惊异，且以为说出于孔子。弥天重犯虽不识吕留良何如人焉，有不信孔子且浅陋无知，胸中实别寻个义理，解脱不出，因妄自揣量，以为士人读书，无事不当以孔子为法，岂有当前一个这样大的名义全不照管，竟孔子一部《春秋》囫囵吞下去，如何使得？所以抱此疑团，陷身大逆而莫救。直到今日，想来当时之所以别寻个义理解脱不出者，只为心中不知本朝龙兴之原与列圣递承之绩，所以为一部《春秋》束缚。若晓得这两个缘固，本朝名正言顺，大义亭亭，关春秋所摈甚事，与管仲所攘何涉，又何至为彼说所掬局？弥天重犯今日之所以切齿痛恨于吕留良者，为伊生于明末之季，身处江浙人文之区，于本朝功绩岂有不知？以伊之聪明才性，本朝如此亭亭大义，岂看不出既托身于儒林，合该早将斯义表白于天下，使天下读书士子晓然知本朝大功大德、名正言顺，尊之亲之而勿至疑孔子《春秋》之说。此方是吕留良当身之正义，如何反将此正大义理隐蔽，不见宣发，竟支吾旁引《春秋》之义以抵挡本朝既背经文之旨，复乖当身之义且流说于士林，遗累于国家。今日士子之从事举业文字，晓得他的说话者胸中未尝不染其恶，但所知有浅深，是以受病有轻重，求其能卓然自信，知吕留良之说为非，而复解脱得一部《春秋》之义与本朝丝毫无碍者实少，盖人纵晓得本朝功德之隆，治业之盛，远驾汉唐而直接三代，与圣人之生原无分于东西，然不能去吕留良之说而紧抱一部《春秋》，义旨在言下不是说坏，本朝不是圣人，定会诽谤孔子，错作《春秋》。此弥天重犯前在长沙两次亲供，解说此义到今，目思来实是皇天眷佑我朝，知得我朝正义正名。久为逆说，掩蔽于士庶人之胸，所以假弥天重犯之口，曲折阐发此义，使天下万世共尊共亲，无毫发遗玷于我朝之圣德神功，故必如狝天重犯之身亲经历方晓得此义。从前错误实由于无知而过信吕留良之说所致，今得圣谕开示，复就伊荒唐鄙谬、无中生有的说话，思之并考吕留良的实地与其学问心术，知得彼非不知而看错，实出于有意以诋诬也！所以，终本朝一切实有征应之事迹则概为隐匿而不书，而专以捏造妄幻、惑人观听为事，全不知食本朝之粟、覆本朝之土，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皇恩之当报，而竟无顾忌，相视如仇。今观其说话全是诪张佞利之口，逞其忿戾凶顽之习而复巧为藏奸隐诈，假托圣贤之说，盗名理学大儒以欺世而惑人。自古以来，乱臣贼子包藏祸心，诱变士子、陷害良民者未有如吕留良可痛可恨之甚也